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的一天中午，我带着一个国内来访的朋友闲逛。路过Burwood Park时，发觉公园中央搭起了一家咖啡“篷”：十数张桌椅错落在草坪中央，上面遮盖着白色的尖顶帐篷”，四周则鲜花盛开……., 有一种迪士尼的童话味道。我朝朋友询问了一眼，他颔首而应，我们就走了进去。

进入篷帐、坐下，就斜眼看到旁桌有三、四簇五颜六色的身影在“花枝招展”，并飘出一口吴侬软语的上海话，人不觉一时迷幻：不知今夕何夕，此地何地？

“哎哟，侬现在苗条来，可以穿旗袍了嘛。”

“沒啥没啥，白相相而已，又不是去跳广场舞。”

“交关晨光没碰到了，侬忙点啥呀？”

“我现在学画图呀？老师讲我有感觉，好像长了三只眼，可以画毕加索的立体画呢！侬呢？”

“我在学弹钢琴，小晨光学过一点，现在没事体做，想学学好。老师讲，我好象长了三只手噢，可以弹最难的曲子。”

过去，上海人把在公共汽车上偷皮夹子的小偷叫做“三只手”，在此有自嘲、他嘲，嘲嘲“三只眼”的意思，所以引得大家一阵笑。

“十三点，侬还是喜喜哈哈，不正经。”

我禁不住回过头去，却看到了一个有点熟识的深蓝色的身影，正巧她也回过头来，并和我对上了视线：一瞬专注、几妙迟疑。

“噢哟哟，是侬啊，多年不见啊。”她边说边起身走了过来。看着她有点婀娜多福的身材，我就“闭”着眼睛说：“安妮，侬又瘦特了嘛。”最近几年，我见到故旧女人，总是这句老套。她们知道我在客套，我也知道她们知道我在客套，但我就是客套，反正好话总不会说错，只要开心就好。

“侬又白相花头了。”安妮笑嘻嘻地说，但显然也是受用的，也许是“故意上当”。但就她的年龄，这份丰腴倒真不能算胖，况且还表情生动、举止敏捷、打扮得体。

安妮是我刚来时语言学校的同学，开始时，一副怯生生的小家碧玉的样子，大概比我小个五、六岁。当时，大多数中国学生白天找工或打零工，晚上来上课时，都是一身的标配：牛仔衣、牛仔裤，所不同的是：是石磨蓝，还是雪花飘呀飘的雪花蓝。但安妮与众不同，总是穿得山清水禄，一副来做客的样子。听说她有香港亲戚的资助，不用急着挣钱还学费债。

英语老师是个爱尔兰小伙子，比我们都年轻，有一个上几届的中国女生做女朋友，对我们很友好、宽容，我们就叫他“姐夫”。一次，不知他从哪里弄来几副中国军棋，上面用英文纸片覆盖了中文职称，比如，司令叫group commander, 军长叫corps commander等等。然后就让我们对着下，一边学学相应的单词。我的对手也是个上海男生，平时自我感觉良好、老三老四的，有点不讨人喜欢。我们对弈时，安妮就做公证人。一上手，对方就吃掉了我一个团长，安妮即刻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腿，我老实，没去想她的意思，一边缩起了脚，一边派出军长去杠，结果军长也被吃掉了。到这时，我才恍悟，安妮碰我的腿，是在提醒我：要么避开它，要么炸掉它。于是我又伸出脚去让她碰。接下去，输赢就被注定了：安妮的脚，就象“上帝”的手，在其一碰一碰中，我“避硬就软”，很快就转败为胜了。

没想到这个怯女生，很“闷痞（调皮）”，不声不响地胆大包天，不简单，今后，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能有所成。

