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波（Strabo）
外国史学
洛布本《地理志》残篇55b的史源学考察
刘 军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摘要
通过史源学的考察可以确定，洛布本斯特拉波《地理志》残篇55b的出处实为尤斯塔提奥斯对狄奥尼西奥斯的评注；其整理者琼斯编订新辑逸文往往径用孔策论文中的录文而不查核原书，以致于在转换出处注释体例时改正为误。实际上，由残篇编次、异文选定与出处信息等项判断，洛布本新辑逸文多袭自孔策论文，这为认识辑佚文本形成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一个案例。而琼斯采用不同于孔策的注释体例则可视为当时学术规范转变的缩影。洛布本残篇55b出处的误植也说明，希腊罗马史研究不应忽略古典著作版本学的知识。
关键词：史源学；洛布古典丛书；斯特拉波；《地理志》；辑佚
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后人）的《地理志》（Geographica）是一部按区域记述了罗马帝国初期地理情况的希腊文著作，其中也保留着大量古代著作家所记地理知识的逸文。它不仅是区域描述地理学的开山之作，而且是认识古代希腊罗马地理知识传承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地理志》共计17卷，几乎全帙流传至今，仅卷七末尾部分散佚。近代以来的校勘者在整理该书时也进行了相关部分的辑佚。其中，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简作“LCL”）所收《地理志》残篇55b（fr.55b[Jones]）出处有误。本文拟以史源学方法考查相关文本，找出该残篇真正史源及辑佚者致误的原因，并对其中折射出的学术史问题加以申述。
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所谓“史源学”是陈垣先生对史学研究尤其是史料考证方法的系统总结与独特贡献。20世纪30、40年代陈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史源学课程，旨在传授史学研究尤其是历史考证的门径。按陈先生的课程说明，史源学的实践即“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先生嫡孙陈智超在编注先生所作课程范文时，也据此指出史源学实习的两个步骤：其一是找出未注明出处引文的出处；其二是对史料的真确性进行分析，“如有错误，还要进一步追寻造成错误的原因”。陈先生在研治中国史中总结出的这种史料考证法措意于史料的原始性，强调使用第一手史料进行研究。这与现代西方史学中的所谓“史料分析”（Quellenanalyse）、 “来源考订”（critique de provenance）若合符节。傅斯年在与陈寅烙论宋代史料整理的信札中称“……陈援庵亦留学生也”，实际上指的就是陈先生治学方法预流现代史学的科学本质。
作为一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科学方法，史源学固然源出中国史研究，但不必囿于这一特定研究领域。史源学着意于史料价值的鉴定，而这又是任何史学研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由此来看，将史源学用于世界古代史研究考订古典史料、鉴别其价值当属题中应有之义。
01
《地理志》卷七的辑佚
