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诗予
我讨厌所有用波拉尼奥的照片作头像的男人。卷发,圆形眼镜,没有焦点但仍然聪明的眼神,手指上永远夹着半根烟——知识分子的叛逆形象素来吸引文艺青年的效仿,更何况,波拉尼奥身上几乎集齐了一个文学偶像的全部要素——他天真,浪漫,理想主义,政治敏感,热衷于嘲弄名流和权威,又总有恰到好处的机灵和幽默。更重要(也许也不那么重要)的是,他既写得好,同时又足够小众。
我无法分辨波拉尼奥的流行始于哪一年。十年前,为了准备一场考试,我在百度搜索栏输入“西班牙语文学推荐”,图片栏里最醒目的一张是《2666》,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我被这四个数字震慑住了,上一个达到这种效果的还是《1Q84》,但相比之下,“2666”更直接,更荒谬,对被理解更不屑一顾。正是这种轻蔑让它成为小众群体里的大众明星。
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知道2666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波拉尼奥周身的每一个字词和音节都太适合成为一种文学符号。“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可以脱口而出的意象,就像“满洲里的最后一头大象”。“遥远的星辰”是一种圣洁的指引,“荒野侦探”则是冒险的浪漫。就连他的名字也被把玩,Bolaño里的字母ñ是西班牙语比英语字母唯一多出来的一个,它的发音比n更粘连,带着一种暧昧的含混。在文艺社群里,人们常常用发音更贴近的“波拉鸟”称呼他,这是比官方译名更亲呢的黑话,而他则变成这里每一个人的宠儿。
这也让波拉尼奥离另一些人更远。我几乎带着与对“2666”这串数字同等程度的敬意排斥着《2666》这本书。波拉尼奥曾多次提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是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我的确在他的文学里读到了一半科塔萨尔的血脉,他们一样纯真、直率,一样诙谐,但有些时候波拉尼奥流露出的天真让我感到厌烦,那种幽默毫不费力,让我怀疑这是否是一种聪明人的投机。
要到很久之后我才会明白,波拉尼奥身上有许多东西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说,从未被人们发现过。人们赞美革命者但并不了解革命,称颂流亡者但从未真正体会过流亡。在写作《遥远的星辰》和《荒野侦探》的同时,波拉尼奥在一本叫做《护身符》的小书里曾经给出过“2666”的钥匙。在那里,2666是人类走向坟墓之年,是灭亡之年,也是人类走向这种灭亡的漫长岁月。
波拉尼奥身上有着深重的绝望和痛苦,从智利到墨西哥再到西班牙。这种绝望只有当他在墨西哥与其他文学青年交游时曾被施以友情上的慰藉,也构成了他成名作《荒野侦探》的辉煌。但他仍然常常被苦闷笼罩。是虚假让理想主义显得浪漫,真实只会让理想主义者痛苦。
天真与勇敢常常难以分辨,而它们在波拉尼奥身上共存。他曾说过诗人最重要的美德是勇敢,而诗人波拉尼奥用一生在做出勇敢的选择。在他轻巧的快意背后藏着一汪深渊。对于真正属于他的读者来说,波拉尼奥不是遥远的星辰,而是宇宙中的一座黑洞。不是他照耀着我们,而是我们不能不前往他身边。那里有一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由文学赋予他,一如他赋予文学。
在死于肝功能衰竭的大约十年前,波拉尼奥得知了自己无法挽回的病情。《在地狱阅览室里》也让我们看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波拉尼奥仍然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和平静写作。在凝视过世间所有深渊之后,波拉尼奥来到属于自己的悬崖边。就像他写下的那样,文学是一门危险的行当,置身黑暗仍然纵身一跃,是一个诗人最后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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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段落选自《在地狱阅览室里》,图文由世纪文景授权。
吉姆