这以后，我们的话就多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学珠宝首饰设计的，她的爷爷和父亲在上海都是这一行的大佬，她对此也很感兴趣，等等。不久，我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不能准时来上课了，而安妮似乎签个到之后就早早地溜走了，所以和她说不上几句话。有一次在校门口碰上，她显得有点凌乱的样子，说：“没想到是这样的生活，一定要想办法改变。”原来，她在一个香港人家里做住家工，要烧饭、清洁、带孩子。这个被当作囡囡的人，现在要照顾起别人的囡囡了。

半年之后，一个班的人都散了，有人辍学了，有人报读了更加便宜、便利的学校，我们就失联了。

再见她已是七、八年后。我在唐人街上走，迎面过来一个美妇人，风姿绰约、亮丽光鲜。瞧着有点眼熟，原来是安妮。我们对视的时候，她好像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对着我笑了。她告诉我，她嫁了个台湾人，家境颇丰，已生了一个儿子。她现在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里自己设计和制作些珠宝首饰，在港台富太太中卖：有利可图、有趣可享。当时，我开着个清洁公司，刚上手，忙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

“侬看看侬，原来蛮精神的小伙子，怎么头发也要没了，灰头土脸的象个小老头。好好叫买两件衬衫穿穿，Polo,或CountryRoad(一个澳洲品牌。)” 我听了，心想：厉害，结了婚就老练起来了，姑娘变妇人，妹妹变成姐姐了。但还是有一种亲切感，因要忙着办事，我“哎哎哎”了几声，就走了。

算是我俩有缘。大概又过了五、六年，我已搬家到了Ashfield、俗称小上海地区。一天下午排队买熟食，一个上海老阿姨插档进来，对我说：“不好意思，我急着要去接小囡，能否让我先买。”我说：“没关系的，今早我正好有空，侬插档两次也没关系的。”老阿姨笑着说：“侬这额老先生倒蛮和善的。”但这句话让我不舒服了，心想：谁老先生了，侬有老先生，我又不是老先生......。正自嘀咕间，却有人敲了下我的手臂，轻声地说：“这只老阿姨看起来蛮欢喜侬额嘛！”吴侬软语、香气隐隐。我一回头，是安妮排在我身后。

我故作轻声地说：“我一直对比我年老的女性有吸引力。”

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侬现在变得油腔滑调了。”

我装着一本正经地说：“真的是这样子的。年轻时谈朋友，的额小姑娘都不太欢喜我，小姑娘的阿姨、姆妈倒是老欢喜我的。”

她使劲地捂起嘴，笑得花枝乱颤。

我们一边笑，一边买好了熟菜。走到马路边上，我问：“过得怎么样。” 她不知忧喜地说：“唉，离婚又结婚了。”我瞪大眼睛，发出一个 ？的表情包。

“台湾人憨头憨脑的，只晓得做生意，没劲。”

我故意说：“那你出轨了？”

“勿要瞎三话四，我是分居后再认得伊的。”

我又开玩笑似地说：“伊是搞艺术的？”

“是又不是，他是个鬼佬，做艺术品生意的，是他帮我的珠宝首饰打开了鬼佬市场。”

虽说这也是一件好事，但不知怎的，我觉得她有点浮躁。

这次，我们互相留了手机号码，偶尔会通个话，有事没事。不知过多久，她电话告诉我，她也搬到内西区来了，因为孩子读书。后来就没有互通消息了，直到今天。

“喂，侬想啥个心思？”

安妮笑盈盈地叫醒了我。

我说：“瞧你满面春风，一定过得很滋润。”

“是啊，现在一个人过，自自由由、轻松松松，沒心思。”

我皱了皱眉，发出了一个表情包。

“唉，那个鬼佬，总是独头独脑的，晨光一长，全是缺点。”

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那么现在侬忙点啥呢？”

“不瞒侬讲，赚钞票对我已不重要了，现在年纪上去了，倒真想做点好事体，为小囡积点德。”

我就顺势问：“那儿子一定不错吧？”

