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丽奥女神
外国史学
西方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
吴晓群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特征的讨论历来不乏其文，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多只是注意到了总结和评价史家的思想以及写史的风格与方式，虽然同时也都会提及史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但仅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少有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史家及其著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史家本人及其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当时读者的期望等等，从而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本文则试图将一种尽可能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的思路呈现出来，由此透视西方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继承与超越的关系。
一、口述与记忆
口述传统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文字产生之前，在文字产生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口述仍是人们获取和保存知识及信息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西方古代社会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只有重要的法令才会被刻在市政广场的石柱上，神庙的祭司虽然也会对一些有关于神的重大活动加以记载，但通常都很简要，而从埃及进口的纸草又较昂贵，不可能大批量地使用，所以，当时人们对于书籍的使用与传播并不广泛。据研究，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希腊世界才出现书籍买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古代的历史学，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而主要是根据口述资料和个人的回忆来撰写的，也就是说，古典史家大多只有通过亲历事件者的直接记忆和口口相传的记忆，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来获取史料。
对口述资料的运用并不只限于希腊史学之中，在罗马，文字的出现无论如何是晚于其历史的开始的，而在此之前存在的只有口传。蒙森在谈及罗马人时认为，在罗马，当众朗诵其作品就类似于后世的出版。
口述的历史是一种来自社会并要求回到社会中去的历史，它非但没有偏离历史学家对于真实的追求，反而反映了历史产生的真实过程，以及当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真实看法，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根本。当然，古典史家所采用的资料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记忆会影响他们的叙述。又由于任何口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主观因素在他们追述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被加入进去。而且口述者在追述记忆时，往往是有选择地回忆以及敘述他们认为有意义且无损自身形象的那部分记忆，由此自然会削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但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或有意的对读者的欺骗。因此，没有理由把古典史家由于这种原因而犯的错误称作是谎言。
二、记忆与“真实”
现代学者把古代的史学称作“记忆史学”，而把建立在文字资料基础上的现代史学称之为“文献史学”。
古希腊语中的“真实”（aletheia）一词是由前缀a和letheia组成的，letheia的意思是“遗忘”，a则是一个表示否定意思的前缀。所以，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真实的意思就是不忘记。由此，“真实”便与记忆有关、与谨慎的表达传统有关。而在希腊人的神话思维中，主管“历史”的克丽奥（Clio）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的长女，位居九位缪斯女神之首。
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记忆的过程就是程度不同的内容省略和文化同化的过程，代代相传的记忆往往带有群体的标志，虽伴有大量内容的遗忘，但如果社会、个人意识到对他们的未来有用，对熟悉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就不会很快衰退。对未来的期望使人们不会轻易忘记其历史，但在记忆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创造。
结合古人与今人对记忆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对古代史学作为记忆史学之特征的理解。据此，我们以为，“记忆的历史”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由于记忆有着强烈的习惯化的倾向，所以，凭记忆进行的描述就有可能不是依照实际发生的状况来记载，而是按照在普遍状况下理应如此的方法进行描述的。因此，便出现了许多程式化的描述，但“程式化并不意味着就是虚假的”。同时，记忆的描述还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它常常把事件戏剧化。因此，用高度概括的术语表达刻板模式的陈述是记忆史学的一大特征。其次，在记忆中，记忆者本人常常变成了一个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角色的转换使得记忆的描述往往会采取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长期以来，学者们曾认为古希腊史家多以第三人称来表述自己是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超然与客观。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表述方式更多地是符合记忆的本质。
