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和导演诺兰，在电影里设置了爱因斯坦和尼尔斯·玻尔的两段台词。
玻尔：“我不是来帮你的，没有我，你也能造出原子弹。我是来告诉那些政客们，原子弹不是一个新武器，而是一个新世界，但人类还没有准备好。你就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赋予了人类以自我毁灭的能力。他们应该尊重这一点。”
爱因斯坦：“我离开德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这样对你，你应该背弃他们。”奥氏回答：“但我是如此地爱着美国。”爱因斯坦：“那就让他们下地狱。”
这里折射出两个暗示：
1，在当时的美国，任何一个犹太人，也还是被当作犹太人来对待的。爱因斯坦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自我心愿。战后的麦卡锡主义，反公中有多少是反犹因素，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在当时，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马丁路德们，将要为自己能和白人上同一个学校、乘同一辆公交车而奋斗。
2，玻尓的话，则表明那些伟大的犹太人思想家为全人类担忧、担责的远大胸怀。
笔者在以前的《要么创世、造神，要么革命——从摩西到保罗、从西门·巴乔拉到马克思》一文中说过：有两种犹太人，摩西（型）的犹太人，和耶稣、保罗（型）的犹太人。前者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后者是人类的犹太人。从法国大革命通过的“犹太人的平权法案”起，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而当作所在国的人，甚至是世界公民。与此同时，发生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德国为中心的犹太人启蒙运动——“哈斯卡拉”涌现出一些影响深刻的犹太人哲学家、思想家，比如摩西·门德尔松、科罗赫马尔、盖革等。他们的观点对重新定义犹太人、甚至重塑犹太人有着“静水流深”般的影响。比如：犹太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不是政治民族，宗教、道德在政治之上；犹太人是一个世界民族，它没有象其他民族一样，有着盛衰起落的循环史；犹太人的散居，不是悲剧，而是使命，把人类带向上帝耶和华，等等。尤其是纳尔曼·科恩，他认为：以色列人之成为选民并非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他们要成为未来的人类的一种象征。他说：“犹太人的勇敢……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它属于历史上的人类而不是某个个体。而且，由于弥赛亚社会打破了民族主义的藩篱，因此，犹太人的勇敢就不能单单视为某一民族的美德。”
----摩西·门德尔松
其叙事、论述的角度，无论是从原先唯一选民的高度，“降”为世界民族之一；还是从受歧视、受奴役的低处拔高到超民族、引领民族的高位，总之，他们已愿意和其他民族分享他们的上帝了，只有全人类相信耶和华，犹太人才不会遭受犹太人的苦难。犹太人的命运，只有和全人类的命运联在一起，才能最后成为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从这里，几乎可以呼之欲出的是：“只有解放全人类，犹太人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哈斯卡拉-犹太人启蒙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束后，仅仅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中间就涌现出一批引领思想潮流的伟大的大脑，比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玻恩、玻尔，而且时间越后、数目越多，直至奥本海默这一代。但是其引领的手段和目标，不是宗教，而是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和科学真理。而那些犹太人大师们，绝大多数都不是犹太教徒，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自己身上的犹太血缘和文化，但选择不做犹太教徒和独一无二的犹太人，而是人类之平等的一员。
----弗洛依德
----左/海森堡，右/玻尔
所以玻尔来到洛斯拉莫斯实验室对奥本海默说：“我不是来帮你（造原子弹）的。”所以奥本海默会有这样沉重的自责：“我现在成了死神，这个世界的摧毁者。”
犹太人的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还没有解放全人类,却在俄罗斯、古巴、越南等地建立了史上最大的牢笼；而犹太人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才智，则能摧毁整个世界，并且是平等地无一遗漏。这真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悖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悖论。