今本斯特拉波《地理志》卷七的内容并不完整，佚失部分主要是卷末关于马其顿与色雷斯的内容，大致相当于该卷六分之一的篇幅。近代以来，整理《地理志》的学者在辑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又以克拉默（G.Kramer）校勘本中的辑佚影响最大。他的校勘与辑佚成果被稍后收入托伊布纳文库（Bibliotheca Teubneriana）的迈内克（A.Meineke）本所袭用而略有补充。次年在巴黎出版的缪勒（K.Müller）与迪波内尔（F.Dübner）校勘本的残篇部分也完全沿用自克拉默本。值得一提的是，克拉默本（或同一校本系统的迈内克本）素被学界视为《地理志》的标准校勘本，影响延续至今。
此后，对《地理志》辑佚工作推动最大者当属孔策（R.Kunze）。他注意到，在塞萨洛尼卡的尤斯塔提奥斯（Eustathius Thessalonicensis，约1115年-1195/6年）的几种古典评注中尚存《地理志》卷七的逸文；并且继续迈内克的工作、又从拜占庭城的斯特法努斯（Stephanus Byzantius，6世纪中叶人）的《族名略》（Ethnica）中辨识出数条逸文。不过，孔策的辑佚研究成果仅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并未形成校勘文本。
以孔策的研究为基础，洛布本《地理志》编订者琼斯（H.L.Jones）在雷伯特（H.F.Rebert）与普里查德（J.P.Pritchard）协助下，率先将由《族名略》以及尤斯塔提奥斯三部古典著作评注中新辑出的逸文编入印本中，形成当时最具规模的《地理志》残篇文本。因此，此后某些通行校本中的残篇难免保留了洛布本辑佚工作的印记。这无疑赋予以洛布本残篇为研究对象某种学理上的正当性。同时，洛布丛书不仅是英文学界习见的通行本，也是国内研究者最易获得的古典著作集成。虽然个别译文的准确性问题已受到关注，但总体而言，因其易得便用，该丛书在国内古典学与古代史研究中颇受推崇。因此，本文讨论洛布本《地理志》所收一则残篇也就不乏实际意义。
《地理志》（Geographica）
02
残篇55b出处正讹
本文所讨论的洛布本《地理志》残篇55b，根据琼斯的辑佚说明，属于他本人新辑入的28则之一，出自拜占庭城的斯特法努斯《族名略》。洛布本的原文作：
55b. Σηστὸς μέν, Λεσβίων ἄποικος, καθὰ καὶ ἡ Μάδυτος, ὡς ὁ Γεωγράφος φησί, Χερρονησία πόλις, Ἀβύδου διέχουσα σταδίους λ´, ἐκ λιμένος εἰς λιμένα. （Stephanus Byzantinus, s.v. Σηστός.）
塞斯托斯，莱斯博斯人的一处殖民地，一如马都托斯，据地理著作家所言，是一座位于凯尔索斯半岛的城市，距阿拜多斯30希腊里，由港口至港口。
可见文中标注的出处与琼斯的辑佚说明相同，均指明该残篇出自《族名略》Σηστός条。
《族名略》
然而，若核对《族名略》则会发现，这一残篇并不见于Σηστός条。尽管在洛布本《地理志》中琼斯并未提及辑佚时所据《族名略》的版本；但他时任康奈尔大学教授，根据该校图书馆收藏《族名略》的情况判断，他所利用的很可能是19世纪上半叶的三种校勘本。当然，此处的推断是以琼斯借阅大学藏书进行辑佚为前提的，但他利用私人藏书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过，从学界使用古典著作的一般情况来看，迈内克本《族名略》在《拜占庭历史资料集成》（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本出现之前一直为学界习用的标准本。因此，琼斯遵循学界规范使用迈内克本的可能性最高，本文姑且核对该本中相应词条内容如次：
Σηστός, πόλις πρὸς τῇ Προποντίδι. λέγεται δὲ ἀρσενικῶς παρ᾽ Ἐφόρῳ. οἱδ᾽ Ἀθηναῖ οι „ἐν τῇ Σηστῷ‟ φασιν. ὁ πολίτης Σήστιος‧ ἔστι δὲ ὡς Φαῖστος Φαίστιος.
