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丨皮晖：《林惠祥的史学贡献》

林惠祥的史学贡献

皮晖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西藏部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林惠祥（1901—1958），1927年入菲律宾大学，师从美国历史学派考古人类学家拜耶（H. O. Beyer）教授学习人类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开始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林惠祥是我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后来的学者主要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对其学术贡献进行总结。实际上，作为人类学 “中国历史学派”重要代表，他的学术成果在史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从历史学方面总结林惠祥的学术成就，探究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学术界处于大变革时期，西方学术思想、学科分类思想对传统历史学产生冲击，有识之士在思考史学学科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林惠祥在这一时期积极引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并在博采西方学说合理部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水乳交融的关系，宣扬当时正在中国兴起的史学“科学化”思潮学术理念，倡导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探求学术问题，对促使历史学家扩大视野，增广视角起了积极作用。

       1934年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阐发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密切关系。作者综合西方人类学社会进化论派、传播派、批评派、历史学派等各家各派的长处，指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也很为相近，没有确切明显的界限。大体讲起来：（1）历史是关于某个民族的生活的过程的，是较为特殊的研究；人类学是关于全人类的生活的过程的，是较为普遍的研究。（2）历史注重时地与个人的记载，是较为具体的；人类学只论团体，不问个人，时地也只记大概，是较为抽象的。（3）历史的范围几于全在有史时代及文明民族；人类学则偏重史前时代及野蛮民族。以上的区分只可说是相对的，历史与人类学原有很多相互交错，互相借重的地方，以后且有愈进愈近的趋势。”林惠祥认为，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工具，可开辟史学研究新境地。他说：“近来历史学家很注重史前的情状，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便从人类学中取了很多材料来说明史前时代，补救以前历史著作的缺憾，为史学界开一新法门。” 林惠祥特别指出，研究有史之初的历史，必须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有史之初，人类的状况虽略有记载，究竟也是荒渺无稽不很明白，与史前时代也差不很多；还须兼用人类学的方法探究他。” 

《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认为人类学原本就有历史性质，强调要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全部时段的各方面事实。他在《文化人类学》中综括众说，对人类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括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为什么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学呢？他解释说：“人类学原是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出的原是人类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历史的方法，明其不是用玄想的方法或别种方法。”  

       林惠祥关于人类学的定义把西方人类学理论与史学传统嫁接起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一批学者如顾颉刚、朱希祖、罗香林、朱谦之、林惠祥、马长寿等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之间自由出入，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惠祥1934年在《民俗学》一书中，还对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密切关系进行了阐述。关于民俗学对历史学的作用，他引用英国民俗学会会长彭尼（C. S. Burne）的话：研究传袭的信仰、惯习与故事的各种形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可观察有何种事件或境状影响了各族的民俗，文化不相等的民族相接触后所生的结果是怎样，由于传袭的成分有多少，等事；最后则可衡量其环境与特性，而寻出各民族的文化何以或停滞不前，或则发达直上的原因，所以对于历史学也有极大的贡献。” 英国民俗学家哥麦（G. L. Gomme）特别重视民俗学的历史学效用，著有《历史科学的民俗学》一书。林惠祥详细介绍哥麦的见解：“他以为民俗的特性是传袭的，即自古相传的，所以最能证明过去的状况，其价值不在历史的记载之下。历史从来不曾详述某地某时所发生某事件之所有全相，而且历史的记载有时错误，还须赖传说以纠正他。例如神话，表面虽似荒唐，但他的发生都不是无因的。” 林惠祥认为，民俗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可分两种，一是比较的研究法，即横的方法，二是历史的研究法，即纵的方法。关于历史的研究法，他指出：“民俗既是历史的材料，民俗学的研究自然当用历史的研究法，对于各种事务的发生时地及有关系的人当有确实的探究，方能成为正确的史材。如我国的汉学家的考据便是很好的历史研究法可以采用。”  

       林惠祥是著名考古学家，他在自己编写的考古学课程讲义《考古学通论》中论述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科关系：“历史学从广义言之，可以包括考古学，如从狭义言只指文献的研究，也可将考古学当作重要的工具，以补文献之不足。研究历史的方法最好是有实在的证据，如能获得遗物以证明理论，便是言之有物。所以考古也是历史学的一种方法。考古学如考证有史时代的古物，也应参考文献的记载，以助说明，所以两者之间极有关系。” 考古学的目标，不仅仅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考古学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发现或补足过去的历史”。他具体分析考古学对历史学的贡献说：其一，“发现或重构无文献的时代的历史。例如史前时代或埃及、巴比伦、迈先尼等古国以及被遗忘的马耶（在墨西哥）、印卡（在秘鲁）二国的历史，曾由考古学的发现而增添了全篇的历史”。其二，“补足文献的不及或纠其错误。即便在文献丰富的历史时代，有时也需要考古的发现来填补遗漏，增添一二段叙述，或者甚至修正流行的谬误”。

