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排左一，赵老师太太徐老师；第二排左二，为赵老师，其余为作者和同学，可能摄于2013年左右
去年年中的某一天，小学兼中学同学马骅微信告我：赵老师走了。虽然赵老师已卧床五六年了，已八十七的高龄，但还是有点惊讶，却不觉大的悲痛；于是，我又惊讶于我为什么没有大的悲痛？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经情同父子，并且一直保持着联系，四、五十年来，松松紧紧、浓浓淡淡地总有一种牵挂。
我是一九七五年进的中学，是闸北区天目路上的安庆中学，我们住在大统路一带的同龄邻居兼小学同学们便一起进了这所中学。如果说，闸北区是上海的“下只角”，大统路大概就是闸北区的“下只角”了，下只角的下只角，学生们调皮捣蛋起来是可想而知的，或出乎想象的。赵老师却是学校为数不多的来自“上只角”的人。他和父母、兄弟姐妹都住在重庆南路和复兴中路口的“巴黎新村”、一叫“巴黎公寓”，和刘海粟是邻居。他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圣芳济书院”、仅次于大名鼎鼎的“圣约翰”的教会学校，大学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但是他的身上并没有世家子弟的派头，朴朴素素的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我在小学时，就是班长，小学同学差不多全被编在了一个班，于是到了中学也当了班长。这样，和赵老师就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是不太懂如何对付我们这批下只角的调皮捣蛋鬼的，所以，我就不免要挺身而出了，帮助他维持班级秩序，读书好不好，还在其次，好好读，才是头等大事。这样，我们的关系日近。
赵老师对我人生的影响有两件“大”事。第一，那时，正开始一场“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有两本书作为标本，一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二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报纸上天天有学马列的文章，赵老师就让我每天写一篇读报心得，并予修改，常常是面对面的指导，大概有一学期之久。这对我日后喜欢读书、喜欢文科、喜欢理论，比别人多一点分析和综合能力是大有关系的。毕业前一年，1978年吧，学校成立了文科班，赵老师和另一个刘老师负责，他们的主要教学方式就是先背文章。我那时大概背了四、五十篇精彩的古文段落，以至到了大学学中国古典文学，可以不看注释就能通读下来。这两方面的底子，是那时打下的，自以为是比较扎实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了，学校也开始抓学习了，第一步是分班。我们这一届有七个班，我们是二班。现在，根据数理化和语文成绩，依次分为1班-考大学班，2班-大专、中专班，3班-技校班，4班5班毕业班，6班7班-争取毕业班。我因为数理化成绩不好，就无缘1、2班，是原本7个班中唯一一个不能进提高班的班长。赵老师可能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对我说：“我可以安排你进3班（我的考试总分可能只差一点点），你要不去？”我说：“分班后，你去几班？”他说：“5班。”我说：“我也去5班好了。“这样地，我就“虎落平阳”到了“毕业班”。虽然有点丢面子，但也不以为意，我觉得我是能考进大学文科的。半年后，就分了一个文科班，约20多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最后，我虽然数学只有15分，但总分过了大学文科分数线。
第二个影响是，那时是考试前先填志愿。我知道自己数学不好，考不了高分，第一志愿不能填得太高，并问了赵老师。他说：“读文学是一种享受，报中文系吧。”其实，我倾向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因为我喜欢理论，而不是文学。政法学院，79年是文哥后第一届招生，而且应届毕业生优先。以我当时的分数和“根正苗红”的身分，一填一个准。但当时认为，听老师的没错，所以第一志愿是“上海师范学院”。我曾觉得，这个志愿填错了，因为第一届政法学院的毕业生大都做了政法系统的官和高官；后来又觉得这个志愿填对了，因为不少做了官的毕业生又做了囚犯，我知道我大概率会做官，但真的吃不准，会不会做了官之后又做了囚犯——冰火两重天呢？但是到了最近二十年，我毫无疑义地断定——
赵老师授意的这个志愿是完全填对了，因为现在的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自由人。
