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只在月夜活动

初夏，山里开了天，黄土坪传来一阵砍刀挥过灌木和叶子的声音。然后是锤子、扳手、钳子交错的哐啷声。马克笔标记好位置，铁丝在树桩上绕了几圈，钉上固定的金属板，装上一台监控。这监控是太阳能供电的，树枝多的地方，连不上网。余军又挥动砍刀，砍下缠绕的藤蔓。

葱郁的林木呈现出一派清新之感，树影斑驳。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他背着一个白色布包，装了工具，还有两瓶白糖兑的水，有时也会换成可乐，要是头晕就喝两口，预防低血糖。汗流个不停，手帕不够用时，他脱下上衣，光着膀子。蚊虫叮咬是常事。秋天萦绕在这座山头的马蜂——要是被那猖獗的马蜂叮了，准疼上个一两天——其余时候，他带着草帽，缝上布条。甩头时布条也跟着挥舞起来，赶走蚊蝇。大的动物没碰上过几回，见过野猪和黄鼠狼。蛇见得多。不过在对峙当中，总是蛇率先投降，转头失了踪影。

他天亮时就上山。出门前，他通常煮一碗泡面，卧一个鸡蛋。他吃不下太多，可能衰老同时也带走了食欲吧，只是吃掉一个蛋，再喝两口汤，剩下的面条就放在桌上。一天的寻找之旅结束，他再回到山下那座平房，把剩下的面条热一热。面条泡了一天，又软又绵，但挺对他胃口。年纪大了，只能吃点软东西。

那座平房，余军称它为“基地”，里面有块显眼的牌子：“国家野生珍稀动物保护区 保康县大三沟村考察站”。其实是村里见他一个外地人总来这山头，就把这间空置的房屋给了他。房子是红顶，灰砖砌成。门前摆着摩托，晾着五条汗巾，液化石油气，铁锅，柴火。屋里东西就更多了。从北京运来的二十台太阳能监控摄像头，囤着的柴鸡蛋，原酿酒，一箱老醋。电脑旁边是刚从山里拆下的、这二十年里他陆续安装的一堆照相机。那种照相机是个灰色的方形盒子，型号5210，廉价，不抗冻，天冷就关机了，还时有丢失。他还装过一次电网，用了一年，想到风险大，要是电到人，准得蹲监狱，又只好拆了。

余军来黄土坪这座山已有二十年了。它的东南边是县城，西北边是水库。以基地为中心的话，南北十公里，东西三公里，共有两道山梁。他相信野人的存在。就在这里，他相信曾与它擦肩而过，感受过它的鼻息。比如1999年那次，他在山上等待着，在一片寂静中，从地里撬出一块石头，滚到山下。石头一路往下坠，在远处停下来。他继续听。远处传来咚咚的声响。他往山梁退下，带着相机，擦着草丛往深处去，决心拍下它的身影。

此时他听见另一种低沉的吼声。是老虎吧，我当时还脱了上衣，赶紧拉上拉链，老虎要给肚皮来一爪，就没活了。手里只有一根木棍，他停下来，不再往前去，回到山下，找村民借来土枪，第二天和人一同进山，再搬起石头往下砸。什么都没有。他这样想，上了野人的当了，都说野人会模仿，一定是它在模仿别的动物。

又或者是那次，目击者说，野人来村里吃苞谷。玉米快熟的时候，他又去了神农架。他的确遇见了田地里的脚印，35公分长，只有4个指头，没有大拇指。有一堆被吃掉的苞谷棒子，啃的干干净净的。

那肯定是它呀，他说，其他动物谁能吃那么干净，一粒都不剩。

时间。人们总是习惯站在时间的身体上来回溯起点。福克纳曾用一条街道来比喻时间的延展——那条街道一直延伸，沿途经历了无数觉察不到的街头拐角，穿过不同的城市，相同或相似的街区。千百条街道，却像是同一条街道。