犹太人，在美国，被当作苏联的人，当作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在苏联，又被当作美国的人，资本主义的走狗。千言万语、千般努力，总是错。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一种整体的观点。在世界上、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把其他民族看作是一个整体，以一个集体名词去标签一个个个体的作为。这对主体民族“有侮辱性，但没有伤害性”。但对少数民族就既有侮辱性，又具伤害性。如果把资本家、银行家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工运分子的犹太人当作同一种“犹太人”，而非两种“人”，那么犹太人在那里都是坏人——底层人把犹太人当作剥削阶级，而上层人士把犹太人当作颠覆分子。这是反犹运动总能成功的思想和心理基础。
第二是一种历史观。人们至今倾向于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估一个人：他从哪里来？他在哪里受的教育？干过些什么？他的父母又是哪里的人？而非以此时此地的现实眼光来作评判。历史观，容易让人去臆想一种因果关系链、一种现在被过去决定的主观推理。由此，一个活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由无数个死人在背后决定着，“死魂灵”决定着我们的活思想、活行为。
第三，词语的习用和便利
当我们被其他民族称作华人时，是否觉得有一种冒犯？因为此词可包含台湾人、香港人、出生在澳洲的中国人、出生在大陆的中国人、爱国华侨、反专制华侨、囤积房产和爱赌博的同胞等等。所以，当我们称呼某人为中东人、阿拉伯人、穆斯林时，是否也在施行一种冒犯？因为这个称呼里既包含了石油大亨，也包含了恐怖分子。现在开始一种委婉的说法，有“华裔背景”的人，或有亚洲文化、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地中海相貌的人、来自中东地区的人、东南亚人等等。问题还未解决，但确是朝着要解决问题的方向，虽然如何解决、能否解决仍旧还是一个问题。这些改革语词的努力，被许多人斥之为“政治正确”，包括种族歧视的施害者，也包括它的受害者，这是令人气馁的。许多人、包括以色列政府，把反以色列政府、反内塔尼亚胡当作是反犹主义，这种词语的滥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对人对己都是一种伤害。只要“反犹主义”是一个禁词、一顶帽子，那么犹太人永远是可被识别、被划分、被贴标签的民族，也就永远存在着被歧视或再被歧视的可能。
一次我去买香烟，和店主闲聊，顺便问起他从哪里来？他说：“黎巴嫩。”说完，马上用手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架：“基督教黎巴嫩人，mate.”恐恐如惊弓之鸟。难道我们也应该说：“我是信仰民主的中国人，Mate?”。
回到“奥本海默”。他想做一个普罗米修斯，他的煎熬是：他盗来的火种是用来照明、烹煮，还是爆炸、毁灭的工具？但是羞辱、迫害他的人，不在乎他是哪种普罗米修斯，而在乎他是普罗米修斯？还仍旧是上帝的选民？另一方面，同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同胞”，如玻尔、西拉德，则质疑他是一个“反普罗米修斯”、一个潘朵拉，“为人类带来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仍为“上帝的选民”的同胞，比如氢弹之父泰勒，则因他不坚持上帝选民的身份、不为犹太人说话而在关键时刻背弃了他。
在这种背景下，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的奥本海默和奥本海默们能作什么？爱因斯坦最潇洒，“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虽然没有哪里是完全自由的。他也为造出原子弹向日本人道歉，对就对，错就错。核物理学家西拉德最有原则，当得知希特勒在造原子弹时，他联合爱因斯坦等给罗斯福写信敦促造原子弹；当得知纳粹德国必将战败，不可能造出原子弹时，又联合一些科学家给杜鲁门写信，敦促中止核计划、核试验。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则一杆子插到底，一不做二不休，造完原子弹再造氢弹……。只有奥本海默，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受着个人野心与和平原则、政治权力和科学伦理、荣誉和罪过、忠诚和背叛的自我煎熬。
圣人，没有自我斗争的痛苦；恶棍也同样没有。从这一点说，柳下惠和柳下跖真是一对兄弟。如处在圣人和罪犯之间、野心和良知之间、才智和道德之间……虽不是罪犯，却会有深深的罪感；另一方面，从外部、从非犹太人角度看：普罗米修斯是盗火还是造原子弹，问题不大，是希腊的普罗米修斯、还是希伯莱的上帝的选民，问题就很大，就一切皆有可能。
《圣经·旧约·创世纪》说，第一代人类——亚当、夏娃是有原罪的，那么作为他们的直系子孙——犹太人显然是最先承继了这种原罪，因而也要首先赎罪？
奥本海默在明白了这一处境后，便选择了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抽烟沉默，并于1967年62岁时患喉癌去世。1942年，奥本海默受命主持曼哈顿计划时，只有3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