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沈从文家书（1966－1976）》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文革岁月的回忆和点滴，慢慢在出版界渗透，蔓延开来，尽管依然不足以还原真实。《沈从文家书》看起来沉重，透着“离乱期的郁虑深忧“。
“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 年届70的人历经了两个社会的沉浮，言微意重。那样一个时代，纷乱可以压倒岁月沧桑。
曾经希望多做事，去影响国家建设的沈先生，自言“对事过份热心，也常常有错误。几经风涛，为"免过"计，自然即不会再如十年前对工作的狂热矣。“
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和家人的通信里点滴地映射着十年间社会的变化，从知识分子的落伍，到五六万人的斗争会，大字报，大联合，斗批委会， 战斗组，斗私批修，武斗传闻，上山下乡，都变作了日用常行的内容，在身边上演。
起初，老人是乐观的，“社会动荡大，不可免有曲折反复。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他总觉着问题会过去，自己或许即将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把脑子里的知识变作对社会的贡献。这样的希望在十年中慢慢被磨去光泽。"时代动荡大，个人太渺小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成长中是对新鲜的物事如此渴望。沈从文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这指的是他少年时为了求新鲜而逃学时的感受，也是他后来在文学创造上有造诣的基石。到了天命之年，却连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都不可能，命运多舛。
曾经担心自己的心脏病遇到人生意外事，"随时可以报废"。这也成了前半段书信的主线。沈先生的心态应该是很难得，古稀之年还被派到湖北山村，后来又躲地震到苏州，工作做不了，心里却总是记挂着文物研究。
到文革后期，他身体和心态都还很不错，“不宜对外来挫折存丝毫丧气，邓小平还得在检查后恢复新职！”，和儿子通信，“好好的工作，永远保持工作的热情，莫放松。不要图小成，要把握大处和重点，不因任何人为障碍即丧气丧失信心。”
在这样的消极灰暗环境里，沈先生的乐观使得他对文革的观察富力度，也直白。“新运动过于复杂。不懂。报上作得极热闹，人多倦于参预，因为不大好理解。最好是少说话，少自以为是好。”
同样经过文革的王蒙这么说，“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一九五八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和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在逆境中的逆流乐观和健康情绪，不容易做到，却不是不可能的。
用经验总结出来的灼见不算少，能够看了，听了，入耳入脑的不多。
文学和文物史研究成就不菲的他，在北京大学做过教授，编过中小学国文教材，只是小学毕业，北大旁听。实践出知识。还好，后来的他"平反了"，还能够做了些用上了他的知识的事。更多人就这样把最有活力和智慧的二十多年闲置了......
巴金先生说，“开了几十年的会，到今天我还是怕开会，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想法，从来不曾对人讲过，在会议的中间，在会场里，我总觉得时光带着叹息在门外跑过，我拉不住时光，却只听见那些没完没了的空话、假话，我心里多烦。我只讲自己的经历，我浪费了多少有用的时间。不止我一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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