       林惠祥主张全域性的人类学，其人类学范围也是至今美国学术界多数人所主张的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他倡导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学，其学术研究表现出鲜明的人类学“中国历史学派”特色。有学者总结道：林惠祥的人类学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特性，这种三位一体的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田野结合文献的实践，为南方人类学学术特色的形成——人类学的“中国历史学派”（至少是一种研究倾向）注入了丰沛的内涵与活力，它与北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整合互为参照、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区域特征和传统优势的中国人类学体系。林惠祥的著作《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中国民族史》等都体现出其“中国历史学派”特色和综合研究取向。如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印成专刊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对高山族的名称、种属、体质、历史沿革、理番事业进行了探究，并有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的介绍和图照，实为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诸学科研究方法的典范之作。

       林惠祥等人于30年代前后在引介西方学理的基础上所倡导并运用的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无疑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族史是整体的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前半期由社会转型而引发的对民族问题的关注，使得中国民族史研究成为学术新热点，仅三十年代前后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就有：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郑德坤的《中国民族的研究》和《中国文化史民族篇》、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等。林惠祥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分上、下册，资料翔实，所引国内外民族史方面的著作有二十来种。全书共九章，对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及各族间相互之接触混合等分类阐述，是当时国内民族史著作中最完备的一部，后来还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文出版。林惠祥1945年自谓：“阐明中国民族之‘中国民族史’一类书中，其最详者出自余之手。”  

《林惠祥文集》

       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对民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林惠祥解释：“中国民族史为叙述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详言之即就各族而讨论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问题。” 应该说这一界定是比较全面的。 

       林惠祥认为民族史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他说：“民族史固亦为历史之一种，然为专门史而与普通史不同。其与普通史之别在乎范围较狭，专论民族一项，与普通史范围广阔门类繁多者不同。民族为历史现象之一要素，故普通史亦必述及之，然以限于体裁，东鳞西爪，言之不详，故须由民族史以补充之。” 这里林惠祥明确指出民族史是历史的一种，属专门史。同时他又认为民族史为人类学之一部分：“人类学中有一部分叙述人类各种族之状况者，民族史即此一部分也。” 林惠祥把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定义为民族学，因此从学科归属来看，他又把民族史看成人类学学科的组成部分。

       林惠祥注意将中国民族史的分期与一般中国通史的分期相区别。他提出：以民族史上“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作为分期的标准。“中国之民族既以华夏系为主干，其同化皆系消融于华夏系，故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林惠祥融会贯通，以中国民族的主干华夏系为中心，以民族融合的历史演变过程为线索进行分期，在当时颇具特色。在民族史的取材问题上，林惠祥也注意与一般通史相区别。取材之标准以能阐明“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及各族相互间之相互接触混合等事者为准。凡通史所不详，而于民族之沿革上有重要意义者，咸在采取之列；至于通史所常述之材料则只略提而不复详述。以免重赘而省篇幅，如汉族之史实，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统治中国后之事迹，皆从简略，而只各以一小段概括之。”  

       林惠祥首次明确提出民族史学科关于中国民族分类的“两重分类法”。关于我国民族的分类，他吸收了当时梁启超、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缪凤林、李济等学者的观念并加以综合，指出：“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接连之，不致互相枘凿。” “历史上的分类”和“现代的分类”两种分类方法在民族史撰述中可以同时采用。“民族史应偏重历史上之民族。但民族史若不能将历史上之民族指明与现代民族之关系，则民族之演变终不能明。故民族史宜略偏重历史上之民族，就历史上民族而分类及叙述，但亦应顾及现代民族之分类，以及其与历史上民族之关系。”“现代民族之名称自然应依惯例用现代之名称；若历史上民族之名称则似可采用其最早或最通行之名称。”总之，这种“两重分类法”就是“以历史上民族与现代民族各为一种分类，然后将前者连合于后者。” 林惠祥所提出的民族史“两重分类法”，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台湾学者李亦园指出，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综合此前民族史与民族源流的各家研究，再加上近代民族志的资料而成，糅合历代民族融合涵化的各个系统，而以现代的族群类别承接之，既有历史的轨迹，又有现代族类的观念，可以说开启了当代中国民族系统分类的先声，对当代民族分类思想颇有影响。

       林惠祥论述了民族史学科的现实功用。一为实际政策上之参考：“民族之分歧在今日国际或国内均为重大之问题，多少不幸事件均由于此而发生。对付此种问题之实际政策殊不能不参考记载民族历史之书以为根据。”二为民族主义及大同主义之宣传：“民族史视各民族为平等的单位而一致叙述之，实即于学术上承认各民族之地位，故目的虽不在宣传提倡民族主义，然而实收宣传提倡之效。民族史复于各民族在过去之接触与混合多所阐述，以明各民族已皆互相糅杂，且有日趋同化之 势，使各民族扩大眼光，舍去古时部落时代之狭隘的民族观念而趋向于大同之思想。” 在30年代的时代条件下林惠祥关于民族同化的思想还不免带有大汉族主义的印记，但他能明确提出“民族史视各民族为平等的单位而一致叙述之”，实属难能可贵。

