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彼得·布朗
外国史学
彼得·布朗与他的古代晚期研究
刘 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摘 要：彼得·布朗是当代西方史学界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古代晚期研究将从古典向中世纪过渡的时代视为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历史世界。布朗的“古代晚期”并非一个固定的历史分期，而是一个时空边界开放的史学问题，变迁与延续之间的张力是其核心问题。在其学术生涯中，从奥古斯丁这个时代人物到神圣性、社会领袖、身体、财富，布朗通过变换的视角对古代晚期世界社会结构、思想气质与心理结构提供了多项创造性的研究。
关键词：彼得·布朗；古代晚期；基督教史
1958年，在伦敦的瓦堡中心（Warburg Institute）,时任伦敦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的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组织了一轮系列讲座。八位受邀的欧美学者就“公元4世纪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这一主题，进行了自选题目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集结出版。莫米利亚诺在为该文集所撰写的名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的序言中指出，把基督教的兴起当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成因，始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但19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在解释从罗马帝国向中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的问题上。20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家，如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道普施（Alfons Dopsch）和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在讨论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变迁时，同样未能把基督教的兴起有效地纳入讨论。基督教会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停留在观念层面上的历史神学问题，如哈纳克（Adolf Harnack）对“教义”（Dogma）和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对“社会学说”（Soziallehren）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无人就基督教对多神教社会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现实层面的评估。”
这本文集出版于1963年。这一年，莫米利亚诺在牛津任教期间指导过的一名学生，彼得·布朗，在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教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布朗成为了西方史学界最多产、最有学术创造力、最具感召力的学者之一。正是在布朗的引领下，莫米利亚诺当年呼吁的那种针对晚期罗马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现实层面的评估”,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对于这个新兴学科的兴起以及布朗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西方学者已有若干学术史回顾。在中文学界，陈志强、侯树栋、刘林海、李隆国、包倩怡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晚期的与布朗的学术贡献做了极富意义的介绍与分析。但针对布朗的学术生涯与成就的全面学术史评述，迄今为止，在中西方学界都尚付之阙如。本文将尝试填补这一空白，结合布朗的学术生涯轨迹与他不同时期的核心研究，力图尽量清晰地梳理这位当代史学巨擘的史学理路与他所开启的古代晚期研究的学科特质。
一、从奥古斯丁时代到古代晚期世界
