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丨蒋重跃、贾琳：《理论思维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

马克思

理论思维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

蒋重跃；贾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都离不开理论思维，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理论这个概念内含丰富、歧义较多，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本该做深层次理论思考的，有的却浅尝辄止，甚而干脆把某一分支或某一层次的理论当作终极真理，由此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议，这种情况许多学术领域都有，中国史学科也会见到。我们觉得，要做好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继承优良传统，学习前辈大家的榜样，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学会运用最基本的理论思维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恩格斯曾经有过精彩的一段话，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关于什么是“理论思维”，中外诸家各有不同理解。近些年来，我国哲学界有识之士经广泛搜讨、深入钻研，进一步确认恩格斯所肯定的“理论思维”是辩证法的思维，是辩证思维。这里所谓的理论思维指的不是某一领域的具体的规则、方法，而是贯穿所有领域的、最深层也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本文主要任务不是研究理论思维，所以不能详细讨论，只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指导，参照诸家之说，结合个人的体会，并针对史学研究的实际需要，把对这种理论思维主要特征的理解呈现于此，以便完成本文的论说任务。

       （一）超越性

       长期以来，我们总以为在历史学中，理论就是从史料分类中得到的对于对象的某种条理性的认识。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理论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系统性认识。为什么呢？人类认识从经验开始，但是，要想全面、深入、有效地把握对象，就不能满足于经验。一是因为经验往往流于表面、琐屑、零散、片面，二是因为经验是无法穷尽的，如果完全依靠经验来把握事物，人类就不可能拥有全面、前瞻和创造性的知识。正因为经验有如此这般的局限，人类才有追求理论的需要。理论是对经验材料做分类以及对于类与类的关系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工作。如果说观察经验事物是研究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超越经验事物，进入概念思维领域以把握经验事物的本质。由此看来，具有超越性就是理论的一个属性。史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理论是对具体事实的抽象，这已经进入到了思维领域，是理论工作的关键一步。我们知道，对经验事物做抽象，就是分类和归纳。分类和归纳使我们的认识从对经验事物的完全的混沌状态进入到以类相从的“同”的阶段，由此我们知道了这一类是什么样的，那一类是什么样的。但这只是“小同”。因为类与类之间还有差异。要在各有异同的类的基础上把握事物整体的面貌和特征，还需要做综合的理论工作。由此可见，理论的超越性说的是从经验的混沌上升到理论的明晰之后再迈出第三步，从对经验事物某一侧面的明晰继续上升，直到对经验事物方方面面的明晰认识的综合，这样，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经验事物各个侧面即各类异同的综合性认识。表面上看，从迈出第二步开始，认识就脱离了人们熟悉的经验事物，仿佛进入到某种玄之又玄的境界。但实质上，到第三步完成，人们才可能更加全面地把握经验事物。对于当初的经验来说，这好像是一次回归。不过，这次回归全然不同，它已经是包含着前两个阶段的异-同于一身的思想了。

       （二）彻底性

       理论的超越性要求它必须彻底，不彻底就不算真正的超越。为什么呢？认识某一事物，一定要全面把握。什么是全面？把某一事物的全部经验材料悉数占有算不算全面？未必。历史研究讲究“竭泽而渔”，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不知道“泽”有多大，不知道“泽”是怎样构成的，怎么能做到竭泽而渔呢？要想知道“泽”的结构层次，就必须进入它的内部追根寻源。这就是彻底。在这方面，马克思给予我们理论性的指导。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里所说的“彻底”，德文作Radikal，它来自拉丁文rādīx / rādīcālis，意思是“抓住根本”（having roots）。再加上这段话末尾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们就懂得了马克思所说的“根本”具有两个重要属性：一是某事物的根本不在别处，就在该事物内部；二是某事物的根本是决定该事物是该事物而非他事物的那个最深层的东西。这样的“根本”，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本质。要想全面认识某一历史现象，必须以认识它的本质为目标，否则，事倍功半。

