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张强：《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

《中国古典学术史》

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于“文献学”的定义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所附英文为documentation science或documentics；在述及西方文献学时又称，“西方文献学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汉语‘文献学’在西文中没有确切的对应词”。 对此，米辰峰先生在《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以下简称“米文”）一文中指出：“从逻辑上讲，源于西方的‘文献学’没有西文对应词是不可能的；现代文献学必然是从古代文献学嬗变而来”，“与广义校雠学类似的西学理应是diplomatics或者paleography，虽然它们曾经分别译为‘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其实现在都可以译为‘古文献学’……”。显然，“西方文献学……较长的发展历史”，米文认为是以“diplomatics或者paleography”为发端，时间在十七世纪晚期。

作为“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中的西方古典文献学是指对希腊、拉丁文献（下限至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晚期古代”）的整理与研究，其名称为“klassische Philologie”，为“classical philology”。鉴于“‘文献学’在国际上尚无一个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定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界说也可用来定义西方古典文献学。米文所说的“校雠学”，若非“广义”层面上的，则可用来解读西方古典文献学沿革的早期阶段。

继希腊文、拉丁文成为“死的语言”后，近代西方各国学界在根据各自的语言整理、研究古文献藉以溯源其共同的“古代”的过程中，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称（“对应词”）与所指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均曾发生过变化，均曾有过争议。但“文献学”若以documentation science或documentics为名作解，无疑偏离了“西方文献学较长的发展历史”，而古文献学若仅仅限于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 相关的paleography或diplomatics，则难以厘清“源于西方的‘文献学’”的名称与概念。

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实变化错综复杂，下文所述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多以教正。

英文中的philology，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一书的“前言”中译作“语文学”；“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 （词源学上言之，philology为“借自法文、德文的词”  ，法文、德文中的philologie则从希腊文philologia演变而来。由philos与logos复合而成的philologia一词最早见于柏拉图的《塞阿埃特托斯篇》（Theaetetus，146A）。philos意指“爱或被爱”，而同属动名词的“logos”则义项繁复，可为“字、词”，也可为“知识、理性”，等等。在柏拉图等古典著作家的笔下，“所钟爱者”虽无确切的指向，但与“有关文字的学问”——“对字或词的钟爱”——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在我国也有人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为语文学。现在往往将语文学包括在语言学内。” 然而，“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tics）是有分别的”，王力先生认为，“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

作为外来语，philology在中文语境中名实的上述差异与变化，实际上与philologia一词本身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解读视阈密切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讲，无论是“小学”、“语文学”还是“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抑或“校勘学”所反映出的仅仅是philologia在由校勘而校勘学或由校雠而校雠学的发展变化，即西方古典文献学的早期形态，但也仅仅限于狭义层面上的校雠一学。

至若校雠学狭义与广义的区分，胡朴安、胡道静在《校雠学》一书中指出：“自其狭义言之，则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谓之校雠……自其广义言之，则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  。程千帆、徐有福亦认为：“狭义的仅指改正书面材料上的文字错误，广义的则兼指研究书籍的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等方面的问题。后人往往将狭义的校雠称为校勘” 。纵观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历史，除古典时代的哲学家外，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驻馆学者从泽诺多托斯、卡利马克斯、埃拉托斯特奈斯的校雠实践，至阿里斯多法奈斯而成一宗， 他们“对其所集确定善本的尝试”  以及“对真本所表现出的兴趣” ，经后代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新旧约圣经的校雠才渐成体系，即所谓的“狭义校雠学”。这一传统虽也关乎到马比荣在研读中世纪文书过程中所“规范”的古文字学（paleography），但其所完善的“文书学”与西方古典文献的整理并无任何关联。