彼得·罗伯特·拉蒙特·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在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工程师，幼年时，因其父海外工作的需要，布朗曾被带到苏丹等非洲国家短暂生活。他后来对中东和近东地区的学术兴趣，或许与这段儿时经历有关。不过，对布朗的学术取向真正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种对基督教传统内部的多元性的敏感。爱尔兰在中世纪之前独特的基督教形态，颇能获得在20世纪爱尔兰天主教环境中生活的新教徒们的共鸣。而探索罗马大公教会之外种种更具地方性、更多元的基督教社会和精神样态，正是布朗日后所致力的“古代晚期”学科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在什鲁斯伯里公学（Shrewsbury School）读中学期间，因为成绩优异，布朗被建议选择希腊语作为学习方向。在当时的英国，古典文化依然被当作精英教育的基础。不过，布朗所倾心的并非古典传统，而是早期基督教。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学习希腊语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读《约翰福音》。此外，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让布朗对充满变故的晚期罗马帝国着迷。罗氏在这本名著中提出，罗马帝国的崩溃，始于3世纪时乡村普罗大众和军队这两股“反动”力量的联合，及其所导致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凋敝。布朗日后的研究则大大修正这位“沙俄遗老”关于晚期罗马帝国的悲观论断。
在1953年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后，布朗选择了“近代史”（Modern History）作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在牛津的学制体系里，公元3世纪之后的西方历史都被统称为“近代史”。与之相对，古典学方向（Literae Humaniores）的教学内容基本以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时代（98—117年）为下限。这背后的意思是，西方古典文化在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312年）之后就断绝了。布朗后来称这种传统史观为“古典学的傲慢”。在他看来，夹在所谓“真正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3—8世纪，是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具有鲜明特点和高度成就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地中海世界里，古典传统和革新元素同时迸发出极高的活力，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在这两种力量交织的牵引作用下，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就是这个“非古典”的古代世界，布朗后来称之为“古代晚期”。
布朗对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是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上手的。他就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奥古斯丁（354—430年）。“奥古斯丁的时代”（the Age of Augustine）是布朗在本科阶段选择的一个研修专题。1956年毕业后，布朗先后从梅伦学院（Merton College）和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获得研究基金，后于1963年于万灵学院获得教职，得以在牛津继续从事围绕奥古斯丁和他身处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的研究。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于1967年的《奥古斯丁传》。为这位伟大的思想者作传，布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法国宗教史大家马鲁（Henri-Irénée Marrou）在名著《圣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中所塑造的站在垂死的古代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十字路口的奥古斯丁形象，对包括布朗本人在内的战后学者依旧影响巨大。但布朗的关怀更进一步。他关心的不仅是思想家奥古斯丁，而是奥古斯丁作为一名时代中的个体：
奥古斯丁不仅生活在一个急速剧变的时代；他本人也在一直改变。研究中衰的罗马帝国的史家，能够通过追随他的生平来把握那些历史进程：是这些进程使奥古斯丁从一个在安全的行省【阿非利加】里为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老故事哭泣的学生哥，最终以一个当时正被来自瑞典南部的部落武装【汪达尔人】封锁的非洲港口【希波】的大公教主教的身份离世……通过写作，通过行动，通过对越来越大群体发挥影响，他也参与了加速身边世界的变化，这个外部的变化和他自己内心的转变一样迅猛。
整个古代晚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通过数量惊人的作品给后世留下了那么多的“写作”和“行动”,也没有人像奥古斯丁那样敏于观察自我和他人。布朗从奥古斯丁那里“借来了一种语言”,用以抓住“后君士坦丁时代”罗马社会的变迁节奏。布朗无与伦比的文字魅力也在他的首部专著中尽显无遗。时任牛津大学钦定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一份私人书信中表示：
我觉得彼得·布朗关于圣奥古斯丁的书写得棒极了。我把它选入了我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列的年度书单。我正在试着从艺术协会为它争取一项文学大奖。除了有高度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这本书文笔极佳。现在在英国，就连尝试去写这么漂亮的学术著作的学者也已经很少了。当然啦，美国学者更糟。
