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丨章永俊：《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

沈垚

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

章永俊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清道光、咸丰时期，魏源、姚莹、俞正燮等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纷纷批评乾嘉考据学，痛斥其弊端。然而，在他们的史地作品中，很多都是以严格的考证作基础的。这一时期他们在考证的目的与内容上与乾嘉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

乾嘉考史之风盛行时，传统地理学以考释为主，所考之事大多局限于章句之间，烦碎细小；所考范围大多侧重于地理和艺文。这样的研究尽管不系统，但当时的地理考释仍然注重求实的态度。道咸时期的史地学者也大多精于朴学，善于运用考证、校勘、训诂等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从文献上考索史地。祁韵士、徐松、林则徐和姚莹等人注重实地调查，其他史地学者因条件所限，未能亲履其地，但他们都很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认为“必验之实在情形，不为虚词以欺世”，并力求以前人和当时学者耳闻目验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治学方法。道咸时期的史地学者在方法上仍然继承了乾嘉汉学考证求实的优良传统。由于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与学风的转变，从以考释为主而变为以论为主和以考为辅，或考论结合，这是考证上的新变化。与清初经世史学不同的是，此时史地学者的考证是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与筹边谋防联系在一起的。沈垚、俞正燮、张穆等史地学者原来也都致力于旧史辑佚与考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后来都走上了究心时务、以经世为志的治史道路。

道咸时期史地学者的考证反映了以下特点：一是重视目验和实地调查，祁韵士、徐松、林则徐、姚莹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二是重视各种文献的参稽考索。这方面的学者主要有沈垚、俞正燮、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夏燮等。三是考证的方法和形式多样，代表人物有俞正燮和何秋涛。

祁韵士早年在史馆时曾“窃慕康熙间图侍读理琛奉使绝域之事，思亦躬履边徼，详志所见，以广所闻”。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任户部主事期间因宝泉局亏铜案遣戍伊犁。虽遭罪，却因之得到实地考察研究的机会。祁韵士一路上将“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随手疏记”。伊犁将军松筠请他编纂《伊犁总统事略》，祁韵士由于“亲履其地，多所周历，得自目睹”，加之早年“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因此“颇堪自信”，受命后很快修纂成书，以《西陲总统事略》一名印行。《西域释地》一书，“掇闻见录诸书中之可信者，证以所见，纂为二篇，附载书后，俾后之人知所折衷云”，并广泛参考汉以来的西域有关文献。祁韵士对亲自目验的详记，非亲身到过的地方则从略。在他看来，“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程恩泽曾评价祁氏这种重视目验的研究工作是“穷源溯流，荟萃贯串”，起到了“实经世可施用”之功效。

祁韵士

徐松于嘉庆二十年（1815）从伊犁出发，“周历南北二路，驰驱殆遍”，行程一万余里，历时近一年。徐松每到一处，皆“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山川道里，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风土备悉”。《新疆识略》成为后来研究新疆史地者的重要依据，这与他亲自赴南疆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关。徐松认为“西域水道向无专书，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注，主于简，以拟水经。又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他考察了新疆境内大小河流的河源，仿《水经注》体例，撰写成《西域水道记》。该书分记文、注释两部分，记文简约，释文详赅。释文在释河流沿岸之风情、地名语源、历史遗迹时，尤详于历史考证。如该书“塔里木河”条中，徐松经过考析，把塔里木河作为罗布淖尔所受水，使河之“初源”成为塔里木河之源；他将《汉书·西域传》之“两源”增为“三源”，增益葱岭南之叶尔羌河，使久论未决的河源问题得到解决，反映了他对新疆水文地理的科学认识。徐松由于亲历新疆南北两路，知悉其山川道里、风土人情，因此“万里之广，二千余年之久，如辐凑毂”。所作《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证古今，纠谬补缺，补充了颜师古以来的各种相关资料，终成一家之言，为阅读《汉书》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张琦在该书《序》中说：“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幸矣。”徐松对史料的采撷尤为审慎。如《西域水道记》引用碑志甚多，其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是武周圣历元年（698）《李氏莫高窟佛龛记》，涉及敦煌莫高窟开凿事迹。又如嘉道年间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跋的先后有钱大昕、董佑诚、程同文、沈垚等，唯徐松“跋中疏证皆其得之目验”，不为“穿穴于故纸堆中旁参互证”，故“今昔情形，如合符节”。

