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丨周立红：《马佐里克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捍卫——以孚雷-索布尔论战为中心的考察》

马佐里克

马佐里克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捍卫

——以孚雷-索布尔论战为中心的考察

周立红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

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L' historiographie  class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它兴起于19世纪末，历经奥拉尔、饶勒斯、马迪厄、勒费弗尔的发展完善，拥有了自己的刊物——《法国大革命史年鉴》，自己的教席和研究机构——索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席和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自己的协会——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视角、方法和主张，可概括为：从社会、经济角度阐释法国大革命，认为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采用“博学的方法”，对史料做广博的考证和批判的思考；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采纳阶级分析，研究下层人民。到20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压倒性地位，在国际学界的影响也是如日中天，“拥趸”遍及法国、美国、英国、前苏联、日本等国。

但也正是从这时起，它的解释模式遭到以科本（Alfred Cobban）、泰勒（W． Taylor）、福斯特（R. Forster）为代表的英美修正史家的质疑。1965年，法国学者孚雷和里舍（Denis Richet）出版《法国大革命》，挑起了法国本土修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漫长论战。1967年，索布尔开始执掌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席，担任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成为孚雷批判的靶子，因此，这场论战被称作“孚雷-索布尔论战”。它不仅揭示了法国大革命史的根本问题，也呈现了当代法国史学内部的分歧与张力。

在这场论战中，索布尔的弟子马佐里克（Claude Mazauric）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最先站出来发表文章批判孚雷，随后又出版专著维护传统史学的观点。正是由于索布尔为他的著作做序，才激化了论战。索布尔去世后，马佐里克依然持久有力地反击孚雷的论点，捍卫传统史学的精髓，推动传统史学的发展。然而，在国内外学界，马佐里克在论战中扮演的角色和发表的观点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再加上孚雷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中以嬉笑辱骂的口吻塑造了一个滑稽、僵化、好斗的马佐里克形象，一些学者往往未深读他的著作就把他脸谱化。因此，挖掘马佐里克在这场论战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全面再现这场著名论战，深入揭示论战触及的根本问题，反思法国大革命史学乃至法国当代史学的变迁。

马佐里克1932年出生于上萨伏依省的托农莱班（Thonon-les-Bains）公社，祖上世代为农，父亲因参加一战有了公职，成为整个家族中第一个逃离农民命运的人，马佐里克一生都为出生于这个“平民”的法兰西深感自豪。50年代，他在索邦大学求学，师从勒费弗尔和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完成了高等研究文凭（diplôme d’ études supérieures）论文《1848-1851年加尔省农业骚乱和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抵抗》。这一时期，他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入法共，积极介入政治，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自1965年起，他任教于新成立的鲁昂大学，同时在索布尔指导下研究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正式进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

比马佐里克年长5岁的孚雷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46年进入索邦大学学习。他于1949年背离自己的家庭出身加入法共，此后也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产生兴趣，先是在拉布鲁斯指导下准备主题为“1789年8月4日之夜”的高等研究文凭论文，然后又在后者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研究18世纪巴黎资产阶级。马佐里克、孚雷与里舍、奥祖夫（Jacques Ozouf）、尼古拉（Jean Nicolas）、佩罗（Michelle Perrot）这些日后成名的历史学家属于一代人，他们大都在50年代读大学期间相识，并一起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代学人构成了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他们大都出生于1925-1935年之间，在少年时代经历了二战，目睹了法国的战败。战后他们先后进入大学读书，受到当时兴盛的左翼思潮的影响，纷纷加入当时法国的第一大党法共。50年代初，马佐里克、孚雷由于同患肺结核病得以在巴黎后续治疗中心（post-cure）相识，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谊。

然而，1956年布达佩斯政变，孚雷对法共失去了信心，便退了出来，逐渐向英美自由派圈子靠近。在这前后，他开始质疑老一代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他先是反对索布尔对赤膊汉无产阶级（prolétariat des bras-nus）的评价，后对拉布鲁斯的社会经济史的路数和阶级分析方法产生了怀疑，遂放弃博士论文写作。1960年，孚雷在布罗代尔主持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即后来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谋得了研究职位，继续推进他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消化吸收英美修正史学的论点，于1965年和1966年与里舍合作出版两卷本著作《法国大革命》，向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发起挑战。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孚雷为代表的法国本土大革命修正史学初步形成，也改变了鲁昂大学年轻教师马佐里克的人生轨迹。