她却叹了口气：“小举（小鬼）样样都好，就是交友不慎。前两年谈了一个中东人女朋友，不吃猪肉的。中东人侬好交啊，一家门五六个亲兄弟亲姐妹、十几个表兄弟表姐妹，侬吃得消啊。后来，好不容易被我撬掉了。”

我说：“孩子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决定吧，即使选错了，也买个教训，况且年纪还小，未必会当真结婚。”

“小举到现在还有点恨我，跟我不亲了。” 她掏出纸巾，点了点唇边和眼角。我看到数条细纹，如一池清水的涟漪，时浮时现，如影似随。一晃近二十七、八年，无论好坏、喜忧，都是二十七、八年。

“啊哟哟，那两个人要好来，讲勿光的闲话啊，伊是啥人啦。”

一张圆面孔探过安妮的肩头，张望过来：闪着一双大眼睛，歙合着一张大嘴巴，大大咧咧的。刚才，好像就是她说自己是“三只眼”。

我看着她，觉得有点面熟。我的“人脸识别和记忆”能力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我可能会认错，但一般不会漏失。

安妮介绍道：“这是阿文，我在上海时的中学同学，这是彼得，我在澳洲读语言时的同学。”

阿文笑嘻嘻地学着安妮的口气说：“'这是阿文、这是彼得，那俩个人自己去认得哦。'好象大龄青年相亲一样的，吓人。“

我们都笑起来了。

然后她转身向我伸出手来，并说：“我是阿姨，侬是爷叔，阿拉是平辈的，侬讲是伐？”

我发觉，有点“份量”的阿姨都很风趣，就使劲地对着她点了点头。

这时，从她的眼睛到鼻子到嘴巴，我渐渐地、“一块一块”地认了出来：她是叫阿文，刚来澳时，她在留学生中是比较风光和有名气的。她是一所知名商业学校的前台小姐，因学费便宜，有许多象我这样的人都转去那里读。当时因忙着打工、赚钱、还债，往往不能准时上课，于是出勤率就成了问题。所以大家都想巴结她，希望她睁只眼闭只眼，不要去多管谁谁谁的迟到、早退。而她，其实是全闭着眼，——根本不会睁眼看你一眼，有点傲慢和不通人情。但是，一学期下来后，并没有多少人因出勤率受到警告，也没有人因此被开除。看来，她倒是闭着眼就拎得清的。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叫托尼的，还与她谈了恋爱。托尼一表人才，是当时我们这帮留学生的一个头，人和文才都很好，就是有点夸大。明明是复旦分校毕业的，却总说：“阿拉复旦，阿拉复旦。” 一天托尼还带着阿文请大家吃了顿饭。托尼说阿文是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毕业没几年就来了澳洲。再后来，托尼却和她分手了，说她嫁了个希腊老头。据说，是为了解决身份问题。再后来，托尼也不见了。

我冲着她说：“我认得侬啊！我在某某某学校混过签证，也是托尼的朋友。”

阿文带点惊呀地看了我几眼，很老实地说：“阿哥啊，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了。”

我说：“不是你记忆力不好，而是我 too popular to be remembered/普通到没法记住。”

阿文挽起安妮说：“侬这位阿哥，嘴巴蛮花嘛，阿是读中文系的？”

安妮转身对着我问：“好像是的吧。”但我已记不得以前是否跟她说起过。

阿文倒是直爽：“托尼也是读中文系的，嘴巴，花是花得不得了；人，憨是憨得不得了。”

我笑着说：“这很正常，如果嘴巴巧、脑子又好，那好处都让读中文系的人占了，这对读其他专业的人不公平。”

阿文对着安妮说：“侬这只爷叔蛮来三（有本事）的，老法师（老手）。”我一下子从阿哥变爷叔了，突然长了一辈，让人忍俊不禁。

阿文转过来又对着我说话，红唇一煽一煽的，象一条搁浅海滩但营养无忧的美人鱼。

“托尼憨到啥程度哦，伊讲要写本小说，写就写么来，但是，什么事不好写，偏要写赌句（鬼）。写赌句就写赌句，却一定要听从他老人家的话，（她转而用囯语说）‘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安妮在一旁窃笑：“侬《老三篇》倒记得蛮老的嘛。”