让·马比荣（Johannis Mabillon，1632—1707），法国著名僧侣学者、历史学家。针对当时一份王室特许状的真伪所引发的教派之争，他“耗时数载研究中世纪特许状及写本，并首次系统地制定了一整套检视中世纪文书真伪的标准。其所述见于1681年完成的《文书论》（De re diplomatica）一书。现代英语中由此而来的‘diplomatic’一词，即常为研究法律与官方文件之术语” 。《文书论》凡六编，所及辨伪方法具体到古文书的年代（veterum instrumentorum antiquitas）、书写材料（materia）、文本与文法（scriptura et stilus）、印玺（sigillum）以及后记（subscriptio）等项。 这些标准虽旨在辨伪中世纪的文书，但就古文字学而论，从希腊化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等各代学人对书体风格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传统 经马比荣的实践才成为专门之学。但是，除了“年代、书写材料、文本与文法”外，马比荣所措意的“印玺”等为中世纪文书所独有，未见古典文献写本。古文字学作为西方古典文献整理的重要研究手段，马比荣在使之成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所“发展”是文书学，而中世纪的文书并不属于古典文献的研究范畴。

由校雠而狭义校雠学，philologia的早期形态大体如此。其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发生在近代，始于欧陆学界。名称上则由philologia而为近现代西方语言中的Philologie、philologie或philology，被冠之以“古典的”意在强调“希腊、拉丁的”这一属性。

董恩林先生在《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一文中曾言：“我国文史学界所称‘文献学’都是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过去称为‘校雠学’”。 推及到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实变化，“philologia”的“过去”当指十八世纪以前，此后则为“文献学”，且常与古典学相提并论。

在西方古典学界，德国学者F.A.沃尔夫1777年4月8日在哥廷根大学成功注册为“文献学学生”（studiosus philologiae，当时并未设置的学科门类）通常被视作该学科的开端。在学期间，沃尔夫熟读荷马史诗，并完成了柏拉图《宴饮篇》的校订及注释。1783年，沃尔夫赴哈雷大学任教，始建文献学系。“因沃尔夫的创制，校雠学（philology）已不再是附属于《圣经》及《查士丁尼法典》的学科” 。在其后的23年间，沃尔夫先后完成了赫西俄德的《神谱》、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的校订及评注。在1795年出版的《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一书中，沃尔夫针对荷马史诗的成书年代、著者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从而引发了后世对所谓“荷马问题”的大讨论。除此而外，沃尔夫在哈雷大学文献学系经常讲授“古代研究通识教育与方法”（Encyclopae 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Studien des Alterthums），课程的拉丁文名称为Encyclopaedia philologica。1806年，哈雷大学被迫关闭，沃尔夫在歌德建议下把该门课程的内容整理成文，次年以《古典学发凡》（Darstellung der Altert [h]umswissenschaft）为名在柏林出版，1833年经S.F.W.霍夫曼整理后再版。该书中，沃尔夫把希腊拉丁文法、文献阐释学、校雠学、历史学、艺术史、宗教学、古钱币学、铭文学以及希腊拉丁文献学研究史（Litterarhistorie de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Philologie）等二十四个部分均包括在其所创立的古典学（Altert [h]umswissenschaft）研究范畴之内。由Encyclopaedia philologica而Altert  [h]umswissenschaft，从沃尔夫所举各项来看，与文献学相关的诸学科——文法、校雠学、文献学史等——均列在了古典一学的名目之下。沃尔夫虽然也强调古典学的核心为文献学，但他并未对二者的从属关系加以区分，致使后世言人人殊，文献学与古典学所涵盖的内容往往混为一谈。例如，休·劳埃德-琼斯在维拉莫威兹的《文献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英译本导论中就曾指出，“严格意义上讲，‘文献学’不应包括对遗迹的研究，尽管应包括对历史与哲学的研究。但维拉莫威兹对此的叙述则包括考古学与艺术史，因为在他看来，‘文献学’与此类学科不可分离” 。H.T.佩克在其《古典文献学史》一书的导论中对文献学的界定，除了铭文学、古文字学、钱币学、校勘、哲学以及考古与宗教外，还涉及到语言学。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始于十九世纪的比较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初与文献学的指谓相去不远，关乎到的也是对古典文献与古典语言的研究。但在发展过程中，比较语言学逐渐脱离了文献学的范畴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所关注的仅仅是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这便使得“philology”这一“借自法、德语文的词”在英国英语中出现了“模棱两可的寓意” 。“因为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philology’系指‘comparative philology’，而‘comparative philology’则意为‘比较语言学’”。 故而在英国，与德文“Philologie”相对应的词通常用“scholarship”加以表述。德裔学者R.普法伊费尔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一书，在德国出版时则译为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von den Anfängenbis zum Ende des Hellenismus。尽管美国的古典学传统与德国一脉相承，艾伦·哈里斯1982年还是把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的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年）译作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

