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丨舒习龙：《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

魏源

魏源历史编纂学成就析论

舒习龙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文献研究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学随着时代潮流的急剧变革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即此期的历史编纂学开始由传统编纂方式向近代编纂方式过渡。晚清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征表现在：一方面传统的史书编纂理论和方法以及传统的史书体裁、体例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它们却不得不因应时代条件的变动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另一方面，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它们的编纂理论、编纂模式不断冲击着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体系和模式，并在“新史学”思潮时期构成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形态之一，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回溯晚清历史编纂的理论和特征，总结晚清历史编纂演变的趋势和价值，就不能不提到魏源在晚清历史编纂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笔者看来，魏源实是利用传统历史编纂的思想和资源，并顺应道咸时期的时代潮流，对晚清历史编纂学进行改造的拓荒者。其对历史编纂的贡献，体现在他具有高超的历史编纂艺术和清晰的“求新”、“求变”思想，开启了传统历史编纂向近代历史编纂的转变。

《圣武记》

首先，重视将史论这种传统体例同纪事本末体体裁有机地结合起来。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由于各条目相对独立，因而读者很难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领悟作者表达的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史论由于独特的史例特点，易于彰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和史书的价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史论是一种主要用于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体例。刘知幾说：“序者，所序作者之意也。”“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也。”可见，史论具有明确揭示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史书的灵魂。魏源撰著的《圣武记》，重视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圣武记》的“史论”，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武事余记》史论专篇，涉及到军事制度、战守形势、人材培养等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中《掌故考证》和《事功杂述》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意识，和对新史风气的倡导，最能反映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论特色，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对官修史书的批判。魏源对官修史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别纂，互不相应。”魏源认为改变这种情况的途径在于健全史馆制度。（二）进一步发展“直书”、“实录”精神。魏源继承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明确提出记载历史事实要遵守“功则功，罪则罪，纪事之文贵从实”的原则，以达到“所以垂法戒”的目的。他指责“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歪曲了历史的真相。魏源本着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主张直书，他说：“利钝兵之常事，赏罚国之大枋。有章奏，有上谕，具载官书，何必深没其文以成疑案。”（三）提出了重视历史经验的认识。魏源十分重视历史经验，力倡“后王师前王”，目的是从历史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但他并不拘泥于历史经验，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利用。

魏源的史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既有关于清朝军事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同时还提出了改变旧史风气，倡导新史风尚，振兴“经世”史学。史论的充分运用，能够清晰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主张，使材料更加鲜活，这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过于注重史料的剪裁，忽视通过论述彰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史书内在的生命力，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时，史论的运用也使晚清纪事本末史书不像传统纪事本末史书重考证，它更多强调的是史学家的“独识”，从事件发展的脉络中，表现出史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弘扬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对时局的关心，表达鲜明的爱国主义情结。

其次，重视历史语言的表述。如卷一《开国龙兴记》写萨尔浒战役努尔哈赤击破马林军，其文字叙述生动地表现出了战场上双方殊死搏斗的紧张场面和当时八旗军强大的战斗力，写得有声有色。又如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写噶尔丹最后败亡一段，从清军进逼、粮尽畜绝、内部纷扰等各个方面写其走投无路、众叛亲离，却只用了120个字，极其简炼生动。语言表述是历史编纂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魏源能在撰写《圣武记》中出色地记载战争、描写人物，读之如饮甘泉。魏源纪事本末体史书语言表述既反映了史学著作的语言“辞主乎达”，也体现了史书语言表述服务于叙事简洁生动、刻画人物细腻、传神的需要，在史学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革新中是别具匠心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以上两方面对纪事本末体编纂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增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发展提供了极具“资鉴”的范本。

