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马尔桑侧厅外墙的克里奥雕像
外国史学
继承传统 超越传统
——小议西方史学传统及其多重意义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一、西方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
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学传统也是这样。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立史学之前，它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前希罗多德时代”。西方史学传统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那里。正如英国史家柏立所说，在《荷马史诗》中，就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这与后来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探究”，确有文脉相通、相互传承的历史因缘和联系。这之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显露的“时序”观念；这之后，爱奥尼亚散文史家显露了理性批判精神。这几份“史学遗产”传到希罗多德那里，不仅成了他新的出发点，而且在他那里，还有比他稍后的修昔底德那里，色诺芬那里，在迄今有“史家之史家”美誉的波里比阿那里，随着古希腊史学的日益成长，传统也跟着出现，并日趋成型，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举其要者有：求真探索的传统，人文主义传统，注重历史对现实借鉴作用的传统，具有恢宏的历史眼光的传统，重视史著的表述与史家修养的传统，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军事史两种史学范型互争雄长的传统，等等。徜举其大者，或可用“求真·人文·垂训”六个字作出概括。这都是在古希腊，特别是在它的“古典时期”形成的。在这里，对这六个字作点说明。
求真。柏立曾言：“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论资历古希腊远不及古代东方诸国，但古代东方很早出现的历史记载只能算是一种“实录”，而后来居上的古希腊人却以求真探究为职志，终于在希罗多德时代奠立了史学。修昔底德的“探究”，使他取得了“求真的人”的称号。在“希腊化时代”，波里比阿更是把求真作为史家之第一要务。古希腊史学的这种求真精神，在罗马时代，在卓越的罗马史家李维、塔西佗那里，得到了延续与发扬。于是，求真精神成了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最显著的一种表征。
人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石碑上的这一箴言，再也明白不过地昭示世人，从原始先民到古典时代的先哲，无不显示出古希腊人对人的自身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这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传世之作中，都有很明确的表述。《历史》序言称，它所探究的是“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借他人之口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后，古罗马史学所映照的也是人事而非神事。总之，西方古典史学（即古希腊罗马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柯林武德语），是以人文主义的观念作为赓继的一种传统，经中世纪隔断，而至文艺复兴年代，又重新与古典史学所标榜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连接，在流传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时代特色。
垂训。这里所谓的“垂训”，指的是历史的教育功能，即历史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序言颇能说明这位“史学之父”很注重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所云“垂诸永远”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到了波里比阿时，他则把历史提到了哲学髙度，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应当把它当成指导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种指南。这种传统被古罗马史家所继承，塔西佗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编年史》）历史的垂训传统，在这位史家很明晰的“经世致用”的言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述。至此，到了古罗马时代的盛世，西方史学传统由萌发而成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
二、西方史学传统的不断演化
西哲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这于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也是如此。
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基于西方史学的不断变革，“处于运动之中”的西方史学，特别遇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更是风生水起。这里且以我经常所说的西方史学史上的“五次重大转折”，对此作点描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随着希罗多德的问世，史学的诗与神话时代结束了，散文史家半真半假的“史话”也过去了，《历史》之序言，宣告了西方史学的创立，是为“第一次重大转折”。此后，经过一千年，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折”，古典史学随着古典社会的没落而衰微，基督教的神本主义使西方史学经历了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使史学沦为神学的附庸。不过，古典史学传统却难以泯灭，在东罗马帝国那里有了一线相传。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西方史学的大幕，开始了“第三次重大转折”。在这转折时期，新与旧的代谢、传承与革新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从意大利此时兴起的“佛罗伦萨历史学派”中，看到了随着古典史学的“复兴”，史学思想的更新与史学方法的进步，合力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史学世界。“笫四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次由德国“新旧史学之争”开始，从中我们看到了历史学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成为一种潮流，不可阻遏，这就开启了西方新史学在20世纪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名言“重新定向”，这在当时的东西方史学中都有重大的回响，这就是“第五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所带来的激荡还一直在影响着当下的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国际史学的进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西方史学新陈代谢，尤其是在发生重大的转折时，新与旧的博弈，保守与革新的较量，显然是被加速了，于是西方史学传统也因此得到了强化与发展。
举例证之吧。倘以颇具西方特色的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演化，庶几可矣。众所周知，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逐渐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当然也逐渐成了西方史学传统的核心内容。不过，这内容的宏富与内涵的深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易，随着史学进步而日渐丰满的。上文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说的是西方古典时代（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它还处于“朴素的初始阶段”，不再复述。至公元5世纪，由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史观颠覆与改造了古典史学及它的传统，人文主义被基督教史学中的神本主义所取代，在此时，人文主义从总体上处于“休眠”状态。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复兴”，史学又重新“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柯林武德语），张扬人权与人性，成了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学家们恒久不灭的声音。此时，西方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虽较西方古典时代跨了一大步，但还是有局限性的，在理论上它还未寻求到一条如何提高人的地位、实现人的价值的出路。只有到了20世纪，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从“理性的发展阶段”步入“哲思的成熟阶段”，以20世纪西方史家汤因比那深厚的人文情怀为例，从他的《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所一以贯之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既悄然看到了西方古典史学这种传统的延续，更是明显地昭示出这种传统在现时代感召下的时代特色与重大发展。
