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的新课本,是半个世纪教科人的心血

文化   历史   2024-09-10 21: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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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讲人:郭炜

节目编辑:庞宇佳 程涵

小剧场配音:傅博文 尚远




今天是教师节,同时,今天也步入了秋季学期的第二周,想必学生们都已经拿到了新课本。您有没有想过,在学生时代陪伴我们走过一年又一年的教科书,到底出自谁手?它们又是怎样一步步更新成如今的版本呢?



全明星出马 编写教材


1953年5月,北京中南海,一场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正在紧张严肃地进行着。一份来自教育部的请示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

在了解到现在负责这事儿的编辑只有三十个左右后,毛主席说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三十个人太少了,我看三百人也不为过。

然而此时,正值解放初期,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究竟什么事儿,能让毛主席主动提出要增加十倍的人手呢?


原来,这份“重要工作”指的就是正在编写的全国中小学教材。随后,主席还补充道:“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也必须抽调大批干部来编写教材!

小小的一本教科书,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阵仗呢?


毕竟,教育乃国之大计,而且教育必须得从娃娃抓起。尤其是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代“花朵”,给他们看什么书?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教育?不仅是老百姓密切关注的话题,自然是国家领导人最关心的。


一时间,大批知名学者和文教干部奉调北京,在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


叶圣陶

1950年,咱们国家最顶尖的文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都陆续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中。

比如数学,咱们有“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语文有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吕叔湘;英语有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过英国文学的语言学家许国璋;物理则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严济慈;地理还有被誉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的竺可桢,真可谓群星璀璨、群英荟萃!在那个白手起家的年代,能聚齐这样的全明星阵容,足以见得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然而后来,全行业迎来了近十年的寒冬。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人民教育出版社率先重启,分散在各地的编辑们再次聚到北京。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此,科学的春天重回华夏大地,各行各业的科学家们,一晃都成为了时代的偶像和巨星。

全国科学大会现场

估计您要是回到当初,在街上随便揪住个孩子,问他将来的理想,都会得到“我要成为科学家”的答案。


在国家的号召下,45位一流学者加入到了教材编写中。物理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数学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苏步青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还有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全都赫然在列。

在由他们编辑的教科书中,数学首次出现了微积分概念,高中生物第一次跨入分子水平,这些划时代的突破,在如今看来依然相当有意义。


打好“三科”基础 重中之重


如果有人问您,中小学时上的哪几门课程对形成三观的影响最大?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避不开这三个:其一是帮助咱们树立正确三观的道德与法治课,其二是了解中华文化必备的语文,而其三则是知古鉴今,以史为镜的历史,而这三门便是刚刚说的“三科”。


根据中央决策部署,中小学三科教材应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毕竟学生们用什么、学什么,不仅关系着个人成长,更决定了国家的长远发展。



那么,如此重要的任务,该请谁来担任总主编,才能镇得住场子、把得准方向呢?经过认真的推荐和遴选,最终有三位先生进入了中央的视野。


2011年秋天,教育部专程拜访了我国著名的德育专家,同时也是南京师范大学德育研究所的名誉所长鲁洁教授,邀请她出任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总主编。


鲁洁老师在带领编写团队时,一再强调要了解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尤其在编辑们遇到瓶颈时,她更是鼓励大伙儿直接去问问学生,因为只有知道了他们的困难在哪里,才能写出既受孩子们喜欢,又适合他们成长的教材。


而此时,同样在为统编教材孜孜不倦工作的,还有身在北大燕园的语文教育学家——温儒敏教授。


18岁时,温儒敏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后又在北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并留校任教。他还先后出任过博士生导师、北大出版社总编、北大中文系主任,对于语文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


温儒敏教授


自1958年汉语拼音出现以后,绝大多数的语文课本都采用先学拼音后学字的编排方式。然而,温儒敏却大胆变革,在统编语文教材的第一页,赫然用楷书印出了六个大字:天地人,你我他。天地人选自传统蒙学读物的《三字经》。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原来,在编辑们看来,拼音只是拐杖,汉字本身才是文化的象征。毕竟您想啊,往前倒个几百年,老祖宗们学汉语的时候,哪儿有拼音啊?因此,只有让孩子们从一开始就了解这背后的文化,产生学写汉字的兴趣,才能更好地培养起新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


最后咱再说说历史教材,在统编三科中,历史其实是最早启动编写的。为了编好教材,教育部特地请出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原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齐世荣教授。


在编教材时,齐先生除了带领团队外,很多时候都亲力亲为。课本中的每一句描述,他都要反复思考,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遇到难解的地方,他就亲自动笔来写。这样出来的教材,几乎能保证每句话都找到依据,甚至是出处。


齐世荣教授


同时,为了让教材更加客观公正,齐老先生还拉来了自己的好朋友——曾担任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金冲及先生。尽管当时,两位老先生都已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但面对中学历史教材,他们依然拿出了匠人精神,对待每一词、每一句都毫不马虎。


与260多人的编写团队相比,审核团队则更为庞大,人数足有上千人之多。同时,为了验证教材是否真的适合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统编教材先后在十多个省、三百多所学校中开展了试教和试用,在这之中不断发现问题,再重新修改和完善,最终才提交到国家进行审核。


而这样的审改过程,一经启动就持续了两到三年之久。这期间,国家教材委的委员们马不停蹄地工作,哪怕一个小点都绝不放过,用他们的话说,当时不光是讨论,有时甚至是辩论,辩论到激动时都脸红脖子粗地站起来说了。然而没有人会因此记恨谁,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这么做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把教材编得更高水平,编得更有质量。


教育为本 “售后”更细致


2019年秋季,三科统编教材在所有年级实现“全覆盖”。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就是,咱们国家幅员辽阔,一线教师成千上万,冲在实践最前面的他们,真的能百分百领会教材的内容,以及其中所要传达的教育理念和目的吗?



于是,为了让每位老师都吃透教材、不留死角,教育部先后对全国两百多万名骨干教师进行了面授培训,又请近千万的一线教师接受了线上培训。


而对于身在偏远地区的老师们,教育部还启动了“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这次活动的意义可相当不一般,因为出席现场的不仅有入选语文课文的原作者,还有参与了统编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和教师们!


换句话说,偏远地区的老师们是在和教材的创造者们面对面,您想想,这机会多难得啊!而在听过他们创作过程和背景后,他们再教起学生来自然就得心应手了。




您不妨回想一下咱们上学的时候,尤其是80、90后的那代人,是不是开学前几天就能领到新学期的课本?


这其实多亏了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发行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为了完成这项使命,全国上下的出版社真是费尽了心思。


单就湖南出版中心一家,每年总计大约就要付印1亿8千万册教材。学生们放松休息的寒暑假,对出版社和印刷厂来说,就是“三班倒”“连轴转”的工作旺季。


而且,教材的印刷与其他书籍不同,不论是印刷的技术还是检验标准都更为严格。比如教材使用的纸张,从平整度、耐折度,乃至于反光度都有独立的标准。而在印制时,更要达到绿色印刷的要求。



那怎么才算绿色印刷呢?简单说就是从原材料、印刷过程,到最终成品都必须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像是普通油墨中含有的重金属元素,长期过量接触很可能危害到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在教材印刷中,大多会选用大豆油墨、水性胶等绿色环保材料,而这些细节无不透露出国家对青少年们的关切和重视。



编辑:亚特

素材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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