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
外国史学
列奥·施特劳斯与色诺芬研究
张 凯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
摘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研究，视角颇为新颖。他发现了色诺芬的显白/隐微写作之特点，纠正了传统上认为色诺芬偏袒斯巴达的观点，恢复一个深谙苏格拉底思想又富有创造力的哲人色诺芬。但他对色诺芬女性观的解读具有误导性，则应引起注意。
关键词：列奥·施特劳斯；色诺芬；《希腊史》
色诺芬从古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但近代自尼布尔等人的贬低之后，长期受学界冷漠。直到20世纪上半期受到研究政治哲学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的重视。施特劳斯后来在学术界异军突起，并由此形成了施特劳斯学派，不但深刻影响了学术界，而且对美国高层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色诺芬的研究也成为扭转学术界对色诺芬认识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色诺芬这样一位复杂的古典作家，若忽视施特劳斯曾经做过的相关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一
施特劳斯思想的创见在于他对以科学为特点的现代学术危机的反思。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许多思想家过分相信理性主义，而不给信仰留有余地，信仰问题变成了私人领域的内容，与学术界疏远，这导致自古典时代以来哲学(关乎理性)与信仰(关乎价值)之间相反相成的紧张关系不存在了，学者们不再相信永恒真理的存在。结果现代理性，现代社会科学(以历史主义为底色)，乃至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机。于是他认为政治学不应变成政治科学，而是要回归政治哲学，进而回归到政治哲学起源之时所讨论的主题。他认为政治哲学发端于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将对人的探讨从之前自然哲学的探讨中区分出来，而又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是开创了对什么是善的讨论，将哲学探讨从天上转到人事，转到了城邦生活的好与坏。
要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就涉及如何解读古典文献的问题。施特劳斯在解读中世纪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思想家的作品时，重新开始倡导隐微解读的方法。他认为传统哲人迫于政治环境，且因哲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不易沟通的鸿沟，在写作过程中既要使其作品在外表上符合社会主流观念，又要将自己更真理性的认识隐藏在字里行间。所以，我们在解读古人作品时，要看其显白的(exoteric)表述，更要深入其隐微(esoteric)之处。
施特劳斯因为研究苏格拉底而对色诺芬产生了兴趣，但在深入认识色诺芬的作品后，对他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色诺芬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展现异曲同工，都展现了高超的写作(修辞)艺术。色诺芬是个伟大的人物，只是他的伟大长久以来没有被认识到。他推崇色诺芬的思想和写作技巧，称之为“我特别心爱的人(Liebling)”。
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论述也占了他一生著述和讲座的重要部分。1939年他发表了论文《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The Spirit of Spartaor the Taste of Xenophon”，Social Research，Vol.6，No.4(Winter1939)，pp.502-536，以下简称《品味》)；之后他长期关注色诺芬，1948年出版了《论僭政：对色诺芬〈希耶罗〉的解释》(On Tyranny：an interpretation of Xenophon’ Hiero，NewYork：Politcal Science Classics，1948)；1954年，他的法文版《论僭政》出版，其中有一篇回应亚历山大·科耶夫和埃里克·沃格林评论该文的《重述色诺芬〈希耶罗〉》(Restatement)；1962年他曾开过针对色诺芬作品的研讨班；1968年他发表了一篇书评《关于古希腊史家》(Greek Historians，Review of Metaphysics，Vol.21，No.4(June1968)，pp.656-666)；1970年他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讲述——〈家政论〉释义》出版(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economicu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以下简称《释义》)；1972年他的《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出版(Xenophon’s Socrat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以下简称《苏格拉底》)。1973年，施特劳斯病重，在去世前三个月，仍在研究色诺芬的《长征记》，1975年他的遗文《色诺芬的〈长征记〉》发表（Xenophon’s Anabasis，Interpretation，V.4，No.3（Spring1975），pp.117-147）。以上这些文章和著作，都已有了中译本，收入刘小枫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之中。
二