       （三）科学性

       以超越性和彻底性为努力的方向，这样的研究一定是具有科学性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是探寻事物本质的学术活动，事物的本质就是使事物是其自身而非其他的最深层的根据。它的存在样式是结构性的，由若干要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而成，各个要素有着一定的相互作用的机能，这种机能就构成了该事物本质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是它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运动。科学研究就是探寻事物本质及其机制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要探寻事物的本质，但本质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只能通过研究经验材料才能得到，所以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搜集和占有资料，也就是具有实证性的属性。科学研究重视资料，但不满足于资料。如果仅仅是资料工作，那搜集多少资料才算足够呢？从数量上说，多多益善；但事物的本质是结构性的，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自觉，只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要素上搜集资料，即使再多，对于说明该事物的本质也仍然是不够的。所以，科学研究一定要讲究结构，资料工作也一定是讲究结构的。再者，事物的本质及其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种种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事物的本质和机制，本质和机制之所以能发挥动力源的作用，一定是由于构成本质结构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构成事物本质的要素有着一定的量的规定，超出了一定范围，要素间的平衡就会打破，事物就会发生改变。由此可见，证据、结构和数量，就是科学研究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四）辩证性

       由以上的说明可知，理论思维是探寻事物本质的思维活动，它有着超越性、彻底性和科学性的特点。把以上三点集合起来，我们所说的理论思维必然是辩证思维。在辩证思维中，超越不是脱离，不是孤立，而是超出，是高于，是扬弃，或者说是否定之否定。彻底是穷究本原、抓住本质。本原是一物的初始状态。中国古代有思想家认为，凡物归根结底，最后只能是阴阳。阴阳说的是矛盾，是相向而行、交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对立统一的力量或趋势。两相结合，不断运行，构成了万物存在的方式——太极。西方哲人认为，本质就是一物的“是”，而不是它的“非是”。太极是历史的辩证法，是/非是则是逻辑的辩证法。科学讲求证据-结构-数量，科学研究发现，凡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也就是量变质变的无限循环和运动，探索这种循环和运动的活动本身就具有超越性和彻底性的特征，充分占有资料、把握结构，就是彻底性的表现；探寻量变质变规律，就是超越性的表现，可见，科学活动所体现的恰恰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

       （五）实践性

       由以上所论，必然还要注意到下一点。日常语言总是习惯性地声称有一个客观真理存在着，历史研究无非就是寻找到并把它再现出来，多一分史料，距离客观真理就更近了一步。其实，只要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以往所说的客观真理没有一个不是人类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论其实是阐述真理观的创造性活动。创造者是人，而人是有限的，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所谓真理，无非是人们对于本质的正确认识。但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不是认识者说了算，而是要看它能不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探寻事物本质的理论活动甚至结论，某种意义上是有着实践性的意义的，它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但又的的确确具有相对的意义。由于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任何理论，哪怕是经过检验被证明了有效的理论，除了具有指导意义之外，也必定具有局限性。这是我们在做历史研究包括中国史研究时须时时牢记的。

       一般认为，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一种知识创造活动，本质上就应该是成体系的。学术体系属于智力活动范畴，它不能在经验的世界里独立而行，离不开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前者是它的机构配置，后者是它的权威表达，而它则发挥着灵魂的作用。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也不例外。

       为了回应本文的论题，在明确了“理论思维”是具有怎样特点的思维之后，还要对“中国史学术体系”的构成予以划分，否则，理论思维对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有怎样的意义就很难说清楚。

       按理说，中国史学术体系的构成可以根据不同标准作出不同的划分，结果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构成样式，例如：

      按课程设置，可划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史料学（历史文献）等；

       按研究对象，可划分为：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历史的研究（史学史）、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历史理论）、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史学理论）、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

       按行为方式，可划分为：书斋式的研究、田野式的调查。

       按方法特征，可划分为：偏于理论性的研究、偏于资料性的研究。前者包括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社会发展史、史学发展史等；后者包括历史文献研究、对史事做考证性研究等。

       此外，或许还可按其他标准作出不同的划分。

       根据上述划分，每一个领域都会有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例如，按课程标准，通史会形成关于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断代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都会有各自的理论和方法；按知识门类标准，就会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等的划分；按行为方式标准，就会有读书方法和调查方法的不同，如此等等。迄今为止，中国史学科的这类理论不可谓不发达，但根本性的理论思维仍须加强。

       谢伏瞻曾撰文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核心的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这一划分与我们所说的“偏于理论性的”和“偏于资料性的”的划分大体相当，二者可以概括和统摄其他划分方法所涉及的所有分支领域。需要说明的是，两者虽有所不同，却天然地具有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的内在联系，在理论上更是如此。本文把它们暂时分开来，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已。