阿文没管她，好像来了气，继续说道：“托尼说，他也要去赌一赌，体验一下赌句的心理。我特伊讲‘人家金庸写武打小说，一定也要去练武功啊？写《红岩》，一定也要去坐老虎凳啊？如是这样，侬不如去写嫖客，又享受又能出名，比写赌句色意（舒服）’”

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只江边洋子（憨大）不听噢，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尝一尝’，奈末好了，尝得停不哈来了。结果，赌句小说没写出来，自己倒成为赌句了，要给人家来写了，现在我倒要想写写伊了。”

这下子，我们倒笑不出来了：我们这一批人当中，有太多人栽在赌博里不能自拔，虽然一无所有，却至今“忘乎所以”，很是“悲壮”。

阿文一发不可收，竟然有点愤愤起来：“ 你们可能都以为我是为了身份抛弃了伊，其实不是的，我是吓吓伊的。没想到这只赤佬不吓，情愿不要女人，也要赌博，我也就只好假戏真做了。” 说完，阿文笑了笑，似有几许惆怅。

我曾听人讲，阿文与希腊老头结婚后没多久，移民新政策就颁布了，我们都可以拿到身份了，她后悔得不得了。现在看来，后悔一说未必是指身份之事。当时说那老头要比她大二十几岁，那么，现在该七老八十了吧。

安妮打了圆场：“不多说了，生活不总是如意的。帅哥，来替我们拍张照。”

我接过安妮的手机，因为没戴眼镜，看出去有点“花”：安妮、阿文两个50+的女人，挺着40岁的身材、露着20岁的笑容，生动而又鲜活。

“Cheers cheers/茄子、茄子。”两人吃吃地说，吃吃地笑。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拘谨、不够自然，就用学来的切口大喊一声：“银行抢不抢？”

“抢！”她们张开血盆大口一齐欢叫：声如河东之狮吼，笑如午后之秋菊，——疯疯癫癫、沉沉醉醉。记得有一个好莱坞电影，是摩根·费里曼、金·哈克曼和莫妮卡·贝鲁奇演的。在故事里，金·哈克曼有一句经典台词，大意是“Girls, they do not smile, they only laugh/姑娘们不擅微笑，要笑就大笑”。

现在，看着这两个阿姨的“姑娘”笑，有一种“时代不同了，阿姨姑娘都一样”的喜剧感。

分别时，我们互留了微信。一旁的上海朋友开口讲：“侬实际上跟伊拉（她们）不是老熟唠？”

我说：“是呀。”

“但是你们讲起闲话来，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的嘛。”

我说：“说话就是这么说的呀，无所谓是老朋友，还是不是老朋友。”

“但是，你们好象什么话都讲，没保留的。”我一时没听懂：应该保留什么？又不应该保留什么呢？只要银行密码不告诉别人，什么都可以讲的嘛。

朋友又吞吞吐吐地说：“那么，侬跟安妮实际上没啥事体的唠？” 我想：什么事体叫有事体、没事体呢？朋友见我不说话，又问：

“那么，侬跟安妮到底有事体伐啦？” 这下我明白了：他是指我和安妮有无纠葛的历史。我马上说：

“没事，真的没啥事体的。”

朋友顿了一下，“但是伊跟侬讲起闲话来，蛮嗲悠悠的嘛，这种样子在上海噢，人家肯定会认为那俩个人有啥事体额。”

我不禁失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们这样的澳洲上海人，可能已经跟上海的上海人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在澳洲被“关得”久了，人也变得简单了，互相之间讲起话来，就直来直去，谁也不怕，不怕被人“传谣”，也不怕被人误作暧昧；又，在这里，我们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没有深、广的人际关系，所以碰到有点“故旧”的人，便自然而然地亲热起来，易把他们当作“亲人”甚至“情人”。

