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阿里安半身像
外国史学
求真与致用：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
崔丽娜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摘 要：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被视为有关亚历山大远征最可靠的史料。作者在书中力图真实记述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表现出自觉的求真意识。另一方面，这部著作也有明显的古为今用的目的，即通过再现亚历山大的活动、赞美亚历山大的功绩和美德，为当时的元首乃至后世提供行事指南和道德借鉴。为实现道德训诫的功能，阿里安难免对亚历山大有一些文学性的塑造和溢美，这一点也体现出罗马帝国中期史学与传记结合的趋势。
关键词：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求真；致用
阿里安（约86-160）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史家，出生于比提尼亚行省尼科米底亚的贵族家庭。像大多数贵族青年一样，他受过良好的希腊、拉丁文化熏陶，曾在尼科波利斯跟随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特学习哲学；他也有从政从军的经历，并且仕途发展平顺，官至卡帕多西亚总督。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史家的条件。阿里安的作品主要有《黑海行记》、《亚历山大远征记》、《比提尼亚史》、《帕提亚战争史》、《印度志》等，但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亚历山大远征记》和《印度志》。《亚历山大远征记》被视为最可靠、最权威的亚历山大史料，学者们历来注重借助这部著作研究亚历山大及其远征，而这部史著本身以及阿里安的史学方法却被亚历山大的光芒掩盖，研究比较有限。国外学者中，博斯沃斯可谓专注研究阿里安的第一人，出版有《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注疏》以及《从阿里安到亚历山大：历史解释研究》。他肯定阿里安一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同时也指出阿里安对亚历山大有明显的文学塑造，为此目的甚至有剪裁史料的情况。斯塔德特的《尼科米底亚的阿里安》为阿里安的传记，较为细致地还原了阿里安的生平及创作经历。以上三部著作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阿里安的文本。本文拟以阿里安的文本为基础，分析作品求真与致用的特征，如此也能更准确地理解亚历山大及其远征。
《亚历山大远征记》
一、阿里安的“求真”
在阿里安之前，有超过30位史家为亚历山大大帝做传或写史，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同代人卡里斯提尼、奥尼西克里图斯（Onesicritus）、著名的修辞史家克里塔库斯、赫吉西阿斯，更不用说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了。即便是在阿里安自己的时代，也有库提乌斯的十卷《亚历山大史》以及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问世，因此阿里安有必要说明自己这部著作的与众不同之处及价值所在。在序言中，他开门见山交代了《远征记》的史料来源及选择缘由：以托勒密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和阿瑞斯托布鲁斯的《历史》作为主要参照，因为这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都曾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而且二人都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写作，没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他们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而托勒密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在这段话中，阿里安首先强调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都是亚历山大远征的亲历者，“事件亲历者的记载更为可信”，这基本是古典史家的共识。但二人的写作对象是亚历山大，难免会为尊者讳，所以阿里安紧接着强调二人都是在亚历山大去世后写作，这就具备了如实直书的条件，保证二人的记述较其他史家更可靠，由此也就为阿里安这部著作的真实性奠定了基础。在古典史家的作品中，首先在序言中交代自己的史料来源及其可靠性的做法并不多见，这不仅反映了阿里安求真的意愿，也表明他把真实可靠视为自己这部著作的优势。