但奥古斯丁的世界（公元400年前后的北非和意大利）远不是布朗学术视野的全部。在1969—1970年，布朗在万灵学院先后开设了两门讲座课程：“拜占庭、波斯与伊斯兰的崛起”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社会与超自然世界”。这两门课，尤其是后一门，成为了重要学术史事件。挤在万灵学院狭小的霍凡登室（Hovenden Room）中旁听“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的学者中有很多当时和未来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栋梁人物。一位当时的本科听众如此回忆道：
“社会与超自然世界”系列讲座极受欢迎。绝大多数听众是挤坐在休闲椅、窗台和地板上听课的。这和学校里的一般讲座课程大相径庭。后者的模式是，学生坐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教室中规整的座椅上和书桌前，教师站在讲台上授课。与此不同，在布朗的这门课上，门徒们在霍凡登室里围坐在老师的脚边。这种形式，再加上课程内容的异域色彩和演讲者本人具有魅惑性的演说风格，把听众们从牛津潮湿、阴暗的夜晚带到了1500年前鲜亮的地中海世界。
这两门讲座的核心内容构成了布朗的第二本专著、出版于1971年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的主题。这是一本从形式到风格上全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传》的作品。全书篇幅仅200多页，还包括130幅穿插于文间的插图。这本书是布朗受他的牛津同事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之邀，为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的“欧洲文明馆藏系列”（Librar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写的分册。这套书的定位是面向大众。布朗在这本书里用的“古代晚期”这个术语，之前基本只在德语艺术史学界出现，如奥地利艺术史学者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对“晚期罗马”（spätrömische）工艺美术、德国文艺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拉丁古代晚期”（Late Latin Antiquity）修辞学的研究。根据布朗后来的回忆，大概是熟稔德国史学的巴勒克拉夫，把古代晚期（Spätantike）的概念推荐给了他。这是一个具有学科史意义的书名选择。这本小书出版后，学界反应相当热烈。作为一个史学领域的“古代晚期”正式浮出地表。
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中译本
尽管有着通俗读物的外表，但任何读过《古代晚期的世界》的读者都会承认，这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作品。它可能是布朗所有著作中最难把握的一部。布朗在书中表示：
这本书是一项关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读完本书后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所心得：古代晚期的世界（大致从200—700年）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古典”文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个时代发生的迅猛变革又是如何决定了西欧、东欧和近东之后的不同演进路线。
研究这个时代，必须时刻留意这个以地中海为中心、历史和传统极其悠久的世界中变迁与延续之间的张力……
相比《奥古斯丁传》,《古代晚期的世界》处理了更大空间和更长时段。整个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都被纳入了“变迁的舞台”。从奥勒留到穆罕默德，是从由罗马和萨珊波斯两个帝国主导的古典世界，向日耳曼蛮族国家主导的西欧、拜占庭帝国主导的东欧与小亚西亚和阿拉伯帝国主导的近东的中古世界的变迁。以奥勒留皇帝的时代为叙事起点，让人联想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阿拔斯王朝的崛起为终，则暗合了皮朗“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中世纪起源命题。不过，既不同于吉本的政治—军事主题，也不同于皮朗的经济—贸易主题，布朗的“古代晚期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宗教—文化的世界。但是，布朗是在最广义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之下观察精神世界的变迁的：
没有人能否认古代晚期的社会革命和精神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正因为它们如此亲密相关，这种联系不能被化约成一种肤浅的“因果关系”。很多时候，历史学家只能说，某两种变迁同时发生，以致于不论及其中之一，就无法理解另一个。一部只有皇帝、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古代晚期的世界的历史，给出的只能是有关这个时代质地的一副无色彩的和不真实的画面；而一个只涉及这个时代获得安顿的灵魂（sheltered souls）——即僧侣、神秘主义者和杰出神学家——的叙述也是一样。
