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多年后，我因事经过那里，记得那天是农历的“二月二，龙抬头，要剃头”。大姐　嘱我一定要去理个发，“赚阳头”，所以就顺便找去那家理发店。当时想：十年过去了，那两老该很老了吧，老板娘的“摇篮”——摇阿摇，要摇成“小舢板”、“摇到外婆桥”了吧？我知道，他们大都不会认得我了，但还是有种重逢的激动，“饿，馊了；饿，馊了米、饿/O sole, O sole mio .....”，𣎴禁暗自浅吟，又不免低头窃笑。

但是，来到那个路口，却不见了三个男高音的照片，也没了那个理发店，原址已成一家房贷公司，或阿拉伯人的Kebab/烤肉饼店，——因当时的失望而始终没有看清或记清。想想也是，在房租疯涨的悉尼，家庭式经营的理发店是很难立足于旺街的。我有点失落，倒不仅是为他俩，而是一种老式的、理发师会穿着白衬衣、打着黑领节、彬彬有礼的、个性式服务的理发店越来越少了，更不要提老板娘还带着个“摇篮”。看来，你头发越来越少，你想要的理发店也越益难找。

正惆怅间，却见巷子里的那家“深”的理发店还闪着灯，幽幽的，好像与以前一样的旧色彩。

于是就摸了过去。

店的门面很窄，是民居的“单开间”排屋的底层，很幽深，有点象深圳、珠海的发廊，但灯火通明，并不暧昧。我跨了进去，发觉屋子有“两进”深：前面是理发厅，放着两把转椅，站着一个黑衣女人，软软地垂着两截白白的臂膀；后面半拉着一张绿玻璃珠子的帘，帘后好象是刻刺青的工场，坐着一个女人，也是黑衣，垂着发，但看不见脸。我感到这架势有点不对，再一瞥墙上的照片，都是些半人半鬼、半人半兽，或毕加索和马蒂斯人物的发型。看来这是一家嬉皮士，或叫”avant-garde/先锋派”理发店，而这正是“Newtown”的特色。

我忙说：“对不起，我只是想理一个平常的发式，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那站着的女人咧嘴一笑，说：“Yes or No/是也不是，看你怎么理解‘平常’。” 小丫头倒嘴利，我伴着说，“就是not unusual/不是不平常。”我故意同意反复，她听后一笑，刚想回答，却被一个声音就着一阵脚步盖过：“Rene,he is mine/瑞妮，他是我的。“ 是里面坐着的女人不知何时走了出来，一副人贩子的样子：她大概四十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摩托车党人的皮夹克，上面横一道、竖一道的全是寒颤颤的不锈钢拉链，象一排又一排恶狠狠地咬着的牙齿，令人联想到一种来自地下世界的人物。她见我有点小惊讶，就笑着说：“我从来没有替亚洲人理过发，想感受一下亚洲人的发质。” 这句话倒是专业，因为我知道，即使同样是黑发，欧洲人、非洲人的发质：粗细、硬度、柔软度和弹性是很不一样的，手感的差别也很大（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知道）。有了“安全感”了，我就问要多少钱？她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30元可以吗？”我点了点头。这比意大利人贵10元，但我知道，如果她们理一个特殊的发型头，起码要一百以上。

她招呼我坐上椅子后，却马上走开了，大概是去拿什么东西了。

我发觉前面的镜子很有特色，其实，差不多整面墙都是玻璃镜子，但却在上面镶拼了两个木头“镜框”，以此框住你的视线、以此在玻璃墙上框出一面镜子。我的前面是一个窗户形状的红木框，油漆还有点剥落，象是一扇高楼深院的窗口，历经了风吹雨淋及其人事沧桑。

对着镜子，我仿佛看到一个“自己”正坐在“对街”的窗‪前朝‬我凝望，陌生而又相识；我偏了偏头、转一下身体，红色的镜框便把我分割成“框内之己和框外之身”，象是神与形、灵与肉的分离，有点梦幻，有点邪乎......。

