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又一天，一杯又一杯

我决定去湖州的一元茶馆看看，是因为听我父亲说，“到了退休的时候可以弄一个那样的茶馆。”他五十多岁，在农村长大，一辈子不适应现代化的“高大上”（他这么形容），过时的物事人情仍然让他感到安心。我怀着调查的心情，想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情况——据说那里只需要花一块钱，一个人就能坐上一天。

我在茶馆呆了几天，看到很多老人，看到了他们需要打发的大把时间。那是我在春节时打麻将常常会看到的东西：正月初五，已经连续打了五天麻将，看样子还要打到第十天，我强忍着不发出令牌友扫兴的叹息，意识到原来人有这样多的时间需要打发，完全地付诸东流。

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定会退休，要是无地可种，也没有闲钱去旅游，你有大把的时间，却没什么事可做。

时间：2024年4月

地点：湖州市荻港镇里巷埭·一元茶馆

凌晨四点，茶馆里已经来了第一位茶客。他坐在中间那条长桌边，白发，穿着靛蓝色中山装，面容亲切。喝过几口茶，他把绿白仿藤篮子从房梁的挂钩上取下，拿出他带来的早餐，透明塑料袋里一个鸡蛋糕。杨火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裁剪成方形的香烟包装纸，在那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凌晨2点20分，杨火金就不再睡了。他走来茶馆，十多分钟就到了。

茶馆里摆了两张八仙桌，四张长桌。说是长桌，其实不过是文革时期拆下的门板，塔在两头木架上。桌面已经包浆，发黑，但好在没有腻垢。摆着八仙桌的那侧，中间是理发区。这两年，茶馆有了名气，许多游客奔着“一元茶馆”的招牌而来。那块招牌横挂在茶馆中央，是湖州本地书法家王似锋十多年前的题字。旅游公司看见了，乐意拿来宣传：一元钱、一杯热水、坐一天。老茶客们更认可另一块木牌匾，挂在茶馆东面墙上的那块。年代久远，得很仔细才能认出上面的字，黑漆漆的“聚华园茶馆”。

聚华园里卖五种茶，大众茶、湖桑茶、安吉白茶、红茶、熏豆茶。熏豆茶是湖州、苏州、杭州一带的特色，熏青豆配上炒芝麻、胡萝卜、桔子皮，开水泡开，味咸，既可解渴又能挡饥。不过，除了好奇的游客，点熏豆茶的人不多。这里的老人习惯喝安吉白茶，湖州名茶之一，玻璃杯泡出来，茶汤很淡，入口清鲜。老茶客喝茶喝得酽，自带杯、茶，会刻意选味浓的陈茶，这样从3点开始喝，泡过四杯，喝到七八点还有茶味。

杨火金今年90岁，六十多年前就开始上茶馆。更小的时候，家里有事，母亲会派他来茶馆找喝茶的父亲。年轻时做什么？我问他。做农民，杨火金说。20岁时，杨火金到上海当过四年义务兵。“我们这里吃大米饭，他们那边吃六谷粉。”生活不习惯，他情愿回家做农民，搞生产。

荻港农民好做。没有水灾，没有旱灾，湖州自古是鱼米之乡，富饶之地。宋代以后，京杭大运河的湖杭航道就从荻港东面穿过。这里的农民划船去运河对岸的桑葚鱼塘，种桑养鱼，再把收获的青鱼、菱角、丝绸，顺着运河送到上海、杭州。清末民初，离荻港不远的南浔，出了许多以丝起家的著名富商。茶馆也在那时兴盛。在运河与内河沿岸，荻港共有13家茶馆，坐满了农民和各地商贩。

现在，商贸不再仰赖水路，村内集市转移到了公路上。凌晨4点，茶馆对面渐渐起了熙熙攘攘的人声。商贩们戴着头灯，在白色泡沫板上摆好新鲜的葱蒜，苋菜，还有当季的蚕豆。红桶里装着黄鳝、泥鳅，黑色纹路的河蚌像石堆一样在路面铺开。我在油条铺买完烧饼包油条，走出来，能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旅游消息：

