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李隆国：《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

希罗多德笔下的世界

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

李隆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公元731年，8世纪最为博学的历史学家、贾罗修道院的修士比德在其《英吉利教会史》结尾处对自己的身份做了简单的交待：“七岁时由我的亲属托付给最可敬的院长本尼狄克抚养……此后，我的一生都在该修道院里度过，致力于《圣经》的研究。”据史家考证，除了一次到约克应诉之外，比德确实一直呆在自己的修道院中。从收集史料的角度来看，呆在修道院中，写作历史作品，其史源主要来自于书本和传闻，而非个人的亲身经历。诚如比德所言：“以上这些是我从先人的著作中学到的、从长者口中听到的、本人所知道的有关不列颠，特别是英吉利的教会史资料”。这种史料收集方式，与古典史家旅行、通过亲眼目睹收集史料的偏好相比，大为不同。2世纪希腊文论家琉善在所著《论撰史》中指出：“他（按，指琉善本人）绝不应该像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完全依赖道听途说的空谈……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

虽然每个历史学家都试图同时通过阅读文献和实地调查，获得史料和见闻，兼及各种来源不同的史料。但是，相对而言，在古代西方，史家更偏向于“走”，通过旅行，实地考察，寻找目击证人，收集个人见闻，颇有些类似于今日的“田野调查”。而到中古早期，史家更多地坐下来，呆在教堂或者修道院之中，通过阅读文献，写信询问有关知情人，和与来访者交流，获取信息。本文拟基于这一不同点，依据时间的先后考察西方史学从古代向中古早期的转变。第一部分说明希腊史家所确立的通过“行走”、收集个人见闻的史料收集原则，第二部分说明罗马史家对这一原则的恪守与变更;尤其是元首制的建立，使得一些著名史家不那么需要依赖于个人行走获取见闻;第三部分则说明中古早期以修士和教士为主体的史家，大部分都坐在自己的修道院或教堂之内，多通过书面的方式征集传闻和史料。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他写作了西方第一部大篇幅的史学作品。希罗多德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调查报告”，“这里所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他所以要把这些调查报告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为了记录人类的功业，调查希波战争的起因，希罗多德广泛游历，调查各地的风土人情，依托于各种历史纪念物，调查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故事。虽然有一些学者将希罗多德关于道路里程、地理标志等方面的记录，与考古发掘和现代人的模拟旅行进行比较，发现希罗多德的记录有许多不实之处，竟而怀疑他是否真的进行了如此广泛的游历。但是，他至少从家乡哈利卡尔那索斯旅行到了雅典，进而定居于意大利的图里。故亚里士多德称他为图里的希罗多德。

有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功业”译为“纪念物”，如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等。现在流行的观点则认为“既指纪念物，又指人类功业”。其实，在《历史》一书中，纪念物与人类的功业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纪念物之所以存在，往往是为了纪念某一历史事件;而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也往往通过纪念物来强化其传承。作为调查人类功业的史家，希罗多德以历史纪念物为核心，而将其范围拓展至一切历史遗留物。不仅包括有形的历史纪念物，而且还包括无形的、然而可以感知到的历史遗留物，如语言、习俗、神谕等等，而以神谕为其大宗。在看见了这些历史遗留物之后，希罗多德就通过调查、打听，来激活其中凝固的历史发生。在打听的过程中，会有所闻，甚至有所传闻，将这些内容以特定的方式记录下来，便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了。其文本就成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通过所见之“纪念物”，探求其所凝结的“历史故事”，从所见到所闻再到所传闻，以这种方式，希罗多德开创了通过“行走”收集史料的传统。

在他之后，被称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修昔底德，虽然间接地批评了希罗多德的作品的真实性，但是也恪守了为收集史料而广泛游历的模式。他说：“为了探求事实真相，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在指挥安菲波里斯的战事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20年。我目睹战争双方的一切行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人的军事行动”。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不仅通过“纪念物”来打听“历史故事”，更聚焦于“见证者”。包括自己的所见，以及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词。他说：“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劲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比较考订之后，不着痕迹地融入到历史叙述之中，成就了这部传诵千古的史学名篇。

