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丨乔治忠：《〈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章学诚

《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乔治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清代乾隆时期《史籍考》一书的纂修，为学术史、史学史上一件要事，备受研究者关注。其中牵涉章学诚、毕沅、谢启昆、胡虔、潘锡恩、许翰等等几代学者与官员的复杂关系，细细考察，可以厘清许多史实，并且生动地展现清代学界的文化生态。近年有林存阳撰《〈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一文，对《史籍考》从编纂至毁灭的历程详加考述，资料丰富、线索明晰，着力甚勤，但惜仍有辨析未能到位之处。今特作以下考析，商榷于林君及史学界时贤。

周震荣（1730—1792）字青在，又字筤谷，浙江嘉善人。其父周沣，乾隆十六年一甲第三名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周震荣乾隆十七年中举，后曾任江南青阳、合肥知县，又调直隶永清县令，连任12年。“购书都市，兼车累箧，或借抄馆阁，县吏无事，多役使缮书。一时文墨之士，闻风过访，往复讨论，县衙乃如名山讲社”，是一位崇重学术的“风尘吏中文雅士”，颇具名望。他甚至时常“置酒行馆，招致一时同人”，著名的学者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任大椿、吴兰庭、顾九苞、章学诚等，都曾经作为宾客在周震荣处聚谈文史，“宴会甚欢”。

章学诚是现今学界人所共知的清代文史理论家，而周震荣对他的鼎力帮助，在其学术生涯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隆四十二年，周震荣聘请章学诚编纂《永清县志》，这是章氏所修大大小小各种方志中，唯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一部，得之于周震荣的绝对信任和迅速刻印。《永清县志》的纂修对章氏的学识进展有很大推动，其“主要意义在于促使章学诚做更深入的学术探索”，《校雠通义》四卷就是在编纂《永清县志》之后告成。此外，章学诚经常处于生计上的拮据困境，周震荣不仅自己出资接济，而且尽力帮助他寻求诸如做书院主讲、充官员幕宾等出路。向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推荐章学诚，并且因此设计了《史籍考》纂修项目，乃是周震荣对乾嘉时期史学活动造成很大影响的作为。

《永清县志》书影

本来在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间，章学诚生计窘迫，旅途又遭劫掠，行囊尽失。因而谋求加入以礼贤下士、为人慷慨而闻名海内的毕沅幕府，委托邵晋涵举荐。但是经反复努力，皆告落空。此事在章学诚《与邵与桐书》中有所表露：

学诚顿首与桐五兄足下：…… 夏间接读手示，以关中一席，毕中丞覆以缓商。不识中丞覆意如何，倘淡漠无意，则无可投矣，若犹犹平原旧意，或未得坐拥皋比，即从事编摩术业，不无少有所获，惟足下斟酌惟之。度其不可，则竟不须饶舌，如在可否之间，则再以一牍讯问。应侯有言：“疑则少尝之”，此类是也。但不为则已，果其为之，不妨少假羽毛，高抗其说，意谓中丞爱才如性命、慕贤如饥渴，而兰苕翡翠，无不处之上林，碧海长鲸，几不免于沟壑，当亦仁人君子所不忍闻……惟足下酌采其意、修饰其词而润色之，使不乖今人之视听，而不掩鄙人之所长，抑亦可谓善矣，其成与不成，天也，又何尤焉！

此信写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初三日，据上所引，是年夏间邵晋涵已经向陕西巡抚毕沅推荐章学诚，但毕沅回复以“缓商”，实际是婉言拒绝。章氏至此时仍希望邵晋涵再作推荐，甚至要求推荐书“不妨少假羽毛，高抗其说”云云，足见心情之急迫。不仅如此，信中还怀疑已在毕沅幕府内的洪亮吉，会对此事“袖手冷笑”、“不复顾屑”，实际上起到破坏作用。虽未直接点名，但言“斯人亦出竹君先生门下”，而当时毕沅幕府内，只有洪亮吉曾为朱筠（字竹君）的幕宾。

邵晋涵或未能按章氏要求再次向毕沅推荐，或虽推荐而未成功，总之章学诚几年内未被毕沅接纳，则是事实。毕沅爱才重学、优遇文士，邵晋涵乃四库馆特别征聘纂修官，享誉天下，情面足够，推荐章学诚却不能成功，应有缘故。章学诚与洪亮吉治学理念不合，早有争论，互相轻视，因此，对洪亮吉有所怀疑也是情理中事。而至此时，章氏则已对洪亮吉产生怨恨。