塞斯托斯，一座地近普罗傍提斯海的城市。据埃弗罗斯所记它被称为阳性。但雅典人却说ἐν τ ῇ Σηστ ῷ。其公民为塞斯托斯人；就像法伊斯托斯公民是法伊斯托斯人。
可见两者描述塞斯托斯城地理位置的方式不同，内容各有侧重，并不相互关涉。因此可以断定，洛布本标记的残篇55b出处显然有误。
尽管洛布本中两处标记的逸文来源并不正确，但残篇55b的出处仍然有迹可循。琼斯的辑佚说明即已指出新残篇的出处：1、《地理志》的其他卷章；2、《族名略》；3、尤斯塔提奥斯的荷马评注；4、《狄奥尼西奥斯评注》。这也就为查找逸文出处划定了工作范围。
该残篇行文中提及“据地理著作家所言”，显然是征引其他著作家的语气，不会出于斯特拉波自己的手笔，据此可以排除其出自《地理志》其他卷章的可能性。除“塞斯托斯”外，这一残篇中还出现了“莱斯博斯人”、“马都托斯”、“凯尔索斯半岛”、“阿拜多斯”4个与族群、地理相关的词汇。查迈内克本《族名略》，不见“莱斯博斯”条，Μάδυτός、Χερρόνησος、Ἄβυδοι τρεῖς πόλεις三个词条的内容也与残篇55b不合。可知该残篇也不出于《族名略》其他词条。况且，这一残篇以“Σηστός”起首，显然是以此地为论述对象，不见于其他词条也在情理之内。
既然该残篇的结构具有词条的特征，甚至被辑佚者误认为出于辞书《族名略》，若其见于尤斯塔提奥斯对古代诗文的评注，也必然是对“塞斯托斯”一词的释文。循此思路，可以查知该词在尤斯塔提奥斯的评注对象中凡两见。
其中一处出现在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卷二（B.836），检当时通行的莱比锡排印罗马本尤斯塔提奥斯评注，相关注文中可见：
νῦν δὲ ἀρχεῖ εἰπεῖν ὅτι κατὰ τὸν γεωγράφον διέχουσιν ἀλλήλων Σηστὸς καὶ Ἄβυδος τριάκοντά που σταδίους ἀπὸ λιμένος εἰς λιμένα…
此处首先要说的是，据地理著作家言，塞斯托斯与阿拜多斯相对而立，从港口到港口大约30希腊里。
虽然这段文字与残篇55b都是转述“地理著作家”亦即斯特拉波的记述，内容也有重合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一目了然。除用词有别外，最为重要差异是，前者并未提及建立塞斯托斯与马都托斯的母邦。
在尤斯塔提奥斯注释的古典著作中，“塞斯托斯”一词还见于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os Periegetes，2世纪人[存疑]）的诗作，原句作Σηστὸς ὅπη καὶ Ἄβυδος ἐναντίον ὅρμον ἔθεντο（意即：在此处塞斯托斯与阿比多斯矗立于相对的位置）。尤斯塔提奥斯恰好对此处有一段长注，其开端部分如次：
Ὁ δὲ Διονύσιος λέγει καὶ ὅτι Σηστὸς ἐκεῖ καὶ Ἄβυδος ἐνατίον ὅρμον ἔθεντο· Σηστὸς μὲν, Λεσβίων ἄποικος, καθὰ καὶ ἡ Μάδυτος, ὡς ὁ Γεωγράφος φησὶ, Χερρονησία πόλις, Ἀβύδου διέχουσα σταδίους λ´ ἐκ λιμένος εἰς λιμένα. Ἔνθα καὶ ἡ λεγομένη Ἀποβάθρα, ὅπου ἡ Ξερξικὴ σχεδία ἐπήγνυτο. Περὶ Εὐρώπην δε ἐστιν ἡ ῥηθεῖσα πόλις, λεγομένη Ἀττικῶς μὲν ἡ Σηστὸς, παρὰ δ᾽ Ἐφόρῳ ὁ Σηστός…
而狄奥尼西奥斯还说，“在此处塞斯托斯与阿比多斯矗立于相对的位置”；塞斯托斯，莱斯博斯人的一处殖民地，一如马都托斯，据地理著作家所言，是一座位于凯尔索斯半岛的城市，距阿拜多斯30希腊里，由港口至港口。那里亦即所谓的阿拍巴特刺（笔者案：意为“跳板”），薛西斯的浮桥就被建于此地。而在欧罗巴一侧被提到那座城市，在阿提卡方言中被称为“ἡ Σηστὸς”，据埃弗罗斯则为“ὁ Σηστός”（笔者案:两处词形相同，但前者为阴性，后者作阳性）……
