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
世界古典学
塔西陀的史才与史德
刘启良
湘潭大学哲学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塔西陀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不详。他大概出身于山南高卢或那波尔高卢的一个骑士家庭。自小受过良好教育。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得悉，他曾师承当时罗马的大演说家阿佩尔和塞孔杜斯学过修辞学和散文写作。
早在苇伯萝统治时期，塔西陀便开始了自亡的仕途生涯。最初官阶不高。二十二岁那年， 与当年的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的罗马显贵。婚后，塔西陀仕途顺风，升任很快，可能得力于岳父的提携。公元81年，他出任财务官。88年，又升任行政长官。96年，暴君图密善垮合。次年，塔西陀当选为执政官，进人帝国最高的权力圈子。执政官卸职后，塔西陀在北方一行省供职四年，其间游历了帝国的北部边疆，还可能随军深入过日耳曼人的住地。晚年，他又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
塔西陀早年的严格训练，成年后，宦途亨通和广泛的社会阅历，造就了他那超乎前人的良好素质，形成了作为一个良史之才的合理知识结构：他作过京官，亲眼见过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内幕；他出自行伍，当过财务官，使他得以熟悉社会经济和经济事务，作过行省官员，又游历过许多边远的地方，了解行省事务和边地情况。更添他才气过人，文笔犀利，终于写下了几部传世佳作。
塔西陀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共有五部，即《演说家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
塔西陀最早的作品《演说家对话录》，大约在公元80年左右完成。该书论述的主题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两书完成于98年。塔西陀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曾以总督身份经略不列颠而战功赫赫，在罗马军政界享有盛誉。传作中，塔西陀对其岳父的军功战绩、为人齐身推崇备至，言词不免有些夸张虚美之嫌，但传作生动地反映了帝国前期经营不列颠的历史画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日耳曼尼亚志》篇幅不长，全文仅一万多字，但含量丰富，详细论述了古代日耳曼人各部落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是后世研究古代日耳曼人的珍贵史料。
《历史》是塔西陀第一部正式的历史著作。该书共十四卷，论述了尼录死后到图密善之后前后二十七年的历史。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前四卷和卷五的前半部份。继《历史》之后，塔西陀所写的十六卷本的《编年史》是他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他洋洋洒洒，夹叙夹议，从提伯里乌斯继位一直写到尼录统治末年。这部作品虽然也是残缺不全，但它集中反映了塔西陀的史学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那前无古人的文学功力。
作为史学高手，首先要采撅群言、搜集资料，然后要善于辨别史料价值，做到择善而从，择精而用。塔西陀的治史态度严肃认真，一改前人文重于史的旧习，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辨伪工作。
至于塔西陀作品的史料来源，正如他本人的生平一样，没有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我们只有从他自己作品中的偶然透露和其他一些零碎的资料中推断。
先说《日耳曼尼亚志》。有人认为塔西陀从李维《罗马史》第104卷，老普林尼《日耳曼尼亚战争》和一些希腊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一些资料（《剑桥古典文学史·早期元首制时代》第148页）。笔者认为，89至93年，塔西陀在北方一行省供职，游历了许多边远地区，对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有直接的了解。而且，帝国前期，罗马同日耳曼人战争频繁，官方文书对日耳曼人的情况一定有不少的记载。塔西陀生活在上层社会，当过执政官，有条件利用这些官方文书。这些都是他的第一手材料。在他的另一作品《编年史》中，我们时常看见塔西陀引用他人材料的痕迹，特别在一件事实几种说法的情况下，他往往把几种不同意见列举出来，以供读者参考。但《日耳曼尼亚志》全文从头至尾没有这种他引的痕迹，也可旁证这部作品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第一手材料。至于作品中对日耳曼尼亚的地理和风情有失准确的地方，那是因为作者不懂日耳曼人的语言和整个罗马社会对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知识缺乏的缘故。