毕沅画像

乾隆五十二年，周震荣产生编纂《史籍考》的设想，正好用以襄助章学诚。于是将这一著述项目与章学诚推荐给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继而鼓励章学诚前往河南。这在章学诚写于乾隆五十四年年底的《上毕制府书》有所回忆和追述：

制府大人阁下：学诚始侍铃辕，在丁未之仲冬，其端自永清周尹发之。周尹见秀水朱氏作《经义考》，未及于史，以谓学途之阙。仰知阁下心罗二十三史之古，文综八十一家之奇，而学诚于史学略窥涯涘，可以备钞胥而佐丹铅，是以覼缕于阁下，而督学诚以行役。

这里追述的都是周震荣的作为，其一是周震荣设想出纂修《史籍考》，其二是周震荣将《史籍考》的编纂设想、章学诚适宜编纂此书的学术素养“覼缕”于毕沅。“覼缕”者，详尽陈述也，表明周氏对《史籍考》具备了内容、体例等具体见解。其三是督促章学诚赴河南拜谒毕沅，这应当是在周氏得到毕沅的肯定性答复之后。关键问题是：在章学诚见到毕沅之前，是否了解周震荣的《史籍考》设想和推荐？从现存史料推断，可以肯定章学诚完全未知，周震荣只是对章氏鼓励、督促，而未言原委。证据有如下列：

1. 章学诚乃是怀着极其忐忑于矛盾的心情前往河南，“寸心交战，达旦彷徨”，很惧怕被毕沅拒绝，仅仅是周震荣的激励给他一点勇气，“学诚于周尹亦非面朋，岂作揶揄、都无所了？”这道出章学诚除了相信周震荣不会捉弄他之外，其他概不知晓。不言而喻，如果章氏了解周震荣的《史籍考》设想和推荐的原委，就不会如此担心。

2. 章学诚为了拜谒毕沅，写好了《上毕抚台书》，并且准备献上《和州志例》与《永清县志》展示才干，恳求毕沅接纳，情真意切，但通篇未言《史籍考》之事，说明他根本不知周震荣的设计。否则，依章氏的性格与急切求入幕府的心情，安能只字不提？

3. 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乃乾隆五十二年仲冬面见毕沅之后，应毕沅指示而开始撰写，至次年二月提交毕沅，历时近三个月左右。这表明是毕沅说起纂修《史籍考》设想原由，章氏方知此事。倘周震荣早曾与章学诚共同谋划《史籍考》之事，则章氏似应早就动手准备这篇“要略”，何必在初见毕沅时进献《和州志例》、《永清县志》这两种关系不大的撰述呢？

周震荣为什么不对章学诚告知详情？因无法确考，这里仅可作些猜度：毕沅曾经拒绝接纳章学诚，当然是听到了对章氏的负面评价，所以即使邵晋涵推荐，亦未应允。此次因对纂修《史籍考》极感兴趣，方应允周震荣的推荐，但也会在答复书信中表示疑虑，其中会涉及章氏的负面传言。若周震荣将推荐实情告知章氏，章氏索看毕沅来信，则会加深章氏对毕沅周边幕宾的怨恨，于是，索性全然隐瞒，只是极力鼓励、督促之，这种做法，既不得已而为之，也用心良苦。毕沅能够一改成见，决心接纳章学诚，表明对《史籍考》的性质有很深的理解，对此书的价值有很高的期待，因而极其重视。毕沅与周震荣在纂修《史籍考》上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而不应忽略的。

据以上所述，可知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条称：“仲冬，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至河南见毕沅，欲借其力编《史籍考》。”说章氏“欲借其力编《史籍考》”，乃误读史料，更误导学界，林存阳之文对此事的叙述，都是那种误导所造成，至于说“是以毕氏招章学诚前往河南巡抚官署”，“及至到了河南与毕沅会面，将自己的想法一一道出，而深为毕沅所赞许”云云，则是被误导后的讹传与发挥了。