原先赵老师做班主任的二班，最后高考，只有我一人考进大学，其他的便是技校，连大专、中专都没有。大概全校350个应届毕业生里，只有小二十多名考进大学，我算给赵老师和我们班挣了一回面子。如果没有赵老师的教导和器重，我未必会考上大学，甚至未必有考大学的愿望。
但是，我们的“情同父子”的关系，却是毕业后才开始形成的。
考进大学后，赵老师对我说：“你们师院中文系的陈伯海教授（副敬授）是我圣芳济的同学，我们曾在一条板凳上坐了六年，关系很好。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唐诗专家，李商隐的研究权威，学问很好，哪天带你去拜访他，讨教讨教。”所以，第一个大学学期结束后，赵老师便在寒假里带我去登门拜访。陈教授住在江苏路的一幢新式里弄的二楼。去的时候，陈教授正坐在朝南窗下的一张老式实木书桌边，太太蒋哲伦是我校的宋词专家，坐在他对面——一股浓浓的书香门弟的味道。的确如此，陈教授的父亲陈科美先生是中国美育第一人，也在我校中文系当教授，是刘佛年等大家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洒进了房间、也洒在了陈教授的瘦小的肩上。陈教授文雅，白了了的清瘦，在阳光下也戴着帽子和围巾，沉默寡言的，并不健谈。算来，当时的年龄不过四十出头，比我现在要小多了，但回忆起来——一个六十几的学生对一个四十几的老师的印象，却仍然高不可攀，战战兢兢地不敢仰视。
寒喧了几句，陈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张立雄啊，你现在还年轻，认认真真地读他个二十年的书，可能有所成。”当时，这句话犹如当头一棒，让我心灰意冷：这样地，在冬天的阳光下戴着围巾、帽子伏案二十年，才有成，而且是“可能有成”，这个学问，咱不能做，况且唐诗也说：“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没想到赵老师的好心，陈教授的真心，却不合我那时的少年野心，以至起了反作用。大学四年，虽然也读书，但从不系统化，考试不过及格、中等而已，班级排名是从后面往前数的。唯古典文学考了96分，优，排名可从前往后数，这是中学里赵老师为我打下的底子。直到二十多年后，在澳洲，我才意识到：我真正的兴趣，其实是读书，做学问，但已经不能再去过一种学者、学术的生活了。这件事，成了我对儿子的谈资：“如果那时听了陈伯伯的话，爸爸就是一名教授了，还可能是一名名教授。儿子啊，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从一件事做起…….”
陈伯海教授，读了“二十多年”的书后，先是做了唐诗教授，后又去上海文学研究所做了所长、成了名教授。
但是，这一“挫折“或“创伤”，我一直埋在心底，至始至终没有向赵老师提及，它不仅没有影响到我与他的私人关系，而且更加紧密了。赵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我一岁，小的小我五岁，都很老实，以至木讷。赵老师住底楼，二楼是他父母，三楼是另一户人家，有一个儿子，年纪与赵家相仿。那家儿子很坏，常常往楼下扔垃圾，把赵家的天井弄得乱七八糟的。与他父母反映，他们却偏袒儿子，不讲理，把赵老师和师母徐老师气得一喘一喘的，但又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每次去他家，他们总要反反复复地抱怨、诉说几次。我想，我应该出手了，帮他们一下。一天晚上，我叫来几个同学，有穿着警服在警校读书的，还有两个曾坐过牢的——那种脸上有刀疤、两眼喷煞气、一看就是坏人的同学，我那时在警备区教导大队做教员，就穿上了军服、四个口袋的军官服。我的计划是：白的不行，来黑的；软的不行，来硬的。带着一队人马上了三楼，我敲开了他家的门。出来的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胖子，斯斯文文的看上去倒也老实，我本想先礼后兵，但话没说两句，他家的儿子就冒出来了——二十左右的年纪，一看就是个小奸人，油油滑滑地讨人揍。我刚想开口警告，身后的流氓同学忍不住了，大声骂了起来：“侬这只小赤棺材也想冒野（装狠），娘b,我现在就嘘（打）侬。”一边说，一边就象脱缰的野狗，作冲刺状。住在上只角的那户人家，哪见过来自真正的下只角的真正的狠人？村子里的黄鼠狼，碰到了景阳岗的“吊睛白额大虫”，吓得马上窜回去了，并啪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甚至能感到，那幅柚木大门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兵”先上了，我的“礼”也就白备了。我怕搞下去不可收拾：两个流氓同学，过去总被老师骂，现在轮到他们为老师声张正义，又有军官、警官同学与他们一伙，什么事不敢做啊。于是，我就紧急撤离，事情也就半途而非。看来是“治小癣如烹大国”，用力过猛了。
自此以后，三楼倒也收敛了不少。现在想想，这种做法是草率、冲动的，也是不讲法的，但是带着情、带着义。