在古代，色诺芬被看作是杰出的哲人和史家，而他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修辞风格——自然、甜美、优雅。现代学科划分使人们不再将修辞艺术看作是认识和表现的普遍方法，只将之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修辞艺术的衰弱是现代人不能欣赏色诺芬的重要原因。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研究恰恰是从其修辞着手，深入到他的哲思，进而发现了他的史学要旨。下面笔者从这三个方面论述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研究的贡献。
第一，施特劳斯发现了解读色诺芬作品的新方法，进而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
施特劳斯认为认识传统哲人的思想，要重视“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分支“哲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hilosophy)。关于“知识的社会学”，在他之前，主要是马克思、韦伯和曼海姆等人围绕着意识形态(ideology)问题展开的。而施特劳斯所阐释的“哲学的社会学”，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宗教、大众观念等)之间存在着对立，社会并不承认哲人们哲学探索的权利(the right of philosophizing)。正是这种环境，促使传统哲人发展出了一种隐微写作的传统，这在中世纪犹太和阿拉伯学者，及古代学者那里都是存在的。这种写作的特点就是，作品既要看上去符合社会的一般观点（显白的部分），又在字里行间表达哲人独立的思考（隐微的部分）。传统哲人不分阶级，大都深谙此道。
色诺芬作为深谙苏格拉底修辞的作家，其作品中也充满了隐秘的含义，需要研究者细致入微的探究。过去对色诺芬误读的重要方面就是认为色诺芬崇尚并偏向斯巴达。施特劳斯的《品味》显然就是针对类似观点而作。该文认为，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讨论斯巴达社会政治的相关主题（女性状况、子女教育、财富、男子汉气等）时，暗含着“对该城邦及其精神最犀利的讽刺”，并进一步引申阐述了哲人与城邦政治（包括城邦信仰）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及哲人使用显白写作之术的必要。这里显白写作的意思就是哲人的作品外表上要符合社会政治的基本要求，这样既可以避免政治的迫害，也可以防止打破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仰基础而对社会造成危害。于是显白写作成为哲人保护自己和保护社会的一种手段。而显白写作的另一面便是隐微写作，这两种写作手法实际上是一种写作手法的两个侧面。与显白相对而隐微的一面，就是为了向社会中少数有智慧的人传达真理。所以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可谓一箭三雕(保护自己、保护社会、传达真理)，体现了古代哲人保持独立思考的特殊方式。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所体现的古代哲人的精神特点就是智慧与审慎（sophrosynē）的结合。当现代人可以高调评判一切的时候，他们也丧失了这种审慎，和对这种写作艺术的欣赏。通过《品味》一文，施特劳斯借助对色诺芬作品的分析，阐述了认识古代哲人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探究其显白或隐微写作，同时也指出了近代以来人们误读色诺芬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懂得欣赏这种写作方式。施特劳斯在该文末尾说到：
尽管以往和现在关于色诺芬的俗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颇有道理的，但那不啻为对这样一颗真正高贵之心灵的侮辱。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宁愿伪装成一个乞丐穿越历史长河，而不愿将苏格拉底那平静而清明之智慧的秘密贩卖给众多不理解的人。这反倒使他名垂千古，因为他对某个阿格西劳斯，某个居鲁士，或某个色诺芬之故事的叙述极富艺术技巧，节奏明快，令人目不暇给——他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和了（intoxicated）苏格拉底的智慧。
第二，施特劳斯展现了色诺芬作为一个哲人的伟大之处。
狄奥根尼·拉尔修在其《名哲言行录》中曾为色诺芬作传，但近代以来，在哲学史中色诺芬的地位实际上被边缘化了，人们只是在讲苏格拉底时，才提到他，而且常常是贬低他的，认为他弱智而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近代以来，受普遍的自然科学(以理念论和实在论为基础)的影响，理论化的哲学及各种学问在西方学术界占了主流。那些不够理论化的作品便不再符合哲学研究的口味。而色诺芬的作品恰恰不符合这种标准：他的作品显得太通俗了，以致他的《家政论》被15世纪的英国神父送给要出嫁的姑娘作为礼物。
色诺芬
但施特劳斯通过分析色诺芬作品的显白和隐微之处，还原了一个深谙苏格拉底思想精神而又富有创造力的色诺芬。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回忆苏格拉底》、《申辩》、《会饮》、《家政论》)长期被认为虽然比较能反映生活中的苏格拉底，但无法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精神。施特劳斯在重新审视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本人思想的还原)时，特别重视的恰是这些作品。他的《释义》和《苏格拉底》标志着他通过色诺芬还原了苏格拉底。首先，苏格拉底不但追求关于人与城邦的知识，也追求自然的知识，苏格拉底要通过对自然、人和神的统一的探究来认识整全(the whole)，而在这种统一的探究中，人对自身的认识和自我的审慎状态起着关键的作用。