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节点上的众生相

场景一：

1949年4月，江山易手基本已成定局，连退而求其次的“划江而治”也没了可能，虽然国民党还拥有上海及江南大部分地区，但双方都知道, “沦陷”是早晚的事。

那一年，杜月笙虚岁59。据推测，1949年前国人的平均寿命仅约35岁，如此算来，杜先生也是高寿了，能活多久已不是问题，残忍点说，什么时候死，才是命定的幸与不幸。

上海是他的出生地和发迹之处，他在那个动荡和变幻的时代，把一个“江湖社会”打造得活灵活现、左右逢源、黑白通吃，也算是一个历史奇迹了。

那一年4月，蒋介石单独接见了杜先生，邀他去台湾共同创业；而在这前后，中共方面也派出他的各方故旧劝其留在上海。

这是两难，也是荣耀。一生信奉“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杜先生，最后再一次“刀切豆腐两面光或两面不光”——既不去台湾，也不留上海，而是去了香港，保留了一个江湖大佬的独立身份：不眷旧朝、不谒新王…..

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些好事者的“看热闹”，背后亦有政治、经济、伦理的考量。

但是，历史只讲结果，也只讲得清结果，而这个结果是：一代大亨，在1949年的五月熏风中，乘船驶离了黄浦江，带走了传奇，也带走了江湖……

场景二：

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的北京即将失守，胡适在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前，等候“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中的学人。

结果，大部分人没来，连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没来。据说，当胡适登上飞机，看着空空如也的机舱，不觉老泪纵横。

那天上飞机去南京的，大都去了台湾，胡适则于1949年4月6日离沪前往美国。那年，胡适57岁，就一般的意义说，早已功成名就：政学两栖、德高望重。自此之后，大陆再也没有这等私德、公德两全的完人了。

 场景三：

1949年12月6日，多妻、多情人、多子多女、多才、多钱的N多“浪子”张大千，登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但是他只带了最后一任妻子——女儿的闺蜜、小他三十岁的徐雯波。

那一年，张大师52岁，但早已超享了人生，接下去的岁月都是额外的“收入”和享受。

场景四：

据传，1950年1月，张爱玲来到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的会场，进了门，满目皆是蓝色的中山装或列宁装，只有她一个穿着件旗袍，外面还披了件网格衫——一个鲜艳的异类。

当晚，她决定离开上海去香港，最后到了美国。那一年，她只有32岁，却已有了别人要花一辈子才能获得的成就和名声，当然，也包括惊世骇俗的绯闻。之后，上海再也没有这等“作”的女人，也没有这等“作”出来的才华横溢的文字和情感，她把自己和逝去的时代一起埋葬。

场景五：

许多应该出来的人没有出来，然后就……

二、历史的节点及其选择

首先要确定的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离比留要难。

离，意味着丢掉以前的一切拥有，流亡到一个新的或差的（比如香港、台湾）异乡。而留，可以保有一切，既免去了个人的颠簸无常，还能加上崇高的强国的希望；退一万步讲，至少可以静观其变。就这一点来说，离，才是选择，不惜失去，才是选择；留，不过是顺势而已，所谓的“无为而为”。

当然，谁也不会想到：从“无为而为”，到“无为而无不为”，还有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在这四人当中，杜月笙的选择最为棘手，因为他有许多选择。

他与囯民党的交往十分密切，上自蒋介石、宋子文，下至戴笠（那时已死）和新生代的陆京士一干恒社门徒等等，由此，他可以去台湾。

但是他与蒋经国几近交恶，也有众多的囯民党官员看不起这个流氓出身的大亨，所以，他不可以去台湾。

他可以留大陆：因为抗战时曾资助过中共，毛泽东的恩人章士钊曾是他的法律顾问，与地下党的传奇潘汉年亦有交情，党员兼明星金山是他的门徒，还有黄炎培、朱学范等朋友，最重要的是，有周恩来的口信。

但他也不可以留大陆，因为他曾命他的嫡系——“大八股党”的顾嘉棠掐死了中共党员的工会领袖汪寿华，是所谓的“手上有血债”的。

这时，智慧、义气、江湖伦理等个人因素就可能起了主导作用。

以他的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交情远不敌亲情——与蒋介石的交情远不敌蒋氏夫子的亲情，所以，台湾不可去；

以他的“流氓”本性，亦十分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不是他的菜，他也不是共产党的菜，所以大陆、上海不能留；

