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站在钓鱼人说的左家桥上，我真的遇到一位引路者。一位戴着头灯的大爷，扶着自行车站在马路边上。我过去问他，您知道晓市在哪吗？他掏出手机打开微信对话框，问了句，老赵，今天在哪摆？接着，他就招呼我去找辆自行车跟着他。

我们骑着车在凌晨3点的二环路，畅通无阻，白日里繁忙的马路和街景在晦暗不明的路灯下一点也看不出熟悉的样子，只有睡在路边的流浪汉说明，北京已经到了温暖的季节。

大爷在大路和小路间轻车熟路，他说，来福士广场负一层的超市下个月5号关门，“卖的东西太贵了”。他看过一条新闻，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超过京东，他分析原因也是卖得贵。我说，京东好处是送得快。“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看价格。”他只在拼多多买东西，但不想就购物习惯与我详谈，他的结论是“又有一批人要失业”。大爷问我年轻人失业了是不是都跑去地摊捡漏。他发现晓市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在市场淘货，放在网上卖。接着他问我，上班了吗？我说是的，他没有追问，但显然已经将我归入淘货的失业青年一类。

我知道晓市时被告知，它是一个会卖二手内裤的市场，庄严北京之外的暗角，它包容任何人和任何破烂。互联网只有两段关于晓市完整的记录，发布于2021年，就连无处不在的自媒体人也不曾在小红书上留下只言片语。“凌晨三点营业，六点钟，在城管来之前收摊”，“不要对别人卖的东西感到大惊小怪”，是我从中得到的建议。一条2023年的官方消息还告诉我，晓市非法无照占道经营行为会被彻底取缔。

骑到中途，我们遇上一位蹬着三轮的大爷，“来啦”。那是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有一顶木板和防水布搭的顶棚，不是流水线的产物，车斗的容量只能坐下一名儿童，被他塞得满满当当，用一张布掩着。

三轮大爷骑得慢，我们很快就超过他。带路的大爷说，那是去摆摊的，他也带了一只包，打算去找个人收了。他不常去晓市，正事是钓鱼，自从城管加强管控之后，市场的位置一天一变，要知道正确的地点只能靠熟人。这就解释，为什么我按网上的位置找不到晓市。

又过了几个路口，路边的步道出现了好几个人，白色的光在其中时隐时现，大爷说：“就是那儿了。”

还没到凌晨4点，人不多，那些在地上摆着物品的摊位就是晓市。后来的人打着招呼，还不多的摊位前蹲着三三两两的人，打着手电筒端详、挑拣。这是不提供照明的市场，一切从简，有的摊位铺张布把货物码得齐齐整整，有的摊位维持着刚从麻袋里倒出来的样子，还有的摊位连张布都没有，就这么散在地上。

我在一个装满了旧书和杂志的口袋里翻到一张2005年皇马中国行和现代足球队对抗赛的纪念门票，不消想，这东西一点用没有，我也不是球迷，但当摊主开价5元时，我立马付了钱，心里想的满是在闲鱼上卖给一个球迷。后来，我总听晓市上的人说：“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卖了，反正便宜”，他们总结为淘货原则。

没有经过市场的任何训练，我自然就成了带路大爷口中倒买倒卖的青年，我想是因为晓市卖的东西实在便宜。这里的定价大多在十块以下，一块钱可以买件带吊牌的衣服，也能买一根全新的充电线，三块钱拿下一个公牛插座，八块钱带走一双二手的美产新百伦运动鞋。如果不计较款式和新旧程度，市场可以满足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瓶装水两元的时代，我对一块钱的购买力缺乏想象，即便我已经把生活消耗品的需求放在拼多多。

一个摊位上的食品和生活用品。

丽丽是晓市最年轻的卖家，但她大部分时间不在自己的摊位上，淘货是她的主业。她告诉我，一定要还价，对半砍，五块砍到一块。她指着摊上的一盒戒指说，那是她三十块两盒买来的，共七八十枚，就算一块卖出去，她也能赚。

晓市的买手都有自己擅长的门类，丽丽主要淘手表、衣服和一些用得上的杂货。我们一起逛市场，她指着一个摆放整齐的衣服摊说，淘衣服就得淘那些看上去熨贴干净的货，有吊牌的优先选。她拿起一件无袖连衣裙，翻出吊牌问我：“认识这个牌子吗？”

那是一个全球连锁的快时尚品牌，不久前我去过它的线下门店，正是打折季，红色的特价签盖上原有的价格，醒目的59元、79元、99元，人们在试衣间门口大排长龙似乎必须买点什么才会离开。

丽丽攥着连衣裙，又拿了一件黑色短袖，付给摊主两块钱，麻利地将衣服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她告诉我，穿不了就挂闲鱼，“卖个三十没问题”。她开始算账，假使邮费10元，她还能赚19元。在闲鱼，人们的价格预期显然更高，丽丽靠两个市场的价差赚钱。