林则徐也曾流戍新疆，对英、俄窥伺新疆的形势有切肤之感。道光二十四年（1844），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绘成《卡外舆图》，并附详细说明送林则徐，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对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在伊犁时，林则徐主要通过邸报、文献、档案资料，以及通过书信来了解情况。如《衙斋杂录》摘录了不少新疆屯田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如《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城垦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摘录王公表传、哈密回部总传》等。这些档案资料，对林则徐于1845年被派去南疆勘查垦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尤为重要的是，林则徐摘录的这些资料表现了他对新疆经济开发的关心，实际上是把西北的边防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此外，林则徐注重实地调查，他来新疆的遣戍途中所作的日记对于西北各地，进行了较详尽的记述和考证，对西北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风俗民情等记录尤详。在勘查南疆时，他不忘了解边外形势，如到喀什噶尔时，便“传唤回子阿浑阿密特等，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

姚莹治学考证的显著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其一，他认为，要雪中国之耻，必须了解敌人虚实。历代史书虽有对边情的记载，但社会形势“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才能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有效方略。早在台湾期间，姚莹就搜集了沿海商人的著作与西人所著的舆地书籍相对照。1842年他还亲自审讯英国俘虏颠林，了解近海诸国地名、形势，以求得对海疆情况的真切了解。战后被贬官到四川后，他对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西南地区的贩烟活动路线作了具体调查，发现烟毒之泛滥，已成为“蜀中大患”。到西藏后，他又详细调查了印度、尼泊尔入藏的交通问题，并将西藏外各国地形绘制成图。他曾专门写信给林则徐，具体描述了边疆形势的“险阻”，揭露英国侵略者“屯兵其上”，蓄谋“长驱入藏”的野心。为了寻求“以夷制夷”的办法，他对英、俄两国在西、北二印度之间的武装争夺十分关注，认为“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主张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来筹划“制驭”的方略。反映了他注意研究外国情况，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愿望。其二，姚莹调查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他主张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认为“商贾之言时裨正史”，应当“留心采访，随时纪载，以贻后人”。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姚莹注意山川风土的记载与道里远近的考订。他认为“古今地名改易，唯山川人物风土不易，故以此志之虽数千百年后、万数千里外犹可举辨。”在《康纪行》中，他不仅详载诸路进藏道里，而且对西藏的民俗，如天葬、火葬、兄弟数人共妇以避徭役等情况也作了记载。对诗词歌赋及民间人士的传说，他广为采集。对西藏的宗教问题，喇嘛教的教义及天主教的源流，他也极为注意，一一作了具体的记录。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宗教作为侵略的手段，以期引起人们对此保持警惕与注意。其三，姚莹对前人及同时代人的著作尤其注意考订。凡“古书言异域”之事，他主张“亲历其地”，通过“博览”，以“辨其真中之伪，而得其伪中之真”。在《康纪行》卷5“西藏外部落”条中，他纠正了魏源关于“廓尔喀界西藏及俄罗斯”的记载错误，并考明“俄罗斯攻取之务鲁木在西藏西南五千里外”。他的意见引起了魏源的重视，在修订《海国图志》时，魏源对此作了更正。应当看到，姚莹对我国西南边疆情况所作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其考证在同时代人中可谓是首屈一指的。

沈垚、俞正燮、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人未能亲历边陲，其所著皆取之于文献记载，但他们在重视各种文献的参稽考索时，还努力利用其他学者已有的考察成果。

沈垚早年一度沉迷于名物训诂之学，后来他“自知琐悉之非计”，在给好友张履的信中说道：“垚好用心于琐屑纷颐之处，颇亦自知其误究名物而弃微言，指示病根至为痛切，当以为座右铭。”遂与考据末流分道扬镳。沈垚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根据张德辉《塞北纪行》，参以他书，对金元间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晋见成吉思汗事迹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作了考证，该文不仅对河北至金山（今阿尔泰山）以东交通要道、山水驿程、成吉思汗分封在东方的诸王封地、和林地点及西北地形险要等作了考释，而且纠正了前人某些误记，可补徐松、程同文诸跋之不足，又能以史传疏通张德辉《塞北纪行》及李志常原书所记的山水地名，大多言之确凿，信而有据。当时，精于古代史地的程恩泽评价曰：“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沈）垚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避荒万里在目前矣！’遂搁笔”，足见沈垚学问根柢之深厚，为时人所折服。此外，沈垚所著的《新疆私议》也是充分利用了其他学者的已有成果。徐松曾评价说：“某谪戍新疆，凡诸水道皆所目击，然犹历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垚闭户家居，独以故纸堆中搜得之，非其绝大识力，曷克有此？”

