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历史理论
理论思维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
蒋重跃；贾琳
“三大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史教材建设之省思
李帆
中国古代史学
汉唐学者《春秋》经史双重视角的探讨
闫春新
《隋书·经籍志》对汉唐间杂史撰述的
学术总结
郭栋
朱熹易学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
李筱艺
中国近现代史学
王国维的商周史研究与“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黄明磊
古史大家赵光贤的知识结构和治学路径
刘卓异
外国史学
历史书写与现实形势的纠缠
——关于“铁面人”的历史、记忆与想象
石芳
马佐里克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捍卫
——以孚雷—索布尔论战为中心的考察
周立红
历史文献学
汉代目录与序文体制
——以目录文献生成的文体条件为考察对象
毛瑞方；武文韬
黄叔琳《史通》注释的学术成就
王嘉川；周子淳
史林偶拾
英语世界“Civilization”的词源学考释
邓默晗
史学精粹
史学精粹
内容摘要
理论思维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
蒋重跃；贾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加强理论思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所谓理论思维，是指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有超越性、彻底性、科学性、辩证性、实践性等特征。与其他学科一样，中国史的学术体系，也可以划分为偏理论性和偏资料性的两大部分。不论哪个部分，理论思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偏理论性的研究领域，用政体形式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就不如用国体甚至社会形态更贴近社会发展的本质；用道德史观叙述历史就不如用社会史观来得深刻而可信；知道了对历史现象作抽象的概括，不如再上升一级，让历史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具体。在偏资料性的研究领域，研究史料探寻历史，离不开概念性思维的引领；历史文献研究若要有所成就，结构性思维不可或缺；史料解读也须在正反合的辩证思维中涵泳玩味，如此方可领略到历史的多姿多彩。理论思维不但是助推中国史各领域向纵深发展的思想动力，还是促使它们相互作用、联成体系的内在根据。
关键词：理论思维；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
“三大体系”视角下的
中国史教材建设之省思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历史教材在历史教育中处于核心位置，是“三大体系”和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果的集中呈现。中国史教材百余年的编撰积累，为培养合格的史学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在“三大体系”的视角下考察，中国史教材建设还存在若干缺失，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仍很大。在努力的方向上，一方面需考虑编撰思路和结构模式的改进，以“三大体系”为坐标进行总体设计；另一方面需在内容选择上多下功夫，尤其要考虑中学教科书与高校教材的关系，以贯通性的思维设计教材内容。如此，中国史教材体系建设才能进入新天地。
关键词：“三大体系”；中国史教材；编撰思路和结构模式；内容选择
汉唐学者《春秋》经史双重视角的探讨
闫春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摘 要：汉唐学者普遍不同程度地认同《春秋》具有经史双重性质。他们在推动政府定位《春秋》为经时，肯定《春秋》之所以为经，本质上是因其蕴含“道之常”。刘知幾与啖助、赵匡、陆淳等学者立足各自的学术立场，从《春秋》褒贬笔法、《春秋》经义的抉发及其与原鲁史、三传的关联上，进一步加以论证。此外，杜预、刘知幾等人又同时从史料来源、编纂方式、史学功能等方面，来探求《春秋》具有史的成分或学术属性。不过，汉唐学者大都仍从整体与本质上认同《春秋》为经，却又承认其具有史的属性，或从某一局部、特定视角视其为史。汉唐学者对《春秋》经史的双重认证与各自考察，明显具有本末重轻之别，不可等量齐观。
关键词：汉唐；《春秋》；经史；两面一体
《隋书·经籍志》对汉唐间杂史撰述的
学术总结
郭栋
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摘 要：《隋书·经籍志》史部设立杂史二级类目，著录史家率尔而作，体制不经，内容芜杂的历史撰述71部，对汉唐间的杂史进行学术总结。此后，杂史成为古代文献书目常设类目。唐初史臣撰写《隋书·经籍志》时，清楚认识到杂史多为史家私人撰述，属辞比事与《春秋》有明显不同，撰史目的和撰述体裁体例与正史也有显著差异。这些杂史撰述不重视体裁体例和材料采择，撰述较为随意，内容多糅杂委巷之说，甚至把一些迂诞怪异之事掺入撰述之中，以致历代文献书目往往把杂史与小说相混。杂史虽然不是“史策之正”，不甚符合政治需要和道德要求，却仍然是史书，不是诸子中的杂家，也不是小说，具有一定的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隋书·经籍志》；杂史；汉唐史学；汉唐学术；文史关系
朱熹易学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
李筱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朱熹在易学与史学领域均有建树，其易学与史学之间存在相互会通和交融的紧密关系。朱熹视太极与天理为世界本质和价值根源，肯定天道与人道在此基础上的一致性；以易的阴阳变易与交易特性，作为考察古今历史变易的哲理基础；基于史学求真求实的思维方式，强调“《易》本卜筮之书”，并视《周易》为记录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历程的“上古之书”。朱熹注重易学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易史并重、易史兼采成为其治学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朱熹；易学；史学；会通；交融
王国维的商周史研究
