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丨王昌沛、周文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以郭、范、翦、吕、侯为对象的研究》

侯外庐与外国学者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

——以郭、范、翦、吕、侯为对象的研究

王昌沛；周文玖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是学术界公认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这五位史学家，既有各自的学术个性，同时由于都自觉地将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南，又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共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以及所遭受的挫折，在这五位史学家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因此，从五大家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和特点，更能够真切地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

       五大家中，年纪最长者是郭沫若。他1892年出生在四川乐山，卒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享年八十六岁，最为高寿。比他小一岁的是范文澜，他1893年出生于文化渊薮的浙江绍兴，1969年去世。年龄排第三的是翦伯赞，他1898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悲愤自杀。年龄排在第四位的是吕振羽，他1900年出生于湖南邵阳金秤，1980年辞世。年龄最小的是侯外庐，他1903年出生于山西平遥，1987年去世。也就是说他们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正值中国被外国列强肆意宰割的年代。翦伯赞、范文澜在“文革”中去世，郭、吕、侯三位都生活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郭沫若

       从学术背景看，这五位史学家除侯外庐外，都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郭沫若1914年赴日本留学，在九州帝国大学学习的是医科；范文澜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是黄侃、刘师培的高足；翦伯赞学习的是经济，就读于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时写下了5万字的《中国币制史》的毕业论文。吕振羽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机电，他1921年考入在长沙的湖南省工业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工科，1926年毕业。侯外庐1923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法政大学，在这两所学校同时就读，在师范大学学习历史，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1926年因逃避北洋军阀迫害而离开北京，第二年远赴法国。从与国外的学术交流看，除了范文澜，其他四位都有出国学习的经历，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间很长，在那里不仅学习现代医学，还广泛地学习了西方语言、文学艺术、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翦伯赞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经济，一年半后回国；1934年5月，他作为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与覃振一起出国，一路考察了安南（今越南）、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波兰、捷克、奥国、意大利、瑞士、美国、日本等，历时近一年。吕振羽1928年9月东渡日本，入日本明治大学读经济学课程，次年3月回国。侯外庐1927年夏去法国，1930年回国，在法国期间，一边学习唯物史观、经济学、德文等课程，一边翻译《资本论》。出国学习的这四位，只有郭沫若拿到学位，其他三位在国外大学都是自费攻读，生活相对艰辛。他们或短期学习，或者只是选修一些课程，一开始就没抱着读学位之目的。在国外的学习和见闻，对他们以后的历史研究，应该说，是有影响的，郭沫若曾说过：“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大学时代，五大家都是爱国救国的热血青年，从事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及一些革命斗争。吕振羽大学期间认识了革命者夏明翰，参与领导驱逐反动校长的学生运动，听李达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等课程。翦伯赞参加了1926年3月18日向段其瑞政府的请愿，亲历了“三·一八”惨案。侯外庐在大学期间与李大钊有直接的接触，受到李大钊的教诲和影响，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下层》，并因此被军阀政府列入黑名单。郭、翦、吕除了自己的专业，都有文史方面的深厚修养。如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发表了大量新诗，1921年出版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组织“创造社”，开展新文学运动。

       五大家走上历史研究之路，与中国革命的形势紧密相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都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变得险恶起来。政变前郭沫若已经看出苗头，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翦伯赞和吕振羽也不得不离开北伐队伍，回到书斋。侯外庐远走巴黎，就近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范文澜五卅运动期间积极参加反帝游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大革命之后，他们均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究其原因，就是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当时的社会形势，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反思。五大家从不同的专业汇集到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与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中国革命，关注中国前途，是紧密相连的。

       1926年至1927年的这次大革命，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但在此期间，国共分裂了。对右派国民党来说，这次革命胜利了，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来说，这次革命失败了，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之前，蒋介石就分裂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这次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国民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政权，不过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发出了“中国向何出去”的疑问。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很快在历史学界掀起一股飓风，赞成者反对者均有，并形成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马克思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大论战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郭沫若又在甲骨文、金文的考释方面取得了震惊学界的业绩，陆续推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九部著作。吕振羽、翦伯赞也是通过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享誉史学界的。三十年代，吕振羽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如《秦代经济研究》、《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等，还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部专著，展示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经济史、政治思想史三个领域的研究成就。翦伯赞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对论战中的错误观点及各种唯心论作了尖锐的批判。自1936年，它即开始撰写《历史哲学教程》一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陶希圣、李季、严灵峰、胡适以及日本人佐野袈裟美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该书1938年出版，很快销售一空，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尤受欢迎。范文澜三十年代初因宣传进步思想，两次被逮捕。他在大学里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经学、中国上古史、《文心雕龙》等课程。抗战开始后，他在河南一带投身于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思考中国历史问题。侯外庐1930年从法国归来，因将主要精力用在《资本论》的翻译上，没有来得及参加社会史论战，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时刻关注之，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才终止翻译工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历史研究上，1939年发表《社会史导论》。

