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丨石芳：《历史书写与现实形势的纠缠——关于“铁面人”的历史、记忆与想象》

伏尔泰

历史书写与现实形势的纠缠 

——关于“铁面人”的历史、记忆与想象

石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1751年）中披露了一个死于巴士底狱的神秘囚犯。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在放风等活动中，他又总是带着面具，因此也没人看到过他的面容。而且，监狱长严防任何人与他接触或说话，因此也没人知道他的身份、经历、所犯何罪：“这是国家机密，他（证人）曾经宣誓永远不泄露”。很快，这个神秘囚犯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被冠名为“铁面人”。更多“知情人士”披露新的细节，人们纷纷揣测他的身份和经历，提出各种假说：亨利四世的孙子、路易十四的私生子、路易十四的兄弟……另一方面，艺术家也从这个谜团中得到了灵感，从1780年代开始，以“铁面人”为主题的诗歌、戏剧、小说开始涌现，影响最大的是大仲马的《布拉热洛纳子爵》，基本奠定了此后艺术创作中“铁面人”故事的骨干。“铁面人”已经20多次被搬上银幕，还被频繁绘成动画片，改编为电视剧，成为路易十四时期的重要故事情节。换言之，“铁面人”已经成为一个大“IP”，即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的媒体运营内容。两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形势和时代趣味的影响下，涌现出了50多种关于“铁面人”的假说。“铁面人”逸闻超越了历史的边界，演变成一个传奇。

史学家们想要解开历史谜团，从伏尔泰开始，他们不断翻找档案、挖掘资料，寻找关于此人生平的蛛丝马迹，并试图解开导致他监禁终生的“国家机密”。19世纪以来，鲁-法齐拉克、德洛尔、托潘、莱尔、丰克-布朗塔诺、勒诺特、蒙格雷迪安、珀蒂菲斯等诸多法、意、英、德等各国学者，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分别于1974、1987和1991年召开三次“铁面人”研究专题国际学术会议。

经过长期发掘研究，史学界对“铁面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已经达成共识：第一，他的名字是厄斯塔什·当热（Eustache Danger），大约出生于1643年，职业是仆人；第二，他于1669年七八月之交，由路易十四签发的密札，在加莱被捕；第三，他是由于看到甚至不慎泄露了某个机密而被捕；第四，从被捕时起，他一直被深受路易十四信任、看管富凯的圣马尔斯（Bénigne Dauvergne de Saint-Mars，1626-1708）监管，并随着圣马尔斯的调动升迁而辗转四个监狱：皮内罗洛（1669-1681）、埃克西勒（1681-1687）、圣玛格丽特岛（1687-1698）、巴士底狱（1698-1703）；第五，囚禁于皮内罗洛期间，他曾经给富凯当过仆人。至于是什么国家机密导致他如此凄惨的下场，学者们只能根据他被捕时的政治形势进行推测。比如，伯蒂菲斯认为当热涉及的秘密，是路易十四与英王密谋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并联合攻打荷兰；韦尔热-弗朗谢希则认为他见证了其主人博佛尔公爵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被谋害、却被掩饰为失踪事件；保罗·索尼诺认为当热的主人参与了科尔贝篡改马扎然的遗嘱和财产清单，以掩盖马扎然及其身边人的巨额贪贿活动。

不论这个“国家机密”究竟是什么，“铁面人”的身份、经历与后世流传的传奇或小说相差甚远，他并非什么王公贵族或历史名人，只是由于参与或看到某个机密而被“灭口”的“可怜人”。但是，这样一个平淡的故事，从18世纪初期开始，成为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后来进入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并因此而广为传播，最终又经过大仲马等艺术家之手被演绎成一个个传奇。“铁面人”不再仅仅是一个命运凄惨的囚犯，而是成了绝对君主制下国王的专制、大臣的专横、密札的恐惧的一个象征。三百多年来，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究“铁面人”其人其事，想要解开导致他入狱的“国家机密”。但这段“历史的历史”，即“铁面人”作为“一个至今只有传统史学研究过的历史现象，如何被集体记忆所操纵”，在中外学界尚未得到严肃分析。

对于“铁面人”传奇的形成，伏尔泰迈出了关键一步。因为，在历史书写的第一个环节，即依据证人和文档建立文献证据的环节，他所依据的证据就是有缺陷的。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铁面人”逸闻总共一千多字。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很多信息是不准确的。比如，“铁面人”并非是在“这位首相（马扎然）去世几个月以后”，“被极端秘密地押送到”圣玛格丽特岛，而是在1669年被捕，那时马扎然已经去世8年了；而且他被捕后一直拘押在皮内罗洛要塞中，直到1687年才被转移至圣玛格丽特岛。甚至关于他所带的面具这个标志性信息，伏尔泰的描述也不准确。这个囚犯并非一开始就戴着面具，而是几次在监狱之间转移的押解过程中、以及后来在巴士底狱才出现他带着面具的记载，而且也并非“护颏装有钢制弹簧”以方便他吃饭的“铁”面具，而是“黑色丝绒面具”。伏尔泰描述卢瓦侯爵去看“铁面人”时，“站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和他讲话”；还有在巴士底狱时，“他的住宿安排得舒服妥帖”，“为他做的是头等饭菜”，这些说法也都毫无根据。恰恰相反，从史学家们发掘的档案资料来看，“铁面人”在监狱中的生活根本没有“舒服妥帖”可言：从他被捕开始，一年的花销就是600利弗尔，与富凯的仆人相当，而路易十四给富凯提供的狱中开销，仅饮食一项就是“铁面人”全部花销的10倍多。他离开埃克西勒时，家具只卖了13埃居，这连拘押在皮内罗洛要塞中的洛赞伯爵的一张床垫都不够。这些经费上的线索，是史学家们判断“铁面人”身份低微的主要依据。

