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邓默晗：《提奥多里特〈教会史〉的史料来源及其功能探析》

赛里斯的提奥多里特

(Theodoret of Cyrrhus，约 393～约 460)

提奥多里特《教会史》的

史料来源及其功能探析

邓默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赛里斯的提奥多里特（Theodoret of Cyrrhus，约 393～约 460），是活跃在东部罗马帝国的著名基督教学者。他曾担任赛里斯城的主教长达三十年（约 423～453），坐拥丰富的社会人脉与极高的文化声望。提奥多里特著述颇丰，既有长篇的解经作品和论辩教义的文章，也包括数量可观的布道词，还有涉及教会历史的作品，基本覆盖了早期基督教精英的主要书写体裁。或许是因为神学类的文本占比较多，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他的宗教或哲学思想。事实上，提奥多里特作为史家的身份同样不容忽视。他至少有两部以 ιστορ ι α命名的作品。《宗教史》(Historia Religiosa)由三十多篇圣徒传记缀合而成，但各篇章之间的时序联系较为松散，很难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提奥多里特晚年另撰有《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叙述了 324 至 425 年间的教俗史事。这部作品在后世享有很高的评价。九世纪的拜占庭学者弗提乌斯(Photius)读过《教会史》后盛赞，提奥多里特“在所有我提到的作家中，有最适合历史的写作风格，清楚、庄重，且少有累赘”。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频繁引用《教会史》的记载，并称提奥多里特为“博学的”(learned)历史学家。尽管如此，《教会史》仍因其明显的史实错误和强烈的宗教情感，遭到现代学界的批评和冷落。以致迄今尚无单独探究这部作品的学术专著，只有零星讨论散见各处。不过，随着近年来完整校勘本的陆续修订出版， 对《教会史》撰述特征与书写意图的探析也迎来了新契机。

史料是史家书写历史的基础，也为奥多里特施展自己的撰史理念、实现自身的写作目的提供了基本素材。提奥多里特在《教会史》中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大量史料文献，其中不乏许多现已佚失的独家记录。过往的研究主要从寻找历史资料的视角出发，以整理书中各类史料的篇目信息，抑或考证个别篇章的史实真伪为主。而对于这些史料的来源性质、编排结构，及其在《教会史》中承担的具体功用，仍缺少系统梳理与深度解析。巴恩斯(Timothy D． Barnes)曾简要指出，比起苏格拉底斯(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和索佐门(Sozomen)等同辈史家，提奥多里特“在《教会史》中能够更加彻底地转化原始材料以适应自身意图”。可巴恩斯没有继续探讨提奥多里特“转化”原始材料的方式，也并未真正挖掘史料与史家创作意图之间的具体联系。因此，以前人的整理和研究为基础，本文将首先归纳《教会史》中史料的类型与总体特点，然后会揭示提奥多里特在运用史料时的根本意图，并试图揭示这份意图背后可能的现实考量。

史料体裁的多样是《教会史》的一大书写特点。书中既有对各类二手著作的综合利用，也出现了大段的原始文献摘录。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一方面反映了提奥多里特的史料偏好，同时也共同构成了《教会史》的核心叙事。

和许多基督教史家不同，提奥多里特极少直接援引他人的著作，特别是前辈或同时代的史学作品。虽然在开篇提到，自己将接续“教会史学之父”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开始叙述，但提奥多里特此后闭口不谈任何史家或作品的名字。不过，提奥多里特绝非没有参考其他二手材料。例如，在记述君士坦丁善待教会组织、努力解决教派冲突的事迹时，提奥多里特借鉴了优西比乌《君士坦丁传》中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君主出席“尼西亚大公会议”的过程，与《君士坦丁传》里的记载如出一辙。再如，有关印度和格鲁吉亚地区皈依基督教的描述，提奥多里特采用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鲁菲努斯（Rufinus of Aquileia，约 345～410/411）。