范文澜

       至四十年代，五大家进入了各自历史研究的鼎盛时期。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均在重庆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范文澜到了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郭沫若先后出版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创作了大量历史剧；研究明史，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等轰动当时的著作。翦伯赞写出了《中国史纲》的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在明史研究和南明史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吕振羽除了修改增补自己三十年代的几部著作外，在戎马倥偬的条件下，撰写了《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著作，在通史和民族史的撰述方面独树一帜。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成绩斐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范文澜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在经学史、文化史等方面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五大家的著作充满朝气，有破有立，于新史学之建设，功不可没。在语言表述、体裁体例等方面，鲜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显示出自由、活泼的特点，其读者群之大，令人称羡。

       如果说五大家三十年代在史学界已显露锋芒，那么，四十年代可谓是硕果累累了，并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学术气象。

       应该说，在民主革命时代，五大家具有二重身份，他们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往往是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有联系。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在重庆期间直接受到周恩来的领导。郭沫若的历史剧，翦伯赞关于南明史的史论文章，都是以历史为武器，矛头指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统治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但很快又遭到国民党的批判和围攻；而延安则高度评价它，把它作为整党整风的文献来学习，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吕振羽在皖南事变后奉命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被任命为刘少奇的政治秘书，陪同刘少奇赴延安。侯外庐在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之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直接转向了对近世思想史的研究。范文澜则是延安史学的一面旗帜，他除了写作《中国通史简编》，还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给以肯定和鼓励。要之，求真与致用、学术与政治都在他们的历史著述中有所体现，反映出比较明显的时代气息。

       五大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史学活动和学术成果表明，积极参与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术品格。

       以五大家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其学术的基本特征是重视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成有联系的进步的过程，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进而把认识历史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这些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观念。近年来，不少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史观派”或“唯物史观派”，称其他史学派别为“史料派”、“考证派”、“实证派”等等，名目繁多，但似乎都没有说到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强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但并不忽视史料、轻视考证。

       史料是认识历史的中介，任何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它，考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此同样重视。李大钊在其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就精辟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说，史学的任务，一是揭示和描绘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二是“于全般的历史事实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

翦伯赞

       郭沫若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有很好的论述。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他在历史资料上下的工夫是相当大的，在他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搜集和考释甲骨文、青铜铭文，他做的考证文章很多，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以研究思想史见长的侯外庐，也强调自己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说：“考据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从来反对虚无主义地对待考据学。在这方面，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都是我的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来，科学的历史理论，与丰富而正确的材料同等重要。郭沫若说：“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因为重视史料的辨伪和考证，而把自己局限于史料整理的范围之内。李大钊对史学要义的论述表明了这一点。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讲得更加旗帜鲜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周予同对这段话评价很高，说郭沫若的这段话“实是释古派之坦白的宣言”。

       尽管以后郭沫若对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了许多修正，他的《十批判书》，第一篇就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历史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即使郭沫若本人，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依然流露出对该书的自负：“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似有它的独到处，在十七年后的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现在读起来‚有些地方都还感觉着相当犀利”。关于这本书在中国现 代史学史上的地位，顾颉刚说：“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总结当代史学的热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许多评论者称作“释古派”，得到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除了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的著作也得到了高度称赞。如齐思和说：“陶、郭二氏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来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合适的。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雾中的毛病，称之曰‘简编’，可谓名实相符。此外《中国近世史》一书也是用同样方法写成的，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著者武波即是范先生的笔名”。“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书已出两本：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二卷，秦汉史。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这部书尚在进行中，希望能早日完成”。齐思和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于当年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写作这些文章时，齐思和还没有接受唯物史观，但他通过对20世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史学发展的考察，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顾颉刚对于新史观促进了历史学进步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顾颉刚是20世纪“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他的这番话又说明，即使在历史研究中特别重视考据的学者，也认识到历史观念的重要性了，认识到历史观是史学变革和进步的关键。