吉姆双手插在口袋里。表演吞火的街头艺人摇晃着手中的火把,发出阵阵狂笑。从那人熏得发黑的面庞来看,他大约三十五岁,也可能只有十五岁。他上身赤裸,从肚脐到胸膛之间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每隔一会儿,他就在嘴里灌满可燃液体,接着吐出一道长蛇般的火焰。过往行人停下看几眼他的表演,就继续赶路了,唯独吉姆站在人行道边上一动不动,就好像等待着吞火艺人做点别的什么,等待着在破解平常的九个暗号后再破解第十个,又好像他是在吞火艺人那张熏黑的脸上辨认出了一位旧友或他过去杀掉的某个人的脸。我在那里望了他好一会儿。那时我十八九岁,以为自己有着不死之躯。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也难免终有一死的命运,大概就会转身离开那里了。也许我只是厌倦了一直望着吉姆的背影,看烦了表演吞火的街头艺人的夸张表情。于是我走向他,叫了他的名字。吉姆仿佛没有听见我的呼唤。当他终于察觉并转过身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上挂满汗水。他看起来像在发烧,几乎认不出我来:对于我的问候,他只是点点头,然后就继续观看吞火艺人的表演了。当我站到他身边时,这才发觉他在哭泣,可能也在发烧。此外,我还不无惊讶地发现——我现在写这些文字时的惊讶程度更甚当年——吞火艺人仅仅是在为他一人卖力表演。好几次,喷出的火苗恰好在距离我们不足一米的地方熄灭。
你想干什么?我问他,难不成想在街头被做成烤肉吗?这真是个愚蠢的玩笑,我不经思考就脱口而出,但刹那间我意识到,这正是吉姆的真实目的。“被伤害的人,被施了巫术的人/被伤害的人,被施了巫术的人”,我记得这是当年在一些廉价酒吧里十分流行的一首歌的副歌。被伤害的人,被施了巫术的人,仿佛唱的就是吉姆。我们离开这儿吧,我对他说。我还问他是不是嗑药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了摇头表示否认。吞火艺人看了我们一眼。接着,他鼓着两腮,就像风神埃俄罗斯一样,向我们走了过来。我骤然意识到他即将喷向我们的并不是风。我们快走吧,说完这句话,我猛地将吉姆从那不祥的人行道旁拽走了。我们沿着街道一路往前走,朝着改革大道的方向,没过几条街就分道扬镳了。吉姆自始至终没有开口说话。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朋友真奇怪
人总是准备好迎接友谊,而非迎接朋友。有时甚至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友谊,不过至少会尝试一下:我们通常是在黑暗中摸索,那种黑暗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它脱胎于我们体内,与纯粹的外在现实相融合,与另一种黑暗相融合,另一种黑暗来自一些举动、一些影子,我们有时自以为熟悉那些影子,但实际上它们像恐龙一样让人感到稀奇。
有时,这便是朋友:一只正在沼泽中穿行的恐龙,我们既无法拽住它,又无法叫它、提醒它当心各种危险。朋友真奇怪,他们会消失不见。朋友真的非常奇怪,有时,过了许多年,他们会再次出现,尽管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我们无话可讲,但有一些人还是有话要讲的,并且他们真的会讲出来。
不久之前,我很有幸地和一位老朋友重逢了。认识他是在1973年的智利,去年我又见到了他。一番寒暄过后,我的朋友开始向我和我的妻子讲述他的故事。那是一段充满危险、奇遇、监禁和鲜血的经历。有那么一刻,他想起来一件往事:一天夜里,两个年轻人为了躲避夜间巡逻队的子弹,只好在一处偏僻居民区的院落间跳着穿行。我妻子专注地听他讲着。于是我也专注地听他讲,听起来简直像故事一样。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是我这位朋友。当我问他另一个年轻人是谁的时候,他说:你不记得了吗?不,我不记得了。另一个年轻人就是你啊,他说。一开始我不相信他说的话。那个夜晚已经从我的记忆中被抹去了。但随后我想起来了,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只恐龙或说那只恐龙的影子,正悄无声息地穿过沼泽地,而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枪口都对准了它的脑袋。
深渊
世界上有这种深渊,也有那种深渊。忽然间,就像白痴一样,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世界上有出版社能将深渊变成冥顽的化石。同样,有些时候,写作的人和读书的人会朝着同一种失望前进。世界上有这种恶心,也有那种恶心。越来越虚假的出发点,已经作古的目标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诗歌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显得那么痴呆无用, 如同此时此地问生活该怎么办。(问题不在于说“该怎么 办”这种话。)无论如何,这不是形式的问题,不是在文章中央涂画一片火海中的飞机。当然,这么做也是行得通的,但也许,从现在开始,一种疲惫要求出现在新的布景中,这一布景应当更少为周遭感到忧虑,更加自我陶醉,接近音乐剧的那种心醉神迷。