既然古代史学是“记忆的历史”，那么，它们的“真实性”就不能如文献历史那样通过对史料的严格考订来实现，我们也不能根据文献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古代史学的真实性。以掌握事实的准确性作为对古典史学研究和历史写作唯一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是在以当代西方的研究标准来评判古代学术，从而犯了时间上的错误。记忆历史的“真实性”是“记忆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相比，“记忆的真实”也许缺乏发生事件的准确信息，其内容在细节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但它表达了过去经验到的，但却在经验的记载中没有表述的感情因素。也就是说，它不仅反映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还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是怎样考虑那些事情的。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古典史家所追求的真实性与19世纪历史实证主义所提倡的史料准确性存在着明显区别。
公众记忆与真实性的关系对于罗马人也是一样的，李维对罗马过去的解释就是建立在罗马人所认同的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在李维的叙述中，罗马人对自己历史的认同不是通过对事实和事件本身的追溯而是通过对罗马历史的共同记忆来实现的。罗马人的共同记忆并不是没有经过筛选的集合体，而是一个不断修正、重建过程的结果。李维把他历史叙述的目标定义在对传统的详细阐述方面，同时对罗马人的共同记忆与认同进行了修正。换言之，我们可理解为：古典史家的记录并非全部都是真实的，但却是人们所想要或乐于去记住的方式和内容，而史家有责任去保存这些为大多数人想要留传下去的记忆。
总之，古典史家们并不以简单记录历史事件为满足，而是在兼顾公众记忆与个人兴趣的同时，试图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因果关系，我们可将此视作是西方古典史学传统的核心之一。
三、历史与神意
希罗多德明确地告诉读者，他想要探究的是人事，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记录人的活动、展示人类的伟业以及人间发生战争的原因。事实上，所有古代史家所做的都是对人事的描述，在其著作中他们都很强调人的因素。可以说，西方古典史学始终将“人”放在其叙述的首位，对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对人事的记载一直是西方古典史学的主题。但同时，虽然自希罗多德之后，诸神在历史中的作用就不再被史学家直接提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神的缺席，以神意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及其结果依然是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之一。
除希罗多德以外，修昔底德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也是素朴乃至稚拙的，他所说的理性并不完全是现代以人为根本出发点的理性，许多时候在面对许多事物时，他仍然认为是人所无法把握的。比如，修昔底德通过伯利克里之口道出了他的命运观，他说：“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不会比人们的计划来得有逻辑些；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归咎于我们的命运。”
而李维则把对神虔敬、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看成是与命运保持一致的途径。他把罗马从一个弱小之邦发展成为世界霸主的过程，归结为神意，罗马对世界的统治就像自然法则那样有着必然性，由此世界各个民族都应该像服从自然法则一样服从罗马的统治。据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马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实现神意的历史，命运已决定它将成为世界的主宰，其中的波折不过是对罗马人品质的磨砺。
总之，在希腊罗马史家的历史编纂工作中，在他们对人类经验、思想及其构想的描述中，尽管他们已能在神事与人事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但神并没有退席，神意始终以某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言行。换言之，在古人的眼中，人并不是无拘无束地存在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关系范围内，这些关系中就包括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秘力量。虽然这在今人看来显得幼稚且不够客观，但却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因此，一方面，无论这些古典史家如何宣称自己是以真实为其目标的，但他们中间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客观”。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史家来说，尽管神介入了他们对人间事物的描写，但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古典史家们喜欢使神的故事“理性化”或“人性化”，而不是“神化”世俗的事件。我们认为，这种神意对于人类历史的加入不仅没有使古代史家著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其符合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历史”以及“真实”的理解。
四、史学与修辞
西方史学在专业化之前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也不十分严格，古典史家们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著述显得好看、好读。于是，富于文采、讲究修辞几乎成为古典史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事实上，西方古典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修辞学联系在一起。希罗多德设想他的著述是要在听众面前宣读的，因此将那些能打动人的要素尽量融入其著作之中。修昔底德时常运用演说词来赋予他所描述的事件以意义和价值，他之后的希腊和拉丁史家们都尽力地模仿他们的风格，力图靠修辞学把原始史料和记忆转换成可读性较强的叙事，或是做出有意义的分析。总之，修辞学有关文字的技巧、特点以及章法对古典史家的创作及文风有着极大的影响。凯利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转向”以及当代所谓“新修辞学”的观点有许多类似之处，由此，他说：“这些文学和对‘话语’的关注当然是西方史学传统恒久的，或者说是反复出现的特征。”