朋友最后似仍不能“释疑”，说了句：“上海\澳洲阿姨蛮有劲的，谈起来蛮有劲的，可以谈谈的。” 然后意味深长的一记皮笑肉不笑。

这以后，在朋友圈里，会看到阿文晒她的菜和甜食，菜有中、有西，色彩和造型都很亮丽，与器皿也很般配，看来她的确有三只眼，有上好的视觉感知能力。有的照片还有她那一对混血儿女，金童玉女般的楚楚动人，但没见那个希腊老丈夫。

安妮则偶尔晒些她设计和手工制作的首饰。材料其实很普通，只是些水晶、彩色玻璃、木头和钢块、钢条，但造型很有特点：既奇型怪状，又古朴天然，不知她怎么能够把这两者串在一起的。其中有一款手链引起了我的注意：两条钛合金材料的银色圆条扭在一起，在交叉处坠着一颗紫色的琥珀：金属质的冷光和玉石质的幽明、温润交相辉映，好比工业文明与原始蛮荒的偶遇和惊奇。照片上还写着一行字：“浅脉深语”，有点日语译文的味道。大概是指：戴在手腕-脉博上的手链能连结和传达内心深处的私语？或许是其他的意思。但不管怎样，看来安妮已从手艺人、一个金匠、玉匠过渡或正在过渡到艺术和人生的探寻。

再过一段时间，阿文晒出了中学毕业周年庆的照片，由一个小程序辑成，还配上了音乐。第一页上是那所百年名校的老房子：红砖黑瓦、虬树老藤，似曾经沧桑，言而无言。接下去是一张集体照，上面印着一行字：某某年某某届毕业照。一群小姑娘、小小子穿着白衬衫模模糊糊地站成数排，或如桃李初开，或楞头楞脑地含苞待放。但头像太小，我戴上老花镜也认不出谁是安妮、谁是阿文。却朦朦胧胧中，似乎每个姑娘不是阿文，就是安妮，反正都是妈妈的宝贝。再翻下去是各人毕业后的生活照，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各人也越来越各不一样了，越老，也越见个性，无论是雍容，还是沧桑。

人生真是奇妙，当你朝后看，似乎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无论怎样恩怨激烈、恨爱无解，都是一种注定；但是如果朝前看，一切又显得茫然如雾，不知所从。好像人越老、越接近完成却越发不安，于是我们就开始回忆和纪念，试图从过去的确定性中来获得片刻的安宁，以冲和那种面对未来的无措。

不久，安妮私信给我，说：下周有一个她参于的慈善拍卖晚会，邀请我去参加，轧轧闹忙。

我想了一下，就去了。

晚会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门口树了一块牌子：某某儿童医学基金会。进去的人各族各色的都有，还大多是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看来是一个所谓的“主流社会”的慈善晚会。

我一眼就看到了安妮，她正站在门口：一袭白裙，一串“浅脉深语”在手腕上忽明忽暗，兴奋而又恬静。

我竖起大拇指：“看上去一级了。”

她笑着问：“侬是讲手链，还是我。”

我说：“戴在你手上的手链和戴着手链的你，一级了、稳得福来(wonderful/美妙）。”

安妮“稳得福”地笑了起来。

“爷叔也来了！我没做电灯泡伐？”不知何时，阿文也站在了边上，我一抬头，却吃了一惊：她的头上戴着银色的王冠，脖子上有好几条金色的项链，两个手腕上也绕着各色各样的玻璃珠子，象是一个被游街的首饰走私犯。

但我嘴上却说：“你真漂亮，活脱脱象一个印度电影里的公主。”

她开心地笑了，却又“贼特兮兮”地加了一句：“是一个待嫁的处女公主。”