       瞿林东先生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今天，人们获得关于中国历史整体的贯通的知识以及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功绩。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要求和治学特点，决定了它在揭示中国历史的过程和规律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史学，五大家因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早、成果丰硕而受到尊重，在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威信。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历史学会上，郭沫若当选为历史学会会长，其他几位也被选为副会长或常务理事。他们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或高校系统，都担任了领导职务。

吕振羽

      社会环境变了，历史学需要有一个新的进步。过去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受到种种限制，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提倡，能够充分发展；过去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史学家在治学的同时，不得不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现在是和平建设的年代，史学家可以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新时代，五大家对自己过去的史学工作还作了反省，如范文澜对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做自我批评，认为里面有非历史主义观点。“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以致于“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黑暗的人物”。“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而且把宫廷私事也写了出来，意在增加对特务统治的鄙视”。“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本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翦伯赞也有自我批评，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过去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过去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牵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范文澜、翦伯赞等在解放前借评论历史来批评现实的做法虽然不尽合乎科学原则，但与“文革”中的“影射史学”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们的自我批评，现在看来对自己否定过多，因为他们解放前的大量史论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对此要有公允的认识。然而，从他们严格的自我批评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决心写出更加严整、更加科学的历史著作来。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五大家先后进入了他们的壮年和老年期，作为史学工作者，这个阶段还是能够取得比较辉煌史学成果的年龄段，但从学术的创新性来看，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学术业绩没有超过三、四十年代。这样说，并无意于低估他们此时的学术贡献，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郭沫若从事的《管子集校》、考古学及历史人物的研究，吕振羽对自己旧著的修订以及发表的数量众多的论文等，就水平或严谨性而言，都高于他们此前的著作，值得肯定。然而，如果用发展的观点，与他们过去的成绩进行比较的话，我们觉得这些学术业绩的特色还不够鲜明，特别是在思想和文风方面，不如过去犀利和活泼。分析其中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点：

   1、建国后，五大家在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过程中居于优越的地位，他们批判他人的旧思想，也不免感情、意气用事，有批评过头之处，如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把人家许多好的治学方法、学术思想也否定了，不自觉地产生了自满心态，以致有些故步自封。

   2、行政事务和政治运动‚使学术研究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五大家都被安排到领导岗位，行政事务繁忙。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以后又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或实或虚的头衔；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所长；翦伯赞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吕振羽曾担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因患病赴北京疗养；侯外庐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行政和科研难以兼顾；特别是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的影响更大。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不得不分出相当时间去参加，有的政治运动还使他们精神恐慌。郭沫若在给亲友的信中曾说过政务缠身，不能专心学问的情形：“应酬事太多，《大系》被拖延，补录尚未着手。回想当年，一人单干，效率甚速，有不胜今昔之感”。“特别是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他甚至有意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 而范文澜的一封信，也反映了与郭沫若类似的心境。1953年，范文澜给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校长的吕振羽写了一封信，希望调到吕振羽那里，当一个普通教授。他的要求很低，就是能让他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从事研究和著述。信中写道：“我是墓木已拱，右眼失明，夜间不能工作，属于半残废一类的人。领导上如果估计到我这些特点，让我能再有些时间，我就感谢不尽了。我实在没有时间资本，像青壮年一样能支付出足够的时间，但是这几年来我是不得不支付的。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没有正式做过工作，我心里急躁得很，长此下去，我将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这样，我将死不瞑目。”“明年不知如何？能给工作时间，自然是很好的。如果还不能，我决心离开科学院。您那里是不是可以给我下列条件。”范文澜提的条件是：“（一）除了参加党的会议及学习会有关学术的座谈会，其余的事，一概免于参加。（二）上面号召的大运动，给我尽先自我检讨的机会，我检讨完了并保证决心改正以后，即许我回去工作。（三）不担任任何学校职务，给一教员名目，使我能工作。（四）给我两三位助手，帮助我工作。我如能从北京带去几位，当然更好，不必再抽调您校的干部了。（五）必要的参考书，希望领导上批准购买。（六）给我夫妇二人生活费，最高不超过一个教授的工资。（七）不到校外去讲演，校内讲演最好也没有。允许我有推辞之权。上面所说的条件，希望您考虑，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有了这个出路，看明年情况，在适当时机可以向上级提出请求来。” 范文澜所提的条件，对于今天那些有官瘾又贪图名利的学者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从郭、范等人的书信中可以体察到，五大家本质上是学者，他们把学术视作生命价值之根本。在行政和学术之间，他们把学术事业看得更重。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愿望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3、建国后以至“文革”，“左”的指导思想以及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始终萦绕着历史学界，五大家也不能不受影响。他们针对自己解放前历史研究的一些弱点，强调了历史主义原则，但当政治运动到来时他们又写文章作些响应，如在厚今薄古、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等问题上，都显示了理论上的矛盾性。然而，当“左”的东西对历史研究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时，他们又起来予以纠正。如1957年后，伴随着经济大跃进，陈伯达等提出了在学术上也要大跃进，一时间，“史学革命”，“打破封建王朝体系”，“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历史，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等口号和做法，充斥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郭沫若针对这种情况，在接受《新建设》记者的采访中，比较全面地说明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的重要性。说：“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我们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王朝抹掉”。60年代，翦伯赞对清算教 条主义思潮做的工作较多，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尤其是《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两文，全面而系统地批评了史学界的教条主义思潮，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范文澜也发表文章，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不能貌似。他们的这些观点，对抑制史学界偏离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则的错误做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侯外庐