哪儿也去不了。注定哪儿也去不了。那些三十岁上下的西班牙诗人,那些改换形式的诗人,那些为空白的一页添了新一页空白的诗人,那些写了一句诗就心满意足地宣称进入了深渊的诗人,注定哪儿也去不了,甚至连自己的葬礼也去不了。在最好的情况下,我想到两三位匠人,他们倒是能抵达一个孤零零、惨兮兮的终点。或许,在所有诗人中,能够冒险赌上一切的人,才拥有永不到达终点的 优势或劣势,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从未处在终点之外。
写作是一门危险的行当
所谓写作质量,不是说能写得好,这对任何人都不成问题,而是要写得精彩至极,甚至连精彩至极都不够,因为这也是任何人都能办到的事情。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写作?永恒不变的一条是:能够置身于黑暗之中,纵身跃入一片空无,明白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危险的行当。能够奔跑在悬崖的边缘,一边是无底的深渊,另一边是挚爱之人的面庞,挚爱之人微笑的面庞,还有书籍、好友与佳肴。以及,能够接受你所发现的那个事实,即便有时候它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比覆盖在所有已逝作家遗骨之上的石板还要沉重。正如一首安达卢西亚民歌里所唱的那样,文学即危险。
不是群鸟,而是夜莺
如何分辨一件艺术品?怎样才能将它和它的评论机构、它的注释者、它不知疲倦的剽窃者、把它贬得一文不值的人、它终极孤独的命运分割开来?哪怕只是一瞬。很简单,翻译它,找一个无名之辈担任它的译者,随机撕掉其中的书页,把它扔到阁楼上不管。如果做完这一切后,一个年轻人阅读并占有了它,对它忠诚(或不忠,这无所谓),产生了新的诠释,陪它走向终结,书和人都得以丰富,年轻人的出现为书本身的价值增色,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件类似机器的东西,或说得到了一本能够与全人类对话的书:不是一片田地,而是一座高山;不是深林之貌,而是深林本身;不是群鸟,而是一只夜莺。
勇气
那么,在埃尔西利亚写《阿劳卡尼亚人》之前以及在他临终之前,他的人生还剩下什么?在埃尔西利亚的人生中,剩下的是所有真正的诗人都具有的那种东西,尽管这东西或许是以最极端、最怪异的形式出现的。埃尔西利亚仅剩的是勇气。这勇气在垂暮之年毫无用处,同样,顺便说,这勇气在青春时代也毫无用处,但它对诗人有用,可以防止他们纵身跳进阴沟或朝自己嘴里开一枪,可以让他们在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能够实现卑微的写作诉求。
流亡者
流亡就是勇气。真正的流亡就是每个作家真正的勇气。
写到这里我要说,至少在关乎文学的问题上,我不相信流亡这回事。流亡是一个有关品位、个性、爱好与憎恶的问题。在一些作家看来,自我流放就是告别父母的家;对另一些人而言,它意味着离开童年时居住的村镇或城市;还有一些人看法更为激进,认为自我流放即长大成人。有些流亡会持续一生,也有些只持续一个周末而已。巴托比情愿留在原地,而他却是绝对的流亡者,是地球上的外 星人。梅尔维尔总在四处迁徙中,却不知—或者说不曾苦于——“流亡”一词的冰冷。菲利普·K.迪克,20世纪的小说家,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辨认流亡中的烦乱。威廉·巴勒斯则让每一种烦乱具象化。
或许我们所有人,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自从将童年留在身后,就都已踏上各自的流亡之路,或者至少是开始了某种意义的流亡。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世上并不存在流亡的人或流亡的目类,特别是在文学方面。这个世界上,有移民,有游牧者,有旅人,有梦游的人,唯独没有流亡者,因为任何作家只要踏入文学的天地就成了流亡者,而读者只要翻开一本书就同流亡者无异了。
叙事者的私密生活
很多时候,我的文学厨房是一间没有窗户的空屋子。我当然希望里面有点什么,一盏灯、几本书、一种勇气散发出的淡淡芳香,但房间里真的什么也没有。然而,有时候,当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最终会演变为骇人的喜悦)不可遏止地将我席卷,我的文学厨房就变成了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城堡自带厨房),或一栋位于纽约的公寓(公寓自带厨房和绝佳景致),或一间位于科迪勒拉山系某处山坡上的茅屋(屋内没有厨房,但有篝火)。每当我沉浸在这样的恍惚之中时,就不能免俗地失去了平衡感,妄想自己是不朽之身。所谓不朽,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 只有蠢货才会这样想,而我还不至于蠢成这样,这里的不朽是字面意义上的,就像狗、儿童和尚未患病的好人。幸运或不幸的是,一切乐观情绪的发作都会终结。假如没有终结的话,乐观情绪的发作会演变为从政的宏图远志,或是宗教性的宣言。从这一点出发,距离埋书(比起“焚书”我更愿意说是埋书,因为焚书有点夸张了)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事实上,至少从我自己的情况来看,乐观情绪的发 作总有消退的时候,同时消失的还有文学厨房。文学厨房消散在半空中,徒留我一人,仿佛大病初愈,余下的是没洗的锅碗、没擦净的杯盘和腐坏的酱汁散发出的极其微弱的味道。
