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清乾隆间钞本）
中国古代史学
“谱之废与兴，人也”
——徽州学者的家谱编者论
徐 彬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摘 要：编修者在家谱修撰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家谱的编修过程中，徽州的谱学形成了关于谱学编修者应具备素质的一些理性认识。这些观点认为家谱编修者的道德修养对家谱的编修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编修者勤奋精神是家谱为能否修成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而编修者是否具有一定的官宦权位则是家谱修撰的又一重要条件，最后家学传统也对家谱的编修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徽州学者；家谱编修者；谱学
一部谱学作品的好坏与其编者的水平直接有关，编者的主观动机、综合能力无疑都对谱学产生着影响。什么样的人堪当此重任呢？这是族谱编修中一直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徽州地区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
雍正七年（1729）休宁梅林人汪应铨说：“顾今天下名家巨族在在具有，而克修其宗族之谱牒者指不多屈，盖修谱一事，亦难矣。才智短者不足以析其条理，学问肤庸者不足以博其故实，精神疲惫者不足以弥其隙漏，财力吝啬者不足以举其大功，由是言之，谱之修也，不诚难矣哉。”他对修谱人的“才智”、“学问”、“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要求。正是由于对修谱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所以乾隆年间徽人祝论义就说：“谱不自成，待人而成，故当世有其人则谱兴，无其人则谱废，谱之废与兴，人也，顾不重耶！”清楚地提出了“谱之废与兴，人也”的“谱待人而成”的观点，突出了编修者的重要地位。祝论义虽没有论述对修谱人要求的具体标准，但他依然让我们去思考人在修谱中的重要性。康熙二十九年（1690）程拔先的话，可能会加深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他说：“家有谱犹国有史也，国有史而后是非明，得失定。家有谱而后支系叙，昭穆分，若四肢之联而不乱，气脉之贯而相能也。然史则代有成书，而谱则家世辽远迁徙难稽，自非硕学宏儒，深识大力者，谁能起而纂定之。”他所说的“硕学宏儒，深识大力者”可以看作是对编修家谱人员要求的细化。
康熙二十五年浮梁景德镇东山程氏裔孙程廷显则说得更具体了。他说：
谱以联宗萃涣也，谱本支易，谱统宗难，谱统宗而俾系讹为正，支遗为补，则尤难。盖人情贵贵崇名，古今人尽类然也，非籍权位难统宗，非籍材名难统宗。籍权位材名，昔学士篁墩先生已统宗矣，而或系讹支遗，不能不赖后贤之补正。则补正之人不籍权位材名也，赖有仁孝刚明者起焉，持其坚忍之力，而己见不参，俗情不系，一秉虚公为辨定，而后统宗之系讹可得正，支遗可得补，故曰尤难也。
文中将修谱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与条件说得十分明了，大致看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仁孝刚明”与“己见不参、俗情不系”的道德修养，即“德”；二是“坚忍之力”，也就是毅力；三是权位与材名，虽然程廷显更钦佩“德”与“毅力”，但他并没有否认“权位材名”的作用。这些方面无疑为我们考察徽州学者关于谱学编修者的素质提供了基础。
一、“秉德不回”与编者的道德修养
编修家谱者应是有德之士，这一点是徽州学者们的共识。
康熙三十七年，浮梁景德镇南门程氏裔孙程文炳论道：“窃闻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修史者扶植纲常荣辱褒诛，千古不易至严且慎。若夫修家之谱，联支派，严真伪，定是非，与修国之史何以异。虽然难言之矣，修谱于一郡一邑，年近而易稽者易，修谱于各省各郡，世远而难考者难，必欲详其是非，续其遗漏，别其真伪，俾一本而统万派，脉胳分明，毫厘不爽，苟非其人，秉德不回，曷克以胜斯任”，将“德”作为修谱的重要标准提了出来。