      （一）对于中国史研究中“偏于理论性”工作的意义

       学术之成为体系，一定是由若干部分按照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构成的整体。标准不同，体系呈现的样式就不同，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体系。如果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那还可以继续细分二级标准。以中国史学术体系为对象，按时间为二级标准，可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按学科交叉标准，可分为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等等。但是如果还能再深入一步，更贴近“学术”这个概念含义的，那就是研究方法。以此为二级标准，中国史的学术体系还可分为理论性的研究和经验性的研究两部分。对于上述各个范畴而言，理论思维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本文着重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理论思维的重要意义举例说明。

       1. 政体与国体：哪一个更有彻底性？

       中国史可以从多方面来研究，例如农耕史、商业史、下层社会史、外交史、思想文化史，等等，这些研究可以从各自的侧面表现中国历史的面貌；当然，如果研究者是在对中国历史最深层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便会把各自的侧面写成表现中国史根本精神的专门史。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成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思路是不是应该这样：我们所说的历史首先是人群或曰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如果承认历史是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那就一定要承认它是社会的历史（不是狭义的某一领域的社会生活史，而是社会发展形态意义上的）。而研究社会的历史，不管研究哪个侧面、哪个层次上的历史现象和事件乃至人物，没有对社会深层结构做理论性思维的准备，不探寻决定这个社会发展样式和发展方向的内在本质，怎么能说清楚问题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迫切地需要理论的指导。用什么理论呢？最近，吴英在本刊发表文章，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对于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科学解释，指出，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在理论的体系性、解释时段的完整性、追溯因果关系的深刻性上是无与伦比的。

       如果深入到中国史本质层面，就一定会承认，唯物史观仍然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学说。以秦汉史为例，这个时期是怎样的历史时代？有人会借用西方政体学说，认为是君主制时代，或曰君主专制主义时代。好了，如果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历史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那有些现象似乎不好理解。例如这个时期思想意识形态从法家占主导地位，先是转到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继而又转到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总代表。两汉儒学发达，盛况空前。而儒学是讲究天下为公、仁爱为本、德主刑辅的，是要求最高统治者立君为民、修身爱人、虚心纳谏、广开言路的。西汉，连同王莽的新朝，儒学系统中的公羊学影响很大。公羊学是专喜欢打着民的旗号，号召实行“易姓改制”这一套的。再看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惋惜伯夷、叔齐，钦慕项羽，赞美游侠，同情商贾，对殷纣王、秦始皇都表达了强烈的否定和厌恶，尤其在描写当朝高帝刘邦时也不避丑化和讥讽之嫌。司马迁的做法不是偶然的，它表现了时人的一种倾向，在社会上是有市场的。可见，单纯用政体观点来说明汉朝整个社会，显然是不周全的。秦汉时期有热衷于搞专制主义的君主，秦皇汉武，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但是，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总还有比较尊重臣下和民众意愿的君主，而且不在少数。而贵族、大臣和社会上广大民众，对专制主义是有抵触甚至有反抗的。两者的斗争或明或暗，总是存在的。这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历史研究要做的，不是用“单边主义”来定谳所有历史公案，而是要研究博弈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及其深层原因。抓住某一侧面、某一阶段、某几个个别人的特点以偏概全，很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辩，何况那某一侧面、某一阶段、某几个个别人的被人渲染过的特点也未必就符合历史实际。社会的本质一定存在于最深处。只有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才敢说对这个社会的总体特征有了本质的了解。要想完成这个任务，目前看，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可。

       2. 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哪一个更有超越性？

       古代的中国史研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喜欢用道德史观来叙述历史，这种做法有时会背离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真实性原则。这在史学发轫之初表现得相当显眼。下面以关于《国语》的一段学术公案为例加以说明。

       《国语》是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著作，在古代图书目录之学上，很长一段时间被著录于《春秋》类中，后来又被著录于史部杂史类。当然它最值得称道的是拥有近两千五百年的阅读史，可见其影响之大。这部著作记载了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八国的史事，其中有很多道德主义的表现，而且非常典型。《周语上》记载周王胡故事，一上来就定调：“厉王虐”！这三个大字似有千钧之重，压在下面是无法翻身的。“虐”字的含义我们都知道，不必详解。周王胡利用卫巫监督国人，发现有批评自己的，就杀掉。三年后，“国人暴动”，他被赶跑，接下来就是十四年的“共和行政”。按照《国语》作者的写法，这就是一则人民战胜暴君的故事，历代的读书人都是这样传诵的。直到两千多年后的当代，才有史家站出来，提出不同的看法。