       治民族史者主要有两种学术路径，一种是以传统史学和训诂学的功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某些群体；另一种是运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民族历史的问题。林惠祥在学术风格上倾向后一种，他掌握了较为系统扎实的民族学知识，在学术实践中注重运用民族学的理论研究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各民族具体丰富的历史资料加以稽考和分析，以说明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将民族学理论方法和历史学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林惠祥重视史学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林惠祥又特别重视民族学方法的运用。一般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国民族史时，注重爬梳古代文献史料、考古资料、民俗资料，但忽视对民族现状的实地调查分析，而林惠祥在民族史研究中既长于文献的分析和考证，又善于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为深化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1929年林惠祥的台湾高山族原始文化调查及凌纯声等人的东北族群语言文化调查，开境内族群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先河。林惠祥实地考察高山族文化，搜集民族文物标本，扩大了台湾民族史研究的资料范围。林惠祥等民族学家融民族学、历史学理论方法为一体的学术努力对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被视为新派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者也不乏试图利用民族学的材料和观点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者，这种方法和理论为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新鲜气息，为更科学地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路。

       林惠祥等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先驱者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构建了一整套新的研究和叙事模式，历史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尽管当今中国民族史学学科不断发展，文献研究资料不断丰富，论证不断扩大，但总体的研究框架还是大致如此。

       林惠祥在台湾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最先开辟台湾少数民族史、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等学术研究新方向，最早科学地论证了台湾与大陆史前族群、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

       林惠祥是我国现代学者中系统研究高山族历史文化的第一人。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他先后于1929年和1935年冒险深入台湾高山族（当时被称为番族）村社，实地调查高山族文化，同时调查台北园山贝丘遗址。两次采集200多件石器和陶片标本，这些成了大陆博物馆中惟一的台湾考古珍藏，这批珍藏“可说明人类之原始文化，可为研究历史之助”。 

       林惠祥根据园山的考古资料与高山族的民族史志写成著名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1930年被列为历史语言所专刊，由中央研究院出版。林惠祥在该书“引言”中指出，研究台湾高山族原始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台湾为世界大岛之一，而番族之住地占全岛之大半，且此族与中国亦有历史上之关系”；“其状况之本身在史地上亦有知晓之必要”。他将《禹贡》、《汉书》、《三国志》等文献资料中关于台湾高山族的记载，与石器、贝壳、货币等台湾考古发现的材料以及实地调查材料相印证，着力探究高山族历史文化的全貌。《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迄今仍是台湾史前史与高山族历史文化研究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林惠祥最早科学论证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他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附录《中国古书所载台湾及其番族之沿革略考》，首次运用古代文献资料对台湾与大陆历史关系进行研究，表现出深厚的史学功力。三国时期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州”，夷洲在什么地方？历来争论不休，林惠祥根据实地调查情况，结合三国时吴人沈莹《临海水土志》、宋人李昉等所编著的《太平御览》中关于夷洲的有关材料以及相关考古资料，从夷洲地理方向、 住民的习俗等方面，论证夷洲即今日台湾。他说：“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台湾极相似，舍台湾外无可指，且近时日本人曾在台北发现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于三国，故夷洲之为台湾绝无疑义。” 林惠祥于30年代将台湾与大陆关系追溯到三国时期，50年代以后学者们继续探讨这一问题，进一步验证了林惠祥的结论。1954年林惠祥撰写《“台湾者中国之土地”》小册子，翔实论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主旨是从学术上列举事实，说明台湾与祖国的久远而密切的关系”。从历史关系方面，林惠祥列举三国、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的史实，得出结论：“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据史实记载，在一千七百余年前，我国人便发现台湾。我国与台湾的关系最多最密，自三国以后，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关系继续不绝，而且愈来愈密切。”  

       林惠祥是闽台关系考古研究的奠基者，中国东南区考古理论的创立者，其在史前史领域的最重 大贡献是论证了台湾史前文化的源头在大陆东南，台湾史前文化属大陆东南区系统。1955年林惠祥在《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中系统比较了大陆东南与台湾共有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 、彩陶等特征鲜明的文物，指出：“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体上看，却是 属于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系统。”“台湾的新石器文化是由大陆东南部传过去”；“台湾新石器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漂去。”“我国台湾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一支人类由大陆的沿海地方漂流过去，带了新石器的文化即磨制石器和印纹陶、彩陶、黑陶等技术进入台湾，这种从大陆过去的新石器时代人，便成 为后为的高山族的一支主要来源。” 这一科学论断已为此后的闽台史前考古资料所证明，迄今研 究闽台关系的历史、考古学者在这方面仍没有超出林惠祥当年的范围。  

       林惠祥开辟的台湾少数民族史、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等台湾史研究学术新方向，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以现今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审视，林惠祥的学术自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作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者，他的论著辉煌永存。

       综上所述，林惠祥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他积极引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强调历史学与相邻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相互渗透，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扩大历史学家研究视野起了积极作用。林惠祥等人创立的融民族学与历史学理 论方法于一体的中国民族史学术方法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新鲜气息，为更科学地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林惠祥的台湾少数民族史及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学术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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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