此处引文第一句实际上只是转引所注狄奥尼西奥斯的原句；最后一句显然与前引《族名略》Σηστός条颇有渊源，而“阿拍巴特刺”句恐怕出自希罗多德的记述，两者均无关题旨、无需赘言。需要注意的是，原句后的注文在用词与词序上与残篇55b完全相同，可见，该逸文的真正出处应为尤斯塔提奥斯《狄奥尼西奥斯评注》（Eust.，comm.ad D.P. 516）。其实，这一残篇的内容措意于塞斯托斯城的方位及其与附近城市的里程，出自地理著作亦在情理之中。
03
洛布本的致误原因
分析洛布本致误的原因，显然离不开对其编者辑佚方式的考察。前文已经提及，琼斯的辑佚工作获得了雷伯特与普里查德的协助。具体说来，雷伯特编制了所谓ὁ γεωγράφος（地理著作家）出现在尤斯塔提奥斯对两部荷马评注中的索引；普里查德则证实了所谓“地理著作家”就是斯特拉波。后者特别指出，在尤斯塔提奥斯的三部评注中，“地理著作家”出现409次，其中392处可以确定出自今本《地理志》，又有一处并非援引具体内容，此外的16处中3处出处不详、13处为涉及卷七散佚部分者。有趣的是，洛布本《地理志》新增的残篇中有15处出自尤斯塔提奥斯，还有一处实际上早已见于迈内克本，也被琼斯采用（fr. 23a，出自《伊利昂纪评注》Παρεκβολαί on Iliad），两者共计16处，恰好与普里查德所说无法确定出处及卷七逸文的总数相合。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由洛布本的说明来看，琼斯辑佚的工作基础颇为扎实。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洛布本《地理志》中新辑出的逸文全然是琼斯及其助手独立工作的成果。换言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洛布本中新增的残篇也是对前人成果的承袭。事实上，琼斯已自承，就逸文整理本身而言，普里查德只是指出残篇66（fr. 66[Jones]）属于前人未发觉的逸文并剔除了孔策列举的一些可疑的段落。就此来看，除去残篇66，洛布本由尤斯塔提奥斯作品中新辑出的逸文以及出于《地理志》及《族名略》者都很可能源于孔策的研究。将洛布本新增残篇与孔策的论文加以比照还会发现，不少收入洛布本的新残篇排序与孔策的建议往往有直接的关联。（参看表1）需要指出的是，在孔策未指明次第的6条新残篇中，有5条是由于内容无法与原有残篇相关联而无法确定位置者；对这些残篇，洛布本不过是顺接此前残篇继续编号为“frr. 61-65”而已。（参见表1）这也就是说，琼斯实际上也认为这些新残篇无法与既有残篇连属，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遵从了孔策的看法。
表1 洛布本新残篇与孔策所辑逸文对照表
除去残篇收集与编次方面的承继关系，进一步对两者加以比较，还可以察觉，在逸文的文字校勘方面，洛布本的新残篇也以孔策论文中的录文为基础。其中显著的例证是出自《伊利昂纪评注》的残篇15a （fr. 15a[Jones]）。在这段残篇中，孔策提到一处异文，即“ἀπέχει δ’ αὐτῶ ν（leg. αὐτῆς）”，意即“ἀπέχει δ’ αὐτῶν”（离开它们[即“派奈奥斯河（Peneios）口”]）或可读作“ἀπέχει δ’ αὐτῆς”（离开它[即“巨尔同城（Gyrton）”]）。有趣的是，在洛布本中，这处文字直接写作“ἀπέχει δ’ αὐτῆς”，而未作任何说明。然而，《伊利昂纪评注》的莱比锡排印本，此处作“ἀπέχει δ’ αὐτῶν”，但未提及任何异文。可见，孔策提及的异文为其所独有。两相比较，不难判定，洛布本中的异文不可能来自尤斯塔提奥斯评注的校勘本，而只可能来自孔策的录文中的异文。由此判断，在编订新残篇的文本时，琼斯的底本更可能是孔策论文中的文本，而非相关著作的校勘本。