《国语》

       1986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教师李玉洁发表了《评厉王革典》一文。该文系统梳理了《国语》的相关文字，发现，“厉王虐”在前，周王胡禁言和杀害不同政见者在后。“虐”应该另有所指。那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在后一篇文字中就有答案，那就是周王胡想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贵族芮良夫发表了一大通议论，说专利如何如何的不好，实行专利，注定要自取灭亡。经过仔细分析，李玉洁认为，周王胡所要实行的专利，其实就是对山林、川泽实行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的天下国家的政府）专用或曰垄断，而山林、川泽有很多已经被各级贵族所据有。实行这项政策，势必引起强烈的反抗。李玉洁在《周语下》发现春秋时期太子晋在劝谏周灵王时曾提到“厉始革典”。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革典”用战国时的说法叫做“变法”，用今天的说法叫做“改革”。周王胡要把各级贵族手中的某些利益收归天子所有，在贵族眼里那不是虐是什么呢? 可问题是，周王胡难道不知道这些利益早就被贵族们所享用？虎口夺食，岂不是自找麻烦吗？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坚持去做呢？作为天子，天下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怎么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呢？如果“厉王革典”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就说明他的所作所为肯定是经过某种计算之后采取的行动。他计算的是什么呢？原来西周时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统一和平的领土型国家，而是分封制的。周人只是占据了几个重要的据点，除此之外，大片大片的领域仍然是其他各个族群生活和活动的场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西行无果、幽王被西戎攻灭，都说明周朝一直承受着严峻的外部压力。周王胡、宣王静都在改革传统礼制，目的不外乎增强王室力量，抵御外敌，稳定周天下的秩序。身为天子，这是他的职责，而且责无旁贷，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李玉洁这篇文章发表数年后，安庆师范学院的罗祖基教授也发表文章论证周王胡是古代的改革家。

       在此前后，唐兰先生等学者有多项周代金文资料的研究成果，证明西周后期包括周王胡时期，的确发生了多次周室与“蛮夷戎狄”的战争。战争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撑，所谓“专利”“革典”因此而有了着落。这给李玉洁、罗祖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至此，这个学术公案应该了结了。

       回过头来看，这场学术官司意义重大。它表明，传统史学讲述历史的方法是要反思的，把周王朝和周人（族）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用“虐”字，就想轻飘飘地一笔带过，与此相连带的，周幽王被犬戎攻灭，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褒姒惹的祸，历史在古代史家手里成了今人难以理解、更不能相信的神话！李玉洁、罗祖基等不满意于古人那种道德主义的描写，他们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沿着事件本身的理路走向纵深，旁及相关，最终让这段历史公案大白于天下。他们的研究，显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是理论思维指导下历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传统史学为什么要那样来写作呢？

       古代史学之所以要用道德语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不是他们智力不够，而是利益决定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这与当时史学的性质和任务有着必然联系。上古时代，史书出自史官之手。当时的史官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不同，他们是服务于王室/公室的官员，职责是记录君主和国家大事，要求遵循礼的原则来记录和评价史事，包括君主行为的记录，他们把这叫做“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此外，他们还有监督百僚、匡正君恶的工作任务。承担这项工作的，不会是普通人，必须是贵族成员。由此可见，史官的写作是代表着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这个集团，包括君主（周天子、诸侯、大夫是各级君主）在内，所以，他们不反对君主制，不会有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他们要确保贵族集团的利益，不能允许君主过于强势，不能允许君主对贵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侵占、压制过甚，于是，他们遵照礼的原则来写作，就有了现实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上古史书总是要用道德来决定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要这样写，什么不能这样写，如此等等。