后来，介入赵老师的家务事益多，比如房子装修、儿子问题、大家庭的矛盾等等，我和几个同学都帮忙出力，没有搞砸过。我想，他也真是把我们当嫡传晚辈了。
后来我离开上海，先去了广东，又来到澳洲，联系就少了，但那根师生情的线，无论如何悠长晃荡，总牵在手里，只要有一头拉一拉，另一头就会马上回应。
大概五、六年前吧，就是疫情前二年吧，我回上海，还未及去看他，同学马骅（“吊额白睛”之一）电话告诉：赵老师掼了一跤，把股骨摔断了，正住在瑞金医院。我当即放下所有的事，赶了过去。
找到他的病床，已是黄昏，屋里暗暗的，很安静，这使得消毒水的味道尤其扑鼻，有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的清凉。赵老师一个人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一副听天由命的安宁。这让我感到很悲伤，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吴泾化工厂做工程师的阿平，约两年前因一种莫名的血液病突然去世，这对赵老师的打击一定巨大，虽然他从未向我们学生表露过软弱的一面。这次摔跤，就发生在为儿子扫墓的地方。可能比起儿子的病逝，摔断股骨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不幸了。
我走上前去，轻轻地叫了声：“赵老师！”他回过头来，欣喜地一笑：“吚，侬来了。”然后就彼此聊了起来。上次到医院探望他，是我仍在上海，还未出国的时候了。赵老师疝气手术，住了几天院，我们男同学轮流陪了几夜。那时，他五十左右吧，我们仅二十几岁，一晃四十年，各有各的满足，也各有各的遗憾。
寒喧、玩笑、回忆、感概了一阵后，我有事就先告辞了。算了一下，周五有空，我便说：“我周五下午再来。”他高兴地说：“你自己看，忙就不要来了。”
那个周五，我践诺而去，病床上却是空的，护工告诉我：赵复东被推去做B超了。找到那里，看到B超室门外排着一列长队，队伍中的赵老师躺在活动床上，东张西望地有一种不安。旁边的徐老师见到我，高兴地说：“啊呀，侬正好来了，我跟眼科医生的约诊，马上到时间了，麻烦侬了，我先去了。”我说：“你快去，这里有我。但也不要太急，走路当心。“我接过床头的把手，握住，喊了声赵老师，他笑着召了召手，说了几句什么。但周围嘈杂，我也只是听到了些什么。
队伍的行进很慢，但赵老师却很安宁地躺着，甚至有点惬意：对着来来往的人流，似有似无地看个两、三眼，显出一种在观赏人间百态的超脱。我想，落到了我的手里，他是最放心的了，由此，心中又升起一股恶作剧般的得意：以前你师道尊严，哼五斤、哼六斤，现在蔫了吧，但我“以德报怨”，连“三斤、四斤”都不会哼一声的。想到此，差点要笑出来。其实，他“哼五斤、六斤”时的年龄，还没我现在大，但“师道尊严”的传统厉害，总压得我在他面前规规矩矩。
赵老师后来做了股骨手术，起初还能推着助步车走，后来不知怎地就卧床不起了。不幸又遇到新冠，行动大大受限，肯定使病情进一步恶化。赵老师的太太徐老师，比赵老师小一岁，就是染上它去世的。因为他的小儿子有点怪，似乎不愿我们同学多管事，所以在两老生命的最后几年，同学们无以为援。
最后一次与赵老师通话是在三年前的封闭中。一天傍晚，他拨了我的微信电话，说：“立雄，听说你在上海办学校啊？”我说：“没有啊，你哪里听到的？”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但声音倒是嘹亮、清晰。当时没在意，后来据与他们保持经常联系的马骅同学说：那时，赵老师的脑子就不太清楚了。如果那通电话内容是赵老师无中生有的呓想，那么那也肯定是他的真想和期望：他大概是一直期望我也做一名老师的，育人育才。可惜本人不才，亦无这方面的大志，甚至拒绝这方面的机会。就这点说，他最终对我是有点失望的。想到此，不免有点难受和惭愧：不是难受、惭愧他的失望，而是难受、惭愧“他的失望”。
但有时安慰自己：我们“安庆中学78届二班”同学，与班主任赵老师建立起来的五十年不断流的师生情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吧。赵老师的追悼会，最后也有许多同学亲去三鞠躬，并有二十多名同学送了花圈。
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里面引述了作家梁晓声的一段话：“如果最亲的人去世了，最初你不会那么痛，因为你缓不过来，反而最难过的是在之后的时光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他时，……。失去亲人最痛苦的不是失去的那一刻，而是日后想起他的每一刻。”
读了以上文字，就想到写此纪念文。也许是我的年岁也上去了，反应慢了：2023年7月2日中午12点56分的那个事件，很缓慢地润入我的神经系统，一点一滴地“滴漏”，要过了一年加35天，才落到心上，开始觉得有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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