“德”在修谱实践中的表现之一就是要有“大道为公之心”，即要公正。道光十九年（1839）张氏裔孙张翼先说：
世愈更则时愈久，时愈久则事愈繁……繁久则易忘，繁则多舛。矧天道有丰啬之异，地势有遐迩之殊，人情有向背之别。故其间有续有不续者，有续而未全续者，有前续而今未续者，有前未续而今始续者，又有前未续今议续而不能续者，更有前已续今复续而终未得续者，先后参差难画一，自非有应变之才，具乾父坤母之量，合圣人大道为公之心，讵易肩其责耶？
文中张翼先详细分析了续修过程中各种难以处理的情况，得出结论是要想修好统宗谱必须具备“应变之才”、“乾父坤母之量”及“圣人大道为公之心”，尤其是“大道为公之心”，可以说是对修撰人道德水准较高的要求。此后胡昌丰在光绪十二年（1886）为绩溪张氏宗谱作序时对公正之心也有所论及，他说：“修谱之难于作史，国史以纪善恶，善恶不分则无以彰炯戒，而徵信于后人。谱以考源流，源流不清则无以别真伪，而留示于子孙，甚矣！其难也。苟不本之以矢慎矢公，乌得而任其责，况值丧乱后哉。”作者认为要“考源流”而“别真伪”，非有“矢慎矢公”之责任不能够达到。两者之间虽表述不太一致，但反映的主旨是相同的。
“德”的另一表现是“贤且达”。嘉庆二十四年（1819），吴庚枚为柳川绩邑胡氏族谱作序时说：“孔子有言，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家政所系莫隆于谱，然而编氓椎鲁不习诗书，诟谇嚣凌起于庭户以掺觚干实所难能，不贤而不可为也。诵书读律志乘攸资草莽经生未娴国故，以笃于时拘于墟之见，孰笔临之而谓无谬于经无乘于令，其孰信之，不达而不可为也。”虽然作者表现出了对于缺少教育的民众的轻视，但也可以看出他对修谱人“德”行的看重，“贤且达”无疑是衡量一个谱学编撰者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正因为如此，他评价该谱是“以谱法济宗法之穷，修于家而俾于国者，将于是乎”。
二、“不畏艰大”与编者的勤奋精神
编修家谱是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涉及到材料的收集、支派的考证等多方面的事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若非勤于修谱的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正是如此，一个编修者是否能够兢兢于此，也就成为编修者的一个基本的评价标准。
从徽州家谱的编修来看，很多家谱都是耗费了编修者多年的心血才完成的。明人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时，虽然具体的编修时间只有6个月，但他着手进行准备、广泛收集材料和考证的时间却长达20年之久。他自称：“余不佞尝有志大会新安诸程，发其所藏参互考订以为一族之定谱，顾宗法之废已久，势不能合，盖每有望洋不及之叹。”但面对这种困难，他没有退缩，而是“积之二十年，颇尽得诸谱异同之故，因定著为谱辨三十七条，凡例十条，犹未敢自足也。”虽然程敏政并没有说20年来他是如何勤于谱事，但从他所编写的37条谱辨来看，他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的。
程敏政还对程氏家族的程孟勤于谱事大加赞叹。他说：“由宋至今居歙之槐塘者，曰元凤起进士相理度两宗，号吉国文清公，公六世孙曰槐濒先生讳孟，以诸程自唐以来谱牒山委莫能相通，乃远者走书，近者亲会，尽发我宗人之藏，手自披校，穷二十余年，为程氏诸谱会通五十卷，外谱二卷。忠诚、太守、忠壮三祖遗迹及褒典经元季之乱荡无存焉，先生又搜辑而类次之为《世忠事实源流录》十卷。文清公手泽及理宗御书多沦于异姓，先生不惜重购以归，为《明良庆会录》三卷，于是新安之程凡数百年文献之传赖以弗坠。”程敏政对程孟的赞叹不仅是他为徽州程氏家族文献的收集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他“远者走书，近者亲会……手自披校，穷二十余年”的勤奋精神所折服，或者说也是对其自己历时20年修谱的一种认同吧。
