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健哥卷｜絮语》一文推出后，一帮熟识健哥的朋友很感慨，给我电话或微信，有的在文章后留言。健哥最亲近的好老弟魏代彬喊着在一起聚，话题都是健哥。吃酒时见着了傅康的小孩舅、海通证券的种总，又扯到傅康身上。
晚上到十一点才回去，茶浓了话稠了，倒头睡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继续写写健哥的事情。
健哥大号王健，小名王健，笔名王健；他就是那么一个光光棍棍的人。我总结他一句话就概括了：一辈子只活在了一种职业、一个单位里的性情男人。
这话算不得最能体现健哥特征，小城一辈子只活在了一个单位的男人、女人太多了。毕竟处于苏鲁豫皖交界的小城市，蜗居于此，再高的理想，再大的野心，哪怕仅仅是一时的冲动，都好像微缩在茶杯里。等到知道平台的高低与占位如何重要，可能你已经对那些东西无所谓了。
说这话很有些为健哥惋惜的意思。一个性情放大了的男人，应该拥有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舞台。想要的东西你得不断努力才能抓住它，抓的过程也是成就自我的过程。小城太舒适，也很容易自我满足，一个人的才情就会不知不觉地被磨损、侵蚀殆尽。
一座有着非常自我确定模样的城市，往往也就是确定了居于此的大多数人的人生。它就是一口井，或仅为一杯茶。
我常说健哥是我淮北朋友圈的领路人。
早前的朋友圈关系没有利益纠葛，也就少了复杂性。你敬我我敬你，喝酒炸个雷子，脾性一对上就是好朋友。你到哪里办事情，有个熟人帮你前前后后地张罗着，就觉得极有面子。
能与淮北日报副刊老编们相熟，除了创报一代的纵横、王友根老师，到刘宪法、王晓明、林敏挨着往下排，大都源于健哥的架桥开路。有一段时间，一周二三篇杂文、随笔见报，文字泼辣些、放肆些，他们也都很包容。不如此，好像就算不得是健哥的朋友。
后来健哥从副刊的具体编务退出了，我和日报社的文字关系也由日常变成了偶尔。没有健哥、宪法兄、王晓明的副刊，总觉得像一桌丰盛的宴席，不给喝酒它也不上酒。
我和健哥初次见面在矿务局干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健哥的老父亲在矿务局干校当校长，比我低一届的蚌埠师专同学马杰在那里当老师，拐拐弯就串上了健哥。那时的健哥还不叫健哥，是在安大中文系念书的王健同学。肤色白皙的狂傲书生，朗声快语，性情直白，吟诗为文才华横溢。我们在干校西端马杰家的平房小院里指点江山，谈时政，褒贬当红人物，常至深夜。
健哥毕业后娶了蚌埠人花怀珍，起初她在妇幼保健站，后任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我因此就和健哥又多了层半个老乡的关系。年轻时老花也是个性情中人，见我和魏代彬一帮健哥的小老弟，脸上就俩表情：不是大笑就是嗔怒。一旦她用这种鲜明的表情待你，那就是正式认可你在她心目中的好朋友身份了。
健哥比我长三岁，我们成长的时代共同的背景底色泛红，与文革有关，带点大运动、大折腾、武斗批评的血腥。不曾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反而经历了将其踩在脚下的历史时期。思想上有着春风吹又生的缭乱与盲目，心头始终点燃一把火，理想绚烂而空洞，易于激动，爱国心膨胀，把野心当事业心，任其勃勃生长。
如果要找个颜色做我们青春时代的主色调，那只能是红色；燃烧起来，又满是酒精味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伸展开，原有秩序混乱起来，人人都激动万分地“向钱看”，伴随着三观混乱、六神无主的杂色。社会改变人的力量形状很奇特，它不是突如其来、势不可遏，而是慢慢渗透，滴水成冰。你随那潮流被推着走而身不由己，你身上的红色早已经锈迹斑斑。
也许我们的底色并不是红色，它只是被时代涂抹上去的。
年轻时的健哥是个很诗性很纯粹的文人，有一种透明的可爱。
有一次他到一中来，非要听我上课，我只好给他放到教室后面。因为朋友在，那节课我可能更投入些，没想到他竟听得落了泪。我以为自己上得好，感动了健哥。现在想，只是上课情境触发了他心里的一个柔软的点。一个听课能听到热泪盈眶的人，心中定然长满了诗句。
八十年代末期我们都曾上街呐喊。那天游行我看见老政府大门口有电视镜头对着，赶紧闪躲到围观的人群里。健哥却更为兴奋，也就更为瞩目。这个确凿的证据让他进了学习班。若是他有仕途企图心的话，这一挫折叠加他的不知约束的性情，就此终结了他的仕途向上的任何可能性。
他那时已经混得风生水起。同一批的省青联委员只有他成为了全国青联委员，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先后出版更奠定了他的文化地位。我们现在说谁谁谁不适合当领导，其实都在盲人摸象。看健哥领几个人，把他编的副刊放大为《北方周末》，能办得名声鹊起，就知他是一员虎将。
健哥爱打个小牌，麻将、斗地主或偶尔推个牌九。小城一位老领导有句名言：“牌品见人品”；而健哥则进一步发挥：“大玩丧志，小牌怡情”。三十年前他就有这目光，常在河边怡情而一生不湿鞋。他有个尺度，斗地主，打麻将，哪怕是小推一下牌九，小玩到一定程度便把住他的小包不肯掏钱了，输了就开始押、欠。牌被他一押就松了劲，变成了“小牌无情”、无趣。