       3. 抽象与具体：哪一个更有科学性、辩证性和实践性？

       否定是理论思维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研究中必然会用到。这里所说的否定不是抽象的、彻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是历史的否定。为什么要加以强调？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上有着深刻的教训。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为了推翻清朝统治，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革命知识分子大力引进欧美启蒙思想。他们把启蒙思想中的“理性”概念译作“公理”，当作批判传统、建设新制度的最高理想，甚至奉若神明。他们中有的人读到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残酷，便断定中国历史太肮脏、太可怕，进而断定中国传统的方方面面都是腐朽的、反动的，都是必须予以彻底抛弃的。他们向往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式的制度和革命运动，崇拜华盛顿、拿破仑，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号召在中国发动革命。对于未来，他们主张把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意大利当作样本加以复制。在这样的思潮中，历史学不能不深受感染。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对古代的中国史学展开猛烈的批判。翌年，他又在《新民丛报》上用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新史学》一文，标志着“新史学”学术流派的诞生。一时间，否定中国历史和传统史学的论著不断涌现。新史学标榜“历史进化论”，对数千年中国历史取贬斥态度，认为廿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在这之前梁启超就曾说过：“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而君史是必须彻底否定的。这种史学观念有违中国文明特质，对后来中国史学思想和著述影响甚巨，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销熔和打击不容小觑。

       平心而论，对于许多古代史著来说，“二十四姓家谱”的评断是不公允的。《史记》《汉书》都是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用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对全社会做了结构性的展示，所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都归结为一个社会整体。这个整体，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华文明！《史记》还蕴含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构想。廿四史中这类作品居多，都是以王朝兴替为集中代表的中国文明发展史的真实记录，怎么能说是帝王家谱呢？

       而把传统中国史学说成是“君史”，近代史家书写帝王就是要揭露他们多么的荒淫无道，多么的厚颜无耻，多么的腐朽残暴，多么的愚昧蠢笨，这种撰述，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历史背景，脱离政治和社会共同体，把作为政治人物的帝王看作孤家寡人，对于认识历史的本质是有妨碍的。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研究也必须具体。历史上有用抽象方法研究历史的传统，近代以来受启蒙理性影响的学者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历史的合理性，它批判中世纪的神权和教会神学的迷信传统，提倡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不能说没有价值，但相对于后来人类思想的辩证发展来，局限性是明显的。例如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简单地把罗马的衰落和灭亡归咎于道德沦丧，成为启蒙主义道德史观指导下史学著作的典型。

       上述方法是抽象的否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片面性、狭隘性自不待言。作为革命热潮涌动期间的思想表现，大概可以理解。但是，此后，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直存在，直到今天。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本质，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焕发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当然要在宣传教育上开展工作，但前提是首先要能够在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这样才能为宣传和教育工作提供真实可信的知识内容，才能有助于廓清迷雾。这就要求中国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运用科学理论，深入研究，拿出信得过的研究成果来。

《史记》 

       （二）对于中国史研究中“偏于资料性”工作的意义

       资料工作即史料整理和使用，这其中也需要有理论指导么？回答是肯定的。这里的理论当然不全是指史料整理本身的方法而言的，还有理论思维对于史料工作的指导意义。以下试以三对关系为例加以说明。

       1. 经验与概念

       史料工作指史料的搜集、研读、整理、使用等方面的工作，撰写学术论著时引用文献更是这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工作，除了常规的工作方法和学术规范之外，是需要理论思维的。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初稿完成于1923年，至今仍被奉为中国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当时，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欺凌，陈老激于义愤，为提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下大气力创作这部著作。他搜集大量史料，对元朝时期源于西域民族和文化的华化人士做了悉心的研究和系统的呈现，共选人百名，按儒学篇、佛老篇、文学篇、美术篇、礼俗篇、女学篇，分门别类予以研究。书末有“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所列图书近80种，皆作了文献备考。而征引书目竟多达214种。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陈寅恪在《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对于陈老个人，评价为“精思博识”“自钱晓徵（大昕）以来未之有也”。至于该书，则标举其“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表扬“材料丰实”，与“博识”一致。“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这与“精思”是一致的，应该属于本文所说的理论思维的范畴。但究竟怎样“明辨”的？怎样“极其工力”的？惜乎未予详述。后人读到这里，没有特别的理论兴趣，是很难体会出深意的。而“博识”大概就是广泛搜讨，这与后人称颂陈老时所用“博雅”、“渊博”、“博闻强记”、“竭泽而渔”、“穷搜毕讨”的赞誉相一致。惟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评语似有不同之处。他在《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写道：