程敏政画像
入清以后，程氏家族的成员同样保持着勤于谱事的传统。康熙乙丑（1685）程希灏说：“兹婺宗有鸿儒笃生讳士培，研究统宗遗讹，不惮跋涉，不畏艰大，慨然以补正为己任。”就是说撰修家谱需要有坚强的毅志品质，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才能有所成。程世培又命他的儿子“爱合鞬君晋侯偕黄墩祠首士昌之两公者，远搜博采，跋涉间关，风雨晦明俱所勿恤，是殆欲襄其力所不逮，识所未周而集统宗于大成者也。”从《新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中记载的内容来看，程世培的儿子程晋侯确实到了许多地方去访问调查，不仅在徽州地区进行了走访，还到了江西景德镇及鄱阳湖等地，可以说是不辞辛劳，正因如此，许多程氏支派都为这种精神所感动，并由此认为《补正图纂》是值得信赖的宗谱。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徽州程氏家族在修谱方面都十分勤奋，在徽州地区不仅程氏家族如此，其他家族也多是这样。程敏政描述的五城黄云苏也是一个典型：“天顺壬午……云苏续作《一览图》，逮弘治辛亥，同其族弟曰禄曰护，大会诸黄为通谱，自江夏而新安而盱眙，自新安而歙之石岭，祁之左田，休宁之五城，婺源之横槎，黟之古城、横冈，浮梁之勒功、石斛，又自横槎而德兴、茗园、乐平、监溪、鄱阳、庐山，自五城而溪口、星洲岭、南龙湾、商山、汉口、潜村、陈村、闵口，绩溪晕岭、严城诸派。自天顺以至今兹几三十年，所谓心之仁、志之远、力之健若云苏者，殆非其人欤！”从程敏政的话中可以看出，黄云苏及其族人所编修的《黄氏通谱》涉及的派别众多，地域也十分广阔，其中黄云苏付出尤多，从时间上看“几三十年”，程敏政也对其“心之仁、志之远、力之健”发出了感叹。
此外，在徽州地区有些家族是祖孙数代共同致力于宗谱修撰，用力之勤着实让人感动。如元朝时吴王弼说到《左台吴氏宗谱》编修时说：“绍兴庚辰夏，曾祖与曾伯祖讨论族谱，类萃成轴，富饶派下年甲行第名讳娶氏葬所无不备纪，昭穆长幼一览周知，尚未详悉先世之源委。岁嘉熙戊戌先君自庐江迁繁昌，族伯公忠居芜湖，时年七十有二，尝与先君叙及宗盟，是年二月二十六日，遂出所传祖谱，授之。自姬周历秦汉以后，罔有遗逸，其所考皆自有来，非妄认汾阳者比。时王弼侍旁，至今言犹在耳。以后迁居不一，巾箱遗脱，此谱遂失。又不幸先君即世。王弼孤陋寡闻，但执曾祖旧编，惧弗敢坠。然念先君授简遗意，终不克胜是责，常愧负天地间。后数年还新安扫松楸，自杨充后历富饶，问政先陇以下，三复经理，及质诸宗盟先辈，随笔记载。自此族人至建康者，王弼周悉询访，又从而记之。盖四十八年于此矣……至至元丙戌……虑有未尽。是年五月一日，遂携此谱，再往新安，遍谒族之尊宿，俯首扣请，自上世至是年六月以前，若子若孙罔不毕书，归而刻之。”从记载中可以看到，吴王弼曾祖和曾伯祖讨论族谱并编成了富饶派支谱，后来其父与族伯吴忠又“叙及宗盟”立志修谱，到他自己更是多方访求，“随笔记载”、“周悉询访”，“盖四十八年于此矣”，甚至到了“欲命工锓梓”时还“再往新安，遍谒族之尊宿”。由是观之，非有非凡毅力与坚韧不拨之精神，确实难以致此。不考虑吴元弼曾祖辈及其父辈的努力，仅他自己兢兢于该谱“四十八年”之坚韧精神，已让一般人望尘莫及。
《左台吴氏宗谱》书影
三、“身列缙绅”与编者的官宦权位
虽然在人们的心目中道德和勤奋因素是修谱者的重要评价标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权位在家谱编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徽州人的观念中，“三世不仕宦，三世不修谱，即为庸人矣。”这是一种通行的认识，虽然人们没有直接说必须由“仕宦”来修家谱，但将两者并提表明了两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徽州人的许多论述中都说到了这一点，洪武三年（1370）吕绍一说：“于是自侍郎渭公为迁歙始祖，至吾嫡祖学士文仲公派下子孙生没婚葬出处行实，謄写成帙为后世修谱者之基耳。至于广求遗编，遍查宗派，大成统宗之举则俟贤而位高者斯可能矣，幸勿以吾草创之初略而弗备为强也，噫！为后为者其谅之哉。”从他的谱序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固然是谦虚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贤而位高者”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修谱者人选。