具体到两份史料的运用，阿里安明确指出，凡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叙述一致的事迹，就作为相当准确的资料记录在本书里。因为两人的记载原本就较为可信，当两人叙述一致时，真实性更毋庸质疑。但是当两人记述不一致时，他会选用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内容。对于这种不一致，阿里安感到无法理解，如对于亚历山大处死史家卡里斯提尼一事，阿瑞斯托布鲁斯和托勒密说法不同，阿里安评论：说也奇怪，即便是这些当时与亚历山大在一起而且对事实真相完全了解的人，在记述这些丑事时，仍然会有不一致之处，而他们的记述本来应该是很可靠的。从全书来看，当托勒密与阿瑞斯托布鲁斯记述不一致时，阿里安似乎对托勒密更为信任，较多采信托勒密的说法。如在第六卷第二章第四小节，阿里安明确指出托勒密是他这本书的主要依据；第五卷第十四节讲亚历山大为与波拉斯作战部署兵力时，阿里安先介绍了阿瑞斯托布鲁斯以及其他史家的记述，但紧接着说，托勒密的记述与他们不同，而“我同意他的说法”。第六卷第十一节谈到危急关头到底是谁用盾牌保护亚历山大时，虽然列举了其他史家的说法，但最终阿里安还是接受了托勒密的观点。可能正因为如此，二战前西方史学界基本上把阿里安的《远征记》视为托勒密《回忆录》的复制品，甚至有人想依据《远征记》恢复托勒密的作品。这种想法未免天真，即使阿里安以托勒密为主要史料，不排除他会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对材料有所取舍，甚至有自己的艺术加工，更何况阿里安的史料并不局限于托勒密，除了他明确提到的阿瑞斯托布鲁斯，他还参阅了其他史家的作品作为补充。
从书中可以看出，阿里安广泛利用了其他史料。他自己坦言，“我也采用了别人撰述中那些我认为值得记下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作为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史料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第六和第七卷，亚历山大的舰队指挥官尼亚库斯的作品成为重要的参考。但是对于这类史家，阿里安往往不给出作者的名字，而是采用“据说”、“据史家记载”这种模糊的表述方式。这类引用很多，仅亚历山大拜访阿喀琉斯陵墓这一情节中就出现了7次。对于这些记述，阿里安有时会给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或赞同，或否定，或存疑，表现出求真和批判的精神。如米底总督为亚历山大献百名阿马宗妇女一事，阿里安便做了非常理性的分析，指出阿玛宗这个种族一定存在过，只是没有存在很久，至少到色诺芬写作《长征记》的时代应该已经不存在，否则色诺芬一定会提到她们。如果米底总督真为亚历山大献了一批女骑兵，她们很可能是会骑马的其他部族的妇女。当亚历山大到达印度的阿尔诺斯山时，有传闻说连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都不曾把它征服。阿里安觉得，赫拉克勒斯可能没有到过印度，人们只是在遇到困难时把它夸张，就说连赫拉克勒斯都攻克不了。对于罗马派使节来见亚历山大一事，阿里安也将信将疑，说自己只是把这件事记下来，不确定是真是假。有些事件，他会列举出不同的说法，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如关于亚历山大之死，阿里安记载了几种传说，有些他显然认为是错误的，所以特别指出“我的目的是说明我知道这些故事，但不意味着我相信它们。”此外，他也希望纠正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因为如不加以澄清，谎言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在第六卷第十一节，他指出亚历山大是被欧克西德拉卡（Oxydracae）人而不是马里亚人伤害的。在同一部分的第六小节，他纠正亚历山大和大流士战斗的地点不在阿贝拉，而是在高加美拉。最后，他提醒史家未来在记述这样重要的事件时一定要认真对待。由上可见，阿里安在资料的选择和处理上有自觉的求真意识，但他的“求真”和古代大多数史家一样，并不是考订资料本身的真伪或是为读者提供确凿的证据，而只是证明他了解有关的传统。史料的选择使阿里安对远征的进程及历次战役的描述真实可信，“追求对于以往历史进程的正确论述，这就是史学的求真”。此外，阿里安把亚历山大放在远征的背景下评价，较之普鲁塔克从趣闻轶事挖掘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无疑更具历史真实感。内容之真是这部《远征记》成为史学著作的根本。