史学与修辞的结合的确使得史学的叙述和分析更为完善与合理，然而，我们不能同意的是某些西方学者的过激观点，比如，伍德曼在《古典历史学中的修辞》一书中认为，修昔底德所从事的是修辞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工作；他关注的是要达到修辞学的目的，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历史的准确性。在伍德曼看来，只有用官方或地方的档案、报纸、日记、学术性的传记来验证口述的资料，再加之以个人对地形的熟悉和相应的地图和图片的佐证，记忆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保证。然而，修昔底德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现代认识与方法。
事实上，古代史家将修辞学的技法运用于历史书写之中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形势和局面。这种写作方法或与现代史学的标准相悖，但却是与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吻合的。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修辞学对于古代历史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都不能否认古典史家们所从事的仍然是历史书写而非撰写修辞学的文章。古典史家对修辞技法的运用，正像他们对悲剧创作手法的吸收一样，无论给人怎样的印象，对悲剧的模仿、对演说词的运用，对于古典史家来说都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其写作目的之所在。
小结：建构的历史
综上所述，应该说，西方古代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是确立了求真求实的治史目标和力图忠实于事实的原则的，然而，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与今天的不同、他们所从属的传统以及人们的思考方式、心理期许与今天不同，因此他们首要关心的东西以及表达的方式也就与我们今天的不同，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现代史学中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那样随意使用口述的资料，像李维、普鲁塔克那样不加批判地引用他人著作都是当时相当流行的做法。他们还普遍像悲剧作家一样模仿生活，让事件或书中的人物自己说话。但古代史家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妥。于是，我们在古典史家的作品中看到大量生动的情景对话以及各种演说辞，实际上，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到凯撒、撒路斯提乌斯、李维、普鲁塔克、塔西陀、阿庇安、狄奥等古典史家，其作品中的演说都是史家依据“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修昔底德的话）所创作出来的，这在今人看来，显然已属于文学的想象和杜撰了，顶多可以算作是如同现代传记体或报告文学那样的作品，而非历史记录。然而，古典史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伪造历史，而且绝大多数古代史家将演说辞的创作视为常规，根本不向读者交代大量直接引语的来源何在。对此，芬利曾指出，古代史家不能忍受历史空白，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填补空白，甚至不惜虚构。这种对历史的建构在古代史学中相当普遍，因此他们笔下所记录的史事肯定与真实发生过的史实是有着一定距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表述的那个传统和文化是不真实的。
我们认为，在仍保留口述传统的古代世界里，著史作为一种探寻智慧的方式，史家在兼顾公众记忆与个人兴趣的同时，力图以优美的笔调来描述他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重大的题材。古典史家这样的历史著述注定无法做到如19世纪德国史家兰克所宣称的那样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如实直书”，于是，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口述材料的收集中建构自己对于东方民族的想像，李维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对过去的诠释。如此一来，就很有可能会在“真实的历史”与他们“所记录的历史”之间出现偏差，换言之，古典史家向我们呈现的可能就会是一种“建构的历史”。然而，他们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他们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力图加以生动的还原，他们也谈论历史的真实，想要从假象中剥离出真实，这表明古典史家们已具有了某种历史意识。因此，作为西方史学的开创者，无论他们与现代史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都不能使我们因此而否认他们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直接的当下的学术询问去质疑古典史学的真实性。当然，我并不是说古典史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建构”与“谎言”并不是同一回事。且不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是纯然客观如影像般再现历史，更何况，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应该只是铺陈事实，史学著作也不应该仅限于对当时某个事件具体进程的描述，而是还应该包括不同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或愿意怎样记住那些事件的，以及过去的人们是以何种方式谈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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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冉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