根据《论修史籍考要略》的规定，《史籍考》是一部通贯古今的史部解题目录学著述，而且内容大有扩展，既将经部、子部、集部之中记述历史者揽入，也将已佚史书列入考录的范围，还要采择或登录对史书的已有评介资料，即各部史籍的序论题跋。编纂方法则“理宜先作长编。序跋评论之类，钞录不厌其详”，可见这是规模浩大的撰著工程。这样的大型著述，按理应当设立一个饱学之士和衷共济、规模相当的编纂组织，主要成员应该专任其责，不暇旁顾。

然而，毕沅仅委托章学诚负责编纂，派洪亮吉（字稚存）、凌廷堪（字仲子）等参与。最重要的纂修者章学诚，则从来不是专力于《史籍考》，乾隆五十三年编纂伊始，他即主讲归德文正书院，而毕沅任职于开封，因而与其他参与《史籍考》编纂的幕宾也依靠书信联系。是年之冬，即中止编纂，两年后才于武昌恢复，但为时不久，章学诚就又主持《湖北通志》以及两湖地区多种府县方志的编纂，置身于修志馆局。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史籍考》编纂的延缓，使之失去了顺利告成与刻印的时机。

洪亮吉画像

清乾嘉时期，文人、学士的游幕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结交朋友、增长学问、开阔眼界、展示才华、寻求仕途等等作用，但获取经济收入，则多寡随缘，也不稳定。游幕者大多是单身一人或仅携一、二家属，悠然洒脱、谈诗论学，寄身于人但不失高雅。其他家口，或有田产等藉以营生。然而章学诚则有所不同，自家并无产业，往往全家随之旅行，更全依仗他之一人收入为生。嘉庆二年，章氏感慨平生遭际，作长诗《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诗中有曰：“四年辗转五迁家，疾病殇亡又相属……人言官畏屡迁贫，何况区区恃馆谷”，其自注写道：“壬寅，自京师以十口之家远馆永平。甲辰，自永平携赴保定，皆作三二年住。以后家口渐增至二十人矣。丁未，保定失馆，移居旅店，戊申，自保定旅店迎至归德书院，其冬又迁亳州公廨……”其拖家带口、奔波劳碌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毕沅虽然慷慨，但面对偌20余人的幕宾家口，也难开完全供养之例，于是一方面“许书成之日，赠买山资”，即答应《史籍考》修成之后就赠送购置田产之钱，一面则设法为章学诚寻求讲学或修方志等职业，编纂《史籍考》倒成了业余工作，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而这一客观史实，乃拖住《史籍考》纂修进度，致使毕沅很难作出合理、高效的纂修部署，是其最终毁败的重要原因。历来论者皆不及此，故予以揭示之。

毕沅聘用章学诚纂修《史籍考》，固然因为周震荣的举荐，同时在学术上也是恰当的选择，因为章氏治学的两大特长，一是“史学义例”，二为“校雠心法”，二者皆为《史籍考》编纂所特需的学问。章氏于乾隆五十三年撰写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嘉庆三年代谢启昆起草的《史考释例》，乃是编纂的义例纲领与全盘规划，反映出《史籍考》一书的内容、性质和学术价值。《史籍考》遗稿未存，但上述两篇文献尚在，足以表明《史籍考》的编纂活动在清代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至迟从乾隆五十五年起，纂修《史籍考》成为章学诚积极投入和处心积虑推动的史学事业。毕沅在世之时，底稿已具颇大规模，据称已经完成全部工作的十之八九。这些都是在章学诚实际主持之下完成，贡献之大，不言而喻，此处不必多赘。

但是，章学诚自身的一些性格缺点与行为不智，也是《史籍考》未能及时修成而遭受厄运的重要原因之一。章氏治学途径，本与当时风气不合，又兼争强好辩，常常片言起衅，纤芥不容，仅在学术范围，就很容易树立对立面。而他批评戴震、丑化朱子，攻诋袁枚、汪中等名士败坏风教，透出名教卫道士的酸腐之气，虽合乎朝廷提倡的伦理准则，但必定遭到许多有识学者的鄙视。洪亮吉有诗讥刺章学诚，虽不无私人厌恶情绪，但也可以看出章氏的性格弱点：“鼻窒居然耳复聋，头衔应署老龙钟。未妨障麓留钱癖，竟欲持刀抵舌锋。（自注：君与汪明经中议论不合，几至挥刃。）独识每钦王仲任，多容颇詈郭林宗。安昌门下三年住，一事何尝肯曲从。（自注：君性刚鲠，居梁文定相公寓邸三年，最为相公所严惮）”