二、阿里安的“致用”
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马帝国中期这400多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的事迹不断被附会和创造，逐渐从史事发展为具有浪漫色彩的传奇。史家也无不在根据自己的目的创造亚历山大，有人斥之为暴君，有人赞之为大英雄。批判他的人将他的成就归于好运，李维断言：“如果别人有亚历山大那样的好运，也不会比他差。”赞美他的人则极力宣扬他的美德，如普鲁塔克在《论亚历山大的运气或美德》中直接批驳了运气使然的说法，认为帝国是亚历山大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的成果。如此种种，正如博斯沃斯所言：亚历山大就是一个瓶子，可以装进任何年代的酒。作为亚历山大的又一位书写者，阿里安无疑也有明确的目的。在叙述亚历山大祭扫阿喀琉斯陵墓时，阿里安巧妙引出了他写作亚历山大史的原因：“据说亚历山大认为阿喀琉斯是幸运的，因为他死后有荷马替他传名，从而使他流芳百世。而亚历山大尽管取得了如此惊人和伟大的业绩，却无人用散文歌颂，也无人用诗歌歌颂，导致他的功绩一直没有很像样地传送四方，尚不如一些比他渺小的人物的事迹流传广泛。”在阿里安看来，亚历山大的业绩前无古人，堪比大英雄阿喀琉斯，但是到那时为止尚没有人专门从文学的角度宣传亚历山大，导致他的名声与其业绩严重不符。而阿里安自信有这样的文学能力，“即使将他和希腊的文学大师并列，他也不会退缩”。鉴于此，阿里安决心做亚历山大的“荷马”，向世人表彰亚历山大的美德和功绩。除去创作本身的价值，阿里安也赋予这部著作道德训诫的功能，即不仅为罗马帝国的元首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道德典范，甚至“对全人类都有益处”，这就是阿里安的“致用”。为实现致用的功能，阿里安从三个方面对亚历山大进行了文学性的塑造，呈现了一个他心目中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远征图
1. 以细节琐事赞誉亚历山大的美德
在阿里安笔下，亚历山大一路凯歌高奏，几乎战无不胜：“不论打什么仗，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除了通过重要战役展现亚历山大的军事天才，阿里安也利用一些细节琐事表现亚历山大英勇无畏、追求荣誉、自我节制等种种美德。亚历山大在攻下西里西亚关口后病倒，一位名叫菲利普的大夫为亚历山大诊治。帕曼纽怀疑大夫被大流士收买，想借机害死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对菲利普深信不疑，并在他的治疗下痊愈。阿里安最后评论到：这件事证明他信任而不怀疑他的朋友。也证明，他在死亡面前，表现了勇敢无畏。在与马里亚人作战时，一支箭穿透亚历山大的胸甲，扎入他的肺部上方，阿里安描写到：他呼吸时，血从伤口流出。尽管他感到眩晕，但只要他的血是热的，他就一直战斗，保卫自己。当他因为头晕目眩倒下去后，人们把他抬到船上。但从船上下来时，他不要担架，而是骑到马背上，到达营帐旁边时，又从马上下来，好让士兵看到他能走路。对此，阿里安评价，由于亚历山大热衷于战斗，醉心于荣誉，置危险于不顾了。如此细致的描写主要为展现亚历山大的英雄气概，为此甚至可以牺牲真实。假若亚历山大真如阿里安所言肺部受伤，大概无法自己从马上下来走动了。
讲到亚历山大带领士兵在加德罗西亚境内行进时，阿里安插入了一个故事：行军时天气炎热异常，由于没有水源，大家都渴得要命。有士兵为亚历山大找到了一点点水，亚历山大先是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把水泼在地上，不肯独自享用。阿里安直言，这件事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他已记不清楚，但它表现了亚历山大崇高、卓越的品格，所以一定要记录下来。为表现亚历山大对敌人慷慨宽容及有所节制，阿里安选择了亚历山大与大流士及其家眷的几个故事：大流士的母亲错把赫菲斯提昂认作亚历山大，极为惶恐，亚历山大却并未在意；大流士的妻子号称亚洲第一美人，亚历山大对她不曾有任何失礼行为，对此阿里安评论到：在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出很强的自制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胸怀大志，重视自己的名声。