现在想，亏好有健哥把持，我们的玩牌从没有过界到耍钱，就是娱乐。
我和健哥多次打牌，跨度有一二十年，牌场上斗嘴、挑衅，你气我我气你，却从没真的红过一次脸。
健哥好嗓门，唱歌不拐弯，直直地上下。他最拿手“咱当兵的人”，还有西游记电视剧里的插曲“你挑担我牵马”那一段。他可以一杠子顶到最高音，白脸憋成红脸。当年怀远人刘洪、刘安兄弟在淮海商场对门开“红安利”歌厅，只要健哥到，大厅就只听他的声音，一马路都跟着摇晃。
健哥有个剃头的朋友小周。他有天领我过去，说给我这个兄弟剃个板寸头，省得天天看着萎靡不振。结果二十多年来我的“板寸”越来越短，始终保持了健哥想看到的精神抖擞的样子。
九十年代初，《南方周末》办得风起云涌，健哥拉着我和魏代彬几个人商量，想把自己编的副刊也办得活一些，我们就怂恿他和《南方周末》对标。淮北日报由健哥挑头策划的“北方周末”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报纸的编排一扫沉闷的旧套路，文风清新。健哥任《北方周末》主编，麾下有四五个编采。很多人熟知的“王主编”的称呼由此而来；这个称呼他也最受用。
我常称之为“王健的《北方周末》时代”。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一个人给一张报纸打上烙印其实是很难的，健哥做到了，而且把一张地级小报的周末版办得春风满面。
健哥最好的写作时光是住相山公园三号门的顶层，那里也是我们经常聚会的沙龙客厅；后搬到老妇幼保健站西面的宿舍楼。这两处地方抬眼便是山，郁郁葱葱，清风叩窗。
他的一些很入心的诗文一直带着相山的灵秀。
健哥是个荷尔蒙分泌超规常的人，不安分，好激动，说不高兴就不高兴了，越熟的朋友越是如此。在海南做了媒体老总的健哥的好友王九龙回忆道，最后一次见他，应该是2000年以后我回淮北，他在电话里说请了一帮子朋友陪我在馆子里吃饭，让我分分钟赶过来。我说中午怕不行，因为我已经与淮北一中的老同学们约好一起聚聚的。他听完，火冒三丈，丢下一句话：也熊，咱哥俩不再见了。
他这脾性我也时常领教。我和矿工医院的钟明贵在一起喝闲酒，健哥打电话过来，叫我过去。明贵抓过电话来也是开玩笑，说老马和我正喝着呢，你叫过去就过去，你以为你是谁呢？健哥大怒，坐出租从一马路跑到三马路，踢开门指着钟明贵说我是王健，我叫我兄弟过去他就必须过去。
弄得我事后跟明贵连赔不是。
健哥脾气一发作，谁去劝谁找没趣；只有红方集团的王宏代老哥，老建行的魏代彬能降住他，板着脸数落，他才能渐渐安稳下来。
高兴起来也如此。到合肥开会，说好了次日上午给参加省青歌赛的杨明新助阵，结果头晚老酒吃多，健哥非拉着打扑克，他牌又兴，一赢再赢，便不肯罢休。王宏代老哥困得拿牌要睡着。
第二天上午呼呼大睡，直到杨明新拿着一等奖的奖杯把我们砸醒。
《北方周末》没整好几天，健哥突发奇想要搞选美，而且利用他个人的人脉关系一竿子劲把上上下下都顺通了。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南方城市搞过选美，北京上海都没跟风呢，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健哥拉着我、魏代彬、王明韵等几个根本不懂选美程序、技术环节的人，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他就能膨胀到那种程度。
选美需要钱这一点健哥是知道的。报社不会出钱，我们只好一家一家企业跑，从当时很有名气的皖北铝业、滁州烟厂、红方集团，到下面的各个矿，王主编靠着新闻界的知名度，借助《北方周末》阵地，利用魏代彬在建行、王明韵在刘一矿干办公室主任的便利，带着我们蹭便车，实在不行坐火车。也有拦过带拖斗拖拉机的经历，我和林敏坐在晃晃颠颠的车斗里，说一路闲话，这才知她也当过语文老师。
我们出去说是谈赞助其实就是喝酒。健哥原籍山东，有点酒量；林敏见酒就躲，其他几个都是小酒量，跟着健哥死撑。每次看到人非常实在的副刊编辑黄岑，把自己喝吐几回才能将赞助谈下来，我心里都不好受。
《北方周末》当时做得已经很有影响力，它露出了与传统纸媒不一样的面目，有大块的深度报道扣人心弦，也有紧贴百姓、市井的活泼消息，文字讲求有劲、有趣。那是报纸依然有固定受众群追捧的时代，一期一期的选美煽呼终于使其成为全市关注的话题。
选美大赛是个节点。最后正式比赛阶段我退出了，无论如何我这个中学老师搅和到里头不太合适。选美大赛前健哥还带着我们搞搞笔会，文友小热闹一下；大赛风云经历了，心也就野了。
进入新世纪后，我和健哥的交往密度稀疏下来，大家手头上、单位里各自有事。但无论何时，只要健哥一声招呼，我都会赶过去。有健哥的场合，一定能酣畅淋漓大笑，酣畅淋漓喝酒。
想起来这么多事情，眼前的画面却只有一幅，那就是健哥手握话筒唱卡拉OK，声音高亢、明亮、任性，至今仍在耳边发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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