俞正燮治学考证范围十分广泛，王藻评论说他“搜讨之勤，识议之博，上下古今，纵横驰骋”、“博学强识”。俞正燮在考据之精上达到了“真而不凿，要而不芜，质而不僮，辨而不哗剖晰疑似，若辨黑白”的程度。《俄罗斯长编稿跋》中论及俄罗斯事数则，而检阅群书，搜辑资料竟达187条，“搜采既富，足裨见闻，其考订处亦多能详人所略。”俞正燮虽为考据名家，然而并不拘泥于旧籍字句考订，而颇留意时事，尤重边防研究。18世纪70年代的土尔扈特自伏尔加河东返故土，定居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由伊犁将军管辖，但“西人”诬蔑土尔扈特部背叛俄罗斯，《西域闻见录》一书的作者不明真相，轻信无根之说，俞正燮作《书<西域闻见录>后》指出是书的伪谬。他说：“《西域闻见录》非见闻所及，即多舛误西人多谤土尔扈特者，所闻真伪相半耳。”俞氏罗列大量史料，叙述事实原委，明辨是非，即是为了驳斥“西人”的不实之词，为土尔扈特部申屈，“土尔扈特部独蒙恶声，故详检官私著述，为订证之”。可见，俞正燮的考据不是陷入雕虫末技不能自拔，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思想性。俞正燮没有祁韵士、徐松发配边疆的经历，他的边疆史地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主要是考据。但是，他的研究同样与现实密切相关，其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考据学的“象牙之塔”，对后来学者研究边疆史地有重要启迪作用。

龚自珍未到过新疆和蒙古实地考察，他的西北史地研究无疑也是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进行的。吴昌绶《定庵年谱》说：“桐乡程春庐大理（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皆开斜方而得之，属先生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而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原流合分，尤役心力。洞明边事，雅称绝诣。自撰《蒙古图志》，订定义例，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可惜此稿因火焚而功亏一篑。

在《元史新编》中，魏源对一些西北地名进行了考证，以旧史籍与现名对照。由于元代疆域辽阔，许多地名不见于史传，有些地名古今又有变化，因此研究元史者弄清地名工作尤为繁杂。魏源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能使“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其方位虽间有疏略，而其高瞻远瞩”，有“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在《圣武记》中，魏源充分利用了当时边疆史地的研究成果，对边疆地理的考证尤为详尽。他对征引的材料力求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取其真实可考的部分，去其虚妄不实之处。如萨尔浒之战，乾隆十三年与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均记载为努尔哈赤以兵500破明军40万（十三年卷4，四十九年卷5）。魏源考证认为，当时明军实际20余万，而且海战双方兵力相当，只是战术不同罢了（卷1，《开国龙兴记》）。又如卷6有关俄罗斯方位的论述，指出了官书《四裔考》之误。由于该书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急就而成，其中有一些是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因此有些年代和史实未遑细辨而难免失真。如有关白莲教起义的时间、组织等问题的叙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档案不一致。魏源要求“考据之学，利于应敌”、“有关国乘，不敢墨墨”，即历史考据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又要发挥“应敌”等作用。

《蒙古游牧记》一书，元以前主要依据正史及《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等；明代多取材于《蒙古源流》；清代部分尤为功力之所在，资料最丰富，并都经过精心选择，重视他人实地考察所得和原始资料。书中大量征引清人游历西北地区的记载，如方式济《龙沙纪略》、龚之钥《出塞录》、图里琛《异域录》、祁韵士《西域释地》、徐松《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引用最多的则是清代官方档案和近于档案性质的官修《方略》。除了成文官书外，他还注意搜访某些口碑材料。此外，张穆还尽量吸取同时代学者俞正燮、魏源、沈垚、徐继畲等人的研究成果。1848年，即其去世前一年，当他看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仍表示要将有关内容采入所著的《水经注表》中。张穆的研究所得主要凭借的是书本上的谨严，而非亲历和目验。但他十分注重吸取当时实地考察成果。如徐松任榆林知府时曾派人确查西夏统万城故址，此勘测资料即被张穆记入《蒙古游牧记》中。《蒙古游牧记》的注文主要采用了广征他书的集解和间加考证的方法，但却广而不滥。祁寯藻为该书作《序》曰：“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余详为披览，究其终始，见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引则瞻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虽然石州之成此编，岂第矜博奥菟隐僻，成舆地一家言哉。”由此可见，《蒙古游牧记》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求实致用的典范作品。