不一会，她就回来了，裹着一股香水味：香气流溢，使原先“凹凹凸凸”的身体变得“起起伏伏”、如同一幅绘画变成了动漫，连皮夹克上的拉链好象也松了口，露出了窃窃的笑。

澳洲人体味比较重，女性、尤其是要近身服务的女性尤其会注意这一点。

她很柔和地抚摸起我的头发，用手指一咎一咎地撮起来，一刀一刀地削下去，象是在剪断某种和过去的关系，犹犹疑疑、舍而不舍。我突然感到：理发真是一种艺术，一种藕断丝连、意断情牵的艺术。

那时，我的英语如果还未达到“调情”的水准，但差不多能够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了。我说：“你真是个造型艺术家。”

她说：“是吗，谢谢。”

很好听的女中音，低沉得如同每个音节都震自心底。

我喜欢听她的声音，就惹她说话。

“想必理发非常有趣，因为它是一门动态、鲜活的造型艺术。”

她没有立即答话，却俯身去修我的鬓髻，然后才笑了：我从镜子里看到她在“我”耳旁咧开了嘴，露出一排牙齿，象是要去咬我的耳朵。刚要觉得有点痒时，她却说话了：

“人的长相有很大的不同，有美有丑，但好的发型能给予他们一样的满足和自信。”

我趁机吹捧：“你还是个心理学家。”

她开心地又笑了，但这次没有露出牙齿，只是启了启嘴唇，浮起一弯涟绮，似要对我耳语。

“当你看着那些男女老少，摸着他们的头发、端着他们的面庞，他们往往会闭上眼睛，不设防地任你端详、设计和塑造。”

她陶醉似地说着，我也朦朦胧胧地闭上了眼睛，象是受到了蜜语和香气的双重催眠。

她好像在用手指拨开我的耳朵，修剪起耳轮边的细发。她的刘海突然披落下来了，抚过我的面颊，如杨柳拂水，浅尝即止，——让人莫名心动。

我半睁开眼，恍恍惚惚地看到对面红色的“窗户”里，一坐、一站——一对男女，唧唧我我，憧憧影影。那女的好像在说：

“人其实和他们的头发一样，各有各的坚强，也各有各的软弱。”

她的声音如同呵气，在我的耳鼓膜上葡伏着，一呼一吸，有一种“手谈”或“吹弹”的感觉。声音而生触觉，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经历，好像也从未听人说起过。最斗胆的音乐家德彪西，也只不过想把声音变奏出一种颜色——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而不是触觉的“一个丝绢般头发的少女”。

她的声音又爬上了我的耳鼓，“我有一个建议，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又卷，还带点枯涩，有点象蚕丝，非常有特质。我想给你做一个发型。”我抬起眼来看着镜子，看到一个女人的两只眼睛，躲在我的脑后忽闪忽闪地，象两束美丽的谎言，完美而又动人。

“我会这样理、又那样梳，卷到另一遍，巴拉、巴拉巴拉......。”她那涂着紫色指甲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里穿来穿去，象一个女巫在“喃喃”作法。但那些专业名词我听不懂，我估摸是一种小兵张嘎，“鸡毛信”里的海娃，或哪吒闹海的发型。

她又摸起我的头发，我的头皮能感受到一种如沙的细腻。“这样一个发型，肯定酷，还可能得奖，你我都会出名。”她象哄一个小孩那样真诚而动情。

女人在唆使人、撺掇人时，往往会带着一种天然的母性和慈爱，我对此很熟悉，有着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我家里的女人都比我大，小时候总被她们骗着玩，渐渐地也就学会了一套假装受骗、故意上当的“萌技”：她们“卖拐”，我就“卖乖”，由此得了不少好处。长大成人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要这样地骗我了。

男人大概都是亚当，愿意跟着女人去犯苹果香味的原罪。

正胡思乱想、懵懵懂懂间，她又说话了：“那我就开始理了？”一边竖起两根小手指，作了一个剪刀状，似有“咔嚓、咔嚓”的声响。我意识到：“欺骗或受骗”的甜蜜或暧昧就此结束，现在开始“上当或不上当”、故意上当或狠心不上当的行为选择了：要么明智理性，要么失去一次有趣的体验。

我照着镜子，又照着镜子，想象着自己顶着一个鸡冠头、阴阳头或哪吒头的模样，却渐渐地生出了一种紧张和担忧。奇形怪状、与众不同，在我这一代人的观念和经验里，不是一个美学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判决的结果。“流里流气”、“坏分子”、“阶级敌人”、“劳改犯”等等是它的约定俗成的“所指”和判词。我惊㤉于经过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过去的阴影却依然浓厚难散。