武夷山深度四日游，价498元，年龄45-79岁

宁波方特二期东方欲晓自组团，老人（男女50周岁），228元

……

无论过去如何年轻繁盛，现在，村庄是老人的。

四点过去，茶馆里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位老茶客。他们从口袋里、钱包里掏出1元硬币，付掉今日热水钱。茶客里，年纪最大的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94岁，身形瘦削，仍然有着正常的视力与听力。坐在靠窗八仙桌的老人，91岁，来得晚，不怎么说话，走了三里路来喝茶。年纪轻的，坐在杨火金旁边的老人，80岁，一边吃早点，一边看短视频，率先在茶馆里传播起国内新闻——广东龙卷风已造成5人死亡。他吃一种切成了方块的糕点，放在搪瓷杯里，用开水泡热。吃毕，他走到茶馆后面的壁架上，拿他留在这里的一罐蛋白粉，舀出两勺，冲掉喝了。老人都吃得简单，饼干啦，肉松蛋糕啦，草莓夹心派啦，垫垫肚子。每新到一位茶客，茶馆内就新散一轮烟。杨火金在桌面铺了张卫生纸，把收来的利群烟整齐码在上面。

茶馆东面墙上有张合影，43位老人的黑白肖像照，列在一起，是为荻港“聚华园茶馆”群英会。2014年拍下那张合影后，摄影师朱立本每年9月都来茶馆一次，送去年的照片，再拍新的照片。茶馆的人对他都有印象。有茶客说，朱立本来的时候，会给每个老人发四个月饼，散两支烟。“老年人他都认识的，一看人少了，问到哪里去了？死掉了呀。”十年过去，群英会的人只剩不到一半。

怎么才能活得长，杨火金说，不要多想，心平气和。现在，他每天搞一两小时生产，剩下时间，就去老年活动中心看电视，看人家打牌。

晨光转亮，杨火金走出茶馆，过一会儿，从农贸市场那儿拎一袋苋菜苗回来。他拿好菜篮起身回家，回去种菜，他说。后来，我在茶馆遇到章恒康，一位81岁老人，见我听不懂湖州方言，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陈火金，当解放军，能干人。”又写他自己，“农村会计，45年。”

潘平福，茶馆老板，过去叫掌柜的，通常会在清晨5点出现。在那之前，店里有哑巴招呼，哑巴在门口管两个煤炉，添煤、烧水。有时，沈阿栋也来帮忙，他住在隔壁二楼，能听见哑巴开门的动静。

潘平福个子不高，82岁，微微驼背，走路时反剪着双手。潘不是本村姓氏。日本人来打仗，潘平福父亲跟着剃头师傅逃难，逃了四十里路，是从湖州旧馆逃到荻港来的。往日假如指的是他小时候，民国时期，那么与往日相比，里巷埭的商铺已经所剩不多。一家糕点店，两家珍珠店，三家馄饨店，几乎就是所有了。到了茶馆，潘平福先在靠后墙那张八仙桌坐下，喝降压药，和老茶客聊两句天，再吃一碗施家馄饨店送来的馄饨。

八仙桌这侧是理发区，放着据说是德国进口的铁铸理发椅。过去的大茶楼里都有理发师傅，茶客一边喝茶一边理发，等起来不心急。1966年，潘平福接手聚华园，作为茶馆的第四代传承人，他保留了茶馆、理发的格局。茶馆不挣钱时，他靠理发的收入来填补亏空，才避免了和其他12家茶馆一样关张倒闭的命运。