《路易十四时代》

总而言之，伏尔泰关于“铁面人”的这两段简短叙述，几乎句句都不准确或没有依据，仅仅故事的主体框架是真实的。这种几乎满篇错误的情况，与他的资料来源有很大关系。1738年，在写给时任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杜博教士的信中，他不仅详述其创作计划，还特别提及：“我对死于巴士底狱、戴铁面具的人的经历非常了解。我跟曾经服侍他的人谈过。”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供出了自己的证人：巴士底狱的一位老医生，“常常替这个奇怪的人看病”；巴士底狱的监狱长、圣马尔斯的继任者贝尔纳维尔，“经常向我证实这事”；夏米亚尔，“知道这个奇怪的秘密的最后一个大臣”；里乌夫，曾在戛纳担任战争专员，“银盘子”的故事的讲述者。总之，伏尔泰笔下的“铁面人”逸闻完全是建立在口头证据的基础之上的。

《路易十四时代》所涉及的时代，对于伏尔泰并不遥远，书中的很多人物或其直系后裔、利益相关者当时还在世，算是一部当代史，因此书中的很多资料确实源自口述。其实，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专业化之前，口头证据一直都是史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只是在相当晚近，处理口头证据才不再是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在伏尔泰创作《路易十四时代》这些年中，以梅雷泽、达尼埃尔的《法国史》为典范的官方“大历史”已经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平庸，繁琐、冗长、呆板，缺乏“对法国人的想象和情感的影响和支配力”。以碑铭学院院士为代表的考据学家们，仍然在忙于文本考证，他们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常常被严重低估，但也确实不适应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18世纪的法国读者对历史兴趣浓厚，例如在法国贵族的藏书中，历史类书籍占据绝对优势。满足读者这种热情需求的，是两类历史题材的著作。一类源自伏尔泰这样非以历史为职业、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非专业人士，仅就路易十四这个主题而言，从17世纪末起就涌现了一些历史类著作，如李米耶、拉雷、拉奥德等人的著作。另一类则是以回忆录作品为代表的“见证史学”。自16世纪中期以来，从法国贵族那里涌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回忆录。这些作品丰富多样，在作者死后出版并非常为公众欣赏。与官方“大历史”或者李米耶之流的冗长乏味的史书不同，回忆录进入“人类心灵的深处”，完全不掩盖“错误、偏见、观点、罪恶与道德”，让人认识到“风俗、习惯、策略，公共和特定的管理机制，每个统治时期的政治利益。”更何况，这些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回忆录还记录了生活中的琐事，并具有小说叙事的亲密感，因而显得格外“真实”。因此，它们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与《路易十四时代》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圣西门公爵回忆录》就是其中代表。

伏尔泰创作《路易十四时代》自然没有用上圣西门这部还埋没于手稿之中的回忆录。但他利用了同类型的材料，这些材料部分得自于王公大臣的书信、文件，比如他总是喜欢在书信和报刊上大肆宣扬的诺瓦耶公爵提供的手稿、路易十四的亲笔信，要么就是他在贵族沙龙的闲言碎语中听来的，从男仆内侍这些混迹于大人物身边的人那里打听的。实际上，整部《路易十四时代》，很多内容得益于当时还在世的高官显贵提供的陈述和回忆的抄本，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比如1672年路易十四亲征荷兰，横渡莱茵河的行动一直被宣传成路易十四的一项丰功伟绩。正是伏尔泰从目击证人那里获得消息，揭露出当时“季节干旱”，对方的防御工事只是一个“征收通行税”的“小塔”，只有“十七名士兵”，“靠岸轻而易举”，从而戳穿了这个战争神话。这些内容使《路易十四时代》具有了明显的口述史特性，具有了私密、亲密感，甚至令读者有了代入感。

然而，对于“铁面人”逸闻，伏尔泰似乎完全依赖于口述资料。目击者的描述本来就不是完全可靠的，而伏尔泰的四位证人甚至都不是直接证人。四位证人中，只有弗雷吉埃在“铁面人”死前三个月成为巴士底狱的医生，从而真正接触过他。但他和夏米亚尔、里乌夫的证言，都是通过其他人转述给伏尔泰的。唯一和伏尔泰直接接触的证人贝尔纳维尔，于1708年接任去世的圣马尔斯，那时“铁面人”已去世5年，显然他关于“铁面人”的消息也得自道听途说。其实，除了这四位证人，伏尔泰可能更早就已经听说了“铁面人”的故事。押解“铁面人”过程中的种种神秘做法必然引起注意。因此，就在“铁面人”被押解到圣玛格丽特岛四个多月之后，一份阿姆斯特丹手抄新闻就报道过这个“带着一个钢面具”的神秘囚犯，“没人知道他是谁，他被禁止说出自己的名字，一旦说出，就会被遵令杀死。”此后凡尔赛宫廷圈内多多少少有些传闻。伏尔泰少年时代以诗才成名，混迹于巴黎上层社交生活之中，当时他可能已经从流言蜚语中听说了这个囚犯。“铁面人”逸闻引发公众好奇心之后，与伏尔泰关系密切的德芳夫人在一封信中说到：“这事是真实的……我还想起我在孩童时期和年轻时期曾听说过。”伏尔泰年少时期就结识了宫廷大贵族黎塞留公爵，他们之间的通信也暗示了这则逸闻的流传范围：“比如铁面人的逸闻，您很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1717-1718年，伏尔泰由于一首讽刺诗被关进巴士底狱，他在此结识了看守、军官以及监狱长贝尔纳维尔，可能从他们口中听说了一些消息，令伏尔泰确认了之前在上流社交圈中听说的关于“铁面人”的传闻的真实性。