《海国图志》

首先，“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的确立，集中反映了魏源编纂典志体史书的新思路。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是历史编纂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历史编纂成就的重要指标。魏源对传统典志体史书编纂改造的新思路体现在他将“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编纂原则贯彻到《海国图志》的编纂中。在谈及该书材料来源时，魏源说：“《海国图志》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海国图志》征引外国人的著作分为两大类20余种：一是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一是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最新著述。此外，书中还有一份十多件奏折和一些魏源亲自搜集的史料。在以上材料来源中，使《海国图志》成为一部优秀舆地学著作的是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著作，即所谓“近日夷国夷语”，主要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祎理哲的《地球图说》、麦嘉缔（字培端）的《平安通书》、裨治文与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共同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葡萄牙人玛吉斯的《地理备考》和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等。实际上魏源对这一点交待得很清楚，他在“原叙”中说：此书“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说？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又说：“斯纯乎以夷人谭夷地也”。林则徐的《四洲志》为翻译著作，严格说来也属于“夷图夷语”之列，而在诸多“西洋人谭西洋”之书中，魏源最推崇的除林译《四洲志》外，就是《地理备考》和《美理哥国志略》。称两书“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实际上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情况时，大多采用的是近代来华西人主要是传教士的著作。《海国图志》还充分继承发扬了历史考证学的传统，把“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研究方法引入考证学中，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的歧异问题上，坚持以新的著作、西人著作为准绳的原则。例如，书中有关美国部分的编辑，把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为《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列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十迭国总记下》。另外，“以西洋人谭西洋”，还必须对西人著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进行考辨鉴别。《海国图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充分显示出魏源高超的史料鉴别能力和思想水平。例如，玛吉士的《地理备考》中有介绍世界地理和西方科技方面的先进内容，魏源大量摘要辑录了这部分最有价值的内容。但是该书在介绍世界地理的同时还有蓄意歪曲事实、宣扬西方侵华政策的内容。书中的亚洲部分，篇首即为《西藏国全志》，把西藏作为中国在亚洲的第一个“外国”加以介绍。魏源敏锐地洞察其险恶用心，在辑录该书时将这部分内容完全剔除。魏源在史料鉴别和考证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其动机就是在处理西方史料时能够契合“经世致用”的编纂原则。

新词汇的使用也是“以西洋谭西洋”方法的重要内容，对历史编纂的语言表述和史书编纂的旨趣有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逐渐接受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海国图志》是晚清世界历史地理的名著，魏源在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时，首先要面对如何翻译外来词语。魏源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两种：

（一）音译。对于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或其他抽象的概念采用音译的办法，比如“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一文中的一段关于美国政制的文字就采取了这种办法：“议立育奈士迭国（美国），以戈揽弥阿（哥伦比亚）之洼申顿（华盛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参议院）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至共举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共举，曰依力多（候选人），经各部落官府详定，进衮额里士（国会）衙门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参议员），里勃里先特底甫（众议院议员），官额相若。……设立衮额里士衙门一所，司国中法律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好司。‘好司’二字，犹衙门也”。（二）意译。借助传统的语言词汇来解释与中国文化有“相似性”的词汇，是谓“意译”。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称美国总统为“大酋”：美国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这是魏源从中国传统观念出发，对等翻译外来词语的一种尝试，虽不一定达意，却是先进中国人在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一种选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大量采用音译、意译的办法来处理异国史料，这既是“以西洋谭西洋”方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历史编纂学语言表述的重要革新。

