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饱满的面孔，白皙到近乎透明；他的眼睛是有温度的，略眯着笑，有点嘲弄有些戏谑，似有好多话语内容。
最有标志感的当数他的嗓门，一口绝不会被本地土话混淆了的普通话，高亢起来响遏行云。
健哥就这样清晰地定格在我脑海里。
确定开设《相山人物志》栏目，我就想着要把健哥放在卷首。毋庸讳言其中有个人的感情因素，我视他为领头大哥。我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奔西跑厮混的经历，或仅就是他个人的特质，我看着他一路行走所做的事情，都能算是一种文化影响力。
健哥足以在《相山人物志》里领军。
题目若以“王健卷”命名，感觉有些隔膜，还是直接以惯常的“健哥”称呼之。世上名“王健”者多矣，而我的健哥仅他一人。
可“絮语”提笔写了几行字，便写不下去了。一个人如果在你心头分量太重，展开便会千头万绪，要生成出一种心理压迫感来。那些个共同阅历的事情，朝朝暮暮在一起的那些个场景，一想起来他人就站你脸前。依然那样的温热，那般高亢，禁不住笔墨会因哽咽而僵住。
不大愿意以太沉痛的笔触去叙写他，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无拘无束的时光，永远都应当是明朗的；而颓丧的情绪每每会深陷于文中，无法休止的漫长的难过就像一座又一座大山，你难以翻越，或者压根就没想过要攀爬过去。
关于生命，关于友情，关于死亡；一切都在颠沛流离。
有一日魏代彬发给我一张老照片，1990年我们去合肥开省青联会之前，市委书记陈德胜为我们送行。一行有团市委的范向东、王治江，老建行的魏代彬，电视台的小彭，梆子剧团的杨明新等，照片里缺了风头正盛的红方老总王宏代，公安局的王经财。
我那时还是一边倒的长发，瘦削的身材站在健哥身边一览众山小。打了领带的健哥颇为引人瞩目，他是男人帮里衣着最考究的人。
我和健哥当然算是文友，我俩的关系起头却并不起源于文字交往。他还在安大上学时我便认识他，我们都是关心时局的慷慨青年。大学毕业分到报社以后，他编的栏目便成为我发文最频繁的阵地。
这种关系有点奇形怪状，文友的那些意思被朋友之情淹没，他拿我当兄弟，我视他为长兄。我在这座城市相熟的文友或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不少都是经健哥牵线搭桥。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我在这座城市青春时代的领头大哥。
回过头来去看我身上年轻时烙下的文化特征，竟有许多健哥痕迹。有些直接从健哥身上摘下那些标识，也贴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断再去填充内容。比如写作意义上的“自由”，你务必要把那些装腔作势的念头看得一文不值，你得在文字里展开自己真实的声音和情绪。他那时主要写诗，偶尔散文。他爽朗而激越的诗人性情，颇为令人瞩目；他是最早挣脱了“文革腔”束缚的新一代文人。
很多人都曾为健哥可惜，认为他有才情有功底有真诚，写作上缺一种执拗的专注劲头，在文学上成名早，却一直都没有锲而不舍地去超越自己。持这种观点说明你并不了解健哥。他这辈子我行我素，除非是特别想干成的事情，比如筹办“北方周末”，或是策划、操持轰动一时的皖北选美大赛，其它的那些所谓的“事业追求”，在他看来，设定的任何目标假如让你不快乐了，立即放弃。
健哥性情火热，俗雅杂拌。他是那么的热爱生活，热爱世俗，热爱朋友，将快快乐乐的活着，看得比一切目标都更为切实可贵。他对待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老弟情谊深厚，他强调不要和不讲义气的人来往，男人要有点血性等等。我不知自己身上的这种健哥印记，是我本来就有的，还是被他唤醒或熏陶出的。有一点我很确定，此生若没有遇见健哥，可能我会成为另外的类型，或许能成为社会上的市侩也说不定。
健哥爱喝酒，也爱找酒场、支酒场。他其实并不馋酒、黏酒，欢喜的就是场面上朋友聚在一起的热闹劲。健哥有聚会的场子经常喊着我，他要来找你喝酒，你也不知他会带多少人来。八十年代初期我不大能喝酒，跟健哥混久了，也有了能砍三板斧的狐假虎威。
健哥心脏一直有毛病，酒桌上喝开了我们怕他忘乎所以，时时要跟着或代替他冲锋陷阵。他坐在旁边会乐不可支地观战瞅热闹，完全忘记自己属哪一阵营的。
健哥从不会掩饰自己身上这样或那样的种种毛病，有些东西甚至被他放大了。比如喜怒形于色，一旦脾性爆发风起云涌；跟人说话直接，很少绕弯子。有时候看起来就有些傲气，待人不甚平和。但老朋友都知道，他这个样子毫无攻击性，即便有些不愉快，也只伤表皮不伤心。他不会往心里去，你要计较，得被他气死。
我和健哥最为亲密的时代，作为文友彼此唱和相互描摹的文字几乎是空白，我们的眼光与兴趣都在其它叙事上。
此刻想起来很觉遗憾。
搁我心中，若论起小城的文化人物，或是由魏晋风度一脉传承下来的那种淮北文化气派，健哥是我心目中的标杆之一，他活成了八九十年代的小城文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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