       从这一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看，五大家在理论上还有在民主革命时代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思维惯性。在“左”倾思想严重侵袭史学园地时，他们做得更多的是救火灭灾，批评错误的东西，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续发展，所做的创造性工作不太突出。之所以如此，一是批评和清除错误的东西需要花费精力；二是在五六十年代，学术批判往往与政治相互联系，对理论进行创新或提出与主流观点不同意见是冒风险的；三是五大家都牢固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战争年代的洗礼以及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使这种信仰更加坚定，将政治信仰与科学理论等而划一，无形中也束缚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推进。在史学转型时期，史学理论和方法没有明显的创新，历史研究就会缺少生机和活力。

       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五大家带来了不幸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史学惨遭摧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吕振羽最早遭到厄运，1963年1月他就被秘密关押，1967年被正式宣布逮捕，投进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2月，才获释出狱。翦伯赞1965年12月被戚本禹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中不点名地批评，不到一年，他就成了专政对象，戚本禹等人在《红旗》发表《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政治上置翦伯赞于死地，随之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和精神折磨。翦伯赞终于不堪其辱，与妻子一起仰药自杀。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观点在1957年就被康生、陈伯达指责，他们硬把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与解放初期的“土改”相联系；“文革”中侯外庐受到批判，并因此致病瘫痪。郭沫若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特殊保护，未被揪斗。但他的两个儿子郭世英、郭民英没能幸免，成为“文革”的牺牲品。范文澜虽未遭迫害，在中共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对“文革”不理解，对政治更是失去兴趣，郁郁寡欢，于1969年病死。

       吕振羽、翦伯赞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下，表现出坚持真理、“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翦伯赞说：“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当刘少奇专案组对他进行威逼利诱，要求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严词拒绝，说“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我要实事求是。坐监牢狱，我不怕。……我死都不怕，还怕坐监狱吗！” 他用生命捍卫了一个正直史学家的尊严和操守。吕振羽身陷囹圄，被审问800多次，要求承认1936年参加的“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勾结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投敌叛卖阴谋”，他嗤之以鼻，义正严词地说：“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他经常振臂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史德。郭沫若身居高位，在“文革”期间做了一些错误的表态，某些学术著作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要看到，当他洞悉“四人帮”搞“批林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他以沉默表示对抗。他们亲自动员郭沫若写文章，郭沫若不为所动，以致江青气急败坏，多次对他进行威胁和羞辱，但郭沫若最终也没有屈服。在大是大非面前，郭沫若顶住了压力，坚持了原则。

       要之，“文革”中，五大家程度不同地受到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大节不亏，保持了一代良史的职业操守，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品德的高洁和坚贞。刘知云：“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五人虽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之间的学术争论却是很多的。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他们就有分歧。郭沫若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有过几次变化，最后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均主张西周封建说。侯外庐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秦孝公时代，经过秦的统一，到汉武帝的“法度”，法典化的封建制度才真正确立。郭沫若始终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这与范、翦、吕等人形成了直接对立，他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后记中，对自己的观点受到同道冷落表示不满：“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然照旧主张，而对于我的见解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这使我有些不平。尤其是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这些立刻刺激了我。因为假如是不同道的人，要受他们的攻击，那是很平常的事；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受到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因此，我感觉着须得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便更受了鼓舞”。他认为自己能够写出这两部著作，部分的原因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同道的刺激：“我的近两三年来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西周封建论者并没有因为郭沫若的新作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吕振羽1946年在对自己《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修订版序中写道：“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去检讨一遍”。“不过我又应声明，在我还没有得出自我检讨的结论以前，对自己原来的见解，没有在文字上提出过改正的见解，现在还是坚持的”。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翦伯赞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且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解放前，侯外庐在古史分期问题上与翦伯赞也闹过一点“小风波”，侯外庐晚年回忆说：“我和伯赞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很大。”“一九四二年，我在与郭沫若辩论屈原思想时，无意间说过一句冒失话，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这一句话，把所有的西周封建论者都得罪了。伯赞是十分坦白的人，他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度不断地挖苦我。”“他和我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并且彼此谅解了。此后，伯赞和我三十年相交，面对面可以无所不谈，但却再没有提过半句古代社会分期的话题。我们彼此都珍惜友情，彼此都深察对方的见解基础坚实”。