继续考察残篇15a的出处标注，不仅能够获得印证上述看法的进一步证据，而且将为找出残篇55b出处错误的原因提供重要线索。关于残篇15a的出处，洛布本径作“Eustathius nn Iliad 2. 750”，孔策则标为“I1. B 750 p.337，6-15”。可见两者间的差异颇为明显，洛布本的出处去掉了孔策标注的页码与行号，却增加了“Eustathius”这一著者信息。孔策的论文专门讨论尤斯塔提奥斯“荷马评注”与《族名略》中保存的《地理志》逸文，洛布本脱离了这一语境加注著者信息、明确残篇出处本在情理之中，姑且不做具体分析。但被洛布本略去的页码与行号则要稍加考察。
核对《伊利昂纪评注》的莱比锡排印本可知，孔策标注的页码与行号对应罗马本原本的页码与行号，这两项信息印在莱比锡排印本中靠近书口一侧的边白上，可以与引文内容一一对应。相比之下，孔策对《伊利昂纪》卷次与诗行的标注则是莱比锡排印本页眉上对本页内容的概述，不能指示逸文所在的确切位置。换言之，在孔策标记的出处中，《伊利昂纪》的卷次与行号照录莱比锡排印本页眉上对大致内容的标记，无非举起大概，而可以与逸文在相关著作校勘本中确切位置对应的是“页码、行号”部分，这才是其注释体例的核心信息所在。
然而，进一步核对评注文本，又可以发现这段内容并非因《伊利昂纪》卷二行750出注，而是针对行754的注释。若琼斯在编订《地理志》新残篇文本时参照了《伊利昂纪评注》莱比锡排印本的原文，则会将其出处标记作《伊利昂纪》卷二行754。那么洛布本中残篇15a仍记为行750，就进一步证实了琼斯新辑逸文文本并非取自相关著作的校勘本而是直接源于孔策的录文。这同时也说明，洛布本《地理志》新增残篇出处的标注，同样是以孔策给出的信息为依据，只不过是将其以校勘本或标准本“页码、行号”为核心的征引体例调整为“卷、章、节”或“卷、行”的体例。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将残篇55b及相关逸文在孔策论文与洛布本《地理志》中文本形态加以对比，稍作分析即可发觉琼斯误标出处的环节与原因。参照表一可知，残篇55b对应1902-7；此外，孔策还进一步指出该残篇补充了迈内克本残篇56的内容，并认为1902-15也可以佐证其属于《地理志》的逸文。据此，琼斯遂将这三则逸文编订在一起。其中，迈内克本的残篇56被重编作残篇55（fr. 55[Jones]），其后的残篇55a（fr. 55a[Jones]）即孔策文中的1902-15。此处，琼斯固然采信了孔策对逸文间关系的分析，但对残篇次第的编排则出于己意；吊诡的是，这恰恰为其误标残篇55b出处埋下了伏笔。
本来孔策引用两部荷马史诗评注会一并注出“卷、行”与“页码、行号”，援引《族名略》则直接注出词条。出自这三部著作的新残篇多达20条，正如前文指出的，对于它们，琼斯往往直接以孔策的论文为底本，遥录其中的残篇文本，转变其中的出处信息。然而，此处讨论的残篇55b，在孔策的论文中位于一段分析尤斯塔提奥斯对狄奥尼西奥斯诗文行513——行525评注内容出处的文字中，列为第7号，仅标注为“Eust. p. 314，42-315，1”，只给出了逸文在《狄奥尼西奥斯评注》中的“页码、行号”信息。显然，孔策的出处标注仍属以相关文献校勘本“页码”与“行号”为核心的注释体例，但却未能直接提供洛布本注释体系所需的信息。以常理而论，面对注释信息的缺失，洛布本整理者在遥录该残篇文本后应当直接查核《狄奥尼西奥斯评注》校勘本，找出准确的“卷次”与“诗行”。可是，洛布本整理者却缘木求鱼，继续在孔策的论文中寻求相关信息，其疏误恰恰就发生在这一环节中。
原来，在这段讨论《狄奥尼西奥斯评注》相关注文出处的文字中，孔策并未指出每段注释对应的诗行，琼斯并无可能从其中发现所需的注视信息。然而，在讨论具体逸文之前，孔策首先说明《狄奥尼西奥斯评注》征引《地理志》的一般情况，并分析缪勒校勘本第315页（Eustathius p. 315（Müller））各项内容的史源作为例证，指明该页第一至第三行内容出自《地理志》（Strab. p. 591）、第四行则出自《族名略》（Steph. Byz. Σηστός）。按照孔策的注释体例，前者恰好与残篇55a出处（p. 591）一致，而残篇55b的确出于缪勒校勘本的第315页。巧合的是，残篇55b的行文恰好以Σηστός开始，在形式上容易与《族名略》的词条（Steph. Byz. Σηστός）相混淆。于是，在标注残篇55b出处时，琼斯惯性地依赖孔策提供的信息、并将孔策分析尤斯塔提奥斯资料来源提供的材料误植于此。
