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 Lina Kivaka
前几天，无意中在手机里读到哈佛大学东亚系华裔教授田晓菲的论文《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文章原载《文学研究》第2卷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我阅读的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号转载，2023-04-08），才读了前几段，就感觉有些问题，如骨在喉，不吐不快，因此写一篇短文谈一谈。
在文章的开头，田晓菲教授引了明代学者陆时雍的评论，说《古诗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随即藉此引申发挥说：
似乎没有其它论断比这一双重比喻更能贴切地把握住《古诗十九首》的特质与地位了。“谓之风余”，将《古诗十九首》比作《诗经》的后裔（这当然是要符合时间上的顺序，因为《诗经》早于《古诗十九首》很多世纪）；而随后的“谓之诗母”，修辞上似乎有些乱点鸳鸯谱了，将《古诗十九首》提升到了《国风》“配偶”的高度，那么后者不言而喻必是“诗之父”。这样一种提升又因为被评为“余”而有所消减——“余”表示“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这褒贬共存的评价正是女性在男权社会文化中的准确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阴性气质（feminine）被具体化为了“母”：确实没有任何形象比母亲形象能更好地表示这组诗了：权威显赫，因而充满威严；同时又深度边缘化，所以又令人安心。
这段话中，有两个槽点。第一个槽点是田晓菲说“诗母”这个评价不伦不类，她把“诗母”理解为《国风》的配偶，因为推断《国风》相当于“诗父”。这种理解，无疑是有问题的。其实“母”在古汉语中有一个义项是“源头”“源起”。《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和“母”相对。我们日常说的“酒母”“字母”“航母”，其中的“母”都是指滋生其他事物的根本。“酒母”即制酒的“酵母”，没有它，无法产生酒液。“字母”是组成单词的基本符号，没有它，单词无法拼合。“航母”是海上飞机的载体，没有它，飞机无法起降。“母”在这些词里的意思和“元”相近，所以汉语说的“元音”，日本人称“母音”。难道有“母”必有“公”吗？有“酒母”必有“酒公”吗，有“航母”必有“航公”吗？
关于“诗母”，研究《古诗十九首》的著名学者马茂元和赵昌平解释说：《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打破了当时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专尚回言、骚体（及其流裔汉赋）的积习，大胆地向民歌学习，将被上层文人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也就是新兴的民间五言歌诗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同时将汉乐府中已有表现的叙事与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创造出了一代新诗——五言抒情古诗。这种诗体及其表现手法，在中古以后的古典诗歌诸形式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说《古诗十九首》又是“诗母”。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较为合理的，也就是说，所谓“诗母”，指《古诗十九首》是中古以后五言诗的源头，而不是《国风》的老婆。
田晓菲上面那段话还有第二个槽点，她认为陆时雍把《古诗十九首》称为“诗余”，是一种贬低，其理由是： “余”表示“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而且还因此谈到了女权主义，说“这褒贬共存的评价正是女性在男权社会文化中的准确写照”，并且很遗憾地判定：陆时雍对《古诗十九首》“诗母”的赞扬，因他同时将其评为“余”而有所消减。
这都是错误的理解。问题出在哪呢？和“诗母”的“母”一样，这也是因为田晓菲根本没理清楚“余”的意思，就武断下了结论。在古代汉语中，“余”有很多义项，有带贬义的，也有带褒义的。《说文》：“余（余），饶也。”其本义指丰富、富饶，无疑是褒义。韩愈《赠孟郊》：“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说的是别人家酒肉丰饶。至于“余”的“残余”义，和“富饶”的意思相关。太富饶了，就会有盈余，盈余的东西，既可以视为褒义，比如钱财有盈余，钱财还怕多吗？也可以视为贬义，比如手指头盈余一个，当然不会是好事。《庄子》里说：“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意思是，并生的大拇指，或者多生的枝指，这是天生的吗？但都是比常人“侈（多余）”的东西。因此，“余”有不好的意思，也顺理成章。