《蒙古游牧记》之所以能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与何秋涛的校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何秋涛的“补注”，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对王公世系、山川地名、星度等的考析，其具体、详尽较之张穆原著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卷16“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游牧所在”，原著仅言其牧地“在阿拉善旗之西”。而何秋涛在“补”中加上“当甘肃省甘州府及肃州边外，至京师五千五百余里，汉为居延县地，张掖郡都尉治此”，下又加“补注”，历述诸书有关居延县的记载，长达千字。其考证之精细，由此可以窥见一斑。经过何秋涛的校补，弥补了原著的一些阙略，从而使其论证更富有说服力。

在《朔方备乘》中，何秋涛下了大量的考证功夫。咸丰十年（1860），咸丰上谕评价此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具见学有根柢”。

首先，《朔方备乘》考订色彩之鲜明，范围之广泛，不惟表现在24“考”、“考订诸书”、“辨正诸书”上，其它各卷亦无不有考，传以考立，记以考成，甚至在诸表和图说中也有考证。就24“考”而言，既有形势、疆域、山川、水道、城邑、属地的考证，也有教门、方物等考析。大至俄属东欧之地，小到一山一水、一城一碑，皆有专卷论析。

其次，考订精严，务求准确。辨明中俄边界的模糊问题，澄清是非，是何秋涛考证的重点。何秋涛对东北部边界的界碑、卡伦、窝集等边界标志进行了考察，指出康熙帝时曾在中俄边界上设立了两个界碑。格尔必齐河界碑立于黑龙江北岸，额尔古纳河界碑立于黑龙江南岸，碑上刻满、蒙、俄、喇地纳（拉丁）文。何秋涛还指出在极东部至大海的地区也有界碑，即威伊克阿林界碑。考证此界碑在“极东北大山上，上无树木，堆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刻以满、蒙、俄文，后因官书中缺乏记载，有人认为此界碑是否存在“未足证信”。何秋涛据杨滨《柳边纪略》所载，指出界碑的确切存在。何秋涛着力研究清代边界并对极东的边界情况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考证，有力地证明了从黑龙江至大海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又如他对《一统志》中有关中俄边界记载的勘误，“乾隆初年所修《一统志》于‘黑龙江’卷内载分界石碑云：‘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何秋涛认为此石碑所载“语意与事理全相矛盾，殊不可解”，于是详细校勘，“始知刊本《一统志》于碑文‘山南’二字下脱落‘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十二字，又脱去‘山北’二字，遂致文意舛误，关系匪细”。很明显，这类“文意舛误”关系到两国的领土和主权，实在不可忽视。他还指出《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中严重的记载缺失情况，说两书“皆止载格尔必齐一界碑，而额尔古纳界碑两书皆未载。至威伊克阿林界碑尤为远，其失载也固宜。今额尔古纳界碑巍然尚存，岂得以志乘失载之故而疑之乎？”何秋涛认为两书“失载”额尔古纳界碑固不应当，同时希望人们不要因为“志乘失载”而怀疑其存在。他还对北方边界“形胜”进行考察，尤其对战略地位重要的“库叶岛”、“艮维窝集”作了重点论析。他指出：“险阻之地，莫如山岭。东三省所谓窝集，即深山老林也，地隶中国而接壤俄罗斯，兹胪列之为《艮维窝集考》一卷。库叶附近诸岛，与俄国隔海相望，兹亦列为一卷。”又曰：“然窝集不仅称富饶，并足以资防卫。盖自黑龙江以西，皆设喀伦为界，独吉林等处，东限于海，北接俄罗斯边界数千里，初未设立喀伦，惟赖窝集之险，以限戎马之足较之长城巨防，尤为险阻，伊古以来，多以窝集为部落之名，良有以也。因详征其事，以备览观云。”何秋涛对军事要地详加考述，显然有警醒国人防卫沙俄侵略的意图。

总之，何秋涛以其严谨求实的学风，从中俄之间利害关系的高度多层面、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北边，主要是有关俄罗斯国家的诸多情况，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祁寯藻称颂《朔方备乘》一书说：“其纪述则信而有征，其搜采则博而不杂，其辨别是非则确而不可移易，岂非所谓实事求是者哉？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畲）二书，不啻后来居上。”“实事求是”、“考核之精”等评价反映了何秋涛考证上的特点。何秋涛继承了乾嘉学者重考证的求实传统，同时以其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关注来自“北徼”俄罗斯的威胁，旨在提供详实可信的资料以引起国人的忧患意识，振奋精神，抵御外侮。