“从目击者或当时的报道就开始了一个（信息）选择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重要性或意义的标准发生变化，选择的进程就会继续。”这些证言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层层转述，在没有文字资料辅助时，信息扭曲和失真使得依赖它们重建历史事实特别困难。伏尔泰当时并非完全不可能得到些许有关“铁面人”的书面材料，特别是巴士底狱中的记载。1769年，格里费利用杜荣卡的日记考证“铁面人”逸闻，这份日记是少数关于“铁面人”的真实直接材料。从“铁面人”被关入巴士底狱直至他死亡，杜荣卡一直是巴士底狱副官，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况。“在所有关于这个奇特事件的说法中，在可信度上，没什么能够跟杜荣卡先生的日记相提并论。这是一份真实的文件，那是一个身居要职的人，一个目击证人，完全亲手在一份日记中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并且标明了每日在他眼皮下发生的事情。”同时，格里费也看到了“铁面人”在入葬登记簿上的登记和两名见证人的签名。根据这些材料，格里费考证出“铁面人”从皮内罗洛就由圣马尔斯监管，更正了他的死亡时间。这些成果连伏尔泰也不得不予以承认。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伏尔泰做过类似的考证资料方面的努力，“我跟曾经服侍他的人谈过”，他大概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其实，对于18世纪的历史书写，忽视文献考证的做法并不是例外。在伏尔泰创作《路易十四时代》这个时期，被现代史学视作档案的那些文献资料已经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它们或者被当做证明权利和特权所必需的（比如君主颁布的法令、私人契据等），或者被当做王公大臣的私人财产（比如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动所产生的书信），或者被当做只能向参与谈判的外交官提供的国家机密（比如特意整理、集中保存的外交事务文献）。然而，史学家们无权接触它们，在档案中四处打探的史学家是不被容忍的，1751年，即便是拥有法兰西史官头衔的杜克洛，他查询档案的请求也被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在法国，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公共档案始于1794年。在此之前，钻研档案的是封建法专家、考据学家，但他们的对象是更加古老的中世纪文献，他们的目标是验证文献的可信性，并不关注如何从这些材料中衍生出叙事。而且，伏尔泰对档案的价值也存怀疑、矛盾的态度。对于中世纪研究，他认为“必须求助于档案”，但“它们的权威有时受到质疑。从这一堆资料汇集中，人们并不能够弄清楚欧洲政治史和公法史。”对于最近时代的档案，他吐槽过普芬多夫的著作：“他在斯德哥尔摩写作，国家的档案对他是开放的，我们本确信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关于我们想找的，一个字也没有。”

因此，对于18世纪的史学家来说，他们所依据的文献、尤其是关于最近的历史的文献，主要是印刷资料，包括已经存在的通史和专题史，特别是那些书写自己生活的时代的“即时史”作品。“即时史”的作者有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利用过后来者无法利用、或者已经消失的资料，特别是那些因其庇护网络、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特异性因素而侥幸得来的见证、材料，因此他们的著作也被后来者当做资料运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早期关于路易十四的著作，很多都具有这种“即时史”的性质，如李米耶、拉雷等人的著作。虽然伏尔泰鄙视这些充满了繁琐、无用的细节的著作，但他创作《路易十四时代》时也从中大量借用乃至抄袭。但是，由于资料来源的特异性、偶然性，“即时史”所提供的信息也往往难以验证。因此，相比书面资料，伏尔泰更愿意相信他本人从“老廷臣、男仆、大领主等人”那里亲耳听到的说法。但是，伏尔泰在巴士底狱时期，真正曾经直接“服侍”过“铁面人”的人都已经去世或失去了消息。他所听见的也都是经过层层转述的道听途说。

资料方面的缺陷已经为这个逸闻的准确性埋下了隐患，伏尔泰在讲述故事时又造成了偏差。首先，伏尔泰并没有将其调查所得全部信息坦诚地告诉读者。1738年，杜博回信热情鼓励伏尔泰写作路易十四时期的历史，但劝诫到：“至于那个戴面具的人，我听说他已经死了20年了，他只不过是富凯先生的一个仆人。如果您有关于此事的证据，继续挖掘此事很好。但如果您的证据并不具有说服力，我的看法是，您不要揭露此人。”显然，杜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即“铁面人”是富凯的仆人。伏尔泰本应该重视这条消息，因为杜博曾经是外交事务部门的高级官员，他得到消息恐怕更加准确。而巴士底狱那些“服侍”过“铁面人”的人，实际上与囚犯只有最低限度的必要接触而已。杜荣卡在日记中表达得很清楚，“他（圣马尔斯）一直让这个囚犯戴着面具，也不许说出他的名字”。很明显，即便身为巴士底狱的二号人物，杜荣卡也从来不知道这个囚犯的真实底细，遑论其他看守。杜博的这封信，证实了伏尔泰确实知道“铁面人”是富凯的仆人这个故事版本。然而直到“铁面人”逸闻引发争议，伏尔泰才在《路易十四时代续》中承认，“夏米亚尔为了摆脱拉弗亚德元帅和科马丹先生的急迫追问，说过几次，‘那是一个掌握富凯的全部秘密的人’。”但“摆脱……急迫追问”这种表达方式，让富凯仆人这种说法看起来像是用于转移注意力的。伏尔泰明显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因此它不值得被写入书中。

杜博在信中接着又说了另一句话：“关于此人的身份，我所听说的不应该在纸上写出来。”看起来，杜博也听说了另一个版本的“铁面人”逸闻，并且这个版本具有某种敏感性，甚至都不能写在纸上，只能口口相传。伏尔泰显然也不敢公开这个版本，于是他在描述中有意做了很多暗示，足以使读者产生出他所倾向的联想。卢瓦侯爵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巴士底狱为他安排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对他有求必应，这些没什么证据的描述，都暗示这位囚犯出身高贵。描绘他身材优美、高雅，这样的外观不仅符合人们对贵族的感知，而且也符合当时人对路易十四的特征的描绘。后来，伏尔泰还补充说“他常常弹奏吉他”，“最喜欢异常精美的衬衣和花边”，而这分别是路易十四和他的母亲奥地利安娜的特征。种种描述，都在暗示这个囚犯与路易十四具有血缘关系。伏尔泰从未正式表明自己对“铁面人”身份的看法，但他驳斥关于铁面人身份的三种公开的流行说法，声称自己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但不能说出更多”。显然伏尔泰对于“铁面人”的身份始终有坚定的看法，只是不能挑明而已。这可能正是杜博在信中声称“不应该在纸上写出来”的故事版本，也是德芳夫人宣称“童年时期和年轻时期听说过”、但没有在信中写出来的“一个交谈的主题”。正是这个版本为后来衍生的诸多假说（包括大仲马的小说）提供了灵感，也为反对波旁王朝的绝对君主制提供了武器。