色诺芬说苏格拉底根本不考虑宇宙的性质和运行的规律，并称那些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是疯子，也不主张其追随者在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学习超过实用的范围。但在苏格拉底劝说阿里斯托德莫斯(Aristodemos)相信神明存在并影响着人类的对话中，施特劳斯发现二人所理解的神明完全不是一回事。阿里斯托德莫斯与雅典大众所理解的一样，认为神是造物的工匠，给予人的是特别或具体的恩宠；而苏格拉底所说的神明其实就是世界的理性(nous)，给人的恩宠是普遍的，因为它赋予人理性的灵魂，它就是给他劝告的精灵(todaimonion)；前者劝说后者虔诚敬神同时包涵着劝其探索求知。施特劳斯还注意到，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正义、虔诚、智慧、美善、审慎等主题同友人讨论之后，又讨论了他借以求知的辩证法的本义——即人们聚在一起就某个主题进行讨论并将事物分类(dialegesthai或dialegein)，并将之作为导向优秀(美德)、快乐和谈话技能的方法。整个《家政论》在施特劳斯看来，表面上是在介绍家政管理的技艺，实际上隐含着对苏格拉底宇宙观与辨证法的展现。其次，苏格拉底认为正义与城邦的法律并不必然一致，有超越城邦的神圣法，也有更高的正义。施特劳斯发现，色诺芬虽然用大量的篇幅辩护苏格拉底是遵守城邦法律的典范，并在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对话中，强调守法即正义的观点，但却在先讨论了城邦法后，又将讨论导向了自然法(也即“natural laws”)；这样“正义即守法”的论断中就暗示了存在超越城邦法律的正义。再次，苏格拉底展现了一种至高的哲学生活(philosophizing)，这种生活包括对智慧的追求，实践的能力，巧妙的修辞(如对不同水平的友人采取不同的教导，显白与隐微的表达等)，也正如施特劳斯所言，是进入了(initiated)一种充满快乐的审慎之境界。这样通过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还原的苏格拉底跟柏拉图、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对应的。
在施特劳斯看来，如果说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是为了展现苏格拉底的思想精神，《希耶罗》、《居鲁士的教育》、《长征记》则是色诺芬在深刻领会苏格拉底思想精神的基础上对僭主的技艺、国王的技艺、他自己远征经历之正义的精彩述论。而离开苏格拉底的思想特色，我们也无法理解《希腊史》。
第三，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希腊史》的认识，有利于我们理解色诺芬史著的独特之处。
《希腊史》书影
作为史学家的色诺芬，在古代也是备受推崇，但近代自受到尼布尔和伯瑞的贬低以来，其《希腊史》也长期不受重视。色诺芬的《希腊史》共七卷，至少可以II.3.10为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承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前411年斯巴达与雅典在小亚沿海地区的争夺，叙述到前404年斯巴达海军大将莱山德大获全胜，光荣返回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似乎结束；第二部分从雅典30人(后来被称为30僭主)在前404年掌权，叙述到前362年曼丁尼亚战争结束。他的史著以“此后不久……”开头，所叙述之事与修昔底德突然停止的地方并不完全衔接，而且他没有像别的史家一样有一个前言，来申明写作的目的。因此自古代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希腊史》的第一部分，是在续写修昔底德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是此“续写”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是模仿修昔底德风格的续写呢，还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续写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关系到如何评价《希腊史》。近代以来的学者在史学上多推崇修昔底德，而认为色诺芬只是在续写修昔底德，进而以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和标准来衡量色诺芬的作品，便轻率地得出了贬低的结论。但亨利在其著作《希腊历史写作：基于<希腊史>的史学专论》中反驳了色诺芬模仿修昔底德续写的种种说法，认为色诺芬虽然承接了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甚至在写作风格上也受到修昔底德的某些影响，但根本上不是在追求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和写作风格。不过他仍然认同以前那些学者对《希腊史》的某些评价，如认为第一部分写作散乱无章，对斯巴达的偏爱，缺乏深刻的认识等。
施特劳斯没有专门评论过《希腊史》，但他对亨利这本著作的书评——《关于希腊史家》集中展现了他对色诺芬这本史著的看法。他虽然对亨利试图抛开偏见认识《希腊史》的努力表示赞赏，也认同亨利关于“续写”问题的结论，但他认为亨利对该书的认识还存在严重不足：对《希腊史》的写作目的、写作艺术没有深入的认识。在评论亨利作品的同时，施特劳斯提出了理解《希腊史》的几个要点，可以概括如下：(1)我们必须首先摒弃以前学者(包括亨利)那种自以为现代人的史观比古人高明的那种傲慢态度。而要虚心理解色诺芬的《希腊史》，也离不开结合他的其他著作和整个思想系统。显然，施特劳斯在这里提倡的方法不是一种批判的方法，而是理解的方法，是解释学的方法。(2)亨利论证了色诺芬在史观和风格上无意模仿修昔底德，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色诺芬写作《希腊史》的目的，进而理解色诺芬的史观与写作艺术。