如上文所述，《史籍考》始修，毕沅安排洪亮吉、凌廷堪参与。章、洪二人早有芥蒂，此时若捐弃前嫌，自然有利于纂修。但就在两人即将合作，章学诚到洪家造访之际，却批评起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志》一书，因而发生争执。后来洪亮吉撰文痛驳章学诚，章氏发现后当即撰写《地志统部》一文回击，并且在《与朱少白书》中极力诋毁洪亮吉，这已经延续到了十年后的嘉庆二年（1797）。今观二人争论的所谓“古文辞”内容，算不上什么重要的学术问题，甚属无谓。据章氏写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的《与洪稚存博士书》，洪亮吉应首先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然后延伸到集部。章氏致信询问工作进度，还兴致勃勃详述载归德的活动于当地风光，以及将要主讲文正书院的状况，似乎忘记了不久前的争论。但洪亮吉也会完全释然吗？观洪氏诗文著述甚多，但无一语道及《史籍考》者，也没有答复章学诚的书信，说明极其冷淡。是时章学诚身在归德，而洪亮吉等众幕宾随毕沅居于开封，洪氏的态度不可能不影响他人。本年七月，毕沅升任湖广总督，随后离开河南赴任，结果是洪亮吉等幕宾随从毕沅到湖北，而章学诚却游移于外，暂时脱离了毕沅幕府，《亳州志》即为此间纂修，而《史籍考》已经搁置。毕沅离开河南，乃官职高升，按理不会对纂修《史籍考》有不利影响，时编纂工作尚在搜集资料阶段，具体事务也不必毕沅来分心顾及。其所以忽然搁置，应是章、洪之矛盾影响扩大，待毕沅升迁之机而凸现的结果。

上文所揭《上毕制府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实际是恳求毕沅“使章学诚得治行具，安家累，仍充宾从之数，获成史籍之考”，即重回幕府完成《史籍考》的编纂。次年三月左右，章学诚到湖北，重新开始纂辑《史籍考》。是年洪亮吉考中一甲二名进士，入翰林院，离开毕沅幕府。而胡虔（字雒君）入幕，助章学诚修《史籍考》，但乾隆五十七年胡虔、凌廷堪即先后离开毕沅，投谢启昆幕府，这其中不知有何细故。至乾隆五十九年八月，毕沅于被贬官罚款，《史籍考》纂修又遭辍止。

嘉庆元年（1796）九月，章学诚致书安徽巡抚朱珪，自称“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告求向各位官员推荐，谋取一书院之职。而次年正月，更直接要求朱珪向浙江布政使谢启昆、学政阮元美言通融，谋求获得差使，以便编纂《史籍考》。他特别将希望寄托在阮元身上，极力要求朱珪及时策动阮元相助。章氏希望得到什么差使呢？根据这篇《又上朱大司马书》，他想获得“空名书院”、“商家挂名教学”，只赚钱而并不实际任事，借机编纂《史籍考》。而最为垂涎的是“经理《四库》藏书”，因为“此最美缺，可以终身”。得到这样的职务，即可“自开局面，而阴收互益之效也”，看来章学诚原本不想依附谢启昆来纂修《史籍考》，而是骗取一个实惠职务，自行、自主编纂。这封书信对谢启昆等颇有微词：“浙中当道，好事有余，而解囊多涩，往往借公济私……故办事不如秋帆先生爽快。”但章氏也想从官场“借公济私”之路来钻营，未免过于天真了。