在余军七十年的人生旅程当中，那条街道的起点，也许，是在他的父亲将姓从张改为余后。张志新，因反对林彪而被割喉。父亲有着同样的名字，为避灾祸，改了姓名，连带着他和弟弟一起，有了新的姓氏，新的身份。又或者是在十二岁那年。当时他住在人民大学附属的家属楼里，父亲是学校的会计，母亲是文员。肃反运动时，姥爷交代战争期间缴械逃走一事，判刑十年。余军和两个弟弟被送回保定老家。两个月后再回来，家被封了。搬家后，上学的主要任务也变成挖防空洞。孩子们带着铁锹走在校园里，挖出黄土，砌成砖。两三百个小小的身体挥动着铲子。街上也在挖，院里也在挖。

初中毕业后，他进到车辆厂做车工。那时候乱着，所有的师傅都是有问题的，清理队伍，最后全都有问题。今天你批斗他，他是反革命，明天他一咬，说是你发展的，第二天你又上台交代去了。不是不信任人，而是过于信任，过于信任某些人，某个组织了。

他会记得那间宿舍，和一个同为学徒的年轻人一起。年轻人被揪出来，516分子。他还是与他一同吃饭。落下把柄。你吃喝不分，没有划清界线。

1979年，余军在车辆厂已工作了十年。一天午休，他偶然进到厂里图书馆，翻看《科学实验》杂志第二期。他读到了1977年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组织的神农架野人考察行动。此次行动规模庞大，56名侦察兵负责护卫科考团队，声称要捕捉野人活体，但最终只发现了疑似野人留下的脚印、毛发和粪便。

在杂志上，一同提及的还有尼斯湖水怪、百慕大三角、UFO飞船之谜。而野人之谜似乎触手可及。庞大、遥远、神秘，得以让人从现实的泥淖中解脱。

余军认为，自己年轻，有体力，此事也能远离政治风波。他和两个弟弟商量给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写信，请求参加考察。过了几天，研究所回信，同意他们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动物园西南角的路口。那天下午，他和弟弟带着信件，来到研究所的会议室。三位学者接待了他们。其中一人问，说，考察中，没有食物该怎么办？野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余军二弟说。正是他在此后的一趟野人寻找之旅车祸身亡。两个弟弟先起身出发，坐上从北京到十堰的火车，在神农架待了两年，期间与余军保持通信。当国家组织的科考行动结束后，1982年，余军决定辞去工厂的工作，加入其中，自己筹集经费。此后他每年都会前往神农架。

余军先生这几天正在自家楼前组装调试自制的飞行器，为新一轮的试飞作最后的准备。余军是一位野人研究爱好者，为了让寻找野人的考察更加方便，五年来他一直在尝试自制飞行器。这几天，他用4个旧木头制作的螺旋桨安装在飞行器的顶端，进行了试飞，当他发动发动机，螺旋桨高速旋转，强大风力掀起了一阵沙尘……接下来，余军将在飞行器上面吊一个热气球。这样，飞行器就可以顺利升空了。但是，最终的飞行还将受到今年5月颁布的《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的制约。

1979年起，余军迷上了寻找野人。他的两个兄弟曾经多次和他一起深入到神农架，保康等盛传野人出没的地方进行考察，其中一个弟弟甚至为此失去了生命。尽管如此，余军寻找野人的愿望至今不改。为此，他不惜辞去公职，将家中的全部积蓄用于实现梦想。

——《小区有个“飞机制造厂” 北京人余军为寻找神农架野人自制飞行器》2003年6月23日 北京青年报

时间的街道一直延伸向前，余军结婚，成家，有了女儿。期间七八年，他也回到北京，在旅游景点开小卖部，卖面包、汽水和冰棍。再后来，他关掉店铺，决心将生活彻底投入到那更为宏大的事业中。寻找野人的旅途，尽量节省，一天花十五元，只吃包子和泡面。实在不济，依靠老母亲的退休金支持。有时他也会找妻子借钱，两万块，打了借条，买了二十台观测野人的红外照相机。时代在向前，他会加重这个字，向钱看。他参与电视台节目，寻找资助。但野人之谜已被世人逐渐遗忘。