布朗潜在批评的这两种“无色彩的和不真实的”古代晚期图景，在当时的英国学界均有典范。大史学家琼斯（A. H. M. Jones）篇幅超过1500页的三卷本巨著《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一项社会、经济和行政调查》出版于1964年。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琼斯关心的是晚期帝国的政治经济系统的运转状况。布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长篇书评；但也暗示，琼斯提供的历史图景过于静止和平面。几乎同时问世的另一部有很大影响的著作，是古典学者多兹（E. R. Dodds）的《焦虑时代的多神教徒与基督徒》。这本带有浓郁精神分析色彩的小书考察了从奥勒留时代的2世纪到君士坦丁时代的4世纪期间，罗马帝国的思想界中普遍兴起的“物质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和在超验宗教中逃遁现实的风尚，“一种内生的神经质和一系列兼具强度和广度的罪感。”在多兹看来，这一积累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代氛围，为4世纪君士坦丁的皈依和随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彻底胜利提供了精神土壤。在为这本书写作的书评中，布朗批评多兹所塑造的“困陷在神经质的孤独”的古代晚期人格带有太强的现代性的投射（“焦虑时代”这一表述本身就是借自诗人W·H·奥登的一首同名诗）,而没能看到这种看似“遁世”的思潮从4世纪开始发挥的社会建构功能：最能干的政治家和群体领袖本身都有很强的苦行主义倾向。只有一种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的历史研究，才能解释“让如此多的罗马帝国成员渴望成为‘新’人的那种不断增加的迫切感中的多条重大脉络。”
《古代晚期的世界》的主角就是这些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中都渴望“更新”的人。这本著作的最大冲击力在于，布朗让读者最大程度地直面这些古代晚期人的生活和内心。130幅插图中，有117幅是当时艺术作品中留下的人像。同时，布朗有意识地通过大量的史料文献引述，直接呈现文字背后的生活经验。这种“让文献自己说话”的写作策略，后来成了布朗写作的惯用技巧。
二、神圣性位置、身体与“东西分途”
“以人为本”不只是一个方法论选择。社会权力的人格化本身，被布朗看作是古代晚期的重大特征，既区别于之前的古典时代，也区别于与之后的中古时代。这一问题在与《古代晚期的世界》同年发表的论文《圣人在古代晚期的兴起和功能》得到了集中处理。这是一篇具有范式意义的论文。如其标题所示，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在5、6世纪地中海东部涌现出大量的离群索居、实践苦行生活的基督教圣人（holy men）,以及社会各阶层尊敬和崇拜他们的现象。布朗并不将圣人的涌现看作孤立的宗教现象，也并不满足于民间信仰等简单化的解释，而是从圣人在当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切入。其论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在小地产趋于主流的东部省份，尤其是叙利亚，圣人代替撤向城市的大地主，充任村庄和小农的庇护人，在各个“小世界”的内部仲裁与排解纠纷，同时承担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职责（如与中央政权协商税赋额度）。此外，在那个政权与教权关系尚未清晰厘定的时代，秉持直承上帝的权威的圣人也很好地充当了世俗权力与教会之间沟通与妥协的中介。而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圣人是“职业基督徒”,是能够提供可信的具体生活指导的导师：
因此，圣人的卓然地位让古典晚期成为了一个宗教史上独特的时段。古典时代让人想起的意象是大型庙宇；中世纪则是哥特风格的教堂。在两者之间的时代，激发想象的则是肖像：圣人的圣像，哲学家严峻的面容；壁画和马赛克上的成排的凝视的面庞。在长达若干世纪的时间里，超自然的“位置”（locus）被认为落实在个体的人的身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圣人的兴起和古典制度的销蚀是同步发生的；圣人的衰落——或者说其上升轨迹趋于平缓——则和一种新共同体权威意识的重新确立同时发生……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社会的胜利，并不是唯一神对多神的胜利，而是“人”对他们的过去的那些制度的胜利。
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对布朗“圣人”命题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来说，主要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影响。1967年底，布朗曾就晚期罗马帝国的巫术问题，和道格拉斯有过一次长谈。而之后阅读道格拉斯的《自然符号》带来的启发，更是被布朗描述成“不亚于万有引力的发现”。引起作为史学家的布朗共鸣的，是作为人类学家的道格拉斯对仪式化宗教的同情。仪式化宗教并不应被贬低为迷信的“低级宗教”,而是需要作为连接社会经验和宇宙观的一种符号语言，被严肃对待和解读。“我们应该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的形态，说出什么样的宇宙有可能被建构出来。”