施特劳斯指出，《会饮》的一段话“我想，在记录美好而高尚之人严肃行为的同时，也应该记录他们休闲时的行为”，和《长征记》中的一段话“自然，记录那些好事(agathon)比记录那些坏事(kakon)，要更加高尚(kalon)，更加正义(dikaion)而虔诚(hosion)，也更加愉悦(hēdion)”，在这方面显然有启发意义。他还指出，很可能色诺芬和修昔底德根本的不同在于：“修昔底德认为理解某段历史的本原(archai)与理解整全的本原是密切相连或直接连在一起的，而色诺芬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联系施特劳斯在其他地方的论述，这句话的意思是修昔底德深受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影响(尤其是赫拉克利特)，认为人性中比较低的非理性的成分，如恐惧、欲望、权力等是本原性的，而较高的智慧、审慎是派生的，人类社会的蛮性(barbarism)、动荡或战争等是本原性的，而代表文明的“希腊性”(Greekness)、和平却是派生的；所以理解了人性中这些本原的或较低的成分也就理解了全部。深受苏格拉底影响的色诺芬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那些智慧的、高尚的、审慎的、虔诚的美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修昔底德看来，人其实是受人性中较低的蛮性的因素支配的，蛮性的法则即人的真正法则，人的美德根本无法对付蛮性；而色诺芬认为人可以通过对美德的追求克服人性中的蛮性，防止蛮性的法则吞噬人，尽管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施特劳斯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的态度，对色诺芬思想的把握和对他的显白/隐微写作特色的洞见，进一步指出了认识《希腊史》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1)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其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没有刻意关注战前献祭问题，(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似)后者却大量提及。这个区别实际上表现了修昔底德与色诺芬对虔诚的不同态度，也说明色诺芬在写第一部分的时候，在表面上力图与修昔底德的风格一致，而到了他写第二部分的时候，他自己的风格便凸显了出来，通过对献祭的描述，暗示虔诚与正义的德性。(2)针对以往对第一部分写作枯燥、松散的批评，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或比照，暗示了雅典在政治、军事上的问题导致了其战败。(3)针对以往认为色诺芬偏向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的看法，他指出色诺芬对后者的展现比较复杂，既有赞赏的地方，也有隐含的批评。尽管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怀有感激之情，但他没有因此而牺牲自己对历史的洞见，并力图将之传达给那些善于思考的人。
三
施特劳斯主要是位曾活跃于政治学界的学者，他的方法和思想总是充满着争议，以往的古典学界对他的色诺芬研究也多不以为然，但施特劳斯研究色诺芬曾经重视的几个方面，如他富有特色的修辞，对斯巴达的态度，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教诲，他的独特性等，在当今研究色诺芬的古典学者的作品中仍然是受关注的主题，尽管不少人似乎尽量避免提及施特劳斯的相应研究，但他们很可能读过他的某些作品，并受到了影响。有不少古典学者开始对施特劳斯的研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视而不见。图普林便是个很有趣的例子，他1993年的著作《帝国的问题》主要讨论了色诺芬在《希腊史》第二部分中对霸权(archē，即帝国)、特别是斯巴达霸权之不义的描述，该书也反驳了传统上认为色诺芬偏向斯巴达的观点，但其内容和索引中都未提及施特劳斯；1999年，他参与组织了在利物浦召开的色诺芬研讨会，后来他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色诺芬和他的世界》，其“导论”注意到了施特劳斯对色诺芬之苏格拉底的研究；2012年他参与主编的论文集《色诺芬：道德原则与历史探究》特别收入了肯定施特劳斯相应研究的文章。
一般偏重政治、思想研究的比较赞同施特劳斯，并欣赏他的解释方法。亨吉斯在其研究色诺芬的知名作品《雅典人色诺芬：个人与城邦社会之间》的前言中谈到，他的研究大大受益于施特劳斯，他认为，“施特劳斯对理解色诺芬做出了两大贡献。他面对文本时，表现出了一种基于人性的理解和分析(critical humanity)，这种态度本应是必需的，但一种更关心指责而不是解释的学术习惯丧失了这种态度。面对如此敌对和蔑视的观点，他的心灵对色诺芬的思想表现出来的尊重和热情，对一个怀有同样感受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持久的鼓励。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研究色诺芬必须深入到字里行间，必须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语境中品味反讽修辞的重要意义。”波罗伊蒂的《色诺芬的斯巴达》也很重视施特劳斯的方法和观点，并对古典学界忽视施特劳斯之色诺芬研究的情况感到不解。同样受益于施特劳斯的还有多迪尔·杜的《<居鲁士的教育>：色诺芬的目的与方法》。
而偏重历史或文学研究的，会有不同观点。哈宝的《〈斯巴达政制〉14章的作者、写作日期和目的》一文便修正了施特劳斯在《品味》中的观点，强调色诺芬对斯巴达态度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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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韩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