其实，科本早在1954年就任伦敦大学法国史讲席教授时，就发表就职演说《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否认法国大革命起源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质疑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他从政治方面寻找大革命的起源，官吏和自由职业者在各界革命议会中占据优势，他们发动革命推翻君主制度的原因是不满封建贵族占有的荣誉和利益，希望建立“唯才是举”的体制。随后，泰勒、福斯特、贝伦斯（Betty Behrens）、卢卡斯（Colin Lucas）的研究表明，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生产经营方式和文化品味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他们之间没有发生阶级斗争。孚雷和里舍介入英美修正史学的论战，从政治角度进一步质疑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起源和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旨在重新解释1789年到共和三年这段历史。他们认为“革命发生在精神领域”，在旧制度末期，各种社会领导力量结成临时联盟，强烈要求改革，而国王政府不能兑现，遂导致革命爆发。因此，这是精英的革命。在此基础上，孚雷提出“1789年三种革命说”，也就是分别发生了律师革命、巴黎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同时，他还否认群众和资产阶级预先设定了共同的革命计划，这也就否认了传统史学所强调的资产阶级与民众的联盟。接着，孚雷和里舍认为，从1792年到热月9日不是革命的上升阶段，而是由于大众的干预出现了精英革命的侧滑。热月党统治使革命回到正轨，建立了一个由显贵组成的政府。

如果说面对英美修正史学的挑战，传统史学阵营还能按兵不动的话，这次面对昔日法共党内的同志、左派阵营的朋友的质疑，他们很快有了反应。工人运动史专家布吕阿（Jean Bruhat）阅读了孚雷和里舍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卷后，就建议与法共多少有些关系的法国大革命史家开会讨论，并请马佐里克在会上围绕该书做报告。于是，1966年底，马佐里克在巴黎智者协会大厅做了批判该书的口头报告，然后经由《法国大革命史年鉴》杂志主编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拉布鲁斯、莱因哈德（Marcel Reinhard）和索布尔同意，1967年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新观念的反思》为题在该杂志发表。于是，传统史学阵营面对孚雷的挑战，由一个时年34岁的青年史家首次发起回击。至于这一枪为什么由马佐里克而不是由索布尔打出，时隔37年后，晚年马佐里克面对青年博士生卢夫里耶（Julien Louvrier）的访谈道出了个中原由：孚雷和里舍是布罗代尔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庇护的青年学子，而且，孚雷还是拉布鲁斯的学生，如果索布尔直接出面回应，势必得罪布罗代尔，导致资深学者之间关系恶化。而由马佐里克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上阵，则可避免这些尴尬。事后，戈德肖对马佐里克说：“只有您可以这样写。”拉布鲁斯则感谢马佐里克捍卫了“我们的革命”。

时至今日，马佐里克仍为他当年挺身而出批判孚雷感到自豪。其实，这一举动对马佐里克的学术生涯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后，反击孚雷的攻击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主线，也成为他问题意识和写作冲动的来源。由此也不难理解，马佐里克为什么没有像他鲁昂大学的老同事、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勒马尔尚（Guy Lemarchand）那样，花几十年时间完成厚重的国家博士论文《科地区封建主义的终结》，将全部才华倾注在一个地区的专题研究上，而是成长为一位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善论战、重理论的法国大革命史家。

1970年，马佐里克出版《论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论证》，鲜明地捍卫了传统史学使用的“封建制度”（régime féodal）和“封建主义”（féodalité）概念。索布尔拔冗做序，直言孚雷和里舍是“我们共同母亲”的“不孝之子”或“叛徒”（renégat），并重申“从米什莱到勒费弗尔，途径饶勒斯、奥拉尔和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不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多大，从方法上来说，过去是、将来也是唯一科学的。”索布尔充满火药味儿的批评为双方的论战火上浇油，逼得孚雷挥毫泼墨写就《革命的教理》，对索布尔所著《法国大革命简史》极尽揶揄和批判。1978年，孚雷出版《思考法国大革命》，系统批判传统史学，用政治概念史取代社会经济史，借鉴托克维尔和古参的观点，从全新的视角解释大革命。此后近二十年内，孚雷继续深化完善其论点。1988年与莫娜·奥祖夫合编《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用政治解释史的方法按照5个类别编写词条：事件、人物、制度、观念与阐释。孚雷同年出版《大革命：从杜尔哥到茹费理（1770-1880）》，用长时段的视角书写大革命史。他1995年出版《幻想的消逝：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批判了萦绕不去的革命激情，清理了法国大革命遗产与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