       观其绪论，先限定西域之范围，以解释华化之意义；于此可证明著者之研究为科学的也。此为从来支那学者所不经见。

       与中国学者不同，他在称赞陈老的研究“资料丰富，考据精确”之外，更强调能在序言中，也就是正式展开研究之先，就对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做“限定范围”和“解释意义”的工作！多少年过去了，这个评论好像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十分可惜的。桑原氏的这个评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告诉我们，陈老的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是具有科学精神，那就是对著作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做了类似下定义的工作！“西域”指哪里？有多大？哪些人算是西域人? 西域人与色目人有何关系?历史上的理解是不同的。如果不做好限定，这项研究的选人工作就无法有序开展，所选之人能否孚信，就成问题，更何谈科学？什么是“华化”？与“汉化”有何异同？为什么最终选定的是“华化”而不用“汉化”? 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决定着全书结构的设计和文字的敷陈，绝不是可有可无。这个评论告诉我们，估量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包括中国史学术著作的价值，最关键的不是看史料多少，而是看是不是科学。是科学的，方向就对了，资料就活了。方向不对，资料再多，又有何益？黑格尔早就说过：“学识广博尚不能算是科学。”这是理论家给我们提出的忠告，值得记取。

       不得不提及的是，桑原骘藏认为传统中国学者大多不解科学方法，即使被国人艳称的清代考据学，也被他认为有着“资料评判不充分”、“论理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等缺陷，这是应该引起今天的中国史研究者高度重视的。他把陈老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所做的工作说成是“彻底的研究考核”，可见在他的心目中，陈老的中国史考据学绝不是皓首穷经的旧学问，而是有着深厚理论思维功力而自觉追求彻底性的科学研究！

       拿着这种理解来看陈援庵先生的其他著作，例如《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直接使用表格展现对象的异同，说明对“比较研究的价值”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史讳举例》用8卷82节把史上避讳现象作了双层分类工作，精细至极，可谓“资料评判之充分”，如此，方能多面相、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对象的本质结构。这样的成就，没有概念思维的科学精神，没有“论理的彻底”，是无法做到的。陈老的其他著作也都从各自的角度表现着彻底性的科学精神。对于陈老治史，用竭泽而渔、精益求精来评价，似乎过于一般化了，而揭示其中蕴含的理论思维、概念思维，应该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只有这样，才可明了他在中国史研究上开创的科学传统的意义，才真正是投身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的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陈垣先生

       2. 数量与结构

       历史研究离不开解释史料也就是文献考证工作，文献学也需要理论思维吗？回答是肯定的。

       张舜徽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对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有着重要贡献。关于他的文献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关注。有的仍习惯于从外部特征加以把握，说张先生的文献学具有博通的特点，所举的例子是他在《中国文献学》中大力赞扬中国通史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司马迁、郑樵等人的极力推崇。不过，也有研究者在学术传统和内部结构的意义上对张氏文献学的理论思维做了一定的揭示。例如韦顺莉撰文系统呈现张舜徽在考证、辨伪、辑佚诸领域的理论建设，令人耳目一新。

      据韦氏研究，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把考证划分为“外证”（或“旁证”）和“内证”（或“本证”），且有简明扼要的定义

       有求证于本书以外的，叫做‘外证’，也称‘旁证’；有求证于本书以内的，叫做‘内证’，也称‘本证’。凡属本书以外的一切实物或记载，直接间接可以订正本书谬误，补缀本书遗佚的材料，都是‘外证’。至于‘内证’，是从本书的文字、训诂、语法，以及前后文气、全书义例各方面找线索，来证明哪些地方有错字、有脱文，虽没有他书可资佐证，但也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其所以然，使所提出的论断，可以成立。

       外证的涵义是“本书以外的（证据）”；外延是实物、记载，它们的功能是订正本书谬误，补缀本书遗佚。内证的涵义是“本书以内的（证据）”；外延是文字、训诂、语法、文气、义例等。这种表述，具有鲜明的概念思维的特征，散发出浓郁的理论气息。

       不止于此，在说明考证之学的理论结构的同时，作者还指出张氏学术理论的来源。例如，内证外证划分是陈援庵先生“理校法”的运用。张先生提倡的“外求法”包含了陈援庵先生的考证三法：一、物证，包括根据金文以证明经义，根据金文以解释文字，根据实物形制以纠正古代传说之谬，根据铜器刻辞以校订古书记载之误。此第一法，得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启发。二、书证，包括古籍、类书、旧注等。三、理证，包括验证文字、史实、事理。