拿老阿姨没办法，啥额闲话都敢讲。不过在灯光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眼前的这个女人已50+了。看着她笑盈盈、神秘秘的样子，我突然想到：她在嫁给那个老头的婚礼上，是否也这般舒心和梦幻。

“侬是在看我还是在看首饰？” 可能她见我目不转睛的样子。唉，女人戴首饰，又总在意首饰比人艳。

但我一时语塞，因为没法告诉她我那一时的真实联想。

安妮说：“是我请她来做首饰模特的，如果有人买，她戴的首饰都会捐掉。”

“好嘢！”我伸手竖起了一个V字，又学着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学生妹对大兵赵大大的台词：“你真伟大。”

在澳洲，人们喜欢互相说好话，夸来夸去的，以至“口味”很重，不说到“肉麻”的程度，就不会有新鲜感、就不会“心麻麻”。

灯光突然暗了下来，主持人在台上说：“请捐赠者们上台。”

安妮就随声而去，跟着其他男女，三三两两地走上了讲台，站成了一排。她的“浅脉深语”在众多的皓腕玉臂中掩掩映映，时明时暗，象是一种沉浮、或迷失和寻找。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会议厅里有点闷，让人心绪不宁。我就向身旁的阿文找话说。

“我很早就同托尼失联了，你有和他联系吗？”

阿文注视着前方的舞台，没有立即回答。突然主持人对着一个捐赠者鼓起掌来，大家也就跟着鼓掌，阿文也装模做样地狠狠地拍了几下掌，然后、然后才回头看了我一眼：脸颊在射灯的照耀下和首饰的反射中，泛着一层光，象是月亮的晕。

“我其实和托尼一直保持着联系，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她说。我有点惊愕，但尽量不显出惊愕。

她好像有点放松下来了，又说：“我不知为什么，就是放不下他。但希腊老头对我也很好，百依百顺的，后来又有了孩子，我不想、也无法弃此择彼。”

没想到外表爽朗的她，竟也这等柔情似水，纠葛如麻。但，我们旁人又能说些什么呢？

但我也不想知道她更多的感情纠葛。澳洲生活简单平和，波浪不惊。呆久了，人就会变得脆弱和敏感，别人的一点点事就会很容易地感染到你，你会随着别人的喜怒哀乐而真的喜怒哀乐了。

于是我只问：“那么，托尼现在好吗？”

“哼，去年脑梗了。这只江边洋子{傻瓜}，抽烟、喝酒、赌博、吃肥肉，四毒辣辣毒，哎，就是不嫖。人不通，血管不要堵塞啊。”

我说：“他还年轻哎，曾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

阿文叹了口气，“文艺就不谈了，害煞人来。但是，侬不要讲哦，坏事也会变好事额。”

原来托尼在医院被救过来后，人家问他住哪里，叫谁来接。托尼说：没地方住，也没人接。这样，医院为他走了紧急通道，快速申请到了政府房，生活倒由此安定下来了。

“现在，我倒霉了。阿拉窝里的老头子前两年就躺在床上了，现在窝里外头也弄个小老头半瘫，我要照顾两个人，侬看，我运道好伐啦。连阿拉姆妈开刀急救，我也跑不回去。过去，我在医院里实习没结束，就来了澳洲；没想到，现在要在家里完成实习课了。”阿文侧着脸自嘲地笑着，象是在诉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说：“这下好了，他可以安下心来写赌句，或写自己，反正都一样了。”

阿文又变得轻松起来：“是的，他说他这次真的要写一本书了。”我想，那一定会是一本代价沉重的书。

我忘掉了是哪个现代西方哲学家说过：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我过的不是这种生活，我就会去写一本书。但是，如果他真的想写一本书，他就会去过另一种生活…..。托尼看来倒是为了写一本书而去过另一种生活（赌博），但却一直没写出来，现在，当他被迫过起了“又一种”不想过的生活（居家养病）时，却开始写书了。人生神奇不测如此，是人的错？还是神在出错？