在历史书写的三个环节中，由于文献环节的诸多问题，《路易十四时代》中依据口头资料重构的“铁面人”逸闻，充斥着不准确之处。但是文献环节的问题更多是时代的通病，更大的隐患在于理解/解释环节和文字表现环节。伏尔泰大胆揭露了这个隐藏于面具之下的囚犯，但“铁面人”究竟是谁、为何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他只给出了选择性、暗示性的叙事，让它笼罩在神秘氛围之中，却毫无解答。于是，伏尔泰的揭露掀开了对这个秘密进行想象、探求、推测和考证的序幕。

“铁面人”逸闻，激起人们的兴趣并与记忆、想象互动、演变，首要迹象就是关于他的信息、尤其是细节变得更加丰富了。首先做出表率的依然是伏尔泰，在1752年第二版《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补充了“铁面人”弹吉他的爱好，还说他喜欢精美的花边。但第二版中最重要的补充是那个“银盘子”的故事：“一天，这个囚犯用餐刀在一只银盘子上刻了几个字，然后把盘子从窗口扔出。”盘子被一个渔夫捡起来，幸好他不识字，盘子也没被别人看到，他才被释放了。

随后，更多“知情人士”涌现出来，提供了更多如小说般生动的情节和对话。比如1759年，曾经也在圣玛格丽特岛被关押了很久的拉格朗热-沙内尔，在《文学年代》上发表一封信，“好几个人告诉我”，要押解这个囚犯到巴士底狱去时，“有人听见这个戴着面具的囚犯说：‘国王想取我的性命吗?’‘不，我的王子’，圣马尔斯说，‘您的生命是安全的，您只需随遇而安就好。’”他还记录到，有一个囚犯正好被关押在“铁面人”牢房的上一层，“通过壁炉的烟囱管道，他们可以相互交谈……此人询问他，为什么对其名字和经历保持沉默，他回答说，说出来会要掉他的性命，也会要了那些听到他泄露秘密的人的命。”1760年初，伏尔泰又收到了帕尔托领主的一封信，此人确认这个囚犯被押解前往巴士底狱途中曾在其城堡中住宿，“他带着一个黑面具”。细节变得越来越多，故事情节也显得越来越离奇。1763年，一个阿维尼翁人瓦尔贝恩也给伏尔泰写信，提供“有非常有力的证据”，确认了银盘子的故事的真实性。他还描述了囚车车夫不顾禁令偷窥“铁面人”，车夫“所说的关于他的身材、关于其他的一切，都完全符合您的史书中所写的，和路易十四一样优雅和真实”。最离奇的是，这封信引述当地一位已满百岁的残疾军人遗孀的证言，她曾经接触到“铁面人”的手，“那是最漂亮、最平整、最柔软的手，是女人的手”，“民众觉得她是一位王室女眷”。1768年当关于“铁面人”的争议再次爆发时，帕尔托领主也在《文学年代》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叫做布兰维利耶的步兵军官，出于好奇，假扮士兵于深夜时分在“铁面人”监牢的窗外观察了他一整夜。

这些细节不仅证实了伏尔泰所描述的“铁面人”确实存在，尽管它们不甚相符、甚至相互龃龉，但他们向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首先，它们确认了伏尔泰所暗示的此人身份高贵的形象：押解他的军官们“对这个囚犯非常尊重，每天亲自用银盘子侍奉他吃饭，常常向他提供华贵的衣服”；“对他非常尊重，力所能及地为囚犯获取他想要的一切。”而且，有些描述中已经明确将他与法国王室、甚至路易十四联系在一起。其次，它们证实“铁面人”确实是由于掌握着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密而被监禁终生的。帕尔托记载，“他们清楚地看见圣马尔斯先生面对他坐着吃饭，盘子边放着两把手枪。”这是生命威胁，只要“铁面人”胆敢泄露自己的面孔，就会被射杀。军官布兰维利耶透露，“铁面人”死后下葬时，“木棺上放了药以便销毁尸体”。格里费还从巴士底狱的军官那里听说，“铁面人”死后，“他用过的所有东西全都烧掉”，“甚至连他住过的囚室的墙壁都被刮去一层并重新粉刷了”，“所有地砖也被更换了新的，因为害怕他找到某种方法隐藏了一张便条或做了记号”，就像当年那个“银盘子”一样。即便死去，他的痕迹也必须清除。

令伏尔泰尴尬的是，这些故事情节和细节与当时流传的一部诽谤小说十分相似。在“铁面人”被伏尔泰披露六年之前，有人在荷兰匿名出版了一部《关于波斯史的秘密记录》，其作者据考证为安托万·佩凯，里昂银行家，与富凯关系密切。在这本《波斯史》中，作者讲述了波斯王沙-阿巴斯与一个印度情妇生有一子吉亚费，此子深受国王喜爱，但他对王储不恭不敬，不仅四处诋毁他，甚至有一天忘乎所以地打了王储一耳光。为了保住吉亚费的性命，沙-阿巴斯派遣他前往战场，途中却将他秘密逮捕，交给心腹之人拘押，公开则宣称吉亚费在战场感染瘟疫而死，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段身世被当做是隐射路易十四的私生子韦尔芒杜瓦伯爵。《波斯史》中继续叙述吉亚费的命运，他被看管的军官亲自侍奉得十分周到，并随着这位军官的升迁而转移拘押地点，但始终严禁别人看见他的面孔：“当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这位王子需要暴露在其他人的视线之中时，就给他带一个面具。”同样，“银盘子”的故事也出现在这里，情节如出一辙，只不过捡到盘子的是个奴隶，立即就被灭口了。由于与伏尔泰关于“铁面人”的叙事如此相似，韦尔芒杜瓦伯爵被很多人认为是“铁面人”。伏尔泰的一封信表明，此书刚出版时他就读过它：“我认为，我应该将波斯宫廷的记录归功于您……书中有真有假，但假的占主导。”伏尔泰撰写“铁面人”逸闻时，恐怕很难没想起《波斯史》中的这段故事。