嘉庆三年春，对《史籍考》颇感兴趣的谢启昆招用章学诚，章氏为之起草了《史考释例》，作为编纂的新纲要。然而，章学诚入谢启昆幕府可能得到口头的应允，但其他兼职则不能获取，谢启昆信任的是胡虔，即使胡虔也未能得到幕宾之外“美缺”，这应当是章氏很快离开谢启昆的主要原因。尚小明《胡虔生平系年》嘉庆三年条写道：“章学诚为续纂《史籍考》至谢启昆幕，旋因与谢意见不合，辞去。（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查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并无如此记述，不知尚文何所依据。但章学诚本年五月到苏州，在布政使陈奉兹处度日，随后到扬州，在盐运使曾燠（字宾谷）处居住过冬，确实脱离了《史籍考》的编纂。嘉庆四年三月十五日，章学诚再次致信朱珪，请求帮助谋求职业，一幅“家中嗷嗷已久”的可怜相，而这正好是谢启昆处编纂《史籍考》的热闹之时。因此毫无疑问，章学诚早已被迫从纂修《史籍考》内出局。历来研究者均未揭示这一重要史实，就难以真切破解几位当事人的庐山面目。

据谢启昆自述，他之编纂《史籍考》是从嘉庆三年秋开始，乃在排除掉章学诚（章学诚五月即已赴苏州）之后。谢氏专为编纂《史籍考》修整了若干房屋，题名 “兑丽轩”，年内还撰写了多首有关诗文，何尝有片言提及章学诚？如诗歌《三子说经图》曰：“铿铿嘉定钱可庐，《毛诗》古训穷爬梳。结跏趺坐撚其须，旁有抱膝清而腴。安定之望桐城胡，古文今文述《尚书》。髯也超群娴且都，三家识坠思萦纡，是为海宁陈仲鱼……兑丽轩开实佐余，《小学考》补如贯珠，史籍日夕供吚唔……”这里赞赏的是幕宾钱大昭、胡虔、陈鳣，说他们“兑丽轩开实佐余”即帮助了谢某编纂《史籍考》。请看章学诚从纂修活动中出局后，谢启昆是多么兴高采烈呀！今多数学者对此未遑认真查考，即以为章氏与谢氏似乎一直合作，亟须彻底纠正，而章学诚被迫从《史籍考》纂修中“出局”的史实，不可忽略。

谢启昆垄断《史籍考》编纂未久，一个关于章学诚盗卖毕沅《史籍考》原稿给谢启昆的传言不胫而走，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其影响至为深重，乃是《史籍考》经久未成、最终沦灭的原因之一。

章学诚在嘉庆四年所写《又与朱少白》的书信中，提到他欲为已故友人邵晋涵撰写传记，向其次子邵秉华索读邵晋涵遗著，却遭拒绝，并且表现出断绝来往的姿态。章氏称：“仆甚惊骇，久之乃得其退后之言，直云仆负生死之谊，盗买毕公《史考》，又将卖其先人笔墨，献媚于谢方伯……”接着，章学诚作了一些自我辩护，其一曰毕沅纂修《史籍考》，海内尽知。谢启昆有能力组织人员编纂各种书籍，何必定要剽窃此书，“人情愚不至此”；其二曰在谢启昆开始接纂此书之前，“仆持《史考》残绪，遍吁请于显贵之门……当时知其事者，并无疑仆有如‘盗卖’、‘献媚’所云”；其三则断定有“一种名流”人物，影响与教导了邵秉华，是此谣言的来源。“然我党子弟，用此相猜，则世道人心，实不胜其忧患！”

对于这场风波，虽资料缺乏，但从种种相关迹象考察，仍可以作出以下推定：

其一，谢启昆幕宾众多，固然可以编纂其他书史，但《史籍考》若成，其学术价值岂他书所能比拟？官员组织修书，图的就是名声，谢氏不乏学术眼光，欲接续纂修《史籍考》，攘为己有，乃其由衷选择，章氏之辩解难以成立。

其二，章氏自嘉庆春就为编纂《史籍考》奔走求助，确为事实，这种做法若未征求毕沅同意，已属失当。但他毕竟还是强调先由自己修纂，“以待弇山制府军旅稍睱，可以蔚成大观”，即最后仍归属于毕沅，故无人疑其侵占。但是，嘉庆二年毕沅逝世后，钱大昕即将手自修订的《续资治通鉴》稿送归毕沅之子，这与章学诚持《史籍考》底稿不还的行为相比，反差极其明显。而嘉庆三年，章氏投入谢启昆门下，不久又离去，既不参与谢氏纂修之事，为何将《史籍考》稿件交与谢氏而不讨还？