最后，以他的江湖伦理、黑道之道，是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于是只有一条可走，去香港。刀切豆腐两面光，手心手背皆有情。

胡适之离，相对简单，他是始终按着自己的信仰做人做事的，在这时代轮替之际，与其说是选择，毋宁说是使命感“被驱使”。

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被“一杆子插到底”了，是一个信仰决定命运的典型。

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杜、胡不常有，而张大千、张爱玲则常有，因为后者的选择更带有个人的随意性。

据说，当时徐悲鸿邀请张大千北上，月薪三千斤小米（当时以小米为单位折算成市价付现金，以扣除通货膨胀），这是当时教授的最高工资了，政府最高首长，如毛等是3400斤小米，而一般工人的工资约160斤小米左右。

照例说，这已很可以了，但张大千女人多、孩子多，这点钱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再说，当时的富人大量去国，留下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就是穷人，那么：谁？拿什么来买他的字画呢？

张大千本人，并无多少意识形态，不象胡适；他虽与国共两党皆有交往，但都在艺术艺人领域，政治上无功也无过，不象杜月笙。所以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个人处境----养家糊口的需要，再加上一点风流不羁的性情。

当然，也可以说，他也是有意识形态的考量的，在那个大多数知识分子看重意识形态的变革的当口，张大千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意识形态”；或者说：个人和家庭利益第一、女人和艺术首重，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养家梦压倒强国梦！

张爱玲的出走，与大千有所同，有所不同。

如把镜头回放和放大到历史的细节处——那便是一片束身的“中山蓝”和一袭彩色旗袍的对峙，一种无审美情感的大多数对有审美情感的个人的逼迫和碾压。

这对张爱玲这个挑剔、尖刻的才女来说，是种致命的刺激：不能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是个大问题，是她的绝对的“意识形态”。

如果日常生活失去了美感，文字上又如何表现美？如果没有了文字之美，生活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她会当机立断，挥一挥手，只身流亡。

带着一朵云彩，独自走出一片海洋般的“群众蓝”——所有的一切——房产、书籍、爱她和恨她的读者、她爱她恨的情人及其故事…….都被抛在了那袭旗袍撩起的身影的后面。

用上海话讲，只两个字——“憋气”。

三、圣人使命和“流氓”性情

胡适几近一个圣人（如果中国有圣人的话），而且是个贯穿古今中外的圣人，一如蒋介石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种人的选择出于一种一贯的超脱世俗的信仰，具体点说：胡适必会离开大陆，如果地球被红色占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地球，而不管有没有马斯克的火箭。

这种选择，本不是功利的，也未必是幸运的或“好有好报”的，但比之那些未听胡适的话、未与他一起离开的人的冤屈，似乎给人以这么一种印象：凡是出于良知的，就能远祸趋福。

这四个人，真正具有流氓身份的仅杜月笙一人，而他的去香港与他的流氓本性也大有关系。

因为无论是去台湾，还是留大陆，流氓是做不成了——在台湾，有可能是个大亨；留大陆，有可能是个“民主人士”；但唯有在香港，才可能还是一个流氓，虽然会今不如昔，但“虎落平阳”还是虎，“落毛的凤凰”还是鸡，只要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除了杜月笙这个真流氓，若论带“流氓腔”的，比如“见色起意、喜新厌旧、制作和贩卖赝品”等等，还要加上一个张大千；

如再论一种“流氓性情”，比如“唯我独尊、自私尖刻、任性随意”等，张爱玲也可算一个。

他们都因坚持个人的利益和好恶，从而挣脱了历史的惯性、集体的洪流、宏大叙事的裹挟等等，由此亲手缔造了自己的一段细细的命运：冷暖自知、文责自负；本不足奇，也不足惜。

因为与之作出相反选择的其他同代人、同类人的遭遇太过惨烈——相比之下，他们的“流氓性情”反倒成为他们个人的“福缘”，使他们免于无端的灾难和屈辱；同时，也给出一个带普遍性的案例，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普通人的个人选择，如不基于个人的普通利益和好恶，其结果就会超出这个个人的把握。

一叶小舟，就是一叶小舟，在变成大船之前，平静的港湾或涓涓支流，是其生存下去的最佳选择。

所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个人要有个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从众随流。如无使命的激励，至少也要有“流氓性情”的唯我独尊的蛮横和任性：无论是为利为气，还是为名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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