“怎么样？理还是不理。”她有点不耐烦地问着，两排整齐的牙齿象不锈钢拉链，一开一拉，格格有声。

“红卫兵。”我轻声地嘀咕了一下，有点愤愤，也有点不卖账：“你以为我不敢上当么？老子这辈子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当。”接着，又搜肠刮肚，古今中外，运用我的历史知识为自己鼓气、壮胆：“各国变法，无不从‘剃发’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剃发而丢脸’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立雄’始。”

但是，我还是不能决绝，又留了一手，我提出一个建议：随她怎么理，但我有权决定是否保留。如我不想留，她要替我理个光头。

她有点不解似地歪着头，好像是在用脖子思考；两眼火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块唐僧肉。我不由心生感佩，她是一个投入的人，真是一个艺术家。

最后她同意了，并说：“尝试一下，不好，就心死了；好，就多了一条出路。”

说完，她就叫来另一个妹子作助手，四只手、二十根手指开始在我的头上、脸上光光地或直或勾、或卧或翘，象一只肉色的大蜘蛛的一条条大腿。莫名其妙地，我感到自己象一个妻妾成群的国王，为人争宠。

我朦朦胧胧地看着，看到窗户般的镜框里，如电影“淡出淡入”般地变幻出一个个不同的头像：一会儿是一个埃及法老，一会儿是非洲的酋长；一个吉普赛魔术师晃了一下，又变成了一个印第安的莫希干人......，仿佛时间在“快倒、快进”，仿佛我前生今世的档案在披＇露和散落......。最后果然跳出一个春伢子、小楞子、哪吒，噢，是海娃——他拿着一封鸡毛信，从少年一直送到中年，正疲惫地看着我，似在发问：哪里是最后的地址，到底谁是收信人？

一条白毛巾突然遮住了我的脸，我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不知道哪一个女声在说：“理好了，你可以看了吗？”我点了点头，毛巾便缓缓升起，一点一点地揭开：我看到了一个自己的“他”。

如果只看头发，好像是一个我的“旧”少年；

如果串起脸来看，我则看到了一个怪物：一个还有着少年痴想、似含着奶嘴的“油腻大叔”：荒唐、丑陋、滑稽，有一种可以违犯常理、常规、常识的半疯半傻，按香港人的话叫“无厘头”；奇怪的是，我却感到一阵轻松，一种无拘无束、甚至没有了任何羞耻感、可以破罐子破摔的自由和解放，按上海话说，叫“横竖横”了。原先那种被标识为“流氓”、坏分子”、被另眼相看、甚至被游街的道德和政治阴影却由此消解了，或者说阴影本身在此也成为荒唐、可笑的一部分。我一下子悟到了这种“嬉皮士”的精神：人只有把自己“作贱”到荒谬、放荡甚至堕落才能对抗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习俗、道德和意识形态，虽然还未能改变和战胜它们，但足以和它们同归于尽、一起埋葬。

我对着镜子向她竖起了大拇指，并笑了笑。我觉得自己的这个笑又怪又酷：不知怎的，只咧开了半边嘴，眯起了一只眼，与不对称的发型上下错落，有一种“落霞与孤鹜-头发与脸皮-齐飞”的意象。

“你喜欢吗？”她真诚却有点犹疑地问。

原先，在她面前，我总有点怯，好像自己是一头待宰的羔羊，现在顶着这么一个“有脸没脸”的发型，突然气壮起来，觉得和她是一伙的了，可以平起平坐了。

我大声说：“It is fuc king good，I fuc king like it, you are fuc king brilliant/ 卧槽，帅了爆了，卧槽，我喜欢，卧槽，你太杰出了。” 她楞了一下，大笑起来：“Fuc k,you see, your tone like your hair style , hot and cool/卧糟，你看，你的语气和你的发型都一样了，又辣又酷。”

我象喝了点小酒那么兴奋，看着荒唐而又有点蛮横的“镜中我”，却‪一时‬迷惑：那个“我”到底是个表象还是真相？或者，其实并无所谓的真相（truth), 一切仅仅是“相（appearance)”——随境而变、随遇而化。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早年的类似的经历。