       作者还发现张氏内证外证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交互使用的，并援引张氏考证孔子弟子三千传说时使用了古书通例、旧史记载、师生年龄之差、当时交通居住条件等方面的证据。

       关于张氏的辨伪之学，作者指出张氏长于分析的理论思维能力，例如，关于古人写作伪托的原因，张氏列出四条：一是后人所作却嫁名于古人；二是朝廷求书致伪造流行；三是学人猜忌攻击托名于古人；四是党派纷争以致伪造书籍以相诋毁。这一成就是张氏分析综合《艺文志》考定伪书六例、胡应麟辨伪八法、梁启超辨伪十二条公例之后得到的带有理论概括性质的成果。

       关于古书辑佚的途径和方法，张氏在深入系统研究文献学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五条：一、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二、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 三、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四、取之诸史及总集，以辑历代遗文；五、取之《经典释文》及《一切经音义》，以辑小学训诂书。

       张氏的上述成就，看似平淡，好像人人皆知，其实不然。对于古书，读者都会形成各自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读到张氏的各种分类后会有人人皆知的感觉。可是，我们的感觉往往是零散的，不成系统。只有像张先生这样下过大功夫的人才能捅破那一层窗户纸，把众多读书人心中零散的感觉系统化地呈现出来，产生醍醐灌顶般的醒悟感。这就是理论思维的力量！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些看似简单、通俗、直白的文献学成果，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付出了复杂、艰难、曲折的创造性劳动。

       对于张舜徽学术的理论思维属性，学者有用“见大体”“察本原”加以概括的；也有发明了“张学”的概念，并提出要对这一学说的概念和体系加以研究的。这些都说明研究历史文献同样离不开理论思维。

       历史文献研究是经验之学，但离不开理论思维。我们知道，若要研究中国古史就一定要读古书，有经验的学者总结了古书中存在的通例，为后学者指示门径。这种研究看起来是在列举例证，被称作“简单枚举”，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不然。同样是列举例证，有的只能粗略地总结几条，有的却能够细密精致地列出更多有意义的条目。虽然都是经验性的资料工作，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余嘉锡是近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系积五十余年研究心得的成果，是20世纪古典目录学的传世经典。他还有《古书通例》，内有“案著录”、“明体例”、“论编次”、“辨附益”四卷，下分11种具体情况，对学者正确认识和有效使用古书具有指导意义。中华书局还出版过一部《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以“举例”名书，难道就不怕浅近之讥么？可是看一看内容就明白了。该书收录了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和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四人的补、续补、校录、增补四种。五人系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俞书包括7卷88节，也就是7类88种情况，精细如此，实在是把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的探索做到了极致。随便看看其中一卷的目录，就可明了：

           卷七

           一、不识古字而误改例

           二、不达古语而误解例

           三、两字一义而误解例

           四、两字对文而误解例

           五、文随义变而加偏旁例 

           六、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七、两字平列而误倒例

           八、两文疑复而误删例

           九、据他书而误改例

           十、据他书而误解例

           十一、分章错误例

           十二、分篇错误例

           十三、误读夫字例

           十四、误增不字例

       关于古书疑义在文字上的致误原因，能分析到如此精细的程度，着实令人叹服。没有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如何能够做到！

       文献学蕴含理论构思，这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英国人培根（Francis Bacon）有一个思想，那就是归纳法具有知识创新的属性，是在亚里士多德所标榜的演绎法这个工具之后，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在使用这个工具上有着悠久的传统。

       3. 训诂与哲学

       训诂是中国古代史料研读的重要方法之一。史料解读需不需要理论思维呢？刘家和先生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回答。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摸索出“两个菲罗”的方法，在结合理论思维做好史料解读工作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谓“两个菲罗”，指的是philology（文字学）和philosophy（哲学）。文字学和哲学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学术理论根据，也往往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语言是人类生活和思想的表达形式之一，它是由单词开始，连词成句、结句成篇，或状物，或叙事，或抒情，或陈义，以供交往之用。此外，还可把单词上升为概念，进而形成判断、推理、论证。语言的发展，其实就是思想的发展，其中充满了复杂的结构关系。在没有音像记录能力的古代，语言通常是由文字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活动和思想，除了遗迹和文物，后人就只有靠文字来了解了。但是，古代的文字距离我们那么遥远，难免有更改转移的情况发生，而且当时人们究竟怎样行事、怎样思想，都会与今天有很大差异，要想有效地理解古代文字的含义，并非易事。因此，训诂和哲学就派上了用场。训诂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含义及其流转变化的；哲学是研究人类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两者的结合对于读懂古书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刘家和先生相信两个菲罗的力量，他持之以恒，狠下功夫，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并不断取得重大创获。