还有学者通过细致比较行文用词后认为，提奥多里特对耶稣受难十字架被发现的记述，很大程度上改写自杰拉西乌斯（Gelasius）的版本。马丁（Annick Martin）和乌尔班泽克（Theresa Urbainczyk）也指出，提奥多里特、苏格拉底斯，以及索佐门等一众同代史家可能熟悉彼此的作品，抑或掌握类似出处的原始史料。这也导致他们不约而同地着重叙述亚大纳修与历代君主的恩怨、安布罗休和狄奥多西一世的争执等历史事件。

相较于参考其他二手著作时的遮掩态度，提奥多里特大方地从自己的《宗教史》中选取了不少内容。从已有的成熟作品中取用文本，提奥多里特不仅展现了独立的史料来源，也省去了重新检视、审核原始材料的工作。《教会史》的第一卷引入雅各布(Jacob of Nisibis)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以及指挥尼斯比斯当地居民击退围城的波斯军队的情节; 老朱利安(Julian the Saba) 在众人面前预知“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死讯的片段出现在全书第三卷;亚弗拉哈特(Aphrahat)对“异端”君主瓦伦斯的斥责和诅咒被单独列为一章收录进第四卷;

 提奥多里特在第五卷加入了马赛多尼乌斯(Macedonius)引领安条克居民反抗提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加税的事迹。《教会史》中陈述的圣徒故事确实经过有意筛选。提奥多里特多次提醒读者，他只能涉及圣徒们很少一部分“令人钦佩的行为”。进一步比对原文可以发现，提奥多里特舍弃了那些有关圣徒们独居苦修的段落，突出的是主人公们的公共活动。尽管现已无从考证圣徒的具体生平，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确实广为流传于四五世纪的叙利亚北部，这片提奥多里特及其主要读者们共同生活的区域。提奥多里特将遥远的历史现场、一般人难以接近的最高统治者与大众熟知的地方圣徒相联系，拉近了历史与普通读者间的距离，增强了文字的的亲切感和画面感。

尽管会不时参考其他的二手著作，但提奥多里特最为依赖的史料还是各类原始文献。《教会史》中有近四成内容都是对教俗文献的直接摘录，篇幅比重超过同期的其他史著。除了数量巨大，这些文献的体裁也十分丰富。从教会成员的个人记录到宗教会议的集体决议，再到君主的敕令诏书等等，大体涵盖了罗马帝国教俗各方的声音。不同于对待二手著述的刻意疏离，提奥多里特总是明确标示一手文献的出处，像是“伟大的亚大纳修在给阿非利加人的信中说”， “君主亲自写信给他们” 等。提奥多里特或许以此暗示读者，《教会史》的记述充分建立在原始史料的基础上，书中所有引用都由他来收集、审核和编排，没有受到外界影响。

书中第一份标明来源的文献是 324 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写给塞萨洛尼卡主教的信。自使徒时代起，教会内部便一直保持着广泛且紧密的信件交流，书信也随之成为教会史家重点使用的材料。优西比乌就特别强调参与通信的人数和交往频率，以便展现迅速壮大的教会关系网络。提奥多里特似乎不太注重书信所反映的社交活动。他没有选择任何礼仪性的问候短信，也不谈收信人是否有过回复。提奥多里特倾向于将信件当做历史事件或人物思想的记录，看重文本自身的权威特性。

书信的权威性同时体现在其来源和内容上。提奥多里特选择的书信均发自帝国各主要教区的管理者。像亚历山大(Alexender)、亚大纳修(Athanasius)等人都曾担任过亚历山大利亚教区的最高负责人。尼科美底亚主教优西比乌(Eusebius of Nicomedia)也是教会内部举足轻重的人物。