我看到手表都是坏的，问丽丽，这有什么可淘的？她反回：“这儿有能走字的表儿吗？”买手的门道是技术，有人懂工艺、材质，有人有手艺。丽丽是后者，她会修手表，低价买入地摊上的机械表或石英表，修好就转手几倍卖出去。另一位修表匠告诉我，他淘到过一只坏掉的金表，专卖店要卖四万多，但他只花六十块就买到，修好后两万卖了。不过，这属于晓市的传奇，他逛市场三十多年就碰上过一回。

与北京知名的大柳树鬼市和潘家园鬼市相比，晓市的定价最低。一位卖古玩的大姐容许我用二十块买下一只她口中的红玉吊坠，她说，要是在潘家园，没有八十她不会卖，那里摊位费都要五十块一天。在北京，几乎没有什么个体经营行为是不纳入集中管理的，以至于我向朋友介绍，晓市就是一段摆在马路边、没人管的地摊，他很惊讶。我说城管说说不定会去赶人。他问，城管凌晨三点跑起来上班？

我在晓市上没有见过一个穿着城管制服的工作人员，但据说城管的眼线无处不在。我加入了一个晓市的群，指望有人能发摆摊的位置，除了固定的人每天发天气资讯，那个群不主动提供信息。后来我知道人们是担心城管的人在群里。有次，我和丽丽看到一个遛狗的人对着市场拍照，丽丽告诉我，那可能就是向城管举报的人，理由可以是吵、脏、占道或是笼统的不文明。

如果人们把某种行为视为文明的反面，我好奇，他们的文明标准是什么？官方消息中写着，彻底取缔东直门晓市鸟市是为了打造美丽休闲运动健身园。这座公园在2022年建成，位于香河园北街、香河园西街与西坝河南路交汇处，一块老城墙根下的三角洼地，是晓市过去的固定场所。20世纪90年代，这里先聚集了遛鸟、贩鸟的人，后来卖生活用品的、卖文玩的、卖小吃的也来了。

一篇宣扬治理城市顽疾的报道描述了东直门晓市鸟市的鼎盛状况，“2020年初，鸟市高峰时段能聚集三四百人”，“每到周末，除附近居民外，来自城区、远郊区的居民更是乐此不疲地纷纷至此进行交易”，“每每执法，光是和游商兜圈子，工作人员一上午就能走2万多步，反复讲理讲法，嗓子都哑了。”报道还解释了参与人数多的原因，“随着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不断开展，曾经在二环内的不少花鸟鱼虫市场搬迁到了较远的位置，因而，东直门鸟市逐步显现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2017年，北京城市规划明确提出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比如低端制造业、批发市场、部分学校和医院等，与此同时有超过400个花市和菜市场被拆除和迁移。

赶走小贩后，这块三角洼地建成了“青鸟园”。管理人员介绍，命名“青鸟”不仅是因为公园与鸟有缘，还象征着理想与追求。

出于好奇，陌生人常常就口袋里买来的“宝贝”进行交流。一个中年男人说：“我住在车里。”我们曾在地摊上讨论要不要花30元买一支没法开机的iphone 4，就算认识了。他拎起口袋一一介绍，一件黑色的衣服，一根充电线，一口只有300瓦的电热锅，拢共不到10元。由一个人的购物清单想象他生活所欠缺的部分，这位男士可能还需要在车里做饭，虽然他说通常在食堂吃饭。他提到自己先前买过一只800瓦的煮水壶，可以在车里喝上煮开的水。被他改装成家的车停在市场不远的地方，不用交停车费。他说自己不是没有住处，工作单位提供宿舍，但他觉得人太多，他每天在宿舍洗漱完就去车里睡觉，他很高兴自己已经有两件小功率电器。

大部分人都满意自己买到的东西。另一位中年男人花30元购入了一根长约一米五的鸡毛掸子，被布仔细包好，他说那是装饰品，转手可以卖到100元。戴头灯的大爷买了三袋羊奶粉，重点是没有过期，他好心地想匀给我一袋，“喝点羊奶多有营养”。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男人买的东西装了几只麻袋，光是和摊主算账就花了十分钟。他买的东西五花八门，家庭装海苔、不知道治什么的一摞药、黑色冲锋衣、奈良美智的书、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堆杂物。周围的人称呼他是“开火车的”，有人小声跟我说：“这人有门路。”

晓市的买家有几类，一种是我这样的散客，漫无目的地闲逛，一种是像丽丽一样的买手，有专营的门类，在不同的市场倒货挣钱，还有一种是做回收生意的“大客户”，他们什么都收，比如，医用胶片可以提炼白银，特定的过期药会被高价回收。