《历史》一书的资料来源，在西方学术界争论热烈。有人认为塔西陀主要依靠国家档案馆，另加友人的追述和自己的记忆，另一些人认为塔西陀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路福斯和老普林尼的作品，第三种意见认为，塔西陀《历史》的材料取自于同时代的希腊作家，特别是普鲁塔克的作品（见J·W·托蒙森《史学史》卷一，Ⅴ）。笔者认为，塔西陀虽与普鲁塔克曾有过交往，但塔西陀不可能从普鲁塔克作品中汲取材料。证据有二：一，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写于105-115年（麦克·格兰特《希腊拉丁作家》），而塔西陀的《历史》写于104-109年，比前者早出几年；普鲁塔克作品中的罗马皇帝伽尔巴和奥托的传不同于他全书的风格，却与塔西陀的《历史》中有关这两位皇帝的描写风格一致。这说明，很可能是普鲁塔克从塔西陀的《历史》中汲取了东西，而不是相反。路福斯和老普标尼都是略早于塔西陀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写弗拉维王朝早期历史时，可能参考过他们的著作。但塔西陀的《历史》是当时人写当时事，而且他在弗拉维王朝后期就是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他既有可能进档案馆查阅原始材料，又可根据亲身的经历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来写历史。如他写公元79年维苏威山火山爆发和老普林尼遇难的经过，便以通信的形式向老普林尼的外甥小普林尼打听当时的详细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历史》的资料来源绝大部分应是第一手的。
《编年史》是塔西陀最后的一部作品，它包括的年代距塔西陀生活的时代已相去半个世纪左右，塔西陀所依赖的史料只能是文献资料和前人的作品。我们知道，帝国前期，罗马的档案事业已经相当发达，有关国家的军政财经方面的文件都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档案文书是《编年史》的资料来源之一。另外，塔西陀也可能采用了巴苏斯、老普林尼、塞内加等前辈作家书中有用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些作家有关历史方面的作品全都散失无存，我们无从把它们同塔西陀的书加以比较研究。
《编年史》手稿
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仅广泛搜集资料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材料的取舍。取舍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识别史料真伪，二是史料内容的选择。历史贵在纪实。塔西陀的史料来源， 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文献档案、回亿录和自己耳闻目睹的，这些都是第一手材料，可靠性毋庸置疑。另一类是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引过来的，虽说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基本上还是可信的。塔西陀写史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主张杨善抑恶。他说写历史应该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只有这样，才符合撰述历史的意义，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而有所畏惧”（《编年史》卷三，65）。基于此种思想，他注重那些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上层人物品行方面的材料，注意搜集社会黑暗面的材料。他自己说，我所提供给读者的，都是一连串残酷的命令，接连不断的控告，被出卖的友谊，被残害的无辜者，导致同样后果的各种不同的案件，到处都是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编年史》卷四，33）。公元一世纪，罗马既没有共和末年那样残酷的内战，又没有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从共和转人帝国之后，罗马一失它原有的社会风尚，到处是贪污、行贿、奢侈腐化的局面，而且，宫廷斗争、军队暴乱时常发生。塔西陀以历史家的眼光，把取材的重点放在政治斗争和道德风尚方面，无疑是抓住了当时历史的主线。他的著作不是流水账般的纪事，而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再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
塔西陀著作的史料来源，很多东西无法确知，故在学术界争论颇多。但塔西陀那优美的文笔和独特的文风却是世所公认的。
公元前后，在罗马文学界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西塞罗体”。西塞罗的文笔华丽、工细、结构匀称、词汇丰富。当时罗马上上下下都仿效这种文风。塔西陀从小受过严格的修辞学训练，也深受传统的西塞罗文风的影响。他早年的作品《演说家对话录》就是用西塞罗体裁写成的。但塔西陀学古人却不依门傍户。98年的《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两书的写作，他一反传统的西塞罗体，另辟蹊径，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是晚年，文笔之优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作品文约事丰，言近意远，既有诗一般的韵味，又有深刻的生活哲理。
塔西陀既尊重历史事实，从实而书，又注意行文的提练和渲染，使文章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他长于叙事，善于场面的描写，特别对战争和宫廷内部斗争的描写绘声绘色，尤为生动，使人读来如亲临其境。而且，他敏于观察，加之长期的政治生涯，能洞察世态炎凉和人情真伪。因此，他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有血有肉，尤其对人物的心理状况写得细致人微。