身为拉丁西部的宗教领袖，教宗达玛苏(Pope Damasus)一样有信件被收录。撰写者的显赫身份体现了信件的权威出处，很多时候也代表着书信内容的可靠程度。例如，由于被亚大纳修在信中引用，马卡里乌斯(Macarius)关于阿里乌斯死亡的记载也一并受到提奥多里特的采纳，作为值得信赖的说法展示给读者。一封由教宗达玛苏亲自下发的函件，在《教会史》中标志着新一轮对“异端信仰”的绝罚正式落地生效。此外，书信还时常包含神学层面的长篇大论。像是尼科美底亚主教向同僚阐述“圣父—圣子”关系的信件，就被提奥多里特当成“异端思想”的典型，完整放进书中。

书信之外，提奥多里特也会使用亲历者的叙述。这些亲历者同样身处权力高位，他们详细记录的内容超越了个人的日常琐碎，不仅涉及众多政教精英，且事关教会的整体发展。例如，书中节取了安条克主教尤斯坦修斯(Eustathius)等人出席“尼西亚大公会议”后的细致回忆;亚大纳修讲述自己被历代君主反复流放和召回的经历也按顺序被插入《教会史》的相关章节之中。比起不少古代史著中常用的传闻证据或难以辨析来源的含混转述，来自权威亲历者的第一视角观察极具历史代入感，他们的实名记述也更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提奥多里特这种对文献来源权威与内容可靠的重视，贯穿于书中其他的文献史料中。

不只有个体叙述，提奥多里特依靠的原始史料还有教会的集体文件———宗教会议公报(Synodical Letter)。提奥多里特选择的公报原文集中于 325 至 381 年间。这一时期正是宗教会议制度化的关键阶段:从起初松散的主教集会，逐渐演变为教会最高的管理与决策机制。因此，宗教会议的公报自然代表着官方权威，其中的规定在签署人负责的教区内拥有律法般的效力，原则上需要各级信徒严格遵守。在《教会史》中，违反公报规定之人甚至要面临流放等责罚。

内容方面，与书信、回忆等材料类似，提奥多里特引用的公报也包含大量历史细节。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如会议召开的缘由，参会者的个人背景，以及各派势力在会场内外的活动等信息，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以书里摘录的 334 年撒尔底迦会议为例。文件首先详细回顾了“正统信仰”出台的过程，并通告了所谓“异端”的具体成员名单及其恶劣行为，并郑重宣布开除他们教籍的决定。同时，公告里还重申了正统的教义信条，再次强调这才是所有教徒的信仰准则。或许是认为文件的内容已足够全面且令人信服，提奥多里特有时甚至直接使用会议公告替代自己的叙述。比如，他没做任何解释便全文插入了 359 年尼卡(Nica)会议上达成的信仰决议。378 年锡尔米乌姆(Sirmium)会议的声明也不加改动地被单列一章。采用会议组织者的原始记录，提奥多里特既能保留公告本身的权威特性，也可尽量减少读者对文献可能遭到篡改的疑虑，增强内容的可信度。

基督教史家的书写无法避开他们生活的罗马社会。来自世俗官员，尤其是罗马君主们发布的公文告示，也频繁地被提奥多里特引用和摘录。尽管教会势力凭借 313 年的《米兰敕令》在罗马境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崛起，但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仍是君主本人。这些由罗马世俗领导人签署公布的文件，也就顺理成章地拥有了特别的行政权威。

凡牵涉宗教事务的文书，提奥多里特一般都选择逐字逐句地引用，极少概括其中的内容。例如，一连串长篇敕令显示了君士坦丁对修建教堂，抄写和分发圣经等事项提供的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史家还全文录入了君主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联合共治者瓦伦斯(Valens)，要求各位教会负责人拥护“正统信仰”的公函。不光有政策文件，君士坦丁写给波斯国王沙普尔(Sapor)信也被完整列出，因为罗马君主在信里要求对方停止迫害波斯境内的基督教社群。相较之下，有关军事书中呈现的是文本最原始的模样。