我看开火车的男人把一包散装的花生米和“法式小面包”往口袋里装时问他，过期了怎么办？他说：“过期了也能吃，你不懂。”在晓市，我见过有人卖盒装的剩菜，咬了一口的馕，过期16年的方便面。食品是市场上存量最多的一类商品，很少有不过期的，它们来自于饭店后厨、超市清仓后或小区里有人搬完家的垃圾桶，被保洁员挑拣后带来市场。

一位中年女性几乎搬来了一间厨房，全是英文标注的进口罐装食物、调料，两壶色拉油，榨汁机，搅拌器，炒锅。一袋小米在拿出来时弄破了包装袋散在摊子上。一位大爷指着罐头上的英文问我是什么意思，“Cream of Mushroom”。我告诉他那是一罐奶油蘑菇汤，加热了直接吃，但也过期了几个月。大爷拿着罐头左右检查，好像在犹豫。

我对过期食品有种奇怪的看法，一方面绝不会给花一分钱，另一方面吃家里放过期的食物。冰箱的冷冻层有一半的食物已经变成零件般的存在，没人会碰，它们在疫情期间购入，大部分是加热就能吃的半成品，我总想着如果实在买不到吃的，还能撑一撑。家里类似丢不掉的食物还有很多，一箱只吃了几袋的日式拉面堆在厨房的角落，橱柜里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杂粮米，不同品牌的方便面、火腿肠，用热水就能冲开的速食汤。我没有挨过饿，那种真正没有饭吃的境地，却像一个经历了饥荒的人。我用三年前买的色拉油炒菜，煮过期了半年的挂面，偶尔想起当下会对自己说，生活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转念又想，那这些食物怎么办，直接扔了吗？我好像没办法坦然地把它们当作垃圾。

等我再次路过像厨房的摊位时，罐头和电器被卖掉了，连那袋破了洞的小米也不见了，市场上的人不在乎保质期。

晓市不是真的没有管理员，一位被称为“王大爷”的人是后晓市时期的骨干。他是最早到达市场的几个人之一，他们负责选择当天摆摊的地方。一般在二环，多数时候还是在东直门。王大爷凌晨两点多把地址发给他熟悉的摊主和买家，再由这些摊主依次通知想来的人，所以晓市上的人几乎都认识，据说有人在市场上呆了三十年。

王大爷不摆摊，也很少出手，他穿戴着一套钓鱼人身上常见的马甲和帽子，但也不钓鱼。他解释，之前买的东西太多，家里没地方放。他在市场上跟熟人打招呼，替后来的卖家张罗摊位，讨论收来的货和市场上的轶事，好比前几天来了个大客户，在市场上花了快两千块，所有摊主追着他卖货。王大爷把我当作丽丽的徒弟，顺便教了我几招，比如当时我们看到人们突然跑起来，“人家跑的时候你也要跑”。后来我知道那是一个受欢迎的摊主来了，因为他总有新鲜又便宜的货。

在一个口口相传的熟人市场，像我这样的散客也不在少数，至少在东直门上夜班的人知道。当我骑着车在左家庄和东直门之间兜圈子时，开垃圾车的人、维修路灯的人、下夜班的人，还有沿着亮马河钓鱼的人都给我指过晓市的位置，只是后来才发现他们指的不是同一个地方。

然而对晓市规则毫不知情的人，进入市场常常是偶然行为。凌晨三点多，三位衣着时尚的年轻女性走过来问，“这都是卖什么的？”她们蹲在一个摊子前，选购了一对耳环离开了。一位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冲我点头示意，仿佛在说“你也这么早”。穿代驾制服和环卫马甲的人最容易辨认，他们一个下班，一个上班，工作的间隙在晓市歇歇脚。

北方的日出在四点多，天光大亮时，少觉的老人已经出门遛弯。一位大爷的散步路线途径晓市，他在一个摊子前挑挑拣拣，感叹低价，问摊主，这个市场是不是天天都有。得知市场每日流动后，他不无遗憾地继续挑拣。

晓市的营业时间是凌晨3点至6点，我常常边逛边打着哈欠，可大爷们都精神抖擞。戴头灯的大爷说，他习惯了3点起床，要么去钓鱼，要么去逛市场，等到6点多就回家吃饭，7点30分送完孙子上学，他再继续睡觉。我特意去看他们的眼睛，但因为他们的确年事已高，很难判断黑眼圈和眼袋究竟是年龄还是熬夜造成的。

快6点时，两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吆喝，“收了收了”。他们一面巡视，一面和善地跟摊主打招呼。旁人说那是城管的临时工。我想起他们先前也在市场选购，还以为是顾客。没一会儿，人们就骑上电动车和三轮车散去，街道又恢复了通常的样子，不留痕迹。

首班公交开始运行，街上的人和车多起来，北京又回到了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