晚清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阶段，西方文化源源东来，如何在史著中恰如其分地介绍外国情况是史学家必须面对的课题，魏源用“音译”和“意译”的方法来解决分类汇辑西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的问题，是对编纂历史地理的有益尝试，为晚清典志体史书语言表述的多样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以志为主体，结合史论、图、表，初步探索出撰写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综合体裁。魏源写作《海国图志》贯穿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精神，故在编纂上具有与传统历史地理著作不同的特色。随着鸦片战争专题、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研究的兴起，传统史书体裁已经无法反映变动的社会现实和研究成果。史家开始根据内容的需要，不拘成例，改造史体，注意糅合各种体裁，尤其是史论和图、表等，来反映体裁的综合创新。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以志为主体，结合志、史论、图、表四体，别开生面运用了典志体，初步探索出撰写世界历史地理著作的综合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典志体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专门分类汇辑与论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的书籍，在历史编纂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是典志体史书大放异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魏源因应时代条件的变动，对这种史书体裁进行了有价值的改造：（一）用史论来弥补典志体的不足。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海国图志》的鲜明特色。魏源在叙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除了介绍、考订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情况外，还特设《筹海篇》二卷、《筹海总论》四卷，这是前此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都没有的。在这些篇章中，魏源从议守、议战、论款三个方面，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战败之后所应该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措施；系统论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对策；并且对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大办工厂等，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魏源用相当篇幅的史论和典志体相结合，明确阐述了作者的撰述意图和旨趣，鲜明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得典志体史书更加生动、丰满，更具有理论色彩。这是魏源创造性地改造典志体史书的积极尝试。（二）图、表的大量使用。魏源在地理志编纂中，对图、表相当重视，他说：“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又说：“纵三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海国图志》的编纂过程中，魏源对旧志进行了较多的增补和订正工作，每一幅地图均附文字说明，左图右文，便于对照阅读。该图集共有76幅地图，如《东南洋各国沿革图》、《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图》、《小西洋利未亚洲沿革图》、《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古今内容并叙，图面阳文表示今名，阴文表示古名和别名，图文并茂，开一代人谈西洋以地图形式展示沿革变迁之先河。魏源所绘地图主要采用投影的方式，主要图幅上表示的山川、城镇，基本轮廓和地理位置都比较准确，其精度大大超过了利玛窦翻译的《世界地图》。这种地图投影的方式，是制图方法转变的标志。《海国图志》是我国自编的第一部世界地图集，对于当时广大人民了解世界形势，实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具有重要的作用。《海国图志》中的“表”有3卷，包括《中西历法异同表》、《各国教门表》、《纪年表》等各类表近十幅。其中《中国西洋纪元通表》，记载自公元元年至1841年间重要年份的中历与西历对照，“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早一份有系统的中历和西历对照表，为当时人们研究外国情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图、表作为《海国图志》的重要体裁形式，在编纂过程中已被广泛地使用，它与地理志中的文字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且由于图、表的简洁、直观，因而如果运用的好，则相得益彰，能起到节省篇幅，一目了然的特殊作用，是其他体裁所不能替代的。《海国图志》由于大量使用图、表，不仅使得它能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而且使得其体例更加丰富完善。（三）“志”，乃全书的主要内容，共71卷，以中国为起点，按中西交通途经各地的顺序先后，详尽介绍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各国情况。

《海国图志》在典志体史书的编纂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绩，有人评价它“名曰舆地，以其援引秦汉史籍，博引证明，实兼海国、舆地、历史为一也，其体例颇合近代著史之法”。笔者以为《海国图志》之所以符合“近代著史之法”，表现在一方面魏源能紧密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动，在编纂原则上“以西洋谭西洋”，开创历史地理编纂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明、清以来，史书编纂的“综合体”逐渐为史学家所接受，迨至晚清用多种史书体裁弥补一种史书体裁之不足成为历史编纂的重要潮流，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以志为主体，结合志、史论、图、表四体，别开生面运用了典志体，正是顺应了这样一种历史编纂潮流。