对于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引入具体的历史研究，布朗始终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他心目中跨学科的借鉴是思维方式的消化，而非生搬硬套：
【在探究人类行为时，】我们会遭遇成见和惯例的铜锈，这些铜锈如此有效地掩盖了人类行为的真正性质，以致于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邻人和我自己，就像我们无法理解4世纪的人一样。
这种附着在人类行为上、以“显而易见”的面目出现的铜锈，是历史学家最大的敌人。历史学家需要心怀感恩地调用每一种可用的技能，来教自己如何移除这种铜锈。
这是一笔重债。历史学家要想还债，只能通过以希望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其它学科——要抱有谦逊之心，也就是带着审慎的敬重看待科学传统的特质，这些传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演变，就像史学一样。学科间直接的“移植”不能替代对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缓慢消化。历史学家能从精神分析、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众多现代阐释者那里学到很多。但如果只满足于把他们当作理解过去的很多“工具”,就永远学不到他们的洞见。
记录圣人或圣徒事迹的圣徒传作品（hagiography）,因为记载的都是在现代科学看来荒诞不经的奇迹故事，在传统历史科学中往往不被当成有效的史料。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70年代提出的“圣人”命题针对的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东岸，特别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在5世纪经历了蛮族王国取代罗马帝国的政权鼎革的地中海西部的拉丁世界（包括西欧和北非）,只被一笔带过。这种“重东轻西”的倾向同样适用于《古代晚期的世界》。这一方面是因为布朗已经在《奥古斯丁传》中考察了西部拉丁世界。但更为重要的是，布朗认为，古代晚期地中海东、西部在变迁节奏和路径上的差异，需要分别处理。事实上，“东西分途”本身正是古代晚期最重要的历史主题之一。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东西差异（拉丁西欧vs.拜占庭和穆斯林的东方）对南北差异（南部地中海地区vs.北方内陆）的替代。亨利·皮朗是对这个历史现象最早做出集中阐述的学者。根据著名的“皮朗命题”,在5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得以保全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在7世纪的穆斯林扩张中遭到了彻底的打破；西欧由此被迫向北部内陆发展，成就了查理曼的欧洲帝国，西欧从此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作为一名经济史学者，皮朗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地中海远途贸易的兴衰。“皮朗命题”的问题意识对应到基督教史中，则是拉丁大公基督教世界（Catholic Christendom）形成的问题。布朗最早是通过讨论东、西部世界中神圣性位置（locus of the holiness）的差异来介入“东西分途”问题的。在西部世界中，与东部对尚在人世的圣人的崇拜几乎同时兴起的，是对死去圣徒的坟墓和遗骨的崇拜。布朗对后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圣徒崇拜在拉丁基督教的兴起与功能》一书中。在这本书中，布朗进一步系统地批判了学术研究对精英“高级宗教”与大众宗教经验的二分，并以休谟《宗教的自然史》为起点，梳理了宗教研究中这种“双层模式”（two-tiered model）的知识谱系。在布朗看来，4—6世纪在拉丁世界兴起的、圣徒连接天堂和尘世并提供赎罪机会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圣徒崇拜的实践，并非如“双层模式”所理解的愚昧大众的迷信。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统治终结后，原元老院家族出身的主教们作为社会的新领导者，塑造了圣徒崇拜的理念和仪式，巩固了教会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权威。与地中海东部扮演社会中介功能的圣人不同，西部世界中圣徒代表了一种体制化的超自然力量。套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是一种高度例行化了的卡里斯马权威。
在《圣徒崇拜》中，布朗通过传统社会精英（元老—大地主阶层）在帝国系统崩坏后转入教会所引发的拉丁教会的“贵族化”（aristocratization）,来解释拉丁基督教独特发展轨迹。在这一视角下，罗马社会的“皈依”,体现为社会领袖从原有的公共空间（城市）向新公共空间（教会）的转移，以及这些社会领袖的自身认同的变化。由此延伸出的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领导权问题，构成了80年代之后布朗多项研究的主题。它涉及到社会精英的养成理念（从古典教化[paideia]到基督教教义）、表达政治意见的话语形态（修辞术的基督教化）、对民众的庇护和领导方式（从城市公益事业到基督教会的救济）等多向度上的根本变化。布朗后来的两本小书，《权力与说服：迈向基督教帝国》与《晚期罗马帝国的贫困与领导权》,就是以这些变化为主题的。