总之，虽然《教会史》中的史料种类各异，但它们在来源与内容等方面仍呈现出显著共性。提奥多里特会尽量选择拥有权威出处的原始记述与官方文献，以此作为追溯教会发展历程的基础素材。为了突出《教会史》独立的史料来源，他倾向从自己成熟的作品中寻找素材，并且总是刻意隐藏自己参考其他二手著作的痕迹。另外，提奥多里特十分在意史料内容的可靠程度。他偏好接近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一手记述，并着重表现文献记载中丰富的历史细节。下文将继续说明，这些貌似兼具权威与可靠性的原始资料，进一步被提奥多里特当做提升叙事可信程度，传递书写主旨的重要工具。

提奥多里特多次向读者说明，众多权威史料保证了《教会史》中叙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全书开篇，提奥多里特即表示，书信等一手材料不仅“清楚地指明了事件的全部”;也同样“验证了本人《历史》中的真相。而会议公报等文献，他也认定能够“明晰解释所有情形”，有必要原文列出。这几处表达反映出，在提奥多里特看来，相较于后世史家撰写的文字，不加修订的原始文献才最接近事件和人物的原本样貌，是证明历史“真相”的核心证据。换句话说，越是使用贴近历史现场的一手记述，越是摘录出处有保障的权威公文，就越能展现书中记述的真切，也越容易让读者接受提奥多里特所呈现的故事版本。如此也可以解释提奥多里特为何特别重视史料的来源权威和内容质量。他试图依靠大量的文献引用向读者证明《教会史》拥有的巨大信服力。

然而，提奥多里特并非真的想要利用各种史料来复原客观史实，他毫不掩饰自己在运用文献材料时的主观意图。有别于其他教会史家常用的“有人说”，“根据某人观点”，“我们要在下文阐明”等引入语，提奥多里特习惯“我认为值得引述”， “我会接着给出全文”，  “我现在将要插入” 等第一人称的介绍方式。这些措辞突出了他在史料引用上的主导地位，明示了接下来的引文例证都经由作者的有意安排，符合提奥多里特的个人标准与总体设想。换言之，这些“值得引述”的权威文献，它们证实的“真相”也是提奥多里特带有目的性的呈现，它们指明的“事情的全部”符合史家整体的撰史构想。所以，《教会史》中大量摘录的原文不应被简单地当成史料堆砌。很大程度上，它们也是提奥多里特对外展示权威证据，传递观点主旨的创作技法。在全书的主体叙事中，提奥多里特继续利用精心选取的文献篇章，通过故意舍弃的史料证据，再加上引文前后的引导性论断，从神学理论、举止道德、社会规范、世俗行政，乃至教会规程等方面，带领读者回顾了历史上“阿里乌斯派”等“异端教旨”注定的失败，并同时建构了以《尼西亚信经》为核心的“正统教义”顺利被罗马政教各界奉为绝对正确的历史经过。

叙事伊始，提奥多里特即展现出明确的“反阿里乌斯”立场。他藉由一封据说来自阿里乌斯的直接上级，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的长信，预示了后文系统批判“阿里乌斯派”的主要视角。在神学层面，亚历山大细致考释经文证据后断言:阿里乌斯提出的“圣子低于圣父”、“圣子是被造物”等观点毫无理论凭据，应被斥为“异端”加以摒弃。亚历山大还强烈控诉阿里乌斯与少数“恶毒之人”暗通款曲，密谋夺取教会的领导权。对社会道德底线的践踏也是信中亚历山大不满的主要 理由。他愤慨地表示，阿里乌斯日常伙同他人“一边引诱毫无廉耻的女性，唆使她们作为证人上庭诬告我们，另一边又允许这些女青年上街游荡，让基督信仰蒙羞”。结尾处，亚历山大再次提醒塞萨洛尼卡等地的主教，这伙人马已被革除教籍，要严加防范他们逃窜到彼此的教区。以此结论为标准，提奥多里特继续从神学教义、集体阴谋以及个人道德三个方面，着力刻画“阿里乌斯集团”的负面形象。在其后的章节里，阿里乌斯等人常被称为“渎神者”; 他们寻求对方帮助的信件成为密谋传播“异端思想”、挑战教会集体权威的重要证据;他们针对“正统领袖”的诬告和诡计也屡屡被决策者识破，最终无功而返。我们还能找到亚大纳修与彼得(Peterus)撰写的书面证言，历数乔治(George)和卢西乌斯(Lucius)———两位据称是“阿里乌斯”的拥护者，如何犯下拘捕异己、殴打贞女，乃至残害百姓等暴力事件。