有时我对自己说,所谓文学厨房是一个品位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一片供记忆与道德(或说道义,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游戏的场地,这场游戏的规则我并不知晓,才华与卓越在一旁观看这场游戏,看得入了迷,但并未参与其中,胆魄与勇气倒是会参与这场游戏,但仅仅在个别时刻,这就意味着它们并不会过度参与,煎熬会参与,痛苦会参与,死亡会参与,但作为交换条件,它们必须笑着参与, 不妨称之为某种不得已的礼仪。
比文学厨房更重要的是文学书房(抱歉这里出现了语义重复)。一间书房比一间厨房要舒适得多。一间书房就像一座教堂,而一间厨房只会越来越像停尸间。读书这回事,按照吉尔·德·别德玛的说法,比写作更发乎自然。我愿冒着重复的风险补充一句,阅读比写作健康得多,不管眼科专家怎么说。其实,文学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从重复到重复,直到不能再重复。
假如让我选一间文学厨房在里面度过一个星期的话,我会选择一位女作家的文学厨房,只要她不是智利人就行。我会非常乐意在西尔维娜·奥坎波、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墨西哥小说家兼诗人卡门·博略萨、西蒙·德·波伏瓦的文学厨房里安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们的厨房更干净。
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梦见我的文学厨房。它面积巨大,仿佛三个足球场那么大,配有穹顶和无边的餐桌,桌子旁边坐着来自地球上所有地方的生灵,包括已经灭绝的和濒临灭绝的,厨房里的照明不怎么均衡,一些区域使用了防空探照灯,另一些区域却仅靠火把照亮,当然还有一些区域昏暗无光,只能隐约看见几个渴求的或惊骇的影子,厨房里还设有几块大屏幕,用余光就能瞥见上面正在 播放无声电影或展示照片,这是在美梦中。在噩梦中,我漫步于自己的文学厨房,有时我会点燃炉火,给自己做一份煎蛋,有时甚至会做一份烤面包片。然后我就醒了,伴随我醒来的是巨大的疲惫感。
我不知道在文学厨房里应该做点什么,但清楚地知道什么不应该做。不应该剽窃。剽窃者应当在公共广场上被处以绞刑。这话是斯威夫特说的,而斯威夫特,众所周知,他比圣人更明智。
因此这一点很清楚了:不应该剽窃,除非你希望自己在公共广场上被施以绞刑。然而,如今的剽窃者已经不会遭受绞刑的惩戒了,相反他们还会获得学业上的资助、获得奖项、被委以公职,最好的情况下甚至还能成为畅销作家和意见领袖。多么奇怪又难听的一个词:意见领袖。我猜这个词的意思大概相当于牧羊人,或奴隶的精神指导,或国民诗人,或国父,或国母,或政治意义上的国叔。
在我理想的文学厨房里,住着一名勇士,一些声音(无形无影的声音)称他为作家。这名勇士并非每时每刻都在战斗。他深知到最后,无论做什么,都会陷入失败。然而,他还是在水泥筑成的文学厨房里四处游走,直面他的对手,既不仁慈,也不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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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狱阅览室里》收录了波拉尼奥1976年至2003年间所撰写的报刊专栏、讲演文稿及其他非虚构作品。以2019年阿尔法拉瓜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在风霜雨雪中》(A la intemperie)为底本,另增补该文集未收录但存在于2004年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括号之间》(Entre paréntesis)中的篇目,以及短篇小说与随笔合集《令人不堪忍受的高乔人》(El Gaucho Insufrible)中的两篇非虚构文稿,力求在一本书中收全现有的全部波拉尼奥非虚构作品。
全书分为报刊撰稿、讲座与演讲、读与重读三个部分,所涉话题十分广泛。波拉尼奥在其中细数自己喜欢或讨厌的作家、作品,也记录现实生活中与朋友的交往、偶尔遇到的趣事和怪事,一两页纸的篇幅就能将这些人、事、物生动呈现在读者眼前。他真实的生活轨迹、文学理念、个人情感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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