综而言之，无论是klassische Philologie还是classical scholarship，从维拉莫威兹到普法伊费尔，西方古典学者有关的文献学著述除了内容上繁简不一外，体例上则多以文献学的发展历史为主线，与文献学相关的校勘学、版本学以及写本形态等均见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叙述中。法国著名文献学家A.戴恩（1896-1964）在其《古典文献的写本》一书中断言称：“不应忘记——事实亦显见——文献学（philologie）的所有发展均系围绕着文本的编订的”。 

汉语中的“文献学”一词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他在《读书法讲义》一文中，在回答为什么读本国书、读本国书有何用处时说：“第二，为要知道本国社会过去的变迁情状作研究现在各种社会问题之基础，本国书应读”，并解释称，“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 。与其同时代的英国学者J.E.桑兹认为，“‘古典文献学’……是对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及艺术的确切研究，是对它们传授予我们有关人类本性与历史的一切的确切研究” 。比较而言，这两种界说均较宽泛。桑兹继承的无疑是沃尔夫的传统观点，但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认识是否受到西学影响，中文语境的文献学是否“源于西方的文献学”，就现有资料而言委实难做评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献》杂志组织过“关于文献与文献学问题的讨论”，但对“文献的含义”、“文献学的界定”以及相关议题的讨论至九十年代初始终未臻一致。2008年，曾参与讨论的董恩林先生撰文称，“文史学科的文献学（笔者称之为‘传统文献学’）名称、内涵、范围、体系诸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而“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的文献学，董恩林先生的界定明晰而确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传世文献文本的完整、理解的准确是其终极目标，注重研究文献文本价值与内容的真实是其基本特征”  。

在西方古典学界，1988年哈佛大学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也曾以“何为文献学?”（What is Philology?）为主题举办过一次研讨会。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献学》（On Philology）一书中的论文及导论凡12篇，所及内容包括文献学与语言学、文献学与校勘学以及文献学与（结构）文献学理论的相互关系。至于文献学的概念，与会学者的论说虽各有偏重，但“研讨会上，已经完全摒弃了文献学等同于语言学的观点。” 故上文中把“philology”在英国英语中“模棱两可的寓意”名称上确切译作“文献学”。但是，鉴于文献学与古典学在西方的混用即已存在，Philologie、philologie以及philology还不能统一译作“文献学”，还要根据所及内容而定。例如，创刊于1880年的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我们只能译作《美国古典学杂志》，因为刊发的原创文章除了对古典文献的释读、校勘与校勘理论外，还涉及到对希腊罗马哲学、语言、历史、社会、宗教等领域的专题研究。另外，创建于1869年的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因其会旨涵盖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研究的各个方面，所以也应该移译为“美国古典学学会”。

西方古典文献学作为古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其名实而言，日本学者江藤裕之在《文献学与语言学》一书中通过辨析十九世纪德国历史研究中文献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在名称上无论如何解读，建立在语言、文献以及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文献学（Philologie）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研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江藤裕之把文献学细化为以语言本身为载体的文献研究。由是而推，在历史上明显带有区域文化特征的西方古典文献，在语言上则可分为希腊文献、拉丁文献。对其形态、流布、校勘、版本等内容的综合研究为“klassische Philologie”，为“classical philology”，曰“西方古典文献学”。由于“‘文献学’在国际上尚无一个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定义”，江藤裕之的所论也可备为一说。比较而言，普法伊费尔在《古典文献学史》一书中对西方古典文献学的界定明晰而确切。他认为：“‘文献学’系为解读与还原文献传统之术。它源自公元前三世纪，经诗人们的艰难尝试而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的是保存并利用他们的文献遗产——‘希腊、拉丁著作’（the classics）。因之，‘文献学’者现以‘古典’文献学为名矣。”  普法伊费尔的这一观点亦与董恩林先生对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界说相似，两端均明确了文献学的主旨与基本特征，或可摭为定说。

西方古典文献学由校雠而校雠学而文献学的阶段性演变，历经中世纪的几度“复兴”以及近代的“民族化”。这一演变反映出西方古典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生、发展以至完备的全过程。其名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的解读虽有差异，但总体上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或传统文献学的沿革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