在许多年之前，在我还只是二十几岁、还有一头浓密的卷发的时候，我“刨”过一个光头。那时我在军队院校，校长总说我头发太长，整天唠唠嗑嗑、叨叨絮絮的，比我头发还要长还要烦。有一天，我突然“冲冠一怒”，剃了一个光头。当我从理发店出来时，却发觉这个世界开始不一样了：行人们一边鬼鬼祟祟地侧目，一边别别扭扭地避让；上了公交车，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的光头，刚想伸手指点，就被他的妈妈一把按下，转身别去；过了一会，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讨好似地对我笑了笑，怯生生地问：“白茅岭的（劳改农场）？我儿子也在那里。那里好吗？” 原来如此，把我当做刑满释放人员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作出辩解，反而象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似的说：“人狠，哪里都是好的。”

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是，晚上和一个同学到“中西餐厅”吃饭，它大概位于‪云南路近南京东路‬口，食客大多是“打桩模子”——贩外烟、外汇劵、车票等等，有点不三不四、嘴五舌六。当我们跨进去时，有的“模子”见了，竟矜持地朝我颔一颔首，以示某种认同和敬意；有的象“驼背五少爷（鲁迅《药》里的人物）”，讨好似地对着我笑，而我则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康大叔的气势，仿佛绑着根“玄色腰带”，一路“包好、包好”地“横”着走进了座位：似乎不这样，就对不起脖子上的那颗光头，也辜负了食客-观众的期待，尤其是“光头=狠角色、甚至罪犯”的身份标识。有意思的是，陪着我的一个同学，本是我班胆子最小的，现在跟着我，也暗暗地耸起了肩，一摇一摆的。

我当时就有点惊讶：一颗光头，仿佛是一具“花脸”的脸谱——外表的变化使我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地就把现实切换成舞台、生活变成表演......，那么人的本性是什么？有没有本性？或者，本性其实并非是一种“性（定性、性质），而仅仅是一种“度”、一种“量”，——一种在多大程度上契合“面具”、“标识”、他人期待等等的暗示？如果真是这样，也就解释了，在文 革中，一旦被剃了阴、阳头，人就真的抬不起头了，成了“坏分子”；犹太人一旦穿上黄袍或戴上“黄牌”，就真的成了“鹰勾鼻”的犹太人了。“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面具、标识的）枷锁之中（卢梭）”？

“卧槽，你到底是想留，还是剃掉？” 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重重地说。卧 糟，她竟然也对我说起了他们的切口；看来她也把我当作自己人了。

我说：“你不想我留着去参加比赛了？”

“卧 槽，我觉得你还是理个光头好哎！” 她这次没有显出一种谎言般的美丽，而是“玄言”般的纠结。

说实话，我倒是想留着这个发型。这半辈子，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好孩子、好人民、好接班人；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中规中矩，自觉自愿地配合着一种“教科书伦理”。现在，在澳洲这个大岛，远离故土及其一切，正可以随心所欲一把、做一把自己，所以想“留发不留头”。但是，我当时经营着一个清洁公司，有十几个公司客户，每天都要和他们的办公室经理打交道，顶着这么个“阴阳头”、再“F....,F....,F..../发、发、发....”的一串切口，那些绅士、淑女会如何看我？生意会不会受影响？所以，又想“留头不留发”。但是，如果顶着一颗光头，尤其是到学校接儿子，人们会不会把我看作新法西斯的光头党，skin head,——青皮？......

我看着镜子，‪一时‬难以在“疯子”和罪犯间作出选择。疯子害己再害人，罪犯害人再害己，哪一个更好或更坏？

没想到，一个发型的选择，差不多要成为一场人生的选择了。我的意思是：发型选择，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发型选择，因为人到中年、又把自己当回事，才变得象“出轨”那样充满诱惑、充满风险。后来我才意识到，除此之外，真正的原因可能还是逃不出童年和过去的阴影，一种会把个人的审美和社会道德的倾向挂起钩来的文化的浸润。

“我们只看过这世界一眼——在童年的时候，剩下的只是回忆。”

（正好读到新进诺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的这句诗，觉得契合，就引用于上）

～未完，或续或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