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罗马是古代西方的大国，其最盛之时，“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日落处和西面海洋至高加索山、幼发拉底河，过埃及上达埃塞俄比亚，越阿拉伯远达东部海洋，它的疆界东至太阳神升起的大海，西至太阳神降落的海洋；同时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及其海中的所有岛屿以及海洋包围中的不列颠”。（Appian，Roman History，Preface，9）其人口约为5000—6000万，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罗马也是古代世界的强国，当时地中海的所有重要国家皆为其所征服，“他们在外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使大部分国家皆处在他们的统治之下”。（Appian，Roman History，Preface，6）不过，在史学方面，罗马肯定不属于大国，也不能列于强国之列，但这不是说，罗马的史学不重要，更不意味着罗马的史学没有特色。本文只就罗马早期史学的发展脉络作一构建。
一
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末叶以前，没有自己的历史作品。也就是说，罗马历史已经发展了500余年，罗马的国家也业已从意大利的征服者变成了地中海的霸主，但反映这一过程的历史著作一直没有出现。当时罗马人有的是：固有的社会基本单位氏族和家族原有的传统、记录、信物、纪念物等，例如祖先的腊制面具、葬礼演说辞、家谱、氏族或家族大事记等等。罗马人通过这种族谱和传统记录把自己和祖先联系起来，以先人为典范，激励后人虔敬祖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萨鲁斯特记载：昆图斯·马克西姆斯、普布利乌斯·西比阿和其他著名人物都宣称，“每当他们看到自己祖先的面具时，他们心中都会不由自主地鼓起追求德行的勇气。”每当他们回忆起祖先的丰功伟绩，常常会“激情勃发，直到他们自己的勇敢行为赶上他们祖先的声誉和荣耀为止。”（Sallust，The Jugurthine War，4，5.）当然，上述记录都很简洁，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因而只能算作是史料而已。
在罗马人看来，“早先的历史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种年代记汇集”。汇集所记的内容包括农业情况、气候、天灾、异兆、占卜、公共祭祀、宗教活动、选举以及在职高官姓名等等。记录由大祭司集团负责、积累保存，史称大祭司年代记。西塞罗说：“为了保存对公共事件的记忆，自罗马建业开始直至大祭司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Publius Mucius），大祭司把每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写在白板（tabula alba）上，置于宅前，以让人民熟知其事。”（Cicero，De Oratore，2，52.）
大祭司年代记因为内容散乱、简单，所以常常为老迦图等学者所不耻。迦图认为：历史学家在大祭司年代记中找不到多少有用的信息。因为这些年代记只记录灾荒、日月蚀和其他预兆。（Origines，Frag.77；Peter，Historicorum Romanorum Reliquiae，P.13；Gellius，Attic Nights，2，28，6.） 但从历史学发展的层面上看，大祭司年代记的原生性和导向性作用不应忽视。因为它是拉丁文化的本源，是拉丁民族文化自身演进的结果。罗马史学之所以长期带有编年史特点，与早期形成的这种年代记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罗马史学没有从拉丁文化中独立发展起来，它的发展有赖于对先进的希腊史学的大量吸纳。罗马兴起时，希腊文明业已灿烂辉煌。罗马因与南意大利、中意大利诸希腊城邦接近，因而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希腊人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保存了优美的史事和英雄故事。公元前6到前5世纪时，史学开始从神话史诗发展至散文叙事。希罗多德在改变古代近东帝王王表式的枯燥记录的基础上，将历史转写成记述各族、各国风土人情和传说故事的新型体例。虽然追述古代还离不开神话和史诗，但写史的重点已经导向亲见、亲闻的当代大事。
希腊城邦制充分发展后，公民领袖和风云人物的事迹以及城邦重大政治事件在历史故事中占了突出地位，古神话英雄遭到排挤。历史家们皆以记录当代城邦大事作为著史的主要内容。罗马史家从希腊先驱者中学到了神话史诗的撰述，也学到了对城邦政治史的关注与重视。公元前3世纪末在罗马出现的成文史家，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用希腊文著史，开始把史料和传说结合起来写成罗马史。其作品中广泛使用奥林匹克纪年，广纳希腊人提供的有关罗马特定信息的语言，甚至吸纳许多神话故事以充实早期罗马历史的内容。例如，关于罗马起源于特洛伊英雄伊尼阿斯的神话，显然来自希腊。因为据现在所知，早在公元前5世纪，列斯堡岛的赫拉尼库斯 (Hellanicus) 就有作品提到特洛伊英雄伊尼阿斯来意大利成为罗马人祖先的传说。（Dionysus Halicarnassus，Roman Antiquities，1，72，2.）罗马史家不但接受了这一说法，而且还将其传播广大。
