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朋友圈，有人发疫情封城的照片，忽然想起，两年前的四月一日，上海突然封城。于是找出几年前的文章，修改一下，重新发出，以纪念那个“医学的猎巫年代”。
我问自己：如果现在就回忆一下，我首先会看到什么呢？
于是，我就假装闭上了眼睛，顿时：我看到了——空无一人的悉尼大歌剧院，又感到了——一代人和一个行业的非“罗曼蒂克的消亡史”。
——歌剧院，那标志性的乳白色的贝壳型尖顶异常的苍白，闪烁不定地反射着云层里漏出的几缕阳光，似乎是在颤抖着、挣扎着不轰倒下去。
那是2021悉尼封城时看到的图景。有天下午，路上几无行人，我就转悠着开到了悉尼歌剧院。我住在悉尼三十年，开车开了十五年，算起来，在悉尼的大街小巷穿梭了约一百公里，但从未看到过、也从未想到过大歌剧院会空无一人。记得有一本书说过：只要二十年的时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文明——只要二十年没有人，这个城市和文明就会被植物淹没。吴哥窟就是一个例证。我茫然地看着，一时不知作何感想。不一会，另一辆出租车也开了过来，司机是个黑人，他探出身体，朝我“黑黑”地点了点头、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又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并不惊慌，只是有点落寞，我知道：一个时代即将结束。
自2015年优步/网约车正式启动以来，出租车的生意就不断受到侵蚀，每况愈下，疫情、封城，不过是最后的致命的一击而已。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在你年届六十、走向退休的时候，同时也在被新科技淹没、被时代抛弃。那么，个人应该是选择跟从潮流、与时俱进？还是坚守故我，宁被抛弃、败而不降？我选择后者。因为我觉得，开出租车是一个专业领域，司机应经过专门的技术训练和操守的教育。路上的交通情况瞬息万变，如一点也不熟悉，开车便成了一种玩命的游戏，而非安全的公共运送。你载着陌生但信任你的乘客赚钱，却对路面和路途没有基本的知悉，是一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也是对专业行业的不尊重。但我无力改变网络的力量，时代的潮流，我只能不改变自己。
但，在这有点悲壮的同时，倒也真实地体验了一把历史感。以前读历史，那些老家伙，某朝遗民、保守派等等，皆作为反动力量予贬予斥，没想到，自己还未老却也成了老家伙，成了不肯屈从于时代的老顽固。但我不是坏人，也不是保守派，仅仅是想温柔地、蹦跶着犟一把，保持一点退场时的体面。
但欣慰的是，我的选择并非是拎不清的“极少数”、“一小撮”。许多中、老年乘客向我表示：他们支持出租车行业，从不乘优步，因为他们相信：以业余兼职来替代专业驾驶，不符合生意的原则。在疫情封城时接上的乘客，大多是这些old school/老派人士。所以，虽然接载率很低，但“质量”很高。
你可以想象：在行人稀少的悉尼街头的路灯下，立着一个老派绅士，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停下，司机也是一个老男人，印巴人、中东人或中国人。乘客上车后，说的是“How do you do”,而不是流行的“Hi, how are you”；司机的回答是“Very well, thank you”, 而非简单的一句“Good”.然后汽车启动，不急不慢地行驶在星光大道或灯光小巷之中。比之那些急吼吼拉客的网约车，有一种陈旧的精致、没落的优雅。
老乘客愿意多付钱打的，老司机宁可少赚钱也“开的”——都因了年纪或观念——以一种风度/manner 和造型/style抵抗着时代的实惠和便利。
从2020年初，一直到现在，整个出租车行业的生意都笼罩在疫情之下——在阳性确诊数的曲线上颠簸跌宕，难以自己。我是开晚班的，太阳落山、华灯初上时，悉尼——这个南半球国际大都市的街头却开始了“肃杀”、肃杀一片。这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空无一人，总是和原野、森林等自然景观连在一起的；而高楼大厦、霓虹华灯应该和俊男倩女、人流如潮相融。现在，高楼林立、灯光如星月繁华而空无一人，让人不安，联想到一种未来世界；这又产生了一种不祥：原来我们心目中的未来，是天然地与某种末日景象联在一起的，基督教说——是大毁灭、大审判；科学家说——要么内卷成黑洞，要么膨胀到稀薄，整个宇宙成为一碗“均匀的汤”（《时间简史》）。
一天晩上，我在街头转悠着，整整两个半小时没有接到一单活，心中不免怨愤，真的倒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一种劳动价值论的信仰的崩塌：你的任何努力都被否定了，甚至得到了嘲笑。那时，油价涨到最高，很可能一单生意抵不了为这单生意而耗掉的油钱；就象津巴布韦的纸币，其一度纸币之纸张的价值趋同于纸币代表的价值。如此，世界真发生了颠倒，任何价值观都没了意义：正确的价值观没了“正确”的意义，错误的价值观也没了“错误”的意义，——这大概就叫“虚无”吧。