伏尔泰的史书、诽谤小说、戛纳沿海居民和帕尔托农民、圣玛格丽特岛和巴士底狱的军官，四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不仅仅是故事主题和结构的相似，更是细节上的相似。比如，都有看管者伺候“铁面人”用餐的一个场景：“指挥官以最深的敬意对待其囚犯。他亲自服侍他，在其套房的门口从厨师的手中接过菜肴，这样任何人都绝不会看到吉亚费的脸。”这与1768年帕尔托农民的记忆如出一辙，只有用词方面的差异。“银盘子”的故事，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它确实出现于《波斯史》这种诽谤小说之中，但也出现在圣玛格丽特岛所在的戛纳沿海居民的记忆之中，经普罗旺斯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儿子达让斯侯爵转告伏尔泰，最终出现于《路易十四时代》之中。当地的监狱档案中也有着内容差不多的记载，只不过扔盘子的人是监狱中的另一个普通囚犯。从伏尔泰听说“铁面人”逸闻，到格里费从巴士底狱调查的资料面世，四种不同来源的资料的形塑过程历经40余年。以伏尔泰提供的故事版本为基础，不相符的元素被边缘化、被遗忘，相符的则被强化，已经被遗忘的也瞬间复活：“只是在伏尔泰先生的《路易十四时代》发表之后，我才听说这个面具是铁制的，而且带有弹簧，也许人们之前忘记了跟我说这一点。”

自20世纪初期以来社会学、人类学对记忆展开的研究，已经让人习惯于将历史与记忆对立起来。“历史记忆是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而集体记忆是流动的、易变形的，且不断地裹挟着某个社会群体的传统。”就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来说，“记忆是历史的原始资料……是历史学家汲取材料的池子。”由于记忆那个体性、流动性、易受影响的特质，它们始终处于有意无意的演变之中，最容易受到各种利用和操纵。反之，历史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活跃着一种对自发的记忆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批判精神。”因此，“历史编纂学不仅能够扩展、修正、批判记忆，而且还能弥补记忆在认识和实用上的不足。”所以，史学家应主动分析、解释记忆，将可疑的、流动的、“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的记忆，重构为对“真实的过去”的再现。而“记忆一旦进入历史的领域，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记忆就会失去它作为历史之母体的功能。”也就是说，历史开始的地方，就是集体记忆终结的地方。然而“铁面人”这个例子却表明，历史有时恰恰是一段集体记忆开始的地方。一个无名囚犯，由于被写入一部畅销的历史著作，唤起了监狱看守、周边及途中居民们的遥远记忆，又引发对他背后机密的不懈探索和想象，在现实形势的影响下，逐渐偏离伏尔泰的掌控，在不断的取舍和变形之中，历史、记忆与想象，共同塑造出一个持久不衰的传奇。

“铁面人”秘密的核心是这个人物的身份及其所关涉的“国家机密”，伏尔泰恰恰在这个关键的理解/解释环节上没有给出明确、合理的回答。在证据不能完满解释的地方，想象就会掺和进来。于是，伴随着关于这个人物的细节，种种假说也涌现出来。除了《波斯史》暗示的韦尔芒杜瓦伯爵说，拉格朗热-沙内尔还提出了博佛尔公爵说。他声称，圣玛格丽特岛当时的主管“向我确认，这个囚犯就是博佛尔公爵，据说他死在克里特岛之战中，却没有找到尸体。”圣伏瓦则依据英国流传的流言蜚语，推断“铁面人”是英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莫斯公爵。此人自认为有王位继承权，意图夺取詹姆斯二世的王位因而被公开处死。但当时被斩首的是一个替死鬼，真正的蒙莫斯公爵被交给路易十四加以看管。韦尔芒杜瓦伯爵说、博佛尔公爵说和蒙莫斯公爵说，构成了当时公开流传的三种主要假说。从1768年起，关于“铁面人”的争议热闹起来，报刊上相继发表文章，追究各种细节，提出质疑又给出新的假设。这些假说于情于理都无法自圆其说，还有错漏百出的细节和小说一般详尽的描绘与对话，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这并不妨碍后世的小说、影视剧利用它们创作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总之，所有公开的假说猜想都有不可填补的漏洞，也偏离伏尔泰的暗示。他继续挑逗读者，“希望人们考虑到那个时候没有任何重要人物失踪。因此，很明显那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人，而且他的命运一直都是保密的。”1771年，他否认了三种公开流行的说法，更加强化暗示和诱导，称“铁面人”之所以戴着面具，“那是因为害怕别人能从他的相貌上看出极其惊人的相似性”，还称他“大约六十岁”。这验证了《文学通信》之前的煽风点火：“所有仔细读过伏尔泰先生的叙述的人，都能够形成非常接近真相的猜测。但这些猜测只能在耳边轻轻说，却不能出版也不能写出来。”公众的好奇心被进一步煽动起来，而且会更倾向于相信口头流传的故事版本。

历史书写的三个环节，“是相互间紧密联系的方法论环节。进一步说，就是没有人会不带着解释的计划和理解的假设去查看档案，也没有人在力图解释事件进程的时候会不想把他的解释以叙述的、修辞的或想象的方式形诸文字。”伏尔泰对“铁面人”逸闻并非没有理解/解释，只不过只能记录在他为创作《路易十四时代》收集资料的《笔记》中：“巴士底狱那个始终戴着面具的囚犯，被怀疑是路易十四的一个哥哥。”这个故事版本，在1771年伏尔泰发表了接近露骨的强化暗示之后，终于有了回应。《百科全书报》发表一封来信，娓娓道来地讲述一个生活在十七世纪的贵妇，因为与一个漂亮、显赫的外国人物偷情而生育一个男孩。贵妇的丈夫十分愤怒，与她失和。“不久，这对夫妇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重聚了。这次暴风雨迫使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同一个房间中。一个儿子就是这次重聚的合法结果。”行文至此，了解十七世纪的宫廷轶事的读者，都心领神会地知道这对夫妇是谁：路易十三和奥利地安娜。作者继续讲道，为了“防止人们认出他与其母亲之间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位贵妇的婚生长子让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戴上面具，并监禁终生。显然，《文学通信》说得没错，“很长时间以来他（伏尔泰）就已经让那些嗅觉灵敏的人走上了解这个秘密的道路了。”伏尔泰处处暗示这个人与奥地利安娜和路易十四的相似之处，暗示他身份高贵，同时还刻意强调当时“欧洲并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失踪”，都是为了委婉、曲折又不给自己找麻烦地引导读者领悟这个“国家秘密”或者说“王室丑闻”。