索布尔1982年去世后，马佐里克继续与孚雷展开论战。1982-1986年，马佐里克担任法共属下社会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社长。为了配合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他推出“法国大革命丛书”，共出版了25种著作，其中就有他本人的《雅各宾主义与大革命：围绕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探讨》。在这本书中，面对反革命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歪曲和修正史学对大革命的新解，马佐里克深入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价值，重申了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主导阶级，澄清了“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e）这一概念的内涵。1988年，马佐里克还再版了他的《论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论证》。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后，马佐里克继续追踪孚雷思想的发展。1997年7月16日，他在《人道报》上发表《论孚雷的著作》，评介刚刚去世的孚雷生前最后一本专著《幻想的消逝：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批判孚雷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上站在右派一边，反对社会与文化，甚至反对1789年以来人和公民权以及民事权利的扩展。2009年，马佐里克出版《法国大革命史与马克思主义》一书，批判孚雷忽略了马克思1845年后出版的一系列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马佐里克在这本书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几代法国大革命史家的影响，再次澄清了“资产阶级革命”和“雅各宾主义”等概念。

《法国大革命史与马克思主义》

马佐里克和孚雷这对青年时代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后，在学术观点上激发起的笔战极具冲突和张力，贯穿了两人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揭示了传统史学与修正史学在法国大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双方论战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这分为两个方面：从主导群体而言，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主导，还是分别由几个群体主导？从时间进程来说，法国大革命是否是单一的整体？说到底是如何看待1789年和1793年的关联，也就是说1793年雅各宾派推行的恐怖统治是否本可以避免？通常而言，自奥拉尔到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尽管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分别证实了农民和巴黎无套裤汉群体的自主性，但都没有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同时，他们认为，革命政府在内外动荡的局势下采取恐怖统治，这是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孚雷对传统史学的质疑始自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他的思考，马佐里克也是抓住这个问题回击孚雷，来捍卫和发展传统史学的观点。

前文已论及，孚雷和里舍在1965-1966年出版的两卷本《法国大革命》中，质疑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1793年的恐怖统治是因大众干预发生侧滑所致。但是，关于1789年和1793年的关系，孚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中，孚雷认为1793年恐怖统治的意识形态在1789年就已经形成了，恐怖是革命演进的必然结果。在这之后，他对1789年的看法又缓和了许多，强调1789年在开创民主和代议制方面的积极意义。在《新观察家》杂志对他的访谈中，孚雷说道：“我非常崇拜1789年；我认为这是一个宏伟的事件。”他认为革命的落脚点应该放在1789年，而不是1793年。于是，他在1988年出版的《大革命：从杜尔哥到茹费理（1770-1880）》中，采纳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和他倡导的政治概念史方法，把1789年的公民平等和政治自由原则抽离出来，考察它们如何经历一个世纪的历程，终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扎根到稳定的制度中。

马佐里克虽然也承认法国大革命内部有许多冲突，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1967年发表的《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新观念的反思》一文中，马佐里克论辩道，1789年没有发生三场革命，而是一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革命，但得到了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支持。1792年革命中没有出现侧滑，资产阶级为了保持第三等级一致性必须这样做，而且为了获得大众的支持，只能妥协。此后，马佐里克不断吸收学界最新成果，论证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他吸收索布尔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法国式道路。他利用吉勒（Bertrand Gille）、沃罗诺夫（Denis Woronoff）和沙萨涅（Serge Chassagne）的研究成果，证明从1789年前开始的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制造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在法国大革命中得以加速。其次，马佐里克指出资产阶级是法国大革命的统治阶级，1789年的论战或政治斗争培育了大革命的领导阶层。最后，马佐里克证明资产阶级还是大革命的获利者，城乡资产阶级从购买国家资产中获利最多，土地财富有很大提升，其在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部分价值观成了整个社会的参照，尊重财产成为社会风气。

