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读书时，大家都痴迷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连同他每天去咖啡馆喝咖啡的习惯。就是在纳粹占领时期，萨特也要和地下抵抗运动分子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那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存在主义者的存在：阅读、写作、讨论、谋反，浪漫、偷情——凡是男人能够做的好事和能够做的坏事——那种可以从坏事变成好事的坏事——都有了。存在着、有意义的存在，必须首先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而这一切，似乎又是从喝咖啡开始的。
那时，我已好上喝咖啡了，也尽量会去喝上一口。所以不免有点小得意：本人在知道存在主义之前就喝咖啡了，如果说“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对我来说是“咖啡先于存在”、喝咖啡先于阅读存在主义。
但是，光喝咖啡，不等于就是存在着喝咖啡，也不等于喝着咖啡就存在了。因为存在是一个社会的存在，是在“他人是地狱”的关系中的存在。所以，要象一个存在主义者那样喝咖啡，必须是与人一起喝咖啡，最好是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他喝，故我在”、“我喝，故他在”……
但我至今只能偶尔做到这一点。以前在国内时，是没钱每天去泡咖啡馆；到了澳洲，是没有时间去咖啡馆泡。有时间时喝不起，喝得起时没时间，人生总是不如意，如同：存在着，便是虚无——《存在和虚无》。
但是，我觉得，或许再过几年，半退休了，应该能够象存在主义者那样喝咖啡了。早上早起，开早班出租车，不管挣多少，中午即下班，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吃一个羊角包三明治——假装在四、五十年代的巴黎，实践一番“存在先于本质”、咖啡先于存在……
但是，好象还是有些问题。存在主义者喝咖啡，是和存在主义者一起喝咖啡，一起谈论“选择和责任”、“焦虑和荒谬”、“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等等。可是，悉尼又有多少存在主义司机呢？又有多少开出租车的存在主义者呢？想到此，不免有点失望……。
但想想也想通了，因为，我们是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是“被存在”的，由不得你；但同时也仍有点不甘，因为我们的存在是自由的，虽然没有被生的自由，但绝对有找死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可以选择性地不自由。
本人当然倾向选择和自由。如果选择不到“和存在主义司机一起喝咖啡”，那么也要选“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喝存在主义的咖啡”——变通一下，只要有“存在”就行，可以是“主义”，也可以是“出租”。
“功夫不负胡思乱想者”。上海的同学，大伟先生想在悉尼投资一个花店和咖啡馆，希望我和另一王姓同学参与经营。真是好机会，可以取名“花神”：因为我们有花，因为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咖啡馆叫“De Cafe of Flora /花神咖啡馆”——一石二鸟，一花二主。我们可以在那里开讨论会、开讲座，讲谈存在主义，从而聚起一批存在主义者；然后一起喝咖啡：存在着喝咖啡，或喝着咖啡存在……，至于其他的“好事”“坏事”，则可做可不做。
为此本人兴奋了好一阵子，多喝了好几杯咖啡，虽然还未喝出不同的存在和存在主义。
但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最近读到一篇由“思庐哲学”公号登出的文章《如何象存在主义者那样喝酒》，是美国人“斯凯·C·克利里”写的。急切地读完，却凉了半截热心肠。题目虽然是说“如何象存在主义者那样喝酒”，但通篇说的实际上是“如何象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样喝酒”。由此，“如何象一个存在主义者那样喝咖啡”，其实也就是“如何象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喝咖啡”。这样，问题就来了，并且很严重：咖啡馆有了，“花神”也有了，存在主义者也可以有，但萨特哪里来？谁又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咖啡常有、咖啡馆和存在主义者也常有，但萨特和波伏娃不常有，没有一点办法。
左思右想，终于淡定，终于说服了自己：一个出租车司机虽然存在着，也喝着咖啡，但永远不可能象存在主义者那样喝咖啡，因为我们没有一双《肮脏的手》去撩一个“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的《第二性》。
“人是被判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一个爱咖啡、也爱存在主义的司机，则是被判了一种没有《第二性》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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