潘平福给人理发，不怎么言语。一切似乎靠默契进行。茶馆后头，一个低矮的白色面盆前摆了张凳子，这就是洗头的地方了。潘平福往挂在墙上的白色塑料桶里加水，打开水龙头，给客人洗头。他动作很细。修面时，先把热毛巾敷在男客下巴上，烫软胡子。修完额头、眉毛，再把毛巾沾沾水和肥皂，擦过下巴、两鬓，开始刮脸。这样二十分钟过去，就到了我最喜欢看的最后一步：把雪花膏在客人脸上抹开。老式的清新香气，客人舒服的神情，利落温柔的收场。

14岁做学徒的时候，潘平福要带上香烛，给师傅磕九个响头。第一年，他烧饭、打扫卫生、帮师母抱小孩；第二年，早晨起来摇刀，练手腕发力，再学手轧剪。到第三年，他才感觉自己“慢慢地透彻了”。和现在只给老人理发不同，80年代，理发生意好的时候，潘平福也给年轻的女客人烫发。最早用报纸包石灰，圆滚滚地包好，一遇水，加热出卷度，再后来是火烫、电烫、化学烫。

年轻人不肯这样学了呀，他说。他后来收过十多个徒弟，现在都不干这行了。不过，师徒情谊仍在。20多年前，住房制度改革，房管所出售公房。潘平福买不起。是他徒弟中一个干房地产的，出6万块钱帮他买下来，让他继续把茶馆开下去的。徒弟不收租金，潘平福便每年回赠他重礼。

老茶客里，王振兴给潘平福看过店。有段时间，哑巴生病了，他来帮忙烧水。聚华园过去用老虎灶烧水，燃料是砻糠，稻谷的壳，一船船送来，几乎不要钱。那时候一杯茶卖一分钱，茶馆也挣钱。但现在用煤饼，一个煤饼一块多钱，一天要烧掉四五十个。王振兴开始算账。理发的人不多，茶客也就15个，一天亏掉30块，生意没有，为什么要开呀？他劝潘平福关门算了。一定要开，潘平福说，亏就亏嘛，反正年纪大了，这个钱在这里也用不完了。

2017年，有个老板要买“一元茶馆”的商标，出价150万。潘平福没卖。“我活在世上，我不会卖，等我死了，你们要接管茶馆，你们来开，也可以的。”他说。

“老潘做生意做不来，他不想挣钱。”王振兴说。

这天早上，杭州萧山来了一位客人，做茶叶生意的，送给潘平福几包上好的西湖龙井。他人刚走，潘平福就出去买了糕点，喊沈阿栋一块儿，把礼给还了。昨天也是，有客人要买茶馆的白茶，65元一包，老潘按原价卖掉的。“要挣钱起码卖80块钱，冰箱也要电费了对不对？”他和沈阿栋私下说。

王振兴今年76岁。背挺得直，灰色西装里塞件衬衫，小拇指上戴了枚银戒指。他习惯靠墙坐在后头那张八仙桌，眼神总是聚焦着，对这位游客说说，早上我看见你经过我家门口了，又问问那位游客，你也姓王？在所有茶客里，他普通话讲得最好。一元茶馆在网络上走红以后，有电视台来采访潘平福，他会在一旁充当翻译。“我电视看得多，所以普通话好点，他（潘平福）工作时间我在看电视。”他解释说。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什么都不做。他说。

年轻时，王振兴在供销社工作。42岁，供销社倒闭，他一个人出门，在荻港附近 5 公里做小生意，卖日用品。供销社工资 30 块钱一个月，他做生意有时一天就能挣一百块钱，开心得不得了，“身体好的时候，一心想挣钱，看人家钱多，我也想当上万元户。”上茶馆喝茶是50岁之后的事了。因为做生意吃饭不规律，饿一顿、撑一顿，他患上胃窦炎，做了个大手术。身体不好，早上醒来没事情做，他才来茶馆喝茶的。