他著史的目的是扬善抑恶，让品德高尚的言行昭之于世，罪恶的品性遗臭万年。在他的作品中，德行的好坏有着强烈的对比。如他对皇帝提伯里乌斯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推崇备至，《编年史》花了很大的篇幅歌颂他的人品和军功，说他可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媲美。另一方面，对提伯里鸟斯的宠臣谢雅努斯的罪恶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又如，他把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大阿格里皮娜写成当时道德女性的典范，具有勇敢、正直、忠贞等各种美德。而把他的女儿小阿格里皮娜（尼录的母亲）则写成一个地地道道的阴险、毒辣、浑身充满着权力欲和罪恶的女人。塔西陀为了鞭挞坠落的罗马贵族，还往往用小人物和蛮族的某些事迹来形成对比。一名被释女奴出于正义，掩护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结果遭到严刑拷打，最后自尽身亡。对此，塔西陀借题发挥，说这个女子“把罗马那些生而自由的男子、骑士和元老们比得黯然无光，因为这些人尽管没有受到任何拷打，但每人都依旧出卖了自己最亲近的人”（《编年史》卷十五，57）。他赞扬日耳曼人的自由、纯洁、朴实和敦厚的社会风尚，并把这些同罗马的堕落、腐化、淫荡和虚伪作对比。就连说到日耳曼人的被释奴隶，也不放过对罗马当时弄权的被释奴隶的指责（《日耳曼尼亚志》）。
塔西陀的作品有述叙、有议论，特别是每当写到一个重要人物时，他往往要抒发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这种评价，大部分是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也有很多地方是借他人之口阐发自己的看法。《编年史》开篇，塔西陀借罗马公民的议论揭露奥古斯都的为人那一段尤为精彩。说他为了取得统治大权，用金钱刺激军队；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便用不正当手段贿买执政官，取得征募军队的权力；在同安敦尼的角逐中，又卑鄙地用裙带关系送了安敦尼的性命， 进而指出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和平是“ 血腥的和平”。而且，塔西陀还借众人之口把奥古斯都不光彩的私生活全盘托出，说他拐诱过人家的妻子，他的朋友有些是胡作非为的家伙。这种借用众人的议论抒发自己的观点，是塔西陀作品的特点之一。
塔西陀不仅文笔犀利，而且思想深刻。他的著作虽然是叙述历史，但充满着生活的哲理。其中，警句格言俯拾皆是。下面引几个典型的句子：
Ⅰ、仇恨自己所伤害的人，这是人类的天性。（《阿古利可拉传》，42）
Ⅱ、人类的本性是特别愿意相信那些神秘莫测的事物。（《历史》卷一，22）
Ⅲ、人之常情就是这样：犹豫不定而又不敢贸然发动的事情正是人们热切追求的事情。（《厉史》卷一，55）
Ⅳ、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时，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编年史》卷三，27）
Ⅴ、当强权决定一切的时候，公道和仁义只是加在强者身上的美名。（《日耳曼尼亚志》，36）
塔西陀的着作重在揭鳝，皇帝、元老们的丑行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他不仅敢写尼录、图密善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而且笔锋直指奥古斯都。如前面所提到的，他借公众的议论把奥古斯都描写成一个虚伪、玩弄权术和生活不严肃的人。并把共和国灭亡的主要责任推之于他。此外，他还指出奥古斯都讨好民众，把元老院、高级长官乃至立法的职权集于一身，以及如何建立起他的个人统治的全过程（《编年史》卷一，2-10）。接着，他指出奥古斯都出于私心，把自己的亲人安插在高官显位。塔西陀敢于仗气直书，揭露他的为人，评判他的政治，表现了塔西陀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崇高品德。
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塔西陀以道德家的眼光看待历史，写人叙事过于偏激，特别对提伯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等皇帝，诽谤不实之词甚多，违背了历史真相（见麦克·格兰特《希腊拉丁作家》第418页）。笔者认为，塔西陀尊重历史事实，对人物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虽然作品对各色人物进行了着意刻划和渲染，甚至有些偏颇的地方。但他所论述的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帝国初年的皇帝提伯里乌斯在塔西陀笔下是一个伪善、嫉贤妒能的老头。塔西陀说他说话含混、思想隐蔽、对人充满着猜忌和敌意；他口头上冠冕堂皇、仁慈宽厚、背地里却暗藏杀机。而且，他晚年性格刁怪，更显得残暴无情。但塔西陀在揭露提伯里乌斯虚伪残暴的同时，又表现了对提伯里乌斯的同情。在他着来，提伯里乌斯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他统治时期， 共和的传统还在，社会各阶层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愿望强烈。元老院贵族一方面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又时时限制皇帝的个人权力。