The Cult of the Saints（《圣徒崇拜》）
《圣徒崇拜》一书的内容基于布朗于1978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哈斯凯尔讲座（Haskell Lectures）。在这一年，布朗选择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系的教职，离开英国，来到了美国学界。在此之前，布朗于1973年在牛津晋升为教授（reader）,之后又在伦敦大学做了3年的近代史讲席教授（1975—1978年）。西游美国的选择应该与对学术环境的考虑有关。北美学界更为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更丰富的学术资源，为布朗发挥学术影响提供了更大空间。但不同的学术文化也令他在初来乍到时感受到了某种束缚性的压力。如果说，跨学科研究在英国史学界是一种选择的话，在美国它是一种必须。布朗在回忆他初到美国的经历时表示：
与同事第一次就我的专业进行交流，是在一个讨论我的《圣徒崇拜》书稿的研讨课上。他们很有礼貌、但非常坚定地批评我没有用到“阈限”（liminal）这个词【注：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特纳的理论概念】。他们当然是对的。我回家后乖乖地读了维克多·特纳。
但我不禁注意到，在这个新环境里，理论洞察是以一种很不同的方式被吸收的。这不是【英国学界】的“多点聚焦”的世界。在保持了些许距离的情况下，来自“外部学科”的好想法对牛津的鸿儒们（Oxforddons）也会产生触动和启发；在这儿【美国】,这种情况不被允许发生。它们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被引进，并在大学结构内部获得表达。我很快注意到，“跨学科”这个词能让教务长的嘴角泛起微笑，也被用来让学术资助方动心。我也注意到，在评估竞争的候选人或研究课题时，“理论化程度不够”（under-theorized）这个词在反对者口中会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有趣的是，在这种追求理论化的大环境中，布朗写作了理论色彩很淡的著作《身体与社会：早期基督教的男人、女人与性弃绝》。这是最体现文本解读功力的一部布朗作品。书的主题是基督教诞生之后4个世纪内，各位基督教作家（从圣保罗到奥古斯丁）对身体、性、性别、守贞和婚姻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布朗选择了一种朴实的行文结构：以单个或成组的作家为单位分章，逐一考察每位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观点，以及该观点在其整体思想中的位置。《身体与社会》以细描的方式，呈现了早期基督教关于身体和性的“多岐”的思想理路。
缺少理论面目并不意味缺少理论素养。就提出的问题本身而言，布朗受到了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哲学活动作为生活方式”命题的启发（布朗自豪于自己在英译文出现之前就“发现”了阿多）。这个思路使布朗能够把早期基督教思想与基督徒个体自我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self）的诉求相关联。塑造了早期基督教伦理的苦行主义，是自我转化在身体层面的体现。《身体与社会》特别关注对身体和性的不同态度如何对应了对世界秩序与人在其中位置的不同理解。在这里，东、西方基督教的分途，具体体现为对身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堕落教理的不同看法。在东部基督教思想中，对性的摒弃和对身体感官的超越，指向的是在上帝设定的宇宙秩序中对坠落前原初状态的回归。与之形成对比，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对中世纪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奥古斯丁思想在性和原罪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性弃绝中包含的不是拯救的契机，而是对精神死亡的恐惧；身体成为了“自我”内部的一种异己性的、但在此世中无法脱离的元素；真正的慰藉无法在宇宙秩序中实现，而是只能诉诸于对超越性彼岸的热望。
美国学界火热的性别研究风潮，很可能是促成布朗写作这本专著的背景之一。布朗选择了一种适合历史学家的方式介入这一学术热点：悬隔现代的偏见，以“同情之理解”对今天看来怪异、不人道的早期基督教身体观加以耐心体察，还原当时的禁欲主义背后丰富但充满张力的人生理想。无独有偶，与《身体与社会》几乎同时面世的另一本宗教史经典，卡罗琳·拜纳姆（Caroline Walker Bynum）以晚期中世纪女性的绝食为主题的《神圣的宴飨与神圣的禁食：食物对中世纪女性的宗教意义》,体现了与布朗非常类似的史学方法与立场。
三、西方基督教世界
在《身体与社会》正式出版时，布朗已经离开了伯克利，前往美国东海岸，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讲席教授，并在那里一直待到2011年退休。根据布朗自己的说法，普林斯顿至少在两个方面提供了更好的学术资源：更丰富图书馆藏书和更多的前往近东旅行考察的机会。