《文学通信》是一份启蒙哲人阵营主办的手抄刊物，《百科全书报》则是当时唯一公开支持启蒙运动的法语刊物，伏尔泰与它们密切关系，甚至为后者供稿。因此，这些催促发掘“铁面人”秘密的呼吁、甚至这篇揭秘文章也许就源自伏尔泰。他大概实在无法忍受众说纷纭的假说侵蚀、扭曲他所认定的“历史真相”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历史书写，无论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史学家的主观介入程度如何，历史学家的目标是使他的重构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曾经“真实”发生的事。这是历史与其他一切类型的叙事的根本区别。自从将“铁面人”写入《路易十四时代》之后，伏尔泰终生都强调这则逸闻的真实性：“我只写我掌握了证据的那些事情，或者我本人就是见证人的事情。我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写作其同时代的历史比我写得更加真实，而且还比我更加谨慎。”对真相的发掘也并不是打算让它们淹没在纸堆里，史学家“期望他们散落在书籍、文章、演讲中的研究结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人们理解过去的内容”，因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当然会影响到集体记忆。”只不过，伏尔泰并没有意识到，即便是书面文字，也很容易受到争议，也很容易被重新阐释。“对于过去的回顾性建构本身，就受到它们选择性和创造性地向后凝视所朝向的过往事件与经历之流的历史性调节——或者换句话说，形塑。”记忆是一种指向当下的创造性行为，它们可以与现实联系互动，可以与历史相互交织、相互解释，经历复杂的取舍、同化、变形、重建，最终被形塑成意想不到的模样，并且对现实产生意义。于是，当法国绝对君主制陷入危机时，“铁面人”逸闻在秘密政治与政治知情权的博弈中，演变成旧制度的一个负面符号。

对于逸闻，伏尔泰的态度和做法是矛盾的。在他看来，史学家有两个原则是必须遵守的：“不要诽谤，不要惹人厌烦”。也就是说，史书既要真实，又要有趣。逸闻显然很难契合真实的原则。伏尔泰撰有《逸闻》一文，头头是道地批驳当时流传的诸多逸闻，痛批“多少故事装饰着、歪曲着一切历史！”多数逸闻集都被他归类为“印刷版谎言集”。在《路易十四时代》“逸闻”这一部分一开篇，伏尔泰就明确指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道德价值多于历史真实”；而普罗柯比的《秘史》，是“在复仇心理驱使下写成的讽刺作品”。因此，“摹仿普鲁塔克是不行的，仿效普罗柯比就更不行。只有证据确凿的事实，我们才承认是史实。”然而，在构思自己的著作计划时，伏尔泰为“路易十四的私生活”专门设置了一章：“关于路易十四的私生活，我有当格先生的四十卷回忆录，我摘抄了四十多页。还有我从那些年老的廷臣、男仆、大领主等人那里听说的事情。”《路易十四时代》面世之前三年，伏尔泰还单独发表了一部《路易十四逸闻》。最终成书的《路易十四时代》中“特殊事件与逸闻”共有四章，从篇幅上来说，相当于关于内政、财政、科学、艺术、文学的六章之和，而这六章才是伏尔泰对史书编撰的创造性贡献。

韦尔热-弗朗谢希认为伏尔泰为了动摇波旁王朝的绝对主义统治而故意在“铁面人”逸闻上撒谎，玷污法国王权。这是一种回顾式视角的解释，伏尔泰本人在政治上是君主派，关于逸闻的选择，他一直强调“给君主的荣耀、个人的声誉造成损害的有意欺骗和历史谎言，是严重罪行。”而且，《路易十四时代》是在1730-50年代创作的，这个时期法国在政治上并未出现反君主制倾向。因此，伏尔泰将这则逸闻写入史书中并非出于政治考虑。伯蒂菲斯认为伏尔泰只是爱好戏剧性的倾向使得他采信了这个故事版本，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逸闻难以契合真实原则，它却能够满足伏尔泰追求有趣的著史抱负。冗长、只记述君主的战争功绩的传统官史已经衰落，整个18世纪只出现了一部这种类型的史书；枯燥、晦涩、以资料考证见长的考据研究，受众极小。用伏尔泰的话来说，这些著作“写得味同嚼蜡，毫不引人入胜”。伏尔泰追求的史学，必须将读者的阅读感受、愉悦体验考虑在内，“我觉得只有那些会创作悲剧的人才能在我们枯燥、野蛮的历史中发掘出些许趣味……史书就和剧本一样，应该有情节的展开、纽结和结局。”很明显这意味着清晰的叙事结构、戏剧性的情节。而逸闻，“可以将复杂的情形简化，锐利地确定戏剧结构”，因而成为史书增加趣味、避免枯燥乏味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逸闻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但“它们如果涉及名流闻人，必然使民众觉得趣味盎然。”

伏尔泰明显也在迎合那个时代的读者需求：对宫廷绯闻、上流社会混乱淫秽的私生活的想象。这种对宫廷生活的好奇心，是远离公众视野的绝对君主秘密政治下的普遍心态。18世纪书籍史的研究，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在违禁书籍的洪流中，最畅销的的三类书籍中，色情文学和政治诽谤作品都常常与宫廷生活直接相关。伏尔泰非常了解这种心态，“他（路易十四）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似乎莫不引起后人的兴趣”；“人们极欲知道他的宫廷小事，甚于渴望了解某些国家的急剧变革。”因此，这则“铁面人”逸闻，可以算是《路易十四时代》的一个卖点，向瑞典王后推销此书时，伏尔泰特意写到：“为了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我将仔细用书签把值得您看一眼的文章标示出来，比如铁面人……”