我略感释然，便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一个好人，早知这样，我也去赌博、吃肥肉。”

阿文听了破忧而笑，说了声：“爷叔十三点”。

我转而“正经”：“听说你的一双儿女，既漂亮，又有出息。”她听了，人一下子灿烂起来，刚才的纠结顿时消遁无踪，好像被高僧“开了光”。

唉！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儿女关。做英雄，其实不如做美人的儿子。

“现在请Miss Wen come to the stage/请文小姐上台。” 主持人的声音响了起来，轮到她上台展示和拍卖身上的首饰了。

阿文习惯性地整了整头发、衣服，笑盈盈地迈开了步，身上的首饰随即发出了“碎碎落落”的摩擦声，一会儿，一阵掌声响起，她走上了舞台，灯光随着她摇转和照耀。

一个曾衷情于文艺的姑娘，一定有过许多浪漫的憧憬，但到了异国他乡，却阴差阳错：爱情变成偷情，偷情变成孽情，现在孽情又要转为“文艺情”了，结结实实的一荏一苒三十年。

唉，美人难过文艺关。

当主持人报起了我听不懂的首饰的名字时，屏幕上就跟着打上巨幅照片，阿文就随之“真人”展示：抬头、扭脖、举手、转身......，象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里的木偶跳舞：轻佻、笨拙而又滑稽，引得台下阵阵笑声。我又笑又鼓掌，真想说一句电影《漂亮的女人》里的台词：“I almost peed my pants/我差点笑尿了。”

人生总有“辉煌”的时刻，命运也是公平的，虽然阿文的爱情婚姻不完不美、不明不白，但她拥有一对优秀的儿女。在这个年纪上，无论“上澳”阿姨有多“上”或多“澳”，孩子好象还是她们的期末测评。

阿文的节目一结束，她就匆匆忙忙地走下台来，对我说：“吾先走了，要去照顾阿拉窝里的老头子了。”

我送她到楼下门口，看着她消失在街上的灯火树影中。她的生活看上去是凌乱的，但至少是充实的。许多人不知道：有人真真心心地给，有人的的确确地要，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幸运，也就是所谓的双赢，——是每个人都赢两次。

当我回到展厅时，正在“中场”休息。捐藏已拍卖完了，可能正在统计着捐款数和捐赠名次。

安妮举着酒杯，正走来走去的在找我。

我走过去，真心地说：“真为你感到高兴和骄傲。”

她脸一红，说：“你夸大了。澳洲人待我们不薄，还报一下是应该的。”

我突然想到，就问：“儿子好么？和你的关系好一点了么？”

她叹了口气，说：“又找了一个印度女孩同居了，已经生了一个小囡，一个小‘泥黑螺’。”

泥黑螺？我想，大该是指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名字吧？但是，“泥黑螺”这个词倒非常形象生动的，我不禁失笑：“不管怎样，你这么年轻就做了尼赫鲁的奶奶了。”

她哈哈一笑，然后掏出了手机，划了一下，手腕上的那串“脉语“之链随之一抖：光彩幽幽，悉索有声。我看到一个深目隆鼻、黑里透黄、胖乎乎、夯德德的婴儿，十分可爱，好像是达摩和唐僧两大高僧拼接而成的小天使。

“真可爱”，我真心地说。

安妮边笑边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还没有见到过小囡呢。儿子爱上那个印度女孩后，就离开我了，却跑到他台湾爸爸那里去了。这张照片，还是前夫给我的，你看我多没面子，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我发觉她哀怨起来也是细声细气，如杨柳拂水，点到即止。

“想当初，为了不打官司就取得儿子的抚养权，离婚时，我几乎是净身出户的。后来又带着他和鬼佬结婚，当中有多少麻烦，多少说不清楚的复杂。现在终于挺过来了，把他拉扯大了，却总是与我不和拍，甚至对着干。想想，自己也是一个开明之人，不至于很霸道吧。”她抬头看着我，但我并不知道她的这段经历的细节，一时无语。