在具体的句子中，“余”是作为褒义还是贬义，并不难分辨。其实撇开词义分析，从情理上考虑，对《古诗十九首》极度推崇的陆时雍，会不会在短短的一句话里，就同时下褒贬两种结论呢？我不知道田晓菲教授是古典汉语水平不够，还是对意识形态的急切逢迎遮蔽了其作为学者的理性，竟然硬把“风余”的“余”理解为贬义，解释为“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而不肯去搜索一下相关辞例。
事实上，古书上用“余”字修饰古诗时，大多用为褒义。比如在古代典籍中，“诗余”有时是“词”的专称。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历代文人基本都以为词起源于诗，只是有的以为它起源于《诗经》，有的以为起源于唐近体诗，有的以为源于绝句歌诗。还有的学者从词的音乐性方面考虑，认为词起源于乐府，因为乐府和词都是用来歌唱的，故词是乐府之余，而不是诗之余。另有一些人折中，以为词虽然起源于古乐府，而古乐府也出于《诗经》。尽管他们对“诗”的具体指向不同，对于“余”字的意见却基本一致，都认为“余”指余波别脉，而不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了解词这种文学形式人都知道，在内容、风格、语言、格律方面，词和诗有差别，词的语言更通俗，内容更偏重爱情，句子更参差，押韵更是自由得多，但在文学成就上，和诗不相上下，并非低一等的东西。把“诗余”的“余”理解为“余波”“余韵”无疑更加合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陆时雍认为《古诗十九首》是“风余”，显然是说它属于《国风》的余波余韵，这并不是贬义。从时间先后来看，《古诗十九首》晚于《诗经》，如果认同它有《国风》的风格，那自然是《国风》的余波，称之为“风余”，无疑是一种褒奖。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还说，后世所有的诗歌，都是《诗经》的余波。明代文人秦士奇也说：“自三百而后，凡诗皆余也，即谓骚赋为诗之余，乐府为骚赋之余，填词为乐府之余，声歌为填词之余，递属而下，至声歌亦诗之余，转属而上，亦诗而余声歌。即以声歌、填词、乐府，谓凡余皆诗可也。”基本和何良俊的观点雷同，我们能说他们都在贬低《诗经》之后的所有诗歌，视之为“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吗？
马茂元、赵昌平的《古典文学三百问》说：“《古诗十九首》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与汉乐府一样，继承了《诗经》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风余’。”他们虽然没有具体分析“余”的意思，但基本道理是对的。
从古书上相关词义组合来看，“风余”也是褒义词。比如古书上有“余论”，司马相如《子虚赋》：“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其中的“烈”和“余”意思相似。《尔雅·释诂下》：“烈，余也。” 说的是想听听大国的流风遗业，先生的剩余之论。但不管是“风烈”还是“余论”，都是褒奖，意谓大国正式的功业和文章“猗欤伟欤”，我不敢与闻，能听些余波遗韵，就很满足了。但很明显，这些余波遗韵，也是美好的东西，断然不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宋书·周朗传》：“吾虽疲冗，亦尝听君子之余论，岂敢忘之。”宋苏轼《答范景山书》：“久不闻余论，顽鄙无所镌发，恐遂汩没於流俗矣。”这两段文章中的“余论”都是褒义，总不可能写信给的对方，说想听听你说的一些“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议论吧？
“余论”和古书上常见的“绪言”意思相近。《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成玄英疏：“绪言，余论也。”《文选·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绪言余论，蕴而莫传。”张铣注：“绪，遗也。”据两处古注，“余论”也可以指“遗论”。“遗”也有“余”的意思。《广雅·释诂三》：“遗，余也。”《汉书·地理志》：“地有遗利，民有余力。”以“遗”对“余”，都是指“饶余的”，而不是指“多余的，不必要的，残余的”，是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
由此可见，研究古典文学，也要具备基本的古汉语阅读能力，否则按照自己的错误理解去解读诗歌，还因此扯到一些高大上的理论上去，就会显得空疏滑稽。田晓菲教授就是因为错误理解“诗母”“风余”两词的词义，思维立刻发散，迎合时下流行的女性主义话题，说什么“这褒贬共存的评价正是女性在男权社会文化中的准确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阴性气质（feminine）被具体化为了‘母’：确实没有任何形象比母亲形象能更好地表示这组诗了：权威显赫，因而充满威严；同时又深度边缘化，所以又令人安心。”完全不知所云，和某个特定年代的极左学风一样，实在让人叹息。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