然而，不管伏尔泰本人的意图为何，不论他叙述这些逸闻如何小心翼翼，如何陈述自己的证据以表明真实性，并强调自己考核证人证言、选录逸闻的严格标准。逸闻在当时所具有的含义已经为其史书蒙上了一层破除英雄叙事的“反历史”色彩。“逸闻（anecdote）”一词在1650年代才进入法语，应该与六世纪的拜占庭史学家普罗柯比的《秘史》（Anecdota）于1623年出版有关。普罗柯比在《战史》和《建筑》中为皇帝查士丁尼歌功颂德，却留下一部秘密著作《秘史》，大骂查士丁尼是个虚伪矫饰、两面三刀的“蠢驴”“恶魔”，揭发皇后塞奥多拉出生娼妓，残酷且报复心强，痛斥将军贝利塞留贪婪、暴力、懦弱。并且，普罗柯比还在前言中特意为这本揭露暴政、充斥宫廷阴谋和下流故事的书辩解到：“众所周知，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学家本应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有责任讲出这些秘密，揭示隐藏着的事实与动机。”暗示与正史大相径庭的秘密故事才是真实的。这本书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一直大受欢迎，创造了一种历史写作的典范。也使得“逸闻”这个词脱离了字面上的“未出版过的”意义，具备了一种更加通俗流行的含义：“在王公的办公室或宫廷中、在他们的神秘政治中发生的事实的秘密故事”，即“秘史”。

普罗柯比这本书中所描绘的故事，也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面人”被转移到圣玛格丽特岛时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在当时就引起了手抄新闻的报道：“他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关押在皮内罗洛，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他还没有。您想起普罗柯比书中的遗忘之塔了吧。”普罗柯比的《秘史》中并没有“遗忘之塔”这个说法，但有一章描述皇后塞奥多拉如何对付那些冒犯她的人：“如果他恰巧声名显赫，她就会秘密地将其转交给她的一个心腹，命令将其押送到罗马帝国最远的边境上去。……看好这个犯人，不能将此事告诉任何人，除非皇后对这个可怜的人产生同情，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监禁奴役中衰弱而死。”普罗柯比所记述的塞奥多拉的做法，几乎与“铁面人”逸闻具有同样的故事结构。这份手抄新闻明确地将“铁面人”与普罗柯比的记述联系在一起，揭示出这则逸闻所引发的联想及其对绝对王权的威胁。

秘密是绝对主义君主制的统治原则之一，国家事务就是国王的秘密。因此秘而不宣是旧制度的绝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的一个特点。“作为君主，就是组织管理秘密，设立秘密、散布秘密、抹去秘密、收回秘密，也就是依据每个人在庞大的秘密体系中的位置，将世界等级化。”相应地，整个秘密政治体系的运作也是围绕着“国王的秘密”这个观念而展开的。官僚各司其职，掌握着自己与国王之间的秘密，并努力维护秘密政治的运转，防止有人接近这个封闭世界。司法机构也遵循秘密程序，暗中执行某些拘押命令。国民不能讨论国王的命令，也不需要理解其原因。他们应该遵命，而不是知道。否则，就等于给予他们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即便有什么国家事务需要公众在场，也是以常规的礼仪、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或是公开行刑等方式来进行的。令人生畏的密札和巴士底狱就是这套秘密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和象征：未经审判，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国家监狱，活埋在遗忘之中。

但也正是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刺激了民众窥视秘密的欲望。事件的隐秘性越强，它被赋予的重要性就越大，民众因为自己被排斥于秘密之外而眼光愈加毒辣，也为似是而非的传奇的流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秘密是一条准则，只有那些故意要让公众知晓的举动才具有可见性，于是公众的目光因无法窥见全貌而变得更加敏锐。他们充分利用每个细节……从自己掌握的或是在大规模隐瞒下偷偷获取的情报碎片入手，探寻更深层次的意义。”正如伏尔泰谈到关于“铁面人”的各种猜测时所说的：“为所有那些躲避他们的认知的事务制造出理论体系，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关于“铁面人”的所有推测都并非凭空捏造的，一方面有现实的事实作为基础，比如博佛尔公爵在战场上失踪、韦尔芒杜瓦伯爵突然死亡、路易十三与王后长期失和；另一方面又有着秘密政治体系中泄露出来的些许消息，比如通过烟囱与楼上的囚犯相互交流，这可能是富凯与洛赞在皮内罗洛的真实故事的翻版；声称“铁面人”是奥地利安娜的私生子，可能与投石党运动以来一直流传的关于奥地利安娜的绯闻有关；据传路易十四有一个未被承认、做了修女的女儿，“铁面人”是一个王室女眷的说法大概与此有关。人们根据当下的形势和需要对这些事实和传闻做出反应，“那些被许多人陈述的观点，那些于公众间流传的批评，并非是以混乱或重复的状态从天而降，而是从具体情况中产生的……它们被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添油加醋，或被某些标志性的故事补充，这些故事会让流传的话语更具想象力。”

“铁面人”逸闻的演变的关键在于，各种假说、猜测、争论是在1768年之后喷涌而出的。《路易十四时代》初版于1751年，在1752年的第二版中，伏尔泰为“铁面人”逸闻添加了“银盘子”的故事和少量细节，此后就没再更改过。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不断再版，且盗版广泛流传。但是，直到1768年伏尔泰授权重版之前，“铁面人”逸闻本身并没有引起多少动静，除了勒格朗热-沙内尔发表的一篇报刊文章，只有几位“知情人士”给伏尔泰写信，想向他提供更多信息。而在1768年，人们突然对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地下刊物《巴肖蒙秘密报道》忍不住发出呼吁：“此事已经不再仅仅是好奇心的对象，希望关于此事的讨论能够促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揭露它。”这种转变应该源自于法国政治氛围和民众政治诉求的变化。