从根本上来说，洛布本《地理志》误标残篇55b出处，正在于琼斯编订逸文文本时过于依赖孔策的论文，而疏于核对原文。
琼斯对《地理志》辑佚的贡献自不待言，但其编订的逸文文本中的疏误之处也毋庸讳言。纵观琼斯辑佚工作的流程，这一出处误植的“低级错误”似乎不能简单归因于其方法的粗疏，毕竟雷伯特与普里查德协助琼斯进行了不少前期工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可见的材料尚不足以考察这些前期工作本身的质量；琼斯在辑佚说明中郑重提及的普理查特对尤斯塔提奥斯称引的“地理著作家”为斯特拉波的确凿考证也是如此。今日所见普里查德的考证的确对尤斯塔提奥斯的相关文本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显示出其对相关文本的熟稔；但这篇短札终究发表于琼斯辑佚文本出版10年之后，其间普里查德是否已将昔日的工作进一步精致化则不得而知，不过他未藉此机会纠正辑佚文本的错误却是事实。即便普里查德的短札没有正误的义务，协助者的熟稔也不宜视同为逸文直接编订者琼斯对相关文本的认知程度。或许正是基于准备工作得出的确凿结论，琼斯才会在编订佚文时心安理得地将孔策的录文作为底本使用。
04
余论
尽管琼斯本人始终不曾发现洛布本《地理志》残篇55b出处的误植、相关书评也未能加以指正，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疏误并未被学者忽视。随着《地理志》辑佚工作的深入，后出的重要校勘本已经订正了该残篇的出处。因此，若对残篇出处的查考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便有拾人牙慧之嫌。然而，通过对这则逸文的史源学考察尤其是对其致误原因的分析，则可以发现其间折射出西方古典学术史与古代史史料学的某些基本问题。
一般而言，古典著作辑佚的成果表现为校勘本中收集的残篇抑或对残篇的校勘本，然而，相关的考证论著在辑佚文本形成的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辑佚的工作通常可以粗略地分为逸文的搜集与编次两个步骤；前者不是简单的抄录散见于不同文献的引文或转述，考订其是否出于欲辑逸书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后者更离不开对逸书结构与所辑逸文次第的考证与分析。可以说，优秀的辑佚文本必然是精当考证的成果；其中或则体现出校勘者本人的考证功夫，或则借鉴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前文的史源学考察证明，洛布本《地理志》新增残篇的文本与编订尽管做了一些考证的工作，但基本上还是承袭自孔策的考证论文。因此，由文献辑佚的角度来看，对洛布本《地理志》相关残篇的个案分析也折射出，近现代古典学术中古代著作家辑佚文本形成的复杂过程。
前文对洛布本《地理志》残篇55b出处致误原因的分析已提及，琼斯标注古典文献的体例已与孔策文中的体例不尽相同。琼斯的标注采用的是目前古典学界通行的“卷、章、节”（散文）或“卷、行”（韵文）体例，孔策的体例则遵循近代的传统标注古典文献标准印刷本中对应的页码。前者注重的是具体古典文献本身的篇章结构，后者则更加依赖某一近代印本的页码。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引注标准印刷本页码的传统体例完全能够精确地指示文献的出处，但19世纪学术论著中所引用的古典文献文本却并非直接出自此类标准印刷本。