当大流士听说亚历山大对其家眷的礼遇后，竟向宙斯祈祷如果自己不能继续在亚洲称王，那么神一定要将亚洲之王交给亚历山大，因为他的行为高尚无比，对敌人也不例外。大流士的这句话对于阿里安表现亚历山大所起的作用，正如普鲁塔克所言：有时一句赞美、一个玩笑往往比攻城略地、血腥战争更能揭示人物的性格。更何况这种赞美是出自敌人之口！对于这些传闻、故事，阿里安并不想去追究真伪，甚至坦言即使某个故事是以前的史家编造的，他仍然要以此赞美亚历山大。
阿里安指出，由于亚历山大品格崇高，所征服的地方都对他的统治表示欢迎，自愿效忠于他。“各地都派使节来拜见亚历山大，包括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北部的西徐亚人和西部的伊比利亚人。所有的人都表示友好，有的甚至请求亚历山大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此情此景不仅让亚历山大自己，也让他的部下觉得他真的就是整个陆地和海洋的主宰”。但即便在亚洲之外再加上欧洲，把不列颠诸岛并入欧洲，亚历山大也绝不会满足，他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寻找那些他还未见过的东西，他永远要胜过对手，实在没有对手时，他还要胜过他自己。这种野心在阿里安看来，是亚历山大不断追求荣誉的表现，恰能证明亚历山大非同一般，因为普通人很难有这样的视野和胸怀。
为服务于自己的写作目的，阿里安有意省略或夸大某些细节。关于公元前332年推罗陷落后被杀的居民数量，库提乌斯的记录是6000推罗人在最后的进攻中被杀死，另有2000人被钉死在叙利亚海岸的十字架上。阿里安则省略了2000人被钉十字架这一细节，直接说有8000推罗人被杀。两位作家提供的总数相同，说明他们可能依据了相同的史料，但阿里安却没有提到十字架刑，或许因为这样的亚历山大过于残忍，与他要表现的亚历山大不符。关于高加美拉战役波斯士兵的数量，库提乌斯提供的数据是20万，而在阿里安笔下，“波斯步兵百万，骑兵4万，而亚历山大的全部兵力只有步兵4万，骑兵7000”。最终，亚历山大的部队仅有100多人战死，而波斯战死的达30万人，被俘的比此数量还要多。在选择这些数据时，阿里安似乎有一种倾向，即夸大敌方人数，表现亚历山大即使面对数倍、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时也无所畏惧，并且每次都能克敌制胜。
2. 以神话传说宣传亚历山大的神性
为突出亚历山大的英雄形象，阿里安在记述的过程中不时穿插奇闻轶事、神话传说。最明显的莫过于在第二篇序言中将亚历山大与阿喀琉斯对比。阿里安记载，当亚历山大到达伊利亚后，赫菲斯提昂在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上献了一个花环，而亚历山大在阿喀琉斯的坟墓上也献了一个。这个情节显然是亚历山大去世后的文学杜撰。赫菲斯提昂与亚历山大的关系正如帕特洛克罗斯与阿喀琉斯，而亚历山大与阿喀琉斯最明显的可比之处是两人都有史诗般的业绩，却都在年轻时死去。这种比附不仅将亚历山大与传说中的英雄比肩，而且本身就使亚历山大的远征具有了浪漫色彩。在叙述这个情节时，阿里安频繁用到“据说”，表明来源可能是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鲁斯之外的史家，而阿里安也未有任何质疑，可见他认为此事值得记载。
古希腊陶器上的阿喀琉斯形象
当然，对于这类资料，阿里安并非不加选择地利用，而是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有所取舍。对于不利于亚历山大的传说，阿里安或是避而不述，或是进行批判。如关于亚历山大的身世，一则神话说他是阿蒙神与其母亲奥林皮娅斯所生。阿里安借卡里斯提尼之口斥其为“亚历山大的母亲编造的离奇故事”。但是阿里安并不否认亚历山大的神性，文中几处说到他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直言“即使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出身于神，也无可厚非，因为他的威望并不低于米诺斯、伊卡斯和拉达曼提斯，这几位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宙斯，而当时的人们也没有觉得任何不妥”。叙述过程中，阿里安不断暗示亚历山大是有神助的。伊苏斯战役前，阿里安评论到：命运之神已经做出了决定，波斯应该把亚洲霸权送给马其顿，就像先前米底输给波斯、甚至更早时候亚述输给米底一样。