       侯外庐在评价孔子和屈原问题上与郭沫若均有分歧，特别是在屈原问题上，两人还打起了笔墨官司。郭沫若发表《屈原的艺术与思想》，侯外庐发表《屈原思想底秘密》与之商榷，郭沫若又写了《屈原思想》申论自己的观点，侯外庐则写了《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条件》回应。以后，侯外庐又写了《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侯外庐回忆这场争论说：“那时，郭沫若研究屈原，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我完全懂得诗人郭沫若之一向爱诗人屈原的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史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在一些存在分歧的问题上，郭沫若和我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辩论屈原的思想时，可能因为时机不妥当，郭老曾经发过火。但是，他火他的，我坚持我的。过了几十年，火气早已烟消云散，而彼此的观点，都不曾退让分毫”。但争论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学术交谊，侯外庐对郭沫若的学术胸襟非常佩服，说“郭老深知我对殷、周史料的认识和他完全一致，视甲骨文、金文为第一手史料。我去向他求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他有关著作中，我最用得着的两部——《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给了我。……他明知我会用了他提供的材料来佐证我自己的观点，对他提出异议，他却还是把他亲手搜集的丰富材料全盘端给了我。这件事是郭老精神品格、襟怀器度不同凡响的突出表现”。

       就学术气质而言，五大家各不相同。郭沫若是一个具有浪漫特点的开拓型史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上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说：“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对于错误，郭沫若从不避讳，他敢于解剖自己，否定自己，颇似梁任公的个性，说：“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把自己的错误袒露出来，对于读者可能也有一些好处”。“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范文澜是一个学者气质十足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训练，使他一生治史都与经学结下不解之缘。赵俪生先生在华北大学期间与范文澜是同事，接触较多，他对范文澜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多年来，他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秉性偏激”，对《文心雕龙》用功很深，桌上总是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范文澜的著作，富有文采，文字优美、洗练、生动，曾做对联：“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翦伯赞性情率真，在民主革命时代，他“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他对自己的著作要求很严，“他有一个原则，凡写的东西，一定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懂并接受，所以，他不仅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特别肯在文字上下功夫。他的作品能做到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 翦伯赞口才、文才具佳，“一件事经过他的口和笔 ，总能变得趣味横生”。吕振羽是学工程技术出身的，思维方法很讲求科学和严格，对理论问题有坚实的研究功底，这是他与一般史学家明显不同之处。侯外庐评价吕振羽说：“振羽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超乎学界朋友之上。那是一种英雄气概”。“振羽的作风特别求实而不尚空谈”。侯外庐从翻译《资本论》入手，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在研究方面，特别注意概念的严密，何兆武说：“侯先生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习惯于深入钻研每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涵义。每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时，不弄清楚，不肯罢休，作为他的助手，我曾多次协助他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复推敲，以求明确各词的原文原义”。他思想深邃，翦伯赞曾当面称赞他：“你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哲学家”。当然，他的文风也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这也是他在晚年屡屡自我批评的。

       由上可知，五大家都是颇有学术个性的史学家，即使在民主革命时代，他们的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有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学术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是因为：一、他们都是为学术真理而争，不是个人私见或个人意气之争；二、他们都有宽阔的胸襟，并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他人的意见，“从没有无原则地把政治搅和到学术争论中去，更没有想到过有将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划一的必要”。三、他们相互尊重，争论归争论，对彼此的成就则真心诚意地赞赏，实事求是地认可和评论。四、他们在争论中，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并作为自己继续探索的动力。这些，都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新时期的学术批评应从中获得教益。

      五大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业绩早已载入史册，他们的某些学术成果固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翦伯赞等人进行自我批评，表明他们已不满足自己的成绩，决心向更高的学术高峰攀登。但政治形势的干扰‚使他们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通过五大家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目的就是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力推进新世纪中国史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前辈学者学术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重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雄风，应是新时期历史学界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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