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六年前的场景。山里人家庄主谢长城送给堂主一件中式对襟褂子，堂主当即帮我套上，叫我做书院服。左看右顾规整好，谆谆告诫道：你既为东篱的首席学者，模样气质都要能跟得上。然后在小院茶室里摆放了一张可盘腿而坐的宽大椅子，谓之“首席”。
我从此开启了“东篱首席”之旅。
“首席”之旅起步之初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学着而非“学者”。琴棋书画诗酒茶诸般套路，入东篱之前，我大多模糊。酒算是我日常用品，可我红酒的启蒙就是在东篱完成的，知道了它的几大种类、生产地，如何品鉴，基本礼仪等。
其余的也大致如此。
我私下将“东篱首席”定义为“堂主首席跟班”，主要任务为“三陪”。陪他接客，陪他外访，陪他活动露脸与记录。不端不装，每事问。面对堂主“这你都不知道”的不屑，能安之若素。
也曾应堂主要求，给陈艳艳挑头的服饰文化研究会做过一次文化讲座，端午节内容。如何给大家讲一点他们不知道的，以非掉书袋的感悟角度展开，真还是一件很费神的事情。后来堂主再下令搞讲座，我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拒绝了。
对站讲坛、讲堂开讲比较心虚。
我是以站教室里的讲台为职业的，讲座和讲课虽有类似，但学问含量大为不同。你没有长期的专研，独门绝技，便很难站得住。我一听谁在讲坛或讲台上瞎胡扯，顿生误人的羞耻感。讲座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你无法备受众。底下坐着的是你完全不了解的一群人，不知道他们的需求、接受程度，以致于形成盲人摸象或对牛弹琴的尴尬。
实际上传道受业解惑的讲座方式，在当下已陷入困境。
当代话语交流已被彻底颠覆，网络平台的大众化普及，人人都有表达欲，也都想把自己的觉悟告诉别人。全社会形成了表达与教导的大狂欢。
讲座变成高风险的事情。我只听我想听到的，不同意见就是敌对的，无论如何都是要被斥责的。甚至有些人不是来听讲座的，专来挑毛病、抓把柄。专家折戟于讲座者并不鲜见。
作为大众一员，实话说我也极讨厌那些动辄教导、指路类型。你自己的人生都理不清，读几本书、码几行字就来指引我们。我对价值观、是非观、对错论更是一听头就大。谁都不是终极裁断人，台上做人台下做鬼的也太多了，我为啥偏要信你？
当今社会，听比讲变成了更为重要的能力，成为最为稀缺的社会资源。
东篱与古睢六七年的文化熏陶，我想我可能更喜欢沙龙交流方式。
沙龙与所谓的“雅集”不同。现在的雅集大多做台上台下分隔，有着太阳、月亮和群星的分别，不免就有太多的炫技与表演成分。沙龙式的雅集，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了教导他人的欲望与责任感，每个人的意见也会被平等看待。倾听是基本礼仪，一统全场会成为笑柄；主人仅仅是个插科打诨的社交统筹者角色。
古睢书院有围桌茶室，有民宿的公共空间，环境氛围最适合做茶叙沙龙类型。
我其实把沙龙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大嘴巴”。能就某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听到不同的意见与想法，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着共同趣味的人搭一个小平台，满足自身的文化与社交需求。但沙龙又是一桩组织与协调繁琐的东西，要做相对固定的沙龙你要建群吧，得有个热心而善良，愿尽义务的人做“龙哥”或“龙姐”，成员逐步沉淀为会员，每期有大家议定的话题。沙龙有茶叙亦可餐聚，十人到二十人区间，AA制每人每期交相关费用若干，由“龙哥”或“龙姐”与书院共同协调安排。
或许，“大嘴巴”的念想也就是个小梦想；能不能成，随缘吧。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