时至19世纪，近代早期出版的古典文献标准印刷本己经变得颇为罕见，而使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整理的新校勘本在文本质量方面已然超越前者，也更容易获取。因此，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古典文献版本往往是新出校勘本。标注印本页码的传统仍然得以延续，无非是因为在此类新出校勘本的边白上往往会加注相应段落在所谓标准印刷本中的页码。这样的古典文献注释体例在19世纪大体尚可维系，时至20世纪初则逐渐为关注文献篇章结构的体例所取代。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琼斯改用篇章结构的体例标注文献出处，并非有意掩盖新辑逸文与孔策考证工作的渊源，而应视为当时学术规范转变的一个缩影。
拉特（S. Radt）
构成研究西方古代史基本材料来源的古典文献，在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史料价值的评判并用以考证、分析、论述相关问题之前，应当首先关注其版本问题。从理论上讲，“校勘的工作就是确立一个尽可能接近原本的文本”，但现实中却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校勘本，古典文献的版本中很可能存在某些重要的错误，fr. 55b [Jones]出处的误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常，古典著作的校勘本往往不止一种，而在史学研究中如非必要无须就每段引文的校勘进行巨细无遗的考察。因此，在援引古典文献中的史料时应当讲求版本、尽可能选择质量较好的校勘本。而从文献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择汰古典著作的版本时，除去关注收入丛书的校勘本，一些单行本也应受到重视。斯特拉波《地理志》校勘本的情况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托伊布纳文库所收的迈内克本素被视为《地理志》的标准本，却久未重印，而且其校勘与辑佚工作已显陈旧。比代丛书中的《地理志》附有详尽的校勘记与注释，并对每卷的钞本、资料的来源等文献学信息有细致的考订与分疏，但还有3卷尚未出版、并非完帙，使用上难免有不便之处。洛布古典丛书本是《地理志》辑佚史上重要的一环，整理者也根据钞本校订了部分异文，而且较为易得又有英文译文，在英文日益成为古典学学术发表中主流语言的情况下自然容易受到青睐，然而其校勘文本的质量与其他校勘本相比却有所不及。对于史学工作而言，这3种丛书本优劣互见，虽然均可加以利用，却都不是最为理想的版本。除去丛书本，在19世纪以来的《地理志》校勘本中，尽收全帙的单行本尚有前文提及的克拉默本、缪勒——迪波内尔本与拉特（S. Radt）本。前两种版本与迈内克本均属19世纪的校勘本，具有相似的优缺点。而拉特的十卷本刊行于本世纪初，是20世纪晚期古典著作整理的典范之一，在钞本的梳理、异文的选择、书证（testimonia）的搜集、残篇的规模与编次等方面无不超越前人，而且所附德语译文、4卷注释与1卷索引也为使用校勘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无疑是目下最佳的版本。可见，对西方古典著作校勘本优劣的判定，不宜笼统地以收入某种古典文献丛书为标准，简单地认定某丛书本必然优于其他丛书本，而应摒除成见、借助版本学的知识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
（本文编辑提供的修改建议引发笔者对一个重要论证环节的思考，令文章的分析更为完整，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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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