提奥多里特一方面借助宗教权威之口着力批判“阿里乌斯信徒”，另一方面也积极引用文献证据以树立“正统信仰”的优势地位。依照《教会史》的记载，君士坦丁于公元 325 年组织各地教会代表召开了“尼西亚大公会议”。会上正式将所谓的阿里乌斯派定为“异端”，并出台了《尼西亚信经》作为正统的信仰文件。围绕这场极其重要的宗教会议，提奥多里特有计划地选择各方原始记录，以便塑造“正统信仰”在教会内外迅速收获的无条件支持。

首先，提奥多里特强调了教会领导层对《尼西亚信经》的拥护。书中有尤斯塔修斯和亚大纳修站与会者视角的回忆:阿里乌斯及其盟友一经发言，立即遭到绝大多数参会代表的极力斥责。紧接着，提奥多里特插入了阿里乌斯原本的支持者———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的倒戈信。后者向广大信众承认，自己和大批主教均已放弃了“异端”立场，转而签字承认《信经》的正统地位。不过，这封转变立场的声明并未被优西比乌收录进任何已知的作品里。相反，在存世的著作中，他仍抱有同情阿里乌斯的态度。显然，提奥多里特专门挑选了这位曾经的“教派敌人”的现身说法，意在佐证《信经》在教会内部获得的广泛承认。

接着，提奥多里特说明了君士坦丁作为罗马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对《信经》及其拥护者毫无保留的偏袒。书中的君士坦丁一方面亲自致信缺席的教会领导人，号召他们共同执行尼西亚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宗教决议;另一方面他也特地发文，要求大众谨遵《尼西亚信经》的规定，不然将会面临严厉的行政惩罚。提奥多里特笔下，《信经》的全面推行拥有行政公文作为保障，而“尼西亚派”的主教也凭借统治者的背书而稳获教会的领导权。在一封告示中，君士坦丁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尼西亚派”领袖亚大纳修的完全信任，并欢迎他接任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一职。相较之下，书中的“异端”骨干们则因为君主的厌恶，纷纷失去权职。在另一份公文里，君士坦丁严厉警告尼科美底亚的民众，远离前任主教优西比乌，因为此人“顽固地支持已被普遍谴责的错误教义”，现已和阿里乌斯一并驱逐流放。

然而，以上这些展示“尼西亚派”绝对强势的例证，很可能是提奥多里特精心取舍和刻意编辑的产物。其一，根据苏格拉底斯等史家的说法，阿里乌斯等人在尼西亚的会场上并非那样不堪。他们坚持和对手进行辩论，一度占据上风。甚至经由君士坦丁的强力干预后，会场上仍有许多主教拒绝接受最终的信仰文件。提奥多里特显然无视了现场其他派别的参会者，只将《信经》支持者的记录当做复述历史的唯一版本。其二，在另外一些材料中，阿里乌斯等人经过忏悔后，即被君士坦丁下令召回，并重获要职。尼科美底亚的优西比乌，也摇身一变成为君主身边的亲密伙伴，受命为临终前的君士坦丁施洗。可是，提奥多里特却丝毫未提他们被官复原职的种种情节。书中不见阿里乌斯和优西比乌向君主悔过的上奏，也避而不谈君士坦丁施洗者的姓名。相反，提奥多里特全文引述了有关阿里乌斯惨死的目击记录，用以突显“异端”们命中注定的神惩。如前文所言，提奥多里特完全可能知晓并参考过其他史家的相关叙述。显而易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故意隐匿了有损“正统信仰”利益的证据。如此操作的动机也不难猜测，提奥多里特想要避免读者们接触任何可能破坏“尼西亚派”胜利者形象的文字，从而维持《信经》在教会内外大受欢迎的叙事模式。这种“厚此薄彼”的史料用法在《教会史》中比比皆是，尤其体现在提奥多里特对宗教会议公告的处理上。