这样“什么都不做”的日子，他过了 26 年。

他喜欢跟人聊电视剧。比方说《人世间》，他看了三遍、四遍、五遍都还很喜欢，“秉坤这一生受过多少刺激，蹲过牢两次，对哇？他做人不容易。”

他自己呢，他说，这一生过来也不容易。“算命先生跟我说，你这个人，这个命，自己帮自己的忙，别人不会帮你多少忙的。”好比他邻居，借了他两万五千块钱后，出去找对象结婚，留在外面生活了，家里只留下年纪很大爸爸妈妈，同情他们还来不及，还怎么讨钱呢？

“我活到了50多岁，到这里喝茶，才碰到一个好人。”他接着说。我不确定他这话里含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但他接着说，潘平福就是好人。不拘小节，做好事没人知道。要不是帮老潘看过店、算过账，王振兴也不知道茶馆是亏本开着的。前些年做居委会主任时，王振兴帮老潘拟了入党申请书，把茶馆的情况反映到了市里去。他真佩服老潘耐得住寂寞。老茶客七八点散去，剩下一天，茶馆里都不会再有什么人声。王振兴告诉我，还来喝茶的老人是村里的少数。要睡懒觉的，身体不好的，舍不得花一块钱的，都不来茶馆的。2011年，茶馆涨价，从5毛一杯热茶，涨到了1元一杯热水。一个月30块钱，有的人宁愿省下来的。他自己每个月能领2000块钱退休工资，才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这天早上，王振兴就吃一小块云片糕。回家假如有稀饭，他再吃一点点，不敢多吃。在“吃”这件事上，他现在格外小心。烟每天只抽一两根，酒最多喝二两半。“少吃不会死，多吃要死。”他说。

到了下午，我又在茶馆见到他。他换了一个塑料茶杯，打麻将的时候弄倒了不会摔坏。但他去晚了，麻将室人满了，便又回到茶馆。

现在，除了老茶客的新闻，比如那位抗美援朝的老兵的妻子，最近痛风不得了，他还格外关注那些不声不响照顾茶馆生意的游客，诸如一个江苏华阴的小伙子，一米九，喝完茶付了500块钱啦，一对南京的小夫妻喝了半小时茶，赞助了500块啦。有名气了，算起来也不亏本了，他感到舒心。

在过去，哑巴在茶馆的角色也叫“堂倌”，接待客人的人。不过哑巴听不见，客人要什么茶，只能在菜单上指给他看。

哑巴今年 75 岁。王振兴告诉我，哑巴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两个和他一样，是天生的聋哑人。哑巴原来在饮食服务公司，在茶馆里，他是和王振兴、潘平福一样，有街面户口的人。后来他没地方去了，潘平福就把他带在身边，每月给他一些生活补助。茶馆的收入也养不起第二个“正常”人。

哑巴整日系着围裙，身形微胖，腿脚不太利索。给客人倒完茶，他经常竖起大拇指，我以为这是“赞”的意思，但王振兴说，这是在说他是“大”，他才是老板。哑巴会盯着客人把钱付掉，对老茶客也不客气，有时还要吵架，王振兴抱怨，“他不记你的好就记你的坏。”

我们正谈论哑巴时——茶馆里的人都这么叫他，哑巴走过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章松青”，他的名字。

朱凤霞是潘平福的邻居，在茶馆隔壁有自己的店面，凤霞糕点店。店里卖油饼、青团、松稿，也卖馄饨、面条，5块钱一碗。游客不多，来店里吃早点的主要是附近村民。她会主动来茶馆招揽生意，问我，早饭吃了没有？

朱凤霞短头发，个子不高，穿黄色的格子衬衫，斜挎着一只用来收钱的黑色帆布包。在门口炸完小黄鱼，她就坐到旁边竹椅子上，招呼路过游客。1996年，朱凤霞的母亲从饮食店退休后，开了这家糕点店。她自己 18 岁就进了珍珠厂，工作到 33 岁，厂里没事做了，就出来帮母亲看店，一看就是 28 年。