平情而论，章学诚初无“盗卖”动机，他原本想在浙江谋得职事，解决生计，编纂《史籍考》，将谢启昆、阮元等人挂名其书作为报答，而著作者仍署毕沅。此意明显见于前引《又上朱大司马书》。但谢启昆则不会满足于仅仅列名其书，况于毕沅去世之后，则产生由他自已署名著述的意图。在章学诚以谢氏名义撰写的《史考释例》，末尾还指出此书原为毕沅纂修，本人乃“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为成其志，不敢掩前人创始之勤也”。而此文写成后，必是谢启昆以章学诚不肯接受的待遇迫其离去，而留下书稿不还。当然，谢启昆这种文绉绉的官僚，不会只靠强权夺取书稿，他既然贪图名声，必然会开出价钱，软硬兼施，给章氏一笔“封口费”。面对家乡的父母官，十分穷困的章学诚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因此，“盗卖毕公《史考》”的传言，决非空穴来风，章学诚也无法辩解。

章学诚从《史籍考》中出局后，谢启昆记述《史籍考》纂修缘起的《兑丽轩集序》一文写道：“竹垞《经义考》之阙，予既作《小学考》以补之，成五十卷矣。又扩史部之书为《史籍考》，以匹《经义》”，这里从朱彝尊《经义考》说起，强调自已用《小学考》补其缺遗，更延伸未编纂《史籍考》。似乎是一脉系统性的思路，以创始编纂者自居，避开毕沅等人而不提，“司马昭之心”从中已可略见。

其三，章学诚认为“盗卖”风波，起自某“名流”人物，林存阳的文章指出章氏乃是暗指阮元，因为阮元与邵秉华关系密切，这不无道理。但不管章学诚怎样猜测，“盗卖《史籍考》”的议论，已不是个别人的看法，而是形成学界乃至官场中的公众舆论，否则不足以令谢氏放弃《史籍考》的编纂。因为在学术成果上，“盗买”与“盗卖”会同样名声扫地，舆论的强度使谢启昆感到即使纂修完成，在名声上也是得不偿失，这样才会忍痛放弃。只是这种群情舆论仅出于观察、推理，又碍于谢氏地方大员的官位与情面，无人将之笔于文章、著述，使今人难考其详。时光进入嘉庆五年，无论章学诚还是谢启昆，都尽量避免说起《史籍考》，本为热门业绩，化作遮掩惟恐不及的疮疤。当然，舆论迫使谢启昆放弃《史籍考》的编纂，其后果对于这部甚有价值的著述而言，成书、面世又为泡影，终为学术上的遗憾。

此后，“盗买毕公《史考》”传言之余波，仍不可忽视。嘉庆六年十一月，章学诚逝世，半年后的嘉庆七年六月，谢启昆死于广西巡抚任上。而至道光二十二至二十六年间，《史籍考》之稿辗转落入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潘锡恩手中，遂请学者许瀚、刘毓崧、包慎言等襄理修订，裁并重复、增补缺漏、纠正讹误，拟编为300卷，最后由许瀚作总的校订。但是，道光二十七年前后，潘锡恩染病，便将未成稿件向许瀚“遽尔收回”，对此许瀚明确记述曰：“时芸阁翁告病，收还《史籍考》不办”，以“不办”为说，“遽尔收回”，透露出潘锡恩的焦躁心态，应是他联想了毕沅逝世后《史籍考》被章学诚“盗卖”的传说，因而防范学者许瀚，急忙追讨，以免他人“侵占”，这其中也有潘锡恩的私心作祟。编纂《史籍考》这一学术事业，卷进许多名利之争，因而变故几起，良机再失，其结果十分不幸，咸丰年间，太平军造成急剧社会动荡，战乱中潘家遭受火灾，《史籍考》“与藏书同归一炬，并原稿亦不复存”，损失无可挽回，彻底失去成书传世机会。倘若反观最初周震荣无私地奉献出纂修《史籍考》的设想，以兴学术、以助挚友，其后衮衮诸公，得无愧乎！

关于《史籍考》的纂修之事，还有两个谎言常被学界信从引用，不能不将之澄清。一是《史考释例》中“及宫保下世，遗绪未竟，实为艺林阙典，因就其家访得残余”云云。二是谢启昆嘉庆四年致书孙星衍称：“毕宫保《史籍考》之稿，将次零散，仆为重加整理，更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取材颇富，视旧稿不啻四倍之，腊底粗成五百余卷，修饰讨论，犹有待焉”云云