与“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黄明磊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摘 要：在1911至1922年间，王国维最核心的学术身份是经学家，他的史学研究主要为经学服务。王国维推崇乾嘉学派，但又认识到仅靠传世文献研究经史存在的弊端，故提出将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方法，即“二重证明法”。1923年后王国维的学术重心开始向辽、金、元及西北地理等纯历史领域转变，其学术的经学色彩渐趋淡化。然而1923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学术界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疑古思潮，传统的古史体系遭到全面质疑和否定，同时也变相摧毁了尧、舜、禹等古圣王为核心的儒家道统。在疑古思潮的刺激下，王国维的经学家身份再次激活。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中试图利用“二重证据法”以证明古书与古史可信，目的在于通过维护古史来巩固经学的权威性。本质上则是利用经学思维解决史学难题。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疑古派；经学
古史大家赵光贤的知识结构和治学路径
刘卓异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赵光贤是现代先秦史大家。他的古史研究以考证为专长，一方面受到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继承了陈垣的史学考证方法。赵光贤对西洋上古史有精深的研习，西方学者利用考古资料重建上古史的做法激发了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兴趣。熟知西方古代社会且精通英文、德文的赵光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深刻的认识，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赵光贤具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形成了以传统史学考证为根柢、以疑古辨伪为基础、以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支撑、以西洋上古史为对照、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古史研究路径。
关键词：赵光贤；古史研究；知识结构；治学路径
历史书写与现实形势的纠缠
——关于“铁面人”的历史、记忆与想象
石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铁面人”是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首次正式揭露的一个谜团。两个多世纪以来，这则逸闻涌现出50多种假说，并衍生出大量小说、影视剧等艺术作品。在将这则逸闻写入史书的过程中，伏尔泰依据的是间接获取的口头证据，又以暗示性的叙事引导读者将“铁面人”与法国王室联系在一起。在绝对君主制的秘密政治体系下，读者通过关于“铁面人”的细节传闻探求更深层的意义，结合关于路易十四的记忆和当下的特定社会氛围，对这则逸闻加以想象和演绎，最终使之成为绝对君主制暴政的一个标志和艺术创作的主题。从流言转变为历史，从历史转变为传奇，“铁面人”逸闻见证了记忆、想象与现实、心态的纠缠如何“制造历史”。
关键词：铁面人；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逸闻；口述史料
马佐里克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捍卫
——以孚雷—索布尔论战为中心的考察
周立红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摘 要：马佐里克是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捍卫者。在那场著名的孚雷—索布尔论战中，作为索布尔的弟子，马佐里克最先站出来发表文章批判孚雷，随后又出版专著维护传统史学的观点。索布尔1982年去世后，马佐里克依然持久有力地反击孚雷的论点。马佐里克与孚雷的论争揭示了传统史学与修正史学在法国大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激发了革命史研究的活力。两派史学的价值和局限需要放到当代法国史学的动态发展中来审查。
关键词：马佐里克；孚雷；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社会经济史；政治概念史
汉代目录与序文体制
——以目录文献生成的文体条件为考察对象
毛瑞方；武文韬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 要：《隋书·经籍志》中“簿录类”小序，基于《别录》《七略》与典籍序文在体制上的相似性，提出目录文献或源于远古史官司籍，因岁月久远而体制湮灭，从孔子作《书序》到汉代群书目录之序文，可以窥见序文体制在目录文献体制形成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该小序首次从文本体制角度总结目录文献史，但论述未详。本文分三部分阐述序文体制在《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三部目录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演变，通过考察序文体制的内容结构和演进历程，从而分析其在两汉目录文献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自先秦出现的序文体制是孕育群书目录文献中名目（及附注）、叙录（或解题）、类序等体制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汉代目录；序文体制；《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
黄叔琳《史通》注释的学术成就
王嘉川；周子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 要：黄叔琳对《史通》的注释，由其个人“补注”和所录王惟俭《史通》注释两部分组成。在其个人“补注”部分，黄叔琳进行了注人、注书、注字词名物、注历史典故诸方面的工作，是补加王惟俭所未注者，具有多重价值。其所录王惟俭《史通》注释，并非是对王惟俭注释的直接移录，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节略、修改、删除、加入新注和移动位置等方面的处理，经他整理之后的注释，成效明显高于王氏原注，确实做到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并很大程度地代表了他个人注释《史通》的成就。而比较黄叔琳与郭孔延、浦起龙的注释可知，三者各有优劣，可相互补充，但不可互相替代，它们都是《史通》注释不断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黄叔琳《史通》注释虽然重在对王惟俭注释的删繁补遗，但也非常值得关注。
关键词：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史通训故》；《史通评释》；《史通通释》
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