是的，我女儿也不支持我，她甚至和朋友之间都不愿意提起她爸爸是干什么的。

记忆随着一张张照片翻过，穿越不同的山梁、河谷、森林与河流：这是野人的睡窝，它把花柳木黄檀木掰在一起，黄檀又硬又黏，什么动物能把它撅断？就是野人在这儿靠着睡觉，还拔草；这树皮是2007年拍下的，这上面有掌纹，和着黑泥；在牛牧沟，顺着沟往上走，野人的毛发，你看这些，白色，红色，黑色，金色，四种颜色，比人发粗的多，2012年去北京电视台做节目，请专家做的鉴定：灵长类动物同源性较高；还有这张，目击者肖政进口述，陈安菊口述，阮家田口述，公安大学的老侯来画的；这张是做热气球，然后爆炸了，胳膊上都是留下的白斑；坡上有一树猕猴桃，我嫌小，没摘，等我再上去，一个都没有了，这里没人，猕猴桃那么硬，谁吃？再往上走五十米，平台上放着一个小的猕猴桃，就是野人摘下的，它有搬运能力，我拿卫生纸给它包好，拿到派出所，想交给他们鉴定指纹，但又没受理，结果把猕猴桃拿到基地，房东回来剥着吃了；痕迹越来越多，在山上看到睡窝，我赶紧往上爬，新鲜的痕迹很好辨认，掰断的树从中滋出树芽来，我能从这些痕迹当中确定野人奔哪个方向去了。

在北京大兴的一幢楼房里，余军坐在桌前，翻出相册。照片覆盖薄膜，有些褪成青色。那是一队身着迷彩服的年轻人，背后是石滩，小溪，还有层层叠叠的山。他们在会议室、火车站进站口合了影。还有那些证物。有牙印的晒干的玉米帮子。森林里一丛被撅断的树。正在烧火鼓气的，像是正在升腾的蘑菇云那样的绿色热气球。

照片里夹着两个塑料袋，里面是缠绕着的毛发。背后则是一张泛黄的鉴定书。

余军掏出手机，向来客继续展示安在房县的一台监控的动态。摄像头调整不同的方向。此时尚未开春，林子地面是枯黄色的，唯有树枝留下瘦削的影子。他静静地看了十来分钟，屏幕的那端，时间缓慢流淌而过。他身穿一件蓝色衬衫，黑色马甲，头上有些红疤，纹路像火山蔓延一般。妻子在里屋刷短视频。她是个平和的女人，给来客递完水果，便安静地退让到一旁。后来，屋子里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孩和妻子交谈的笑声。余军说那是借住在家里的亲戚。女孩家里出了事故，如今得了焦虑症，只是待在家里，不工作，不出门。他并不真的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正如女儿和女孩也不会倾听和理解他的人生选择。

那是在夜晚拍下的一段视频。黑白的屏幕里，左侧出现了半边反光的白影，毛发根根分明。它——姑且用它吧——像是对监控好奇一般，晃动着身子，像在探寻什么。视频不长，十来秒。余军笃定这拍下的便是野人的身影，那下垂的毛发更是给了他信心。凌晨两点，月光皎洁，而野人只在月夜活动。可是在屏幕右上角，某一秒里有根胡须擦过，是否它只是獾、果子狸或黑熊的身影？

哪里有胡须？余军却不认可。

他继续追寻着野人，初夏来临，他继续上路，从北京出发上高速，带着新买的二十箱太阳能监控，一路不停，当天抵达襄阳。基地还在那，收拾杂物，整理行装。每一天他重新爬上山梁。可是要体力的呀，要满山转悠，我现在没有体力了，余军说。上坡的前三百米最是难熬，身上那些疼痛的关节正在吱嘎作响。坚持过去，他如此勉励自己，后边就好走了。他说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来布置这片山了。他往山上走，所到之处因砍掉的枝蔓变得更明亮了一点。太阳照进密林，只剩下昆虫嘹亮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