这一点康熙年间的张磷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或又曰，修谱必身列缙绅而后族众信从，子今尚滞诸生耳。余曰子之为我虑则善矣……磷虽无似，今敢直述世系以俟吾宗之显者出，兴孝悌之思敦睦族之谊，庶得以徵考而会编之，是则余之志也。后有君子自当谅余之心而不加之罪矣。”从中不难看出张磷虽然编修了《甲道张氏统宗谱》，但人们对他缺少“身列缙绅”这一事实还是有看法的，至少可以说是感到遗憾的，包括张磷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段话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修谱必身列缙绅而后族众信从”，直接将“身列缙绅”与“族众信从”相联系，说明了权位在修谱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家谱是否具有可信性的重要依据。
《甲道张氏宗谱》（道光十九年版）
下面我们通过柳川绩邑胡氏族谱的修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了解。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由“任严州府录事参军擢宣教郎知萧山县事”的胡舜申首次撰写了绩邑胡氏族谱的初稿，其兄“金紫光禄大夫太师明国公前新安伯”胡舜陟还为该谱写了序言。从胡舜陟的序言来看，胡氏家族从祖胡沼迁居绩溪后直到胡舜陟兄弟，家族都以富甲乡里，胡沼“迁于绩溪东邑，建宅西市为库，其富盛矣”，但家族入仕不多，只有其叔父胡宏“皇祜中登科任处州司法参军”。到胡舜陟时兄弟三人皆入仕（二弟胡舜举登建炎二年科第，任德庆军节度判官），因此胡氏既有钱财，又有社会地位，故开始了第一次修谱。胡舜申修于绍兴年间的族谱没有公开，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乾道二年（1166），他才正式定稿。十七年后，胡舜申的儿子胡伟又修胡氏族谱，胡伟的功名是“正奉大夫江西宣抚使”。永乐时该族胡信参加了《永乐大典》的“缮录校理”工作，其家族人觉得十分荣耀，永乐十一年（1413）时他的族伯对他说“可为宗族之增荣矣”，并希望他能“仿旧而纂修之，以嗣前人之芳躅，裕后裔之宏规”，在这种情况下胡信又将胡氏族谱进行了续修。从乾道元年到永乐十一年，其间经历了248年时间，胡氏族谱没有续修，这中间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没有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从事修谱的工作。随后胡信又对他两个侄子胡景润和胡汝庆说：“汝二人进德修业出仕，苟能相与成之，吾虽死亦瞑目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氏又修了成化谱。胡信说的“进德修业出仕”之后应当修谱，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社会地位是一个修谱者应该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徽州其他家族中这一方面表现得也较明显。如崇祯时的吴士鹏在说到吴氏家族修谱时就说：“余忆童年时，族兄龙田公居恒究心家乘，缕举先代故实为族人陈说。余辄倾听而详询焉。公喜谓余曰，孺子他是宦成其谱之。余虽久困呫嗶未尝不服膺公言。会公之仲嗣远乡君致政之余，辑成族谱，付之剞厥”。其中有两句话反映了官宦在修谱中的作用：一是“孺子他日宦成其谱之”，表明了一种美好的愿望，但这一想法是将修谱与官宦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公之仲嗣远乡君致政之余，辑成族谱”，说是族谱真正的修撰者“远乡君”是在“致政之余”修成的。
四、“世传谱学”与编者的家学传统