面对孚雷从长时段视角重写大革命的挑战，马佐里克近些年来对传统史学的观点做了一些调整。他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布罗代尔的文章《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和巴舍拉尔（Gaston Bachelard）的著作《时段的辩证法》中获得灵感，认为在统一的整体进程中，存在多样化的时间节奏，为此他把法国大革命这个为期十年的历史事件分为不同的时间层次：革命法国（La France révolutionnaire）、革命中的法国（La France en révolution）和革命过的法国（La France révolutionnée）。“革命法国”是指社会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综合，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现代性运动为旧制度法国社会制度转变提供了原动力，真正的转变从1788年春启动。“革命过的法国”自热月政变后就出现了，旨在终结革命，实现建立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梦想。但真正的革命是长时段的运动与短时段的革命事件的汇聚，这就要提到“革命中的法国”。“革命中的法国”指1789-1799年国家或公共权力摧毁或重建的一个过程。马佐里克认为，十年革命并不是布罗代尔眼中表层的历史事件，很多人通过骚动、抗争参与到革命中，许多村庄为战争提供人力、物力，在战争和恐怖统治中遭遇重大人员伤亡。革命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记忆，促成了深刻的变革，锻造了一个全新的法国。

总之，马佐里克认为，一切革命都是镶嵌在“短时段”内的事件，但是离不开长时段历史进程的酝酿和铺垫。因此，他从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方法入手，证实革命中废除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反之，孚雷从政治概念史视角出发，认为革命主要带来政治方面而不是社会方面的变化。而且，1789年革命彰显公民平等和政治自由，却悲哀地走向了恐怖。于是，他考察了这两种原则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遭遇挫折却终究扎根到稳定政体的过程。由此可见，在马佐里克和孚雷史学观点对立的背后，还涉及方法论的不同。

在孚雷和马佐里克史学观点论争的背后，是两人方法论的分歧。20世纪上半期，法国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政治事件转向社会经济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大都把经济因素当做解释历史现象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拉布鲁斯提出了著名的“抽屉理论”（le plan tiroir），认为历史上人们生活的世界依次由五个层面构成：经济、人口、社会、政治、宗教或心态。

这一转变深刻体现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从基佐到奥拉尔，都集中研究大革命的政治史。饶勒斯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最先用唯物主义方法，把大革命中的观念演变和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深层的社会挑战和阶级冲突。马迪厄研究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史，探讨生计危机与恐怖统治的关系，考察价格高涨与社会运动的关联。勒费弗尔1924年答辩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视经济为社会演变的基础，1939年出版的《八九年》一书奠定了对大革命社会经济起源的经典解释。索布尔1962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简史》分析了社会危机与革命爆发的关联。

20世纪60年代，孚雷竭力摆脱其师拉布鲁斯的社会经济史模式，他与里舍合著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大胆尝试，但仍有拉布鲁斯的痕迹。随着1978年《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出版，孚雷彻底完成了从社会经济史向政治解释史的转变。在此前后，孚雷多次批判社会经济史的不足，认为这种所谓“博学”的社会史，剥夺了一切解释的维度，有意避开问题，受制于逝去的时间的魔力，盲目地、没有限制地累积，不做任何反思。在他眼中，“伯克、西耶斯、贡斯当、黑格尔的解释要比150年后的马迪厄或索布尔更深刻。”另外，孚雷认为传统史学受制于社会经济决定论，即把革命事件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排除了政治的所有自主性，将大革命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目的论在史观上的表现。反之，他认为历史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能把发生的事情看做是过去的唯一走向。

为此，孚雷主张从叙述史转向问题史（histoire-problème）。他倡导的问题史有别于年鉴学派，以政治为核心，为此他重新界定了政治的涵义和功能。首先，孚雷扩大了政治的内涵，使其包纳社会，将其变成给整个社会提出问题的场域，因而他的问题史以政治“概念史”（histoire conceptualisante）的面目呈现出来。其次，孚雷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和自主性，使其摆脱了对经济的依附。孚雷注意到，当托克维尔研究平等问题时，他研究的其实是平等在社会规范（norme sociale）和个人激情方面的表象（représentation），而不是物质层面的平等。最后，孚雷不主张回归政治斗争史，也不宣扬政治观念史，而是从基内的著作受到启发，采用年代顺序和主题叙述相结合的方式书写革命史，并在其中融进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