色诺芬

被古代学者广泛尊为史学家典范的最后一位史家——色诺芬，更是基于自身充当雇佣兵的经历，写作了《长征记》，并依靠自己的见闻，写作了《希腊史》，续接修昔底德的作品。现代史家对色诺芬的历史作品，评价偏低。伯里认为他非常业余，缺乏洞察力，但是个好的战地记者;写历史如同写回忆录，具有“鲜活，个人档案中的人性色彩”。从史料收集的角度而言，色诺芬恰好以非常“业余的”方式，将“行走”获得见闻的传统鲜明地彰显出来。通过《希腊史》，色诺芬还开创了“个人见闻”的“接力棒”传统，鼓励后来者依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代代续写。《希腊史》开篇为：“一些日子之后，希摩卡里率领一支小舰队从雅典赶来，随后……”其结尾：“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双方都似乎胜利了，但谁都没有多得一寸土地，从而比战前更好。不确定性和混乱占了上风，十倍于战前。我至此搁笔，有待贤哲续写”。呼唤其他史家续写《希腊史》，如同他自己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色诺芬这种直接叙事的写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模仿，“他们自称效法色诺芬的开篇”。

至希腊化时期，随着希腊王国跨越亚欧非三大洲，地理范围和所辖人种的数量空前拓展，通过游历获得见闻的治史传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记录各地风物的史家，大量增加。就史学成就而言，以波利比乌最为有名。波利比乌不仅在作品中时常提及自己亲临现场，而且还强调，虽然阅读文献也是获取史料的重要方式，但是，远不如实地考察那么重要。他为此批判前辈提麦乌（Timaeus）：“提麦乌定居于雅典近50年，阅读前人作品，因此他自认为特别适合于写作历史。其实，我认为他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恰恰源自于提麦乌不进行实地考察。波利比乌认为：“历史写作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广泛调查档案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是考察城市、地点、河流、港口，特别是陆海地点的各自特征，彼此远近;第三是政治活动。”在波利比乌的笔下，提麦乌主观臆断，厚诬前贤，在地理描述方面缺乏实地考察、在演说词方面缺乏亲身参与政治的经验，使得他更像是个骗子。

这种“行走”的传统，到公元2世纪初，通过希腊人琉善的史学理论作品而得以凝固下来，成为史学写作的基本原则之一。“收集资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学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琉善用词为“παρóντα καi εφορώντα”，乃“呆在现场，并看见”之意，强调亲身经历。为此，学习历史写作的人应该“在军营里呆过，观看过军士们，见识过他们被操练，被指导，了解武器和装备，知道集合，知道行进，知道阵势，知道骑兵，也要知道冲锋和包围的意思，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说，他不应该家里蹲着，而主要靠别人转述。”

古代希腊史家通过“行走”以便广泛游历、实地调查，寻找目击证人，收集材料;尤其是写作当代史的时候，亲身经历，增加切身体会;并前往事发地点，收集一手资料。这种收集史料的方式，既彰显了史料收集过程中眼见为实的原则，也与缺乏公共史料征集方式的情形相适应。亲眼所见者，或为历史遗留物（史料），或为历史之发生。前者可以为近现代史写作提供素材，后者则不仅是当代史的最佳史源，而且通过参与到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去，使得历史学家在增进对于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体会的同时，提供准确的历史描述，写出富有教益的信史。

罗马史学起源甚早，而成熟较晚。大约到裘里乌斯·凯撒撰写《高卢战记》，算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这篇作品虽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前7卷却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第8卷由部下伊尔久斯续写完成。续写者特地申明：“我自己不曾有机会亲身参加亚历山大里亚和阿非利加战役。那些战役的一部分情况我是直接从凯撒本人的谈话中得知的”。这段话应该是针对这样一个原则而发出的，即历史记载应该写亲身经历的事情。

凯撒之后，萨鲁斯特号称史学名家，其所撰作品保存完整的有两部：《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这两部作品与其仅存残篇的《历史》属于一个系列：《喀提林阴谋》是当代史，为作者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则属于近现代史，是《喀提林阴谋》的前篇。这三部作品都是为“内战史”而做准备的。凯撒和萨鲁斯特都是政治家和高级将领，出入元老院，转战各地。因此，罗马史学的早期史家，如同希腊史家那样，以当代战争为主要描述对象，强调“行走”和亲身经历以获取见闻。就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久，历史学家李维却充分展现了另一种历史写作体裁——编年史——的魅力。李维的名作《罗马建城以来史》从罗马起源讲起，叙事一直延伸到当代。一百年后，塔西佗也写作了名著《编年史》，续接李维。讲述了元首制建立之后、自己出生之前约半个世纪的历史。