但我曾在理论上思考过这一问题，第一代移民和他们孩子的冲突问题。许多人只考虑到和孩子有代沟，没想到我们和孩子不仅是两代人，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人。我们的教育基本在中国完成，我们的文化底子和思维方式也基本在中囯铸就，而出生在这里的孩子接受的主要是澳洲的那一套。平时没事时，双方好象在和睦互补，一有冲突，便是零和游戏：不是父母投降，就是孩子认输求招安，很难双赢。就我来说，我也不会赞同儿子找一个中东人，最好也不要印度人。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不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带点澳洲腔，而孩子是澳洲人带点中国腔。

更令人沮丧的是：一方把某事当作一个问题，而另一方根本没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争论的前提。所以，安妮的儿子只能逃，以避免双方直接的伤害。就象一句上海话说的：“讲不清爽哪能（怎么）讲法子啦？”澳洲人则说：“（They）can’t talk/没法谈。” 我们这个年纪的“上澳阿姨、爷叔”，一不小心就会沦为孩子们的“can’t talk”的对象。如要等到孩子们的理解与和解，则又要一个“轮回”：要等到孩子对他们的孩子“无法谈了”，他们才会回过头来再和我们谈。如此的“一来一回”，一辈子就差不多过去了。

我就把以上的想法直接对安妮说了，本以为她会迷惑，没想到她一听就懂，说：“其实我也差不多想通了，当然没你深刻。父母和孩子冲突，主要是父母把一切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丧失了自己。以至把孩子选择的，当作自己要去经历的，所以死活不肯退让。” 没想到她冰雪聪明，自有感悟。

“所以，现在开始，我就要找回自己，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享受。把着自己的脉，对着自己的心。”

我不知道这是觉悟，还是放弃？或许只有放弃了，才能觉悟？

“Please, everybody, comes closer/请大家集中一点。”主持人的话突然响了起来，展厅里的灯光也跟着暗了下来。安妮如惊如醒，立即翻起包来，摸出了口红和粉盒，并对我说：“你靠近一点，替我挡一挡，我要补一下妆。”

我走近了半步，她就低下了头，忙不叠地在我眼皮底下扑起粉来：一时，粉尘如袭、香气如喘，岁月如熏。我感到有点紧张和不自然，就想说些话来舒缓。

我说：“我年轻时谈朋友，最怕听到对方小姑娘对我说，‘阿拉姆妈、阿拉姆妈’一词。”

她一边卷出口红，一边看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问：“为什么呀？”

我说：“因为，伊拉‘阿拉姆妈、阿拉姆妈’的，'阿拉’到后头，就是一句——‘阿拉姆妈不同意’。”

她听了，先是一愣，然后一下子喷笑出来，顿时：鬓发蓬起，如风华烟云；眉纹重褶、一舒一蹙，如花开花谢……；她又赶忙去捂嘴止喧，结果却抹花了数点粉黛……。我看了一时恍惚，有一种“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迷惑。

“侬这种人老害人哦。姆妈们没错，我做姆妈，看到侬，我也会讲‘做姆妈的勿会同意的’！” 她一边补妆，一边说，说完就“咯咯咯”地得意。没想到自己“授人以鱼”、自投罗网，让她占了便宜。本想强辩，但想到她今晚辉煌，我不如“装萌”——一脸受害者的样子，无辜而又无奈。 

这时，主持人在麦克风里说：“今天捐款数第一名，安妮陈，请上台，大家鼓掌欢迎。”

人们纷纷转身、注目、鼓掌。安妮对我眨了眨眼，便匆忙地转身走向舞台，一边走，一边还在偷笑，掩面低首而不能止。

我则有点感慨：从“阿拉姆妈不同意”到“做姆妈的勿会同意的”，一晃就是：故囯、他乡两地，姑娘、姆妈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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