亚历山大前往阿蒙神庙的途中，先是由于天意而巧遇大雨；而当他的军队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迷失方向时，即有蛇或乌鸦作为向导。到底是蛇还是乌鸦，在阿里安看来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都能证明亚历山大得到了某种神力的帮助。亚历山大拜访阿蒙神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求证自己的身世问题，对此阿里安说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那种回答。对于这类神助，阿里安津津乐道：在亚历山大离开法西利斯沿着海岸向坡迦推进时，需要刮北风士兵才能顺利通行，结果原本一直刮着的南风突然转为北风，亚历山大及其将领都认为这是天意。亚历山大到达高地亚后，阿里安插入了绳结的故事：据说福瑞吉亚城有一辆战车，战车上有一个绳结，神谕说谁若解开这个绳结，将成为亚洲霸主。亚历山大虽不得其法，但又不甘心，最后拔出宝剑劈开了绳结。阿里安认为，亚历山大以何种方式解开绳结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按神谕的要求办到，并且有自然力量加以证实，那就意味着亚历山大将成为亚洲的霸主。对于这类天意、神助，阿里安是宁愿信其有，正如他自己所言：对于古代有关神的一些传说，任何人都不应太苛求。如果单从可能性方面考虑，似乎是不可信的，但若故事里加入了神的成分，那就绝不是不可信的了。在阿里安看来，像亚历山大这样一个超乎一切凡人之上者，如果没有一点神力的影响反倒不可思议了。
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不乏残暴行为，如对底比斯的处置就异乎寻常地残酷：把全城夷为平地，还把所有妇孺和幸存的男子全部贬为奴隶。这些行为无疑有损亚历山大的美德，于是阿里安在叙述时不断提醒读者是神要惩罚底比斯，底比斯是罪有应得，亚历山大这样做只不过是在执行神意，“因为在希腊和波斯历次战争中，底比斯一再背叛全希腊的神圣事业。而且，对于这场灾祸，神也给了很多的征兆，终于为亚历山大的行为所证实”。无论是亚历山大得到神助，还是他执行神的旨意，都证明了神对亚历山大的钟爱。
3. 为亚历山大的行为辩护
但是，阿里安对亚历山大并不是完全正面歌颂，在赞美的同时，也对亚历山大的一些做法表示了异议。比如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对柏萨斯采用过火的极刑，我并不赞同。因为对犯人断肢斩首、处以极刑，是野蛮行为。我也不赞成他不穿马其顿服装而改穿米底服装，因为他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更不该如此。特别是他把长期以来一直戴着作为胜利者标志的马其顿帽，换成被征服的波斯人的头巾，却并不感到羞耻，这些我都不能表示赞同。一个人除了征服，还要真正知道如何统治，如何当好一个主人，这才不算徒劳”。对于亚历山大杀死克里图斯一事，阿里安认为“亚历山大在这件事中充当了怒、醉二恶的奴隶，实在是可悲，因为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对于亚历山大烧毁波斯波利斯的王宫，阿里安也不赞同，觉得这样做很不明智，而且这也不能算是对波斯故去人物的任何惩罚。
阿里安之所以提出这些批评，一方面是“要说真心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样做对全人类有益”。但实际上，这些在阿里安看来都不能算什么大问题，“无非是亚历山大在仓促之际或恼怒之中犯了过错，或是他在仿效东方式的骄矜方面走得远了一些”。考虑到亚历山大年轻气盛，他的一生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胜利之中，身边又有朝臣一贯谄媚，他的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在第七卷，阿里安逐一为亚历山大进行了辩护。首先，克里图斯和卡里斯提尼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人既然同意侍奉国王，对国王所作所为就应尽力赞扬，轻视国王甚至把自己置于国王之上，都是侮辱行为，所以是克里图斯和卡里斯提尼违反君臣关系在先。其次，亚历山大采用波斯服饰，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手段，对波斯人来说，可以表明国王对他们并不疏远；对马其顿人来说，也是对他们粗鲁和傲慢的一种纠正。此外，历代国王当中，只有亚历山大一人对自己的错误表示过悔恨，这只能归因于他品德崇高。