西方史学传统的演化，在学术流派的嬗变过程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这是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型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程。在这里，以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为例，那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对此只能略说几句。从1929年年鉴学派创立至今，它已有8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代人。正是这个学派，睥晲西方，雄视天下，书写了现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一页厚重的篇章。纵观80多年来年鉴学派的“变”与“不变”，“变”是永恒的主题，否则这一学派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事实上年鉴学派的第三、第四代传人，已对他们前辈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等作出反省，不再借光祖上的荣耀、前辈的显赫，不再过多地标榜“年鉴范型”，而更多地同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融合了一起。然而，在这个学派的流变中，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深深植根于法国的科学传统。”这就是年鉴史学中的“变”与“不变”，他们是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传承发扬，尽显于此。
三、西方史学传统的多重意义
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不只是了解与梳理史学本身，更在于发掘与认识它的现代价值与意义，我们硏究西方史学传统也应当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让传统向现代转化，以寻求西方史学传统的现代价值，亦即它的多重意义。
对此，从多重意义述论，我想要说的是：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国人而言，是为了深入了解与认识西方社会与历史的需要。这就是说，研究历史Ⅱ（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将有助于研究历史Ⅰ（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这在史学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毋须多论。然而，时下历史学家研究西方社会与历史时，多致力于从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去探究它的发展历程，这自然是必须的，但终究是不够全面的，或是不够深入的。就说西方史学传统吧，随着不断开掘与研究的深化，当会让人们触摸到西方社会与历史的深层，这如同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所描述的，在那里是大海的深处，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当然这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紧密相关，但传统与社会历史之关系，从中却是一清二楚的。进言之，西方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中枢，从史学的种种变化中，或可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观察到西方社会与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革。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西方史学研究者而言，是为了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的需要。这里说的是研究西方史学传统的学术价值及当代意义。西方史学之创新，需要借助内外两种力量。所谓“外力”，当然是指与非西方史学（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触与影响；而“内力”，则主要指的是与传统史学（比如西方古典史学或兰克史学）的关联与借鉴。果如是，史学传统的开掘与研究也成了史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因此史学史的古今对接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此类例证俯拾即是，比如就以当代西方史学中颇为时兴的“新文化史热”来说吧，它在上个世纪70年代勃发，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社会文化史传统的赓继与变异的历时性视角，此种“热”不就与自希罗多德经伏尔泰至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史家的文化史硏究传统相牵引吗？徜割断了这种文脉与传统的相互衔接与相互联系，别说西方新文化史，就是其他，如现当代史学思潮及学术流派的纷出、史学理论的翻新等，也都变得不可理喻了。可见，西方史学传统的开掘接壤西方史学繁衍之茎脉；西方史学传统的阐发，牵连西方史学发展之主干，其在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学术意义岂可小视。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中国史学研究者而言，是为了给它提供一个参照系，旨在深入开展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杜维运说过：“将中西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重要最能有发现的工作。”（《变动世界中的史学》页51）既然如此，这里就补白几句吧。关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最近瞿林东撰文《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作了很好的归纳，说有：“追求信史的传统，经世致用的传统，记载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以多种体裁反映历史内容的传统，讲求文字表述的传统，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官修史书与私人撰史互相补充的传统，重视史学家自身修养的传统等等。”徜以瞿说的前三项对应西方史学传统的“求真·人文·垂训”，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所言，真有“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中国史学的“追求信史的传统”与西方史学中的“求真探究精神”颇为吻合，这当然也是符合历史学的根本宗旨的。西方史学对“垂训”功能的强调与我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可合为一辙，是对史学功能的不同表述，其意蕴是一致的。顺便说一点，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都可归之一体，曰“鉴诫史学”。倘如是，这是中西史学的共同特色。
中西史学的不同，其重要因素是由于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路径，前者发展的连续性与后者的间断性，致使中西史学派生出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于是就产生了令华夏史学引以自豪与大放异彩的《二十四史》，这在西方史学中是不曾出现过的。此外，西方史学中的“人文”（人本）传统浓厚，是基于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天人相分”的观念，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异其趣，故西方史学的人文（人本）色彩，始终如一且相当强烈。总之，比较中西史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当可另做一篇大文章。笔者在此只是略说一二，以引起学界重视，“以蠡测海”罢了。
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世人而言，是为了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与人们的精神诉求。我以为，西方古典史学传统中的“求真·人文·垂训”，亦即以真为要的探究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以史明智的鉴诫精神，其现代价值不可底估。这种久远的史学传统，经过历代史家的传承、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成为他们（“西方人”）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徜若借用“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说，那么也不妨说，“西方史学”也是西方诸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不分美利坚民族还是法兰西民族，还是西方其他什么民族。虽不能说西方史学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就能迅即给世人指点迷津，但面对西方现代众生所弥散的“飘荡的心灵”（homeless mind，西儒勃格词），借助这种“精神遗产”的潜在力量，当是世人抚平心灵创伤、寻求心灵慰籍的一座“精神家园”。人们读西方古典史学名著，比如《历史》、《编年史》时，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读现代西方史学名著，比如《人类与大地的母亲》、《地中海》时，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感受当有其超越时空的“贯通性”，或可作世界范围的观照与跨文化的比较。可见，上面所说的“世人”，不只限于“西方人”，这与“非西方人”的现实需要与人们的精神诉求，不也有其相通之处吗？前两年我编的《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后受到了我国读者的欢迎，不也为这个道理作了一个注吗？
时下，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既使历史学面临巨大的挑战，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实现从“史学大国”变为“史学强国”梦的最佳时机。不管怎样，中国史学总要前行，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也要不断更新与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借助与撮纳域外（主要为西方）一切优秀的史学遗产，一切可供我们借鉴与运用的优良的史学传统，藉以开辟中国史学新天地，为世界史学的发展作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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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冉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