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下了近两个星期的雨，终于停下了，据说，这是历史上第二长的连续下雨期。上午起床，看见窗外一片阳光，人，顿时被照亮，illuminated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继而又神清气爽，enlightened, enlightenment ,启蒙大概就是这种样子。
和朋友聊天，谈起民国历史。本人觉得，民国大师们，或读书人，大抵来自乡村的士绅人家，然后进城、留洋、做知识分子或某一领域的大师。从乡村、皇制、清朝到城市、民国、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这历史的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其中却看不见激烈的个人选择和挣扎，一切好像是“无缝衔接”。
朋友说：去年回沪，陪九十多的老母聊天。回忆往事，老母谈到她的爷爷，从苏州的殷实人家来到上海做学徒，好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许多人这样做。我说，那些民国知识分子，从读私塾到读大学，小时候“土”，但以后却很洋，似乎一辈子里有两种生活，也做成了两个人：士绅和知识分子，或资本家、金融家，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迄今为止做得最好的；连狂嗔、发疯、偏执、浪漫也是非常彻底，西化到有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但是，令人深思的是，四九年之后，其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从个人主义跨入集体主义，一端到另一端，也并未见到有多大的挣扎和抵制，似乎又是“无缝衔接”。
朋友说：四9年之后，是出于恐惧的顺从。我知道，外国政治学里有一种说法，统治有两种术：剥夺或给予，或者说奖励和惩罚。后者也能使人民听从。但是有一个问题。前几年读到朋友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安徽某大家族，本为士绅家，有子在清末光绪开始办学，热衷改革，又有子赴美国求学，回国任北大教授；后有孙学物理，成中国原子弹之父。我读过有关他的一些文章，当时研制原子弹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有时白天还要受批判。如非出于自愿，甚至是全身心的投入，是研制不出原子弹的。在这方面，科学家们尤其明显。人们说：奴隶是造不出金子塔的，因为金子塔太完美了；或者说，出于被迫是没有创造力的。
这样，笼统地说，民国知识分子，有三种生活：皇权/清朝下的士绅或读书人、共和/民国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螺丝钉。三种人和三重生活，游刃其间，不说有余，但也不能说完全被迫。这令人感叹。有人更是民国时风流至极，民国后马 列 成 性，判若两人，但这两极相对，都不见得是在做作，都有真诚其中。
如我的观察是对的，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从因果之必然性角度看：清末社会，已孕民国之共和因素；而民国亦含后来的社会主义倾向。如此，中国人是否有一种共通又贯穿始终的“中国性”？读历史，先秦人和汉之后的人仿佛是两种人；先秦书和汉之后的书，也是不一样的论述、叙事。也就是说，中国性是一种变通性，而非有本质性的沉澱，一切随波逐流，顺大势、明大理，因而同时也具有一种集体性。
朋友说，他去日本多次，感觉明治维新，日本社会和个人都有激烈的震荡和痛苦的抉择。我说：明治维新是由日本人自己主导的，是主动选择，故会犹疑、自我冲突，有壮士断腕般的狠心和痛苦。如果我们认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说法，从清朝到民国，西方种种已渗入中国社会，尤其是、粤、江、浙三省，清朝皇室与明治王朝对国家的控制力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明治是政治变革先于社会变革，清末民初是社会变革先于政治变革，后者是一半被动、一半自选，故，未有明治的激烈和动荡。这个相对丝滑的过渡，也造就了变革的脆弱性，一遇大的风浪，就不易坚持，最后，变通性和集体性之“两性”合力把它推入新社会，并且又相对丝滑。
朋友说：强国梦是那时的一个主题，压倒一切，故有今天。这应该没错，但强国行则前后略有不同：民国时，是从自己出发去强国，民国后，是从国家出发去强国。但此殊途是否同归？还要看“归”的是不是同一种强国,会不会是同一种强国？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
但是就处在这三种时代的人、就其不同而同来说，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中国读书人：社会开明爱自己，社会严苛爱国家？或者说：社会开明则变通，社会严苛则集体？
【一时有思，并不严谨，见谅、见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