       2001年，刘家和先生发表一篇“千字文”，讨论“蛾”字在古代的读音问题。按清儒王鸣盛有《蛾术编》，“蛾”字今天读é。但据《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东汉人郑玄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时术蚍蜉之所为，其功乃复成大垤。”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蛾，鱼起反，注同，本或作蚁。蚍音毗，蜉音孚。《尔雅》云：蚍蜉，大蚁。”可见，据中古流行的反切法，用“鱼”字的声母和“起”字的韵母反复切磨，“蛾”字只能读yǐ。更何况“蛾”字有的本子就作“蚁”（蟻，“虫”为义符，“我”为声符）呢。而且，这段话中本来就告诉我们了，蛾是蚍蜉，能建“大垤”即蚁冢。这样，从音韵、校勘和文献本身这三重证据上，蛾读为蚁就有了根据。

      但是，蚁就是蛾的先秦古音吗？刘先生据清儒纳兰成德（容若）的《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中“窃按以蛾为蚁，出于旧注。古人蛾、蚁同音，本一字也。故常仪占月，后人讹为嫦娥。《诗》：‘青青者莪’，与‘乐其有仪’叶。此类甚多，不可枚举。”刘先生接着分析，以蛾字为鱼起反，字属古音之部，繁体蚁（蟻）字从我字得声，古音属歌部。明人陈第、明清之际顾炎武以下都有论证，纳兰之言确然无疑。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刘先生总结曰：

        今人把蛾字读为é，本无问题，可是不知所指为蚁，这也许可以说是“正”（thesis）；继而知道此处蛾字，本来是指蚁，因而把它读为yǐ，可是不知此字古音本读为é，这也许可以说是“反”（antithesis）；再进而知道蛾字古与蚁字通，在此所指为蚁，而古音仍读为é，这也许可以说是“合”（synthesis）。对于这样一个字的读音和词义，经过三步才算了解到位，真是识字不易。

       2003年，刘先生发表《司马迁“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一文，再次显示了理论思维对于古典研读的指导意义。

       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家为什么把布衣出身的刘邦称为“大圣”？为什么因为刘邦得天命而感到惊异，以至于情不自禁地接连喊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呢？刘家和先生认为，初读到这里，一定会认为这是为刘邦所作的“歌颂之辞”，这可以算是第一重解读。

刘家和先生

       可是细读《史记》，知道刘邦少时不事生产，饮酒好色，及长，为人心狠，不受拘束，虽有胆量，终究是一副无赖相，这样的人最终竟然从乡间小吏而成为皇帝，除了运气，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么？读到了这里，“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感慨，不就成了“挖苦之辞”了么？这又可以算是第二重解读。

       再深入一步研读，又会发现，司马迁写六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征战不已，结果实现的不是六国的利益，客观上是为秦灭六国扫清了道路。正如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秦废封建，行郡县，不立子弟，孤立无援，结果，恰恰为汉兴扫清了道路，这不也是“莫之为而为者”“莫之致而致者”么？ 联想到赵翼《廿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刘邦的胜利，不恰恰是时代精神使然么？“岂非天哉”的感叹所反映的不恰恰是“莫之为而为者”“莫之致而致者”的历史必然么？至此，对于“岂非天哉”的解读，就经过了初时认为的赞颂之辞，经过否定的讽刺挖苦之辞，到达了否定之否定的对“天命”（历史必然性）的体认。

       上述两例，不论是一字还是一句，都表明，研读中国古典，只要可能，就一定要反复涵泳，在思维的辩证发展中玩味文意，走向纵深。

       中国史研究有没有理论，这已经不成问题。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的历史研究就有理论指导了。周公创立天命民心说，于是才有“三代”纵向延续的历史观念，道德理性和历史理性相结合成为中国历史理论的重要信条；孔子“三代损益”说开创了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从法家“上古”、“中世”、“当今”的阶段划分，到何休“公羊三世”说，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得以形成。近代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已经蔚成风气。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国史学术体系来说，深刻理解理论思维的意义，在根本上发挥理论思维对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的作用，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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