在历史上谱学是有家学传统的，如魏晋时期的贾氏、王氏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其世传谱学，据柳芳论说，“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这段记述不仅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贾、王两大家族谱学专家的记载，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谱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对于贾氏家族的谱学介绍更是详细，勾绘出了贾氏世传谱学的脉络：贾弼——贾匪之——贾希镜——贾执——贾冠，除贾执与贾冠是祖孙相传外，其他都是父子相传，可谓家学色彩浓厚。从上述内容还可以看出，王氏家族如同贾氏家族一样也是世传谱学。到唐代柳芳、柳璟祖孙二人依然是世传谱学，史称：“璟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世，成十卷，以附前谱。”以上事实皆可证明唐以前谱学家多有家学传统。入宋以后，谱学不传，兴起者为诸家士大夫私修谱牒，论者多以欧阳修、苏洵为源头，后之作者多因仍之，至于谱学是否存在家学渊源论及者廖廖。但在徽州谱学发展中，人们对徽州谱学之家学问题还是较为关注的。
在临溪吴氏谱中对谱学的家学问题注意较早，崇祯时吴道宗说：“顾谱非世学未易言也，刘子玄所称以家史名者曰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而己。”吴道宗提出的“谱非世学未易言也”的观点，显然是对修谱者及论谱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他没有展开论述，但为关于修谱者之家学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徽州其他家族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可加深对该问题的了解。
如宣统年间的《绩溪仙石周氏宗谱》凡例，题为“周山门手订”，该凡例共有24条，在徽州家谱中并不多见，表明作者对谱法是有专门研究的。凡例后面的说明更值得注意，说明内容是：“山门先生世传谱学，我族谱例经行生手订，极其精当，乃保族宜家谨身寡过之要道也，世世子孙遵循罔替。”“世传谱学”这一说法在唐以后并不多见，这一情况表明徽州地区依然存在这一传统。并且从编者的说明来看，人们对世传谱学的人是十分尊重的，认为其“极其精当”，并要求“世世子孙遵循罔替”。另外还有一则记载也对此问题有反映，在《明经胡氏续修宗谱·凡例》后有一小段题记，内容是：“嘉靖癸卯十月既望赐进士出身户部郎中致仕眷生龙山程霆校撰”，明经胡氏家族是经学世家，有较深的文化积淀，在宗谱凡例后题有“程霆校撰”字样，解释为程霆对谱学有专攻甚或是家传谱学也是有可能的。在明经胡氏宗谱中还收有他的一篇谱序，他的一段论述也显示了他对谱学是有独到见解的，他说：“是故谱者人，而所以谱者天。夫其天也，则岂名行著焉，履历具焉，世系顺焉，支派会焉，而遂谓能谱哉。况乎伪而弗实，弗可以徵。乖而弗协，弗可以口。任己逆天，此身之生，理已贼，而又保有于祖何有于族，是故谱虽盛于魏晋之间，而其义实明于宋儒之后。”这实际上是将理学之天理观用于谱学的评价之中，反映了程霆对谱学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的。
其他一些徽州家族虽然没有直接说有“世传谱学”的情况，但从他们的言论及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们许多都是父子相传、祖孙相仍的。如崇祯时吴元孝说：“元孝不慧，幼时侍先大人龙田公，见其留心谱学，每举曾大父家藏旧谱古系，胪指而提命之，时盖有志焉”。虽然吴元孝并没有说他们父子相传的话，但从其父“留心谱学”，到“胪指而命提之”，再到他“时盖有志焉”，再到后来修成《临溪吴氏族谱》，依然表明他们父子之间在谱学上是有传承的。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网络
排版：王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