首先，“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司马迁《史记》开其统绪。魏源之前，历代正史传记中类传的篇幅和比重都较小。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完全用类传来改造传统的传记编纂模式，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从体裁革新角度看，魏源在《元史新编》中对列传部分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改变传统的一人一传的形式。他解释这种改变的原因时，说：“元代臣僚，则名字侏缡，文武错杂，自非以事分人，何由一目了然？故于累朝文武将相功巨，俾类相从，以及天历交兵、末年讨寇诸臣，分别部居，皆以各朝为先后，可无旧史颠倒荒谬之憾。”魏源在类传改造上的特点表现在：（一）每传之首都有总叙。总叙或提纲挈领地叙述作传之原因，或叙述传主的主要事迹和活动，这与列传一般先叙述名号籍贯不同，使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传主的位置和价值。梁启超说：“像这种做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二）增补能够反映元朝历史的重要传记。元朝开国四杰和开国四先锋是元朝立国的重要功臣，但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有些人却没有传记，正如魏源指出的：“其列传之弊，亦于开国功臣失于疏，而世祖以后诸臣失于冗。其疏者，虽以元勋硕儒而并佚其名氏，如太祖诸弟诸子各仅有一人入传。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博尔忽、赤老温二人无传，开国四先锋而大将哲伯亦无传……如平宋大将，不过伯颜阿术、阿里海涯、董文炳、张弘范等九人耳，而滥至百余传之多，今补其所必补，删其所必删，虽全无一字之博尔忽、赤老温、哲伯等，皆表其勋猷，辉照史册”。魏源认为要想反映元朝历史的客观进程，就应该对有突出贡献的功臣立传加以介绍。魏源还援《新唐书》、《旧唐书》之例，将《元史》未载的西域等情况立传加以介绍，他说：“平定西域漠北数十部无一传，何以知疆域之所至？世祖中叶，北藩、东藩叛变者数世却无一传，何以知边檄之情形？今特先叙各部各国并通之事，复详中叶疆场尾大之势，并列于各国之首，以明一代形势。至于末年群盗韩、徐、趁、张、方、明之属，旧史不列传，何以知亡国之由，今附列传末以垂鉴戒”。他自信参考诸书创立数传，以为读元史之先导。（三）以时代为经线，以事功为纬线，将人物分别归类作传。魏源将元朝划分为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选取有相同背景、相同事业、相同性质的人物，按类为其列传。如开国武臣、开国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世祖文臣……中叶相巨、中叶文巨臣、元末相臣等等，“凡名同者，观其时代不同而可辨；名同而时代复同者观事类不同而可辨”，从而避免了“旧史荒芜颠倒之憾”。（四）在传目的设置上，贯彻“详略有别”的原则，如“孝义传”设置八卷篇幅，“忠义传”设置六卷篇幅，“儒林传”设置四卷篇幅，而其它传目一般只有一至两卷的篇幅。这样的传目处理原则，集中反映了魏源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以及着重表彰元朝学术文化发展的编纂旨趣。总之，魏源在体例改造上所做出的成就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梁启超的评价可谓至论，深刻地揭示了魏著体例创新的价值所在。

其次，《元史新编》将传统正史纪、传、表、志前后顺序加以调整。历代修史，“皆以表志列本纪之后，列传之前”，唐代刘知几《史通》、宋代郑樵《通志》都认为这种编撰体例“隔制度于纪事之间，不便观览”。魏源吸收其观点，并仿照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司天职方考次列传之例，将《元史新编》的表、志部分放到列传之后。这样调整，一方面便于读者观看，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历史编纂思想的改变，即贯彻纪传体编纂“先人物，后制度”的原则。在纪传体编纂中，人物是历史编纂的核心，本纪之后次列传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志”是纪传体史书十分重要的部分，为了更好地反映有元一代的典章制度，魏源认为必须对旧元史的“志”进行改造，他说：“元史以《历志》为最善盖本，郭守敬《时历》为全书之冠，其《五行志》则诸史之重儓，今己从删。惟《天文志》内有《仪象》一门，今移附原志之末，以归画一。其《刑法志》亦例禁之重儓，今并芟雉。其余各志提纲挈领，芟其芜漫。此外，《氏族表》、《艺文志》补自钱詹事大昕，亦无遗憾。”魏源对旧元史“志”的改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郭守敬的《授时历》放在《历志》卷首，体现了作者对其科学价值的认可：“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历，历出于郭守敬，全凭实测，不事虚算，故西法未至以前，惟授时历为无敝”，充分肯定了郭守敬的科学成就。（2）对旧元史地理志进行改造。旧元史《地理志》仅载内地各省情况，对漠北、辽东、西域的情况仅有一《西北地附录》。针对这种疏阙，魏源根据王恽《周伯绮纪程》、张德辉《和林边堠纪程》以及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祁北使记》、《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补叙了一些西域的情况，特别是对和林、阿母等地的记载，是旧史所未详也。（3）删去旧史《五行志》、《天文志》中有关天人感应方面的迷信记载，将《天文志》中有关天文仪器的《简仪》、《仰仪》、《灯漏》等科技方面的内容移入历志，目的是为了避免“穿凿附会，易启硅孟之诬，滋奸民之惑，失圣人之意”，从而达到“归简易而崇实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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