在描述过“阿里乌斯争端”的爆发以及“正统信仰”的初步订立后，提奥多里特穿插记述了一系列宗教会议。对于拥护《信经》的会议公告，提奥多里特基本选择完整收录。例如来自撒尔底迦、尼卡、罗马、伊利里库姆等会议的公告，均被提奥多里特原文列出。这些文件一致谴责了“阿里乌斯派”的神学观点及其现实中的犯罪行为，并统一放入了阐述《信经》正统地位的声明。书中出现的最后一份会议文件来自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对提奥多里特而言，经过这次大公会议的确认，《尼西亚信经》中的教义规定被正式固定下来，所谓的“阿里乌斯争端”也告一段落。

凡是被认定由“异端”掌控的宗教会议，提奥多里特不但拒绝给予“教派敌人”发声机会，也从未引述任何与《尼西亚信经》存在异议的公告。例如，提奥多里特仅用寥寥数语写到，在 359 年的塞琉西亚会议上，凯撒利亚主教阿卡西乌斯(Acacius)意欲纠结盟友攻击“尼西亚派”主教西里勒斯(Cyrillus)，却失败而归。其他史书中出现的材料，像是阿卡西乌斯质疑《信经》的长篇发言，以及经过激烈辩论产生的会议公告等，统统被提奥多里特排除出正文之外。无独有偶，提奥多里特虽然提及了召开于米兰和安条克的宗教会议，但简短介绍了被“异端教派”扰乱的议事日程后，便仓促收尾，甚至都没有告诉读者会议是否形成过最终决议。前文已经说明，宗教会议的公告是代表教会官方立场的权威文件。对不同公告的区别处理，因而极具象征意味。通过噤声“异端”，提奥多里特暗示到，只有《尼西亚信经》规定的信仰传统的才符合教会正当程序。任何违背这一官方决定的声音，无论人数多寡，均不具备程序上的合法性，根本无需放入书中。与此同时，不断重申这些支持“正统信仰”的历史文献也在向读者证明，自《信经》出台以来，“正统派”就一直占据教会的统治地位，且内部稳定团结，不曾也不可能被“异端”势力所取代。

不只是在选材与剪裁史料方面花费心思，提奥多里特还会直接点明文献引用的核心信息，以便读者尽快形成“正统”与“异端”的巨大形象反差。在史料原文的或前或后，他总是给出清楚且确定的评断，而非像许多古典或教会史家那样，罗列多种观点各异的说法供读者们自行参考辨别。比如，提奥多里特引述阿里乌斯及其追随者的通信是为了展现他们如何“为彼此装备对抗真理的武器”;他采用亚历山大利亚主教彼得(Petrus)的记录意在回顾“异端”主教路西乌斯(Lucius)的恶行;他用亚大纳修的回忆说明这位“神圣的英雄”如何关爱被“异端”迫害的普通民众;  我们能找到君士坦丁发布的公告是因为其中内容可以当做“撰写者虔诚的清晰证据”;书中出现的圣徒诅咒也预示了“异端”君主瓦伦斯即将遭遇的“天谴”。可见，奥多里特对史料的引介充分显露了他爱憎分明的感情色彩。他毫不吝惜地赞美历代的“正统信徒”，也会严厉地咒骂他指定的“异端”成员。以上这些非黑即白的评价看似武断，但却可以让读者即使无暇细读冗长的史料原文，也能迅速抓住提奥多里特的用意，为不同教派贴上史家预设好的标签。

综上所述，提奥多里特在处理《教会史》的史料时带有强烈的主观目的。他对原始材料的编排和评判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证明《尼西亚信经》作为“正统教义”的历史合法性。借助权威文献包含的巨大说服力，提奥多里特一面系统批判了“阿里乌斯派”的思想谬误和行为过失，一面带领读者回顾了《尼西亚信经》在教会内外自始至终的普遍接受。