在普林斯顿岁月里，布朗出版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胜利与多样性，公元200—1000年》（1996年初版）。这是他最被广泛阅读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的主题是古代晚期和早期中古欧洲的基督教化历程。《兴起》是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主编的“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丛书系列中的一本。这套丛书由欧洲五国的出版社联合发行，每本分册以五种欧洲语言（德、英、法、西、意）出版，主打的概念是“欧洲经验”与“欧洲意识”;用勒高夫在丛书主编前言的话说，是“我们的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欧洲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读者只要打开《兴起》一书就会意识到这绝非一部中规中矩的西方基督教史。全书以一部3世纪初的叙利亚语对话体文学开篇。这部名叫《诸国律法》的文献记录的是一位名叫巴戴桑（Bardaisan）的哲人的思想。巴戴桑生活在埃德萨（今天的土耳其乌尔法）,供职于罗马帝国附属国奥斯本（Osrhoene）,擅长射箭，以希腊人自居。同时，他还是一名基督徒。《诸国律法》议论了包括北印度、布哈拉（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不列颠和罗马帝国在内的各地的风俗法律。书中的对话者表示，基督徒“无论身处何处，地方性的律法不能强迫他们放弃弥撒亚的律法【即基督教信仰】。”这个极具陌生化效应的开篇显然是布朗刻意选择的：
任何以基督教在200—800年间西欧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主题的著作，都必须从巴戴桑的视野开始。这本书【《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研究的对象，仅仅是巴戴桑作品中描绘的大片地域中多种基督教形态中的一种。我们应该时刻铭记，“欧洲的形成”不过是这片地域的西北角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这本书涵盖的时段内，基督教仍然存在于构成了地中海和西亚古代世界的“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的整个区域，而且依旧活跃。
布朗希望告诉读者，在西方最终得以确立的大公基督教，既不是唯一的基督教形态，也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是“唯一正确的”基督教形态。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在他的故事里都没有位置。大公基督教在古代晚期和早期中世纪的形成，只能在最具体的“变化的情势和变化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兴起》出版6年后，布朗推出了修订版。他不但重写了部分篇章，还增加了一个关于方法论的序言。在序言中，布朗提出的一系列中层概念，来帮助读者理解书的副标题中“多样性”与“胜利”的具体含义。
布朗曾开玩笑称，《兴起》是对《古代晚期的世界》中被忽略的西方的一次“公开致歉”。事实上，90年代之后，布朗的研究兴趣开始重新摆回拉丁西部世界。他退休后出版的《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衰亡与基督教会的形成（公元350—559年）》,就是关于西方基督教的形成这一主题的又一部著作。与《兴起》一书的长时段和大空间相比，篇幅更长的《穿过针眼》是一本视野非常集中的作品。书中处理的时间段从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第5—24章）聚焦于370—430年；地理空间则主要是意大利、北非与高卢。在这本书里，布朗又回到了他第一本著作中的那个奥古斯丁的时代。不过，这一次布朗带给读者的并非传记，而是一场社会变革的时代剧。他想讨论的问题是，4世纪中期尚处在罗马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基督教会，如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了聚集财富和权威的中心。这个古代晚期西方的“权势转移”故事，像福音书中耶稣说给阔少的譬喻（本书正标题的出处）一样具有戏剧性。要搞清楚骆驼如何过得针眼，就必须考察“350—550年这段不平静的岁月里，整部拉丁基督教的社会史。”
《穿过针眼》中译本
对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究竟如何在4—6世纪的西地中海世界发生的问题，布朗给出的并非一个解释，而是一簇彼此纠缠的思想和社会的解释线头。把这些线头拧在一起的，是关于财富使用和理解的变化。维持罗马帝国的是一套财富分配和使用的习惯做法与共同理念，包括：由朝廷、元老院和市议会通力合作实现的年度征税；补贴军队和罗马城的粮食周转与食物配给；贵族阶层在城市中为稳固名声和庇护者的地位、赢得市民支持而做的慷慨捐赠与赞助；在乡下为突显自身阶级属性而营造的奢靡生活方式；财富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属性的观念，包括丰收反映神的赐福、人世间的财富区分对应宇宙秩序等。
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灭亡，表现为这些与财富有关的制度和非制度的“规矩”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基督教会为轴心的新的财富原则。教会不但仍旧是穷苦大众的施舍者和代言人，还代替了原先的市议会和帝国，成为市民的领导者和公共生活的维持者。向教会遗赠意味着把家族与神圣空间永久相连，这逐步成了贵族处置大宗财富的重要选择。信众向教会的定期捐献被认为是宗教赎罪的必要环节。主教作为教会财富的“法人”,以代表穷人的名义保存资产和经营土地。教士主持的仪式和修士的祈祷，被认为是地上的财富转化成“天上的财宝”的枢纽。这些变化的发生绝非一蹴而就，也并不存在预先设计的发展轨道。在350—550年的两个世纪中，通过不绝如缕的大小事件的积累和不同思想的相互碰撞与融合，这些变化切实地发生了。西部世界由此从帝国的时代走向了教会的时代。同时，教会本身也发生了彻底改变，从边缘性的社会团体“穿过针眼”,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脊干。西方独特的大公基督教走向成型。
