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东湖听见暴走团的喇叭喊“各位老师”，就感觉有些错愕。
我知道“老师”的称呼如今已经作为一般的敬辞被广泛使用了，可广泛到这种程度，和“大姐”、“大哥”、“师傅”、“同志”，或“老板”、“老总”一样，就有点随地吐痰的意思。
以往有些个词，专拿来贬低老师职业的，比如“孩子王”。老话讲“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读书人但凡有一点点其它活路的法子，绝不会去和孩娃厮混，去干这种一辈子一眼就能看到头的职业。
“教书匠”也是个典型的例子。
老观念里，“匠”的层次比较低，就是机械重复地做手工活。沾染上匠气，束缚在套路里精益求精，无异于缘木求鱼。老师群体里有人是师，教有所成，深受学生尊崇，少数人甚而成就为大师；而另一些人则一生都是个匠人，靠教书谋生，日日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我对此则有不同想法。
“教书匠”说的是一个人身上的匠气重，并非否定了匠技、匠心。其实教书还就得先从匠技练起，而且要做个出活细致、扎实的“教书匠”。“匠气”和“匠技”、“匠心”不是一码事，有人老混。
中国做技术活的，“眼高手低”是个通病。何为“手低”？恰恰欠缺了匠技，出活毛糙，品质不达标。
做语文老师，我一辈子都心虚，虚在底气不足。
一个语文老师的功底形成有两个来路：一是孩童时期，写好字，记诵大量的好诗文在肚子里存着。由这个意义说，我们生不逢时，不仅错过了已经废掉多年的私塾，文革前讲求文化元素与传统材料的学校教育我们也没赶上。
我们这一代接受基础教育时，恰好横跨文革十年，正是背书、习字、学诗打底子的年纪，天天却捧着红宝书倒背如流，以后再想写好字、多记诵老祖宗的好东西就格外难了。
第二个来路就是后天里进补。大学里学的东西按理说足够用于基础教育的学科教学了，而就汉语言来说，大学侧重的是道与理的教育，对垫实、补足语文的基础倒没有多少针对性。比如汉语拼音，小学没学好，大学里你别指望能填上坑。
要做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就得象学戏一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到唱念做打皆成模样，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一出手就知你有没有功底，匠技是否结实。初上课堂的新教师，存在的毛病多是匠技层面的，音读不准，字写不正，咬文嚼字的功底虚弱。没有几分扎实的匠功夫，做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就难。
到现在我都佩服蚌埠二中的几位老师，教数学的一根粉笔上课，教材内容烂熟，画图不用尺子让人惊叹其精准；再就是语文老师，重要篇目和诗文不用看教材，张嘴就来。他们给学生的感觉是肚子里有货，而且不是三年两年的积蓄。
莫担心做个老师埋头于“匠功”，会掉入了“匠气”的窠臼。想有“匠功”而避免沾染上“匠气”很简单，一面踏踏实实做精雕虫小技，一面保持自己的识见和创新意识。
练教书的匠技，你不能急求大进。人的成长与成熟是需要过程或阶段的，火候不到，欲速而不达。我对动辄提倡拼搏精神是非常反感的，尤其是在技艺的形成上，它需要熟的过程，需要时间磨练，企图缩短这一过程无异于偷机取巧。
为什么有些学校热衷于让学生泡在题海里，耗尽每一点时间而难出成绩？就是这样一种“拼搏”的结果。更恶劣的是，“拼搏模式”把学生的思维宽度变窄了，学死了，麻木了。
传统的分类中，匠人和技师的区别并不在于手工水平的高低，而是在技术方法与专业识见上的高下被明显区分开来。匠人只会做，多数技师还会变化与创新。
语文教学是很讲求技术方法的，这一点由于它的语言工具性与文学性导致我们历来重视不够。传统启蒙教育就很有针对性，它的对对子、描红临帖，对积蓄、成就孩子的语言感觉非常有用，它实则蕴涵了教育心理学的道理。
私塾的那一套，比我们现在小学语文教学有效，尤其是在培养学生语言功底上。私塾出来的，传统文化功底显见的要比我们现在的小学生强许多。
篇目教学是自古而来的学语文方式，这种方式处理不当很可怕。老师大多愿意教有意义间隔的文言，自己有嚼头，学生有学头；一到现代文章，语言和历史的间隔没有或大大缩小了，阅读教学就变得味同嚼蜡。好文章常被老师大卸八块，让所有学生兴味索然，完全丧失了学与读的乐趣。
而在一些讲究方法的老师手里，他们都会把对文章的整体感知与探究交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快感，进而在语言学习、思想观念上受益。
一个教师长时间从事专业工作，必然会逐步教得程式化，感知、表达、引领因此会变得愈加麻木；尽管也能中规中矩、认认真真，甚至可能带的学生语文高考也说得过去，但还是脱不去“匠气”，连带着“技”也仅在工具层面发挥效用。
一千多年前韩愈对教书匠有一种不屑：“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他也正是对老师的教书识见与心胸，仅局限于工具性那一面表达强烈不满。我们需明白的是，他反对的是“匠气”，而非匠技、匠心；否则，路子就会走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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