和许多教会史家不同，提奥多里特并未详细交代《教会史》的创作主题。他只提到，自己将讲述那些“崇高的行为与有益的故事”，以防“遗忘夺去它们的声名”。但经过对提奥多里特所用史料的详细考察后可以看出，他选择书写的“行为”与“故事”之下潜藏着一条明晰的主旨线索:以《尼西亚信经》为基准的教义信条大获全胜，最终收获“正统”地位的历史过程。虽然这种教派立场主导的史料编排模式有违古今史学的客观性标准，但如果回到《教会史》创作的社会语境，就能发现提奥多里特如此使用原始素材的特殊用意。

公元四世纪末，随着基督教被君主狄奥多西一世定为罗马的“国教”，以《尼西亚信经》为蓝本的“教会正统”也顺理成章地晋升为帝国唯一的“正确信仰”，需要所有公民共同遵守。罗马政权相继出台法条，规定任何不尊奉“正统信仰”之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可事实证明，法律条文难以完全决定个体意识。新的信仰规范很快便引起社会各界的种种顾虑，直至提奥多里特活跃的五世纪上半叶依然没有平息。所谓的“异端”也并未因为几条律令就立刻销声匿迹。作为一名地方主教，提奥多里特甚至多次向友人抱怨，“阿里乌斯派”的支持者依旧在赛里斯城的地界上制造事端，令他很是恼火。如何有效地传达官方的信仰认同，统合思想分歧，乃至维护社会秩序，成了提奥多里特等“正统派”教会领导面临的任务。在这种现实需求的驱使下，提奥多里特对史料的选择与编辑也体现出鲜明的宣教意味，重视展现叙事的整体说服力。

为了增加全书的可信度，提奥多里特非常强调史料来源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倾向直接摘取来自历史现场的原始记录。同时，他有意使用多种体裁性质的文献材料，以此丰富论证的角度和证据数量。再加上引文前后态度清晰的评断，提奥多里特一步步将导向性明确的信息通过史学作品传递给读者。

在展开记述的过程中，提奥多里特尽可能地兼顾不同读者群的特点。针对神职人员等拥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人群，提奥多里特着重阐释了《尼西亚信经》在理论层面的正当性。例如，书中有神学权威的文章，细致地讲解了“正统信条”的经文来源与所谓“异端主张”的疏漏谬误。而面对广大不熟悉法律知识，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一般读者，提奥多里特选择用更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正统教义和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他把抽象的教派立场转换成大众熟悉的举止道德等社会成规，以便更好地引导读者区分高尚的“正统领袖”以及堕落的“异端信徒”。最后，通过态度明确的君主公函，依靠口径统一的教会文书，提奥多里特将繁复的教会权力斗争与神学论辩过程简化成《尼西亚信经》一路获得教俗各方全面承认的“胜利史”。尽管《教会史》缺少真正客观公允的叙事立场，但书中不断重复的结论却促使阅读者形成“正统教义”自始至终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被动记忆。

总而言之，在提奥多里特这里，教会史学不是口口相传的奇闻异事，也不是他个人道听途说的故事集锦。如同教义需要被“正确”理解一样，教会的历史也必须从“正确”的角度被记录和讲述。书中那些来源权威、细节丰富的文献引用，不仅组成了《教会史》的核心史料，也进一步被提奥多里特拿来用作构建“正统”合法性、回应现实需求的写作工具。但必须注意，提奥多里特无差别地将原始文献与真实历史等同起来，导致他没能对所有史料进行最基本的辨析与考证。就连提奥多里特自己也承认，他为了“叙述的统一”不惜打乱各项历史事件原本的年代顺序。因此造成《教会史》在准确性上经常出现各种明显的偏颇与疏漏，甚至还有不少虚构的情节。这也提醒我们，今后在阅读和利用这部作品中的记载时，需要格外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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