《穿过针眼》面世3年后，布朗又连出两本专著，延续了他关于早期基督教与财富问题的思考。2015年的《灵魂的赎金：西方早期基督教的死后生活与财富》集中讨论了通过此世的财富来换取灵魂救赎这一西方基督教特有的观念。这本新书为《穿过针眼》的社会视角提供了神学角度的补充。2016年的《天上的财宝：早期基督教中的神圣穷人》则把视野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特别是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中东地区，体现了对《穿过针眼》的主题的空间扩展。
四、变动中的布朗与古代晚期
在牛津求学和任教的经历被布朗事后略带戏谑和怀旧感地描述为“反对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支配性的夸张观念的顽强的游击战。”在他前往美国后，北美高度发达的学术产业催生了“布朗学派”。直接的成果，是由他担任主编、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古典遗产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Heritage）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以“对西方古代世界的转化的多学科、跨地域视野”为标志，涵盖对“北非、中东、古代晚期欧洲、罗马、拜占庭、萨珊伊朗和莫洛温高卢”的“考古、视觉艺术、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宗教史、哲学与宗教思想、文学与文本研究”,已推出了近60本专著，是近三十年来推动布朗式的古代晚期研究的重要策源地。昔日的“游击队”成了有规模的“正规军”。“布朗学派”的学术内核正在于“转化”二字：古代世界没有衰亡，而在时代变迁中实现了承继性的“转化”。这种学术风潮的蔚然成风，特别是“转化”范式本身渐渐出现的教条化倾向，使一些学者（基本都是欧洲学者）开始发声质疑古代晚期研究“只见转化，不见衰亡”的缺陷。
公允地说，这一批评更多适用于“布朗学派”的整体倾向，而较少适用于布朗本人。布朗是一位极善于吸收多种学术传统的学者。例如，对强调“衰亡”的吉本的史学遗产最体贴的当代评论之一，正是出自布朗之手。此外，布朗跟进新研究的速度让最勤奋的年轻学者也会感到汗颜。史学界中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高频率、大幅度地修正自己过去的见解。布朗习惯于借旧作重印的机会，通过长篇的新序或补记，结合新的学界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反思，对过去的研究进行订正。作为极度高产的学者，布朗的每一本著作都既是对自己最初关心的问题的回归，也是对先前探索的推进。
同时，布朗也一直孜孜不倦地不断拓宽“古代晚期”的时空范围。他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古代晚期研究的考察范围应当包括“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的原罗马帝国影响所及疆域，连同“整个西亚、向东穿过伊朗高原直到中亚，北抵高加索山，南到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外加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海的草原走廊。”在被问到“古代晚期究竟何时终结”时，布朗的回答是：“总比你认为的更晚。”此外，与很多从事“大历史”写作的史家不同，布朗不满足于通过译文阅读史料。伴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张，他发展出了阅读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和土耳其语的能力。
2016年，一本题献给布朗的论文集问世，书名为《古代晚期的变动》（Motions of Late Antiquity）。“变动”一词的选择，确实颇为适合概括布朗的古代晚期研究。以宗教问题为起点，布朗在古典与中古之间的历史世界的社会结构、思想气质与心理结构中蔓引株求，细腻地揭示这个时代在“变”与“不变”之间的微妙张力。他的“古代晚期”与其说是一个固定的历史分期，不如说是一个时空边界开放的史学问题。从奥古斯丁这个时代人物到神圣性、社会领袖、身体、财富，布朗不断变换着他观察历史风景的窗口与感受历史体验的切片。从不满足于固化的历史判断，不断通过突破边界和自我修订“求变”,也是布朗治学的最大特点。“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学生发现他遭遇到了一种强大到任何现有的工具都无法衡量的力量。”这句被布朗在著作中引用的话也适用于他本人的古代晚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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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金嵌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