根据当时的斯多葛哲学，悔过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因为善不能从恶中直接产生。亚历山大对克里图斯之死的悔过至多表明他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阿里安却将亚历山大的悔过提升为一种美德。在他看来，亚历山大不像多数人那样，即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还要百般为自己辩护，他是真心悔过，所以应该得到宽恕。通过这些辩护，全书又统一在了赞美的主题之下，瑕不掩瑜，所谓的过错并没有妨碍阿里安大胆赞美亚历山大。他指出这些过错，只是为了说明人类从本性上讲不可能没有缺陷，毫无瑕疵的人并不存在，所以人们对亚历山大也不能过于苛求。
最后，阿里安指出，要评价亚历山大，必须综观他的一生。虽然他有过错，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和他相比，波斯国王居鲁士、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都相形见绌。他是欧亚两大洲无可争议的主宰，他的名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任何在成就上不如他的人都没有资格批评他。
在第七卷，阿里安引入了亚历山大与印度智者的三段对话，以此对亚历山大的最终命运做了预言：亚历山大渴望荣誉、渴望统治世界，但却不得不服从神圣的秩序，在盛年时死去。这些对话更多反映的是阿里安作为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人生观，不大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但是，阿里安暗示亚历山大在成就最高的时候死去对他而言是最理想的，“在完成伟大的壮举后死去，也算死得光荣，值得后人传颂”。亚历山大的命运使人们很自然的将他与阿喀琉斯对比，阿喀琉斯宁愿在盛年带着荣誉死去，也不愿庸碌活到老年，他为每一个追求荣誉和不朽的人树立了典范。亚历山大尽管还有未竟事业，但他的业绩足以使他不朽。他能带着崇高的荣誉死去，正体现了神对他的爱护。
三、结 语
在阿里安笔下，亚历山大是军事天才，道德楷模，神也站在亚历山大一边；反之他的对手大流士却软弱无能，毫无远见，战败后弃国出逃，最后死于自己人的屠刀之下。通过这种对比，阿里安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他眼中的亚历山大，或者说是他认为读者所希望看到的亚历山大，无疑是一个理想化的亚历山大形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阿里安在书中也表现出了古典史家自觉的求真意识。正因如此，历来把《亚历山大远征记》看做是关于亚历山大远征最可靠的史学著作。但是阿里安的目的不止于真实再现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而是歌颂亚历山大的美德和功绩，为当时的元首乃至后世提供道德训诫，所以《远征记》有明显的致用特征。为实现这一目的，阿里安难免对亚历山大有一些文学性的塑造，这实际反映了罗马帝国中期史学和传记相结合的趋势。
源于古希腊的传记体很长时间里是一种文学体裁，具有道德教育的意义。到罗马帝国时期，希腊罗马的传记文学开始向传记史学过渡，代表人物是普鲁塔克。虽然普鲁塔克强调他所写的并非历史，而是传记，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他又努力使人物具有历史真实感。这种在文史之间的游移正是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过渡阶段的特点。如果说普鲁塔克“为后世传记文学的史学化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铺平了道路”，那么阿里安无疑延续了这种著述模式。《远征记》中既有明显的史学求真的特点，又有传记的道德教化功能，历史叙述与文学塑造在阿里安的写作目的下实现了统一，使得《远征记》在文体上呈现出传记史学的特征。比普鲁塔克进步的是，阿里安将人物放在了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无疑更增强了所表现人物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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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金嵌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