有些元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元老院会议上， 个别元老竟敢戏弄他，使他难堪（《编年史》卷一，12）。而且， 三个潘诺尼亚和四个日耳曼尼亚军团由于不拥护他的继位而哗变。紧张的局势造就了提伯里乌斯心理上的变态。他谨小慎微，猜前疑后，对人表面和气，但内心充满着敌意。为了巩固统治，他不得不采取伪善和恐怖的手段。而且，塔西陀对提伯里乌斯好的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他在奥古斯都时代颇有战绩和人望，而他自己统治时期，也是个“有好有坏”的人物（《编年史》卷六，51）。作品中，塔西陀多处称道提伯里乌斯的某些美德。说池勤于政事，“日夜操劳国家大事，没有半点闲暇”（《编年史》卷四，13），“经常到法庭去审理案件，由于他本人在场， 行政长官顾不得事先的勾结或大人物的请托而作出公正的判决”（《编年史》卷一，75）。塔西陀很欣赏提伯里乌斯的外交政策，因为“提伯里乌斯不喜欢通过在战场上取得多次胜利而结束战争，而比较喜欢通过外交途径保持和平”（《编年史》卷二，64）。塔西陀还多次提到提伯里乌斯执政宽容、慷慨好施，“只要有充分的理由，他是不吝惜钱财的，他的这种美德保持了很久”（《编年史》卷一，75）。另外，塔西陀还指出提伯里乌斯讨厌元老院的阿诀奉承，反对元老院把他当作神来看待，曾几次拒绝元老院加给他的荣誉和称号，一再声明他是一个凡人，他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人的作用。对此，塔西陀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说“事实确实是如此，……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他都坚持对这种加在他身上的神圣荣誉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编年史》卷四，38）。塔西陀在肯定提伯里鸟斯功绩一面的同时，对有辱于提伯里乌斯名声的传闻也给予了纠正。如提伯里乌斯的儿子杜鲁苏斯被弄臣谢雅努斯害死后，人们传闻是皇帝轻信谗言，而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对此，塔西陀在书中写道：“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肯定是不可信的，且不说没有任何可靠的权威材料支持这种说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更不用说象提伯里乌斯这样经历过大事的人，也不会不经过事先的了解而亲手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编年史》卷四，11）。
尼录是罗马帝国最坏的一个皇帝。塔西陀对他的残暴、昏庸、淫乱的统治痛斥得不遗余力。但塔西陀对尼录并不是一概骂倒，尼录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都一一把它写了出来。他说尼录有时特别宽厚，就连写诗骂他的人也得到宽免（《编年史》卷十四，49）。他赞扬尼录不为自己立金像和银像的作法。尤其是， 塔西陀对尼录忠于爱情的品德给予了肯定（《编年史》卷十六，6）。
尼禄
塔西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史德，还表现在他对所谓野蛮民族的态度方面。他认为写史应该表彰道德高尚的人，不管他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他指责过去的希腊史家“只赞颂希腊的历史事件而把蛮族的事迹忽略了”，也批评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人，也没有对蛮族的历史给予充分的重视。他的作品丝毫看不出有对蛮族轻蔑和侮辱的语言。相反，他赞颂日耳曼人的自由、勇敢和纯朴的作风，对勇敢善战的蛮族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日耳曼人的领袖阿尔米尼乌斯、不列颠的部落首领卡拉塔库斯在他的作品中都是勇敢善战、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物。我们知道，塔西陀时代正是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与罗马关系紧张的时期。塔西陀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记叙了罗马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尖锐地揭露了罗马统治者对其他民族所施行的卑鄙手段。称颂了那些与罗马人敌对的民族，并把他们的纯洁、朴实的作风同罗马社会的腐败作了鲜明的对比，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塔西陀史德的另一方面，是他存而不论，不以讹传讹，不迷惑世人。当一件事情有几种说法的时候，他的处理办法是：“如果作者们的说法没有出人的话，我便遵从他们的说法，如果他们的说法相互矛盾的话，那我就把他们每个人的说法都列举出来”（《编年史》卷十三，20）。而且，塔西陀在列举众人的意见之后，如果自己有不同意见，往往列诸于后，以供读者参考。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它反映塔西陀作品的科学性，也反映了塔西陀本人崇高的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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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