夏燮《中西纪事》一书也极富求实致用精神。如夏燮总结“二角、虎门之役”等考证说：“以上所记二角、虎门之役，多据邸抄，参以琦相供词之合者，又核之粤抚参奏，及将军、参赞在途次所奉前后上谕、廷寄，更证以裕帅咨会苏抚之文，粤东抄传林制使之信，义律称兵要抚之本末，略具于此。至英夷窥省，粤中议和，则靖逆原奏，无一征实语。惟王廉访信函得自目击，颜制使所奏多系确探，今悉本之。并附录原文于下，以资异日史志家之考证焉。”夏燮照录“王廉访廷兰致闽中曾方伯望颜信”，继之“按”曰：“然上见夷情安帖，方饬各路官兵调回队伍，而福建有新募之水勇八千，亦以粤中就抚，遣散殆尽，不两月而厦门失守矣。靖逆但以六百万了粤东之局，而不能禁其不犯闽、浙，是直以六百万供其入闽、入浙之资，欲其无得陇而望蜀也，岂可得哉？”又如卷12文末“按”曰：“江苏制抚转准都中大臣照覆之文，移知四国，此军情秘密之事，邸钞既无可查，档案亦所未见，惟西人月报详记其事。前既据以叙入，仍将原文附录于后，以资考证，核其月日，皆与邸报相符，非传闻之臆说也。弥人屡次讲款，不肯附和称兵，自是实情。而俄罗斯向不在五口通商之列，故照会之文，令其前赴黑龙江听候查办。又参以殷兆镛奏称奕山让给五千里之地，则弥、俄二国之讲款，公私各别。俄罗斯乘机要狭（挟），惟贿之求，亦无足责，但其合词请抚，不特弥人信以为实，即英、法亦堕其术中矣。至其立学京师，其中人来往居住，消息潜通，当英人内犯粤东，已有从中窥衅之意。”可见，夏燮求实求精的考证，意在向他人研究提供信实的资料，以为御敌之用。夏燮主要是参照中外历史文献及当时的邸抄文报及新闻纸等资料进行考证。如夏燮“参核《明史》及中外纪载之书”，考析认为：“惟葡萄亚以西洋小国先后来澳，率藉中国之援，贳廛久居，遂为二百年专利之薮。佛虽垂涎，欲与之争，而国势已不可复振，又况强邻之耽耽而议其后哉。”

何秋涛的考证方法显示出灵活变通的特征。何秋涛或据古以证今，或依今以稽古，或以本国正史、或以西人著述相互印证，考谬纠误，或以裨官记述参资考订。其研究文献的主要方法是，将书的全文或部分抄录，再对正误之处加以自己的“案语”进行笺证。如何秋涛对《俄罗斯国总记》一书的辨析曰：“臣秋涛谨案：《俄罗斯国总记》见西洋人所作《四洲记》中，本系拉提诺字，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译以汉文，始传于世。考俄罗斯地在西北界，居蒙古西洋之间，自明初依番建国之时，其风俗大类蒙古。及明中叶以后，益崇尚天主教，练习火器大概与西洋相同。《四洲记》一书以西人言西事，地既邻近，见闻较确。于俄罗斯境内疆域分列东俄、西俄、南俄、大俄、小俄、加匽俄各部落皆具四至。又乾隆、嘉庆年间，俄人与英佛诸国交涉构兵诸事言之尤详。续出之《瀛环志略》等书，多以是书为蓝本，以所记核之《一统志》、《异域录》方隅里至，既多符合，即旁证《海国闻见录》、《地理备考》各图说，亦皆历历不爽，则其信而有征可知也。惟是此书所译地名多与《一统志》、《异域录》不同，或因音同字异，或因先后更改，论者不察疑，其凿空之说无所依凭。臣详细校核，逐一改正，因声音以辨其通，验山川以求其合，笺注同异，按籍可稽，庶足为实事求是之一助云。”这段文字在考证方法上，可以看出何秋涛运用了校勘、训诂等考据学知识。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后史地学者的考证一方面继承了清初顾炎武和乾嘉考据求实、求精的传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考证又改变了过去记载残缺零散和范围较小的缺陷。史地学者注意对各种资料博采兼搜、掇拾遗残、采摭缀辑，汇为一编，并注意从整体上宏观把握研究对象，将宏观概括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历史考证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从面使其著述显示出求真与致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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