第一，《史考释例》乃是以谢启昆名义撰写，其中所谓“因就其家访得残余”——即到毕沅家中求取《史籍考》稿件者，究竟是谁？谢启昆本人当然并无此事，人们自然认为应当是章学诚，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即作如是之说。但《史籍考》稿从来就在章氏手中，并未交与毕沅家人。在章学诚所有行踪中，没有他将《史籍考》稿件交与毕沅或其家人的迹象，也没有毕沅逝世后到过毕沅家中求取《史籍考》资料的记述。相反，章氏在前引《又与朱少白》中则追述：“况浙局未定之前，仆持《史考》残绪，遍吁请于显贵之门……”是他一直持有《史籍考》稿件，殆无疑义。

《史考释例》撰写目的是拟定编纂纲领，待全书完成才会向时人公布，其中造作从毕沅家取来底稿的谎言，是为了欺骗后世，似乎谢启昆占居此项著述，乃毕氏家人情愿。而其骗术也果然有所成效，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竟为之寻找取稿时间，其书在嘉庆三年条目中说：章学诚“是年曾到苏州，留在陈东浦处。大概到毕沅家取得《史考》原稿，即在此时。”这完全是臆想，毫无依据，殊不知此时谢启昆已经拥有《史籍考》底稿，章氏已被排斥，到苏州乃另寻生计或排遣郁闷而已。

第二，孙星衍曾是毕沅幕宾，受有毕沅很大恩惠，但与章学诚不合，对《史籍考》事不知详情。谢启昆向孙氏致信言“毕宫保《史籍考》之稿，将次零散”，说他自己“重加整理，更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取材颇富，视旧稿不啻四倍之，腊底粗成五百余卷……”，贬抑毕沅时期的纂修成绩，试图通过孙氏传出消息，抵消舆论讥评。此处所言，几乎句句扯谎：

《史籍考》稿本原本在章学诚处，章氏对此书极其重视，决不会“将次零散”。况且《史考释例》中还说要“半藉原文，增加润饰”，岂不自相矛盾？

《史籍考》开始编纂，乃先作长编，第一部工作是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四部资料，前引章学诚《与洪稚存博士书》讲得十分明确。而谢启昆“更益以”《四库全书》的说法，倒好像原稿根本没有接触《四库全书》一样。厚诬前人，莫此为甚。

《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所谓“视旧稿不啻四倍之，腊底粗成五百余卷”，也是随意夸大，混淆视听。据后来道光年间潘锡恩所得，乃“系毕秋帆、谢蕴山两先生原本，为卷三百三十有三”，所谓“粗成五百余卷”，根本毫无踪影。

按照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的设计，纂修工作是先有目标地收集、抄录相关资料，做出长编。经几年致力，应当积累了大量资料。章氏于乾隆六十年说“鄙人楚游五年，秋帆制府《史考》功程，仅十八九。”次年又说：“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这是指事关《史籍考》的全盘工作达到了十之八、九的程度，应是资料大体收集齐备，但是远未全部编辑分卷，故章氏未言卷数。在当时，还有毕沅编《史籍考》“一百卷”的说法，也许是编纂归卷工作也已开始，是为初步编成的卷数，但不能看作毕沅在世时期总的成绩，此外应当还有大量待编纂的资料。而谢启昆所编纂的阶段，前后仅仅一年多，不过是将原有资料接续编纂归卷，共成三百多卷，新补充的资料不会太多。惟其编纂业绩不足超越毕沅时期，才更需要扯谎。

这里无意对谢启昆作全面评论，也不否定他的幕府在编纂书史上亦很有成就。但在《史籍考》问题上，确是个不大光彩的角色，不应隐讳。他最后放弃编纂，并不具有悔过之意，假如悔过，做法应当有二，必取其一：1、将《史籍考》稿件归还原主；2、积极编纂，但明确毕沅与章学诚的贡献，自己退居第三位。而实际上他仅仅放弃编纂，使之荒废，仍乃出于私利。清朝官方《嘉庆重修一统志》对他有个评定：“累官广西巡抚，性行纯良，才能称职”。谢氏处世狡黠而知进退，看来算是得计。然而，谎言禁不住推敲，历史终将被澄清，是非功过，经考析而可彰明，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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