总之，孚雷倡导要像托克维尔和古参那样，对重要的历史现象概念化，考察其起源、动力和演变；他主张不要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单一的整体，而应根据长时段史料建立多种革命交错或并行的观念，尤其通过重构革命行为方式构建事件的全貌；他主张历史学家应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冷静地对待支配历史人物的各种激情，例如平等的激情、革命的激情。

面对孚雷在方法论上的挑战，马佐里克始终捍卫传统史学的方法论。他反对将历史学概念化和抽象化，捍卫博学的传统，主张爬梳档案，研究具体问题。例如，他通过研读鲁昂和勒阿弗尔的档案，证实革命派别具有阶级属性，大批发商、穿袍贵族和财政家支持吉伦特派，制造业资产者、公职人员和实验科学的信徒支持山岳派。马佐里克始终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运动脱离不了社会运动，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变迁，两者需要结合起来看。

马佐里克为了回击孚雷，证实他和索布尔的研究方法不是极端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他在2004年出版的《索布尔：一位生逢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总结概括了索布尔使用的“回溯性社会学”方法：“索布尔使用的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化的唯物主义：对他来说，‘阶级’不是存在于自身之中，而是建构的结果，既产生自与他者的关系，也是在把自我的形象和意识整合到集体结构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集体的结构中，这些要素可以被客观地收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索布尔关于共和二年巴黎无套裤汉的杰出论文简化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为这篇论文声称政治表象、意识形态和心态这种所谓的上层建筑是复因决定的‘基础’（base）的反应。实际上，索布尔认真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他没有忽视多重决定因素的作用，它们来自无意识——不要忘了，他的夫人是精神病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它们来自能产生心态、信念甚至宗教的‘诸说混合’形式的长时段的遗产，它们来自经济、结构和局势深处沉重的挑战和趋势。”

如果说索布尔把孚雷的论说与英美修正史学相提并论的话，马佐里克一开始就揭示了两者的根本不同。他认为英美修正史学在学理上受到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析哲学的影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孚雷在方法论和观点上的转变放置到20世纪后半期思潮变迁的背景下看待，他认为，一方面，孚雷受到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失败的阴影下，孚雷与进步的意识形态和寻找历史意义决定作用的历史哲学决裂。马佐里克始终认为，围绕法国大革命史学的纠纷没有结束。19世纪形成了三种法国大革命史学流派：右翼的反革命史学、共和派史学、保守的自由主义史学。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延续至20世纪，尤其是到了80年代，在筹备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的过程中，这三派史学纷纷登场。总之，马佐里克认为，法国大革命史学上的论争是“披着史学史外衣，左派和右派，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意识形态—政治论战。一旦涉及法国大革命问题，不管是显而易见的还是隐藏的各种范式系列，都处于对立状态”。

因此，马佐里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仍然需要捍卫。首先，他捍卫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历史的重要贡献。他认为，1789年，人们普遍接受了人权观念，自1792年以来发明了现代民主的形式，1793年首次废除了人口贩卖，甚至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法国大革命建构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创造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形式，它建立在民族同意以及个人、私人关系之间的公共裁决基础上。马佐里克赞同拉布鲁斯的说法：“我们跟随法国大革命进入到一个伟大的领域，18世纪法国的根基在大革命中动摇了。什么也不是的第三等级变成了一切……18世纪法国根基的变化并不是没有引发其他民族的震荡，但它局限在法国，历经沧桑，然而到了19世纪，尤其是在欧洲以及美洲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具有了普遍价值。”

其次，马佐里克反对孚雷对恐怖统治的概念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罗伯斯庇尔的误解，而是主张爬梳档案，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了证明孚雷扣在他们身上的“新雅各宾派史学家”的帽子是一种简化，马佐里克特意梳理了“雅各宾主义”一词的来源和内涵。他指出，这是巴吕埃尔神甫（AbbéBarruel）发明的词语，1791年《宫廷与城市报》（Journ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用该词指责大革命的主角。该词常被当做贬义词使用，反对派拿来谴责雅各宾派犯下了颠覆政治和推翻基督教文明的罪行。后来，雅各宾主义又具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意指法国革命中的一个时段，也指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二是当代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用它意指激进的共和主义。