茶馆凌晨 3 点开门，朱凤霞开门晚一点，4点开。她和母亲就住在店面楼上。在电费从两毛五涨到五毛八之前，也就是早上 8 点以前，她们会把这一天的准备工作干完。下午，她看店，母亲到运河对岸的桑葚鱼塘基地采桑果。采回来的桑果拿到村口或店里卖，5元一盒。

朱凤霞说，她看店，心情上一点不着急的，挣顿饭钱就够了。丈夫在绍兴做防水涂料，儿子女儿在湖州市里，唯一的问题是她没时间领孙子。白天她不怎么玩手机，晚上在多多、美团买点菜和零食，忙的时候，电视不看就睡了。

来群英是潘平福的妻子。在茶馆里，她的照片摆在“聚华园”群英会对面的墙上，一张越剧演员剧照，下面写着“来群英42岁扮演汉宫怨霍光”。

她今年88岁，但看上去不过六七十岁。她穿着显气色的红色运动套装，珍珠项链、银手镯、耳饰，一应俱全。对形象的管理，可能是出于演员的自我要求。在搜索引擎上，能搜到一两条关于她的词条，她在嘉兴地区越剧团唱过的选段。

来群英是杭州临平人，说的方言带有家乡口音。她告诉我，她从小就喜欢看戏，“书包放下来，要去看戏了，书始终不想读。”日本人来了之后，她父亲生意没得做了，家道中落，她 14 岁就去给人家打小工。17岁，当地的越剧团团长领她进进了团。“我马上就给他出风头了，小姑娘太聪明了。”她笑着说，在剧团，她演老生，女扮男装，“一直很红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下放到荻港，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打倒四人帮后，她重新被调到嘉兴地区越剧团，经历了80年代短暂的越剧热潮。再过十年，“唱歌的来了，唱越剧的又没用了”，来群英53岁提前退休了。

下午五点，潘平福去村里吃平安酒会。他在纸上写，“平安酒会，防火保平安”。在荻港村，每家每户门上都贴着从南阳祖师祠领的平安门符，黄色或白色的长形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诸如“敕令：长江水”、“敕令：黄河水”的字样。村里人告诉我，过去，荻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的，容易起火。在村里闲转，除了平安门符，还能看到余庆桥桥头的小型庙宇，只一座拜桥神的香炉，没有庙宇形制。有形制的是“堂子五圣”庙，功能类似于土地公庙，立在道路或水路交汇口，白墙黑瓦，小小一间，村里妇女常来闲坐烧香。

平安酒会一年办一次，五六张圆桌上坐的都是老人。保平安之外，也有保和气的意思，“有的人家要相骂，讲清楚，以后要相好了。”不过稍微年轻些的中年人，已经不知道村里这些信仰、习俗的缘由。

我走过余庆桥，走到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L”型的平房，一边摆着几张用来打牌的方桌，另一边是放着几排长椅的电视区。吃过晚饭，老人们出来散步，走到老年活动中心聊聊天。他们都没有地可种了。十多年前，村里把村庄东面的桑葚鱼塘出租给了荻港渔庄，为了发展旅游，又把内河围了起来。水路不通，农民赖以生存的船就是在那个时候沉掉的。现在，农民每年能领 1200 块钱租金。

我碰到一位叫杨瑞华的老人，他75岁，依然在荻港渔庄打工，每个月挣两千多块钱。“人的嘴巴天天要吃饭，要穿衣服，要看病，每一天都要花钱，一天不赚钱不能过日子。”他说。儿子在湖州市的馆子里当厨师，老太婆也在馆子里帮忙，他一个人住在家里。一个人住舒服，他说，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六点多起床，想吃什么烧什么。他从不去茶馆喝茶，“爬不起来，我干活很累了。”他说。“在家里吃吃玩玩没意思呢，坐在那里喝喝茶。有钱就好办，没有钱就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