十八世纪的法国，政治氛围的变化、识字人群的增长、出版物所塑造的公共性以及启蒙运动的开展，当然还有各种传闻与谣言所滋养出的对闻所未闻的消息和奇闻的胃口，共同推动了民众对政治知情权和评判权的诉求。用哈贝马斯的经典理论来说，这就是“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舆论”在18世纪后期出现了。然而，在绝对君主制的秘密政治体系下，尽管有政论作品、司法文书与官方文件等形式部分满足民众的知情和评判诉求，但却以地下小册子、政治诽谤类作品最为流行，它们填补了绝对君主制下的歌功颂德和审查制度所造成的信息赤字。法国的政治诽谤类作品经过自16世纪以来的发展，每当出现政治危机就会再度繁荣。而在1760年代晚期，路易十五时期以来在宗教、税收、司法、行政、公共事务等方面的冲突开始进入最剧烈的时期，尤其体现在高等法院对绝对君主制的抵抗上，他们的政治动员发展到了抨击君主政体的阶段，法国进入政治危机之中。

在这场政治危机到来之前，伏尔泰所熟悉的宫廷上流社会圈子看到“铁面人”逸闻，大概像德芳夫人一样瞬间理解他的暗示，会心一笑；而不接近这个圈子的普通读者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囚犯也没有多少兴趣，只有像帕尔托、瓦尔贝恩这样自以为是见证者的人，迫不及待地想向伏尔泰倾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为王室丑闻，原本它只是上流社会中口口相传的带有色情意味的趣闻、一种“谈资”。而随着社会冲突、政治危机的加剧，作为王室丑闻，它符合18世纪晚期政治诽谤作品与色情文学密切联系的特点。这类作品并不讨论抽象的政治原则或现实的政策问题，而是将政治这种“国王的秘密”转化为国王的私生活。“由此，他们创造出一个无限专横权力的想象世界，并在其中放入样板人物：邪恶的部长、诡计多端的廷臣、热衷鸡奸的上层教士、堕落的情妇、无聊又无能的波旁王族。”当然，法国国王以及贵族们混乱的私生活也为这类色情诽谤提供了想象所需的现实基础。这个色情诽谤版本的故事，随着政治危机加剧还会进一步发展，比如声称“铁面人”是路易十四的生父，或“铁面人”是奥地利安娜与马扎然的私生子，或“铁面人”是路易十四的王后的私生女，等等。

在政治危机中涌现出的韦尔芒杜瓦伯爵、博佛尔公爵、富凯等假说，以及“一个在12岁时写了两行攻击耶稣会的诗句的人”这种说法，都使“铁面人”具备了政治受害人的色彩，赋予绝对君主制以暴政、专横、惨无人性等形象，随着革命的临近而越来越受到关注，涌现出一批诗歌、戏剧，不再刨根究底地追究他究竟是谁，而是刻画他的凄惨遭遇，使他成为绝对王权的受害象征，一幅看守给“铁面人”送饭的版画特别流行。1789年还出现了“铁面人”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的说法，“铁面人”女性说也被人旧话重提，兴起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声称“铁面人”是路易十三与奥地利安娜的女儿，由于法国需要男性王位继承人，被路易十四替换了。这两个故事版本由于具有否认路易十四及其后裔的政权合法性的效果，在革命时期开始流行起来。“铁面人”逸闻是绝对君主制秘密政治体系的产物，然而在流言蜚语、社会记忆、集体想象与现实形势的相互作用中，它被赋予暴政、专横、堕落、下流等多重负面意义，成为形塑舆论、冲击这种秘密政治的抓手，为反绝对主义王权提供了一个武器。

从流言转变为历史，再转变为传奇，“铁面人”逸闻是伏尔泰依据可靠性不足的口述资料而造成的一个史学错误，这个错误恰好在法国秘密政治的危机时刻，与特定社会氛围、民众心态纠缠互动，最终演变成法国旧制度的一个符号。经过伏尔泰的传播和大仲马妙笔生花的演绎，“铁面人”的故事广为所知。如今，对旧制度暴政的痛恨已经随革命而淡化，路易十四孪生兄弟说由于适应娱乐和戏说的“宫廷戏”情节，深受影视媒体及其受众的喜爱，成为演绎路易十四时代的经久不衰的故事。它是一种比“记忆之场”更加鲜活的记忆，比史书更加深入人心的故事，让后世形成了对路易十四时代、对旧制度的某种形象的长久印象和记忆。对于这种长久印象，史学家严肃、精确的考证、纠正工作难有成效。人们始终更喜欢作为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的“铁面人”，而不是作为男仆厄斯塔什·当热的“铁面人”。

口口相传的谈资经历史书写而广泛传播，在社会记忆、想象与现实形势、需求的互动之中，引发围观、争论、演绎，成为政治危机中的隐喻。“铁面人”故事的演变，是历史现象受集体记忆的操纵、是历史书写与现实形势的纠缠的生动体现。尽管“铁面人”的故事在法国社会部分人群中流传已久，但伏尔泰将一个不准确、误导性的故事版本写入《路易十四时代》这部流传甚广的经典史书之中，使这则逸闻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尤其是对于使用口述资料的当代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随着19世纪历史学科的专业化，档案文献取代自传式回忆和口头资源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主要原因就在于，档案资料一经形成就将形成它的那一时刻的社会意识固定下来，而像“铁面人”逸闻这样的口头资料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然而，“口头证言的重要性也许通常并不在于它坚持事实，而是在于它对事实的偏离，想象、象征、欲望就是从这里闯入的。”因为，事实上的不真实并不意味着记忆和想象中的不真实，对路易十四时代不真实并不意味着对启蒙时代不真实；而且，有时事实上真实的东西并不一定重要，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什么是真实的。“记忆并非事实的被动存储场，而是创造意义的积极过程”。“铁面人”逸闻实际上是18世纪人对路易十四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都在不断地塑造着集体记忆。随着时间推移和现实形势的改变，“铁面人”在见证者的记忆中幻化，在历史学家的笔墨下理性化，在它所引起的物议沸腾中表达着人们对过去的认知和对当下的期望。变动不居的故事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社会意识及其变化的生动反映，它又是社会意识的变化的积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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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