最后，马佐里克还采纳学界最新成果，对最容易被修正史学曲解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一词做了新解。他指出，根据克里斯坦（O． Christin）对大革命中的“政治代表”问题和投票实践的研究，“公意”指的就是具体的群体、团体和组织集体表达意愿的方式，这种靠多数决定的民主选举实践在旧制度的行会和团体中已经存在。在革命巨变下，它很快主导了政治决定和立法者选择的领域。大革命中各个层次的行政组织，各个协会、堂区，纷纷进行民主实践，创造了很多相互影响的中间性空间。他认为纪尧姆（Jacques Guilhaumou）的《共和国发言人的降临（1789-1792）》一书，研究了大革命期间诸多中间性空间里的民主发言。

马佐里克倡导通过实证研究，驱散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主要人物的种种意识形态偏见，这种立场和研究取向在传统史学阵营内引起了积极的回响。当今传统史学的代表史家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在《暴力与法国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一书中，用非意识形态的方法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与暴力，他的另一本著作《罗伯斯庇尔：一个巨兽的形象塑造》追溯了罗伯斯庇尔恶魔形象的建构过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罗伯斯庇尔形象。另一位代表史家比亚尔（Michel Biard）在专著《中央集权的小矮人：从总督到省长——一个“法兰西模式”的不确定性》和文章《什么样的“雅各宾中央集权”》中揭穿了“雅各宾中央集权”这一流行说法的不实之处。属于传统史学这个大阵营但刻意彰显独立性的戈蒂埃（Florence Gauthier）在其著作《大革命时期自然权利的凯旋与死亡：1789-1795-1802》中，其弟子博斯克（Yannick Bosc）和布莱萨（Marc Belissa）在合著的《罗伯斯庇尔：一个神话的制造？》中，力图清除学界对罗伯斯庇尔的误解，把他还原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佐里克把孚雷的学术转向完全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简化。他没有看到孚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其实孚雷不断发展、修正其思想，不仅脱离了导师拉布鲁斯，还刻意与年鉴学派保持距离，慎重地对待欧美风极一时的“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正如他的学术挚友莫娜·奥祖夫所言，他“不把自己安置到任何一种决定论（déterminisme）中，不管是语言学上的（列维-斯特劳斯）、地理学上的（布罗代尔），还是社会学上的（布迪厄）”。

马佐里克和孚雷的论争不仅是孚雷—索布尔三十年论战的重要环节，而且映照出了法国当代史学的变迁。自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社会经济史的衰微与文化史的兴起。孚雷对拉布鲁斯方法论的背弃和对索布尔大革命史观的批判，可以被看作是“从地窖到顶楼”的新史学转向的一个侧面。他们这一代人大都努力从拉布鲁斯社会经济史方法的“桎梏”中突围，如果说伏维尔开创了心态史，诺拉开创了记忆史，米歇尔·佩罗开创了妇女史，孚雷则是开创了政治概念史。他们纠正了社会经济史在解释框架上的不足，促成了法国史学在七八十年代百花齐放的景象。尤其是在80年代，孚雷的政治概念史与欧美学界的“文化转向”相得益彰，促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盛行，揭示了“大革命作为现代性的雅努斯门槛”的张力和冲突。

面对史学风潮的转变，马佐里克则是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政治文化的社会经济根基。他虽是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捍卫者，但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般僵化不变，而是在论辩中不断深化传统史学的议题。到了晚年，他尝试不同题材的写作，《索布尔：一位生逢其时的历史学家》（2004年）一书通过人物事迹和交往圈子塑造了一个丰满的索布尔的形象，《20岁的让·雅克·卢梭：对自由的渴求》（2011年）一书重构了卢梭青少年时期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成长之路。在他的微观史学之作《命运：一战中科洛尔盖村的四个“法国兵”》（2014年）中，年过八旬的马佐里克透过父亲和三个伯父的抗战故事，讲述了他出身的那个胡格诺派农民家庭与共和国的连接。这三本著作表明，马佐里克并没有对来势凶猛的“文化转向”无动于衷，而是在坚持文化具有社会属性和阶级差异的前提下对此做出了回应，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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