据文献记载，罗马最早的成文史家是法比乌斯·匹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生于约公元前254年） 和琴启乌斯·阿里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公元前210年的行政长官）。匹克托的《年代记》从罗马神话时代写起，用王名、执政官名和奥林匹克混合记年。阿里门图斯也写过类似年代记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作品范围有限、简单枯燥，但有一定的影响力。波利比乌斯曾对匹克托的记载作过审读，且提醒大家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之。他说：我想告诫那些参考匹克托著作的人，不要过多因为匹克托的名声和权威而被引上迷途，而要注重事实，以事实为导向。“这是因为，有这么一类读者，他们并不关注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而只关注作者本人。他们仅看到法比乌斯是汉尼拔战争时代的人，又是一位元老院元老，于是马上断定他所说的一切皆是可信的。”（Polybius，Histories，3，9.）李维则称赞阿里门图斯为最有份量的权威（maxime auctor moveret）。（Livy，Roman History，21，38.）匹克托和阿里门图斯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去过希腊，熟谙希腊文，其用希腊的写史方法来构建罗马历史的行为，对罗马史学影响深远。
监察官迦图（公元前234—前149年）是第一个用散文体拉丁文写作的罗马作家，是拉丁史学的鼻祖 （historiae conditor）。他的《创世记》的出现标志着罗马自身的历史学已经走向了前台，拉丁民族史学开始在罗马的舞台上登场亮相，崭露头角。他和其他用拉丁文写作的公元前2世纪作家如皮索和斯库路斯等以历史灌输爱国思想，劝善惩恶，用传统道德塑造罗马人的性格。他们的作品无疑保存了一些比较可靠的关于远古的材料，但可惜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
公元前3-2世纪的罗马历史学虽有很多不足，但已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写罗马史的人都是政治家，例如：法比乌斯·匹克托是罗马的元老和祭司，琴启乌斯·阿里门图斯为汉尼拔战争时期罗马的行政长官和将军，C.阿启利乌斯（C.Acilius）是元老，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Postumius Albinus）是执政官，迦图曾任过执政官和监察官，卡斯乌斯·荷米纳（Cassius Hemina）和法比乌斯·塞维利阿努斯 （Fabius Servilianus）是执政官和祭司法的阐述者，卡尔普罗尼乌斯·皮索（Calpuronius Piso）是执政官和监察官。其二是他们的作品都注重罗马历史的连续性。为了保持连续性，罗马史学家皆使用了有关罗马建城的传说。
三
对于罗马早期史学，罗马人自己就有过评论。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位置，也不否认自身的影响不如希腊人。例如：迦图自己认为：他已经做了与斯巴达的李奥尼达同样的事情，但得不到李奥尼达同样的光荣。（Ronald Meller，The Roman Historians，London and New York，1999，P.18）原因就在于罗马历史记述上的严重滞后。
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对此则分析得更清晰，更精辟。他在竭力劝说西塞罗撰写历史作品，以改变罗马史学的落后地位时，曾这样说道：
“在大祭司长们的年代记之后（没有什么别的叙述比那些记载更枯燥的了），如果我们看一看法比乌斯，或者你常常提到的迦图，或者皮索，或者法尼乌斯，或者维诺尼乌斯，虽然他们中间可能这个人的叙述比那个人的叙述要富有生气，然而又有谁的叙述比他们的更贫乏呢?诚然法尼乌斯的同时代人安提帕特尔的叙述稍许活跃一些，并且尽管他的叙述也很粗糙，未加修饰，缺少光泽和艺术性，但他仍然能够提醒其他人更精心地写作。然而替代他的是可敬的克劳狄乌斯和阿塞利奥帕，他们与科利乌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却更接近于前辈们的平淡和粗劣。”（西塞罗：《论法律》，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9页）
罗马人自知他们的史学不如希腊人博大精深，自知其表达方式与希腊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对自身史学不发达的原因皆有深刻的分析。这点，我们可从萨鲁斯特的著作中看得很清楚。萨鲁斯特这样说道：
“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allust，Bellum Catilinae，8.《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9—100页）为改变上述根深蒂固的观念，萨鲁斯特主张：“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当然值得赞赏，而以语言文字记述国家事务也是合适的。”对于罗马而言，不仅要有建功立业之人，而且要有记述别人功业的人。他们都应受到“我们的称许。”（Sallust，Bellum Catilinae，3.）萨鲁斯特的《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作完成的。如果说大祭司年代记是罗马史学之根，法比乌斯·匹克托代表的是罗马史学朦胧觉醒的话，那么迦图展示的却是拉丁民族史学的自觉，而萨鲁斯特则更有了超越希腊史学的巨大愿望与实践。
黑格尔说：“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应该说，对于每个民族而言，历史的产生之路是有差异的，但在差异之中却包含着共性，即：它都经历了由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有的是独立探索、自主走完的，有的则是在学习和接纳别人的基础上交融完成的。罗马所走的恰恰是后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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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金嵌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