我心意懒散地开到我常去候客的路口，那里，左边是一个爱尔兰酒吧，右边——马路对面是一个购物中心，正对面是唐人街。疫情之前，在这里停上一会，总能大、小拉到一单活。现在，酒吧关了，购物中心只开一门，人都没有，更不要说可能的乘客了。当我把车停下，要下车时，却听到哪里的扩音机里放出一段美妙的音乐，大概是圆舞曲之类的旋律，嘹亮而流畅，令人精神振奋，如同在荒野中，口干舌燥时，却听到曹操大喝一声：“前面有一片梅林。”
我走下车，循声望去，原来是他——一个中年澳男，胖胖地坐在电轮椅上，轮椅背上放着一套音响。我好几次看见过他，开着轮椅，在悉尼最热闹的街头呼啸而过，扔下一串悸动的旋律。他有时也会停在黑夜的角落，一个人，暗暗地孤“曲”自赏。平日里不觉什么，但那晚，却令人温暖。我走近前去，“嗨——”地打了声招呼，他冷漠地点了下头，并未有要搭理我的意思，我不觉奇怪：难道他不孤独吗？不想与人聊两句吗？我只能讪讪地离去，有一种自讨没趣的挫折感。但不一会，我就幡然省悟：他，一个残疾人，没有家庭，可能也没有朋友，他早就习惯了孤独和这个世界的某片冷漠。人的孤独、世界的冷漠，不是从疫情才开始的，它早就存在了，疫情不过平等地把它施于每一个人而已。如果我们不进行反思，作出某种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象他那样，终究要陷入和习惯某种孤独；而整个人类，也可能会进到一种没有疫情的疫情般的冷漠和肃杀……。
想到此，我的心情也平和些了，静静地站在车头，再也不象刚才那样急躁——如一只无头苍蝇那样在街上乱转，非要在稀少的行人中，“撞”出一个乘客来。
有时，认命、放弃也是一种积极的选择，至少是一种休息和养精蓄锐。
我就这样地站着，与黑夜的街头一起模模糊糊地寂寥。不知过了多久，背后突然传来一阵男女混声的喧哗。
一男两女，相拥着、歪歪斜斜地不知从哪里走来。我好奇地看着他们，心里则嘀咕起来：疫情期间，三个人公开抱在一起，是违犯防疫规定的吧。
不一会，他们就走近了：男的五大三粗，一脸凶相，有一副“剪径”、打劫的胆量和身坯，旁边两女则十分妖娆、走起路来“凸凸不休”，笑嘻嘻的，好像在说：我们其实不是坏人。
男的对着我说：“兄弟，你在营业中？”我点了点头。
他又说：“你想开我们去哪里？”我一时懵了：没搞错吧？这应该是我问的问题！是喝多了，还是“阳性”了，因而颠倒？
“喂，你说哪里可去！”他又问，眼睛巴眨巴眨地看着我，一副真心求教的样子。我一下子懂了他的意思，心想：可怜的人儿，疫情封城，连“坏人”也失去了放荡、堕落的目标。
我说：“想喝酒，没有地方；想跳舞，也没有地方；想找人打架，找不到人；想找人接吻，违反法令。”他听了，哈哈大笑，“有意思，so, where to go/那么去哪里呢？”
我说：“Only go, but to no where/只是去，但，不去‘哪里’。” 他咧开那张象拳王泰森般的大嘴，笑着说：“ 卧糟，你是个政客。”这引得我乐开了怀：原来，流氓把政客看得比他们坏、比老司机好？
最后，他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如果你开我们去英皇十字街（红灯区）兜一圈，这一百元就是你的，不够，我再给。”
我立马点头，一头钻进了车子，好像幸福突然降临。
当车子开在英皇十字街的路上，看着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对我的震撼远远超过看着空无一人的大歌剧院，这是因为什么？那些熟悉了的店面、路灯和街椅，因不见了原本游荡着的妓女、酒鬼、乞丐、瘾君子和巡逻的警察，更让人感到一种末日的气氛。莫非：美的、秩序的消失，其实并不可怕，因为生活中，丑和乱总是多于美；而丑和乱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可怕，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消失，还意味着——完蛋。
尼采说：“上帝死了。”疫情说：魔鬼也死了。
“What a hell/搞什么鬼？”那“剪径大盗”虽然在骂，但语气却不再凶恶，而是带着一种怅然若失的温柔。这个感觉很怪，象是景阳岗的“吊晴白额大虫”突然显出了一副丧家犬的样子。两个“妖女”也不再嘻嘻哈哈。我瞥了一眼后视镜：她们只各自偎着那个大汉，怔怔地望着窗外，似乎那是一个被文明抛弃了的失落的古城。
只兜了半条街，大汉就不耐烦地说：回去、回去，回到我们上车的地方。
回去的路上，车里是一片的沉默，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没有邪恶、也没有善良；没有放浪、也没有纯洁。
在病毒面前，人，禁不住显出了一种软弱，包括“坏人”。或者说，病毒面前，没有好人和坏人。我突然想到：疫情之后，好人、坏人能否实现和解，人类也由此更加团结？这样一多情，人就变得有点“阳性”了——positive /积极了。
这是我在封城间做到的最大一笔的生意，也是最大一笔的小费——实际车费约25元，但他们给了100元，真是出乎意料。想想也是有趣：疫情间，最让我感到温暖的，竟是一个残疾人流浪汉的音乐；而最让我赚钱的，却是几个不三不四的男女。后来，我对这一不寻常的遭遇进行了“哲学”思考，终于弄出了一个通常性的结论来：能不在乎或不屈从一种压倒性、窒息性的社会气氛——要么是被社会抛弃的人，要么是亡命之徒。只有他们，要么不会失去，要么不怕失去。而出租车司机介于流浪汉和亡命之徒之间：“流”而不“亡”，有得有失、可得可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