从体裁而言，《罗马建城以来史》和《编年史》都属于编年史，与作为体裁、叙述当代史的“史志”（Historia）相区别。“编年史（Chronica）则是包括多年的事情，按照年代顺序，依次编订。”尽管编年史涉及的历史年代久远，但是也包含作者生活的历史时期。从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来看，甚至还是详今略古。142卷《罗马建城以来史》，从第91卷开始记叙作者出生之后（约公元前58年）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重新发现塔西佗的两部作品残篇，遂按照古代史学流行的这一体裁分类标准，分别定名为《编年史》和《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现存5卷，其实只讲述了公元69-70年两年间的史事。

史学家普遍认为，李维没有什么政治履历，既未从政，也没有当兵，而是在家乡帕多瓦求学，然后迁居罗马，专门从事创作。“他依靠文献写作历史，而且他也不为此感到羞愧”。塔西佗似乎也不怎么“行走”。塔西佗自成年迁入罗马之后，只有四年时间离开罗马。这一点从塔西佗的另一名作《日耳曼尼亚志》可以最为清晰得到反映。按照标题和内容，这部作品属于人种志类型的作品，应该是由作者实地考察，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的一手资料组成。但是，关于他是否曾经踏上日耳曼尼亚，现代学者颇有争议。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本人是否在莱茵河地区服役，是存疑的，因为缺少证据”。现代史家对塔西佗的史源的系统研究表明，塔西佗并不依赖单个的史源，而是折中各种文献史料和在罗马的见闻，加以拼凑剪裁，以其非凡之史笔重加打磨来创作其作品。

因此，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史家似乎不怎么靠自己“行走”以获取见闻，收集历史写作的史料。他们甚至都不费辞交代自己的史料来源，史源意识较为淡薄，说明当时获取史料比较容易。值其时也，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于罗马。李维依靠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庇护，得窥禁中秘书;而塔西佗身为元老，坐在元老院中，就能够接听到各种外交报告，参与到军政大计的讨论之中。而且他们的写作对象皇帝长期驻留罗马。相形之下，依靠个人“行走”，搜罗见闻，以便入史的必要性，对他们而言，自然不如希腊同行和罗马前辈那么强烈。李维和塔西佗，乃至萨鲁斯特似乎都旨在运用修辞手段，综述各种信息，通过巧妙的历史叙事，提供一个可读性强、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历史阐释版本。因此，他们要非常郑重地申明自己不偏不倚的评述立场，以便于折衷各种史料。

但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历史”（Historia）不仅泛指历史写作，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体裁，即“史志”，与“编年史”相对应。“史志涉及自己的事情，讲述者在现场。”或者说，“史志意味着对当代事情的认知”。因此，狭义的“史志”体作品，还是需要作者“行走”和“亲身经历”，以便获取个人见闻。4世纪的名史家阿米安自称“以战士身份和希腊人的身份撰史”。强调的还是亲身经历和希腊人“行走”的传统。

因此，在罗马时代，史志体与编年体史书，二体角力。史志类历史作品，继承希腊史学传统，以当代史为主题，尤其聚焦于战争。虽然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献史料，但是，总体而言，更加偏向于以亲身经历和个人见闻作为史料的主要来源。为了收集史料，需要史家不仅读千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为此，史家“行走”各地，以广见闻。个人见闻与亲身经历不仅提供一手的材料，而且也有助于揭示政治军事史的奥秘。罗马元首制的建立，使得首都，尤其是皇帝宫廷成为信息中心，皇帝成为史家描述的主要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史家“行走”的必要性，但是，“行走”和“参与”的传统，也由于阿米安等希腊人史家的强调，而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

相较而言，编年体史书，虽然也包括作者生活的时代，但由于涉及历史年代久远，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材料，来自于文献资料。但是，罗马最为著名的编年史家们，仍然将当代史也当做撰述的重点之一，从而与史志体裁作家一样，非常依赖于个人见闻，或者亲身参与，至少是使自己迩近政治核心圈，得闻机密，了解政治军事谋略。对于李维和塔西佗来说，如何折中文献与个人见闻，变得更加重要。随着基督教史学的兴起，注重于文献乃逐渐有压倒个人见闻之势。

尤西比乌

3世纪晚期，被称为“基督教史学之父”的尤西比乌，广泛创作，写作过《教会史》、《编年史》和《耶路撒冷殉道者列传》等作品，从多方面奠定了基督教史学的传统。如果最后一部作品来自于作者的个人见闻，那么前两部作品，都主要来自于各类文献史料。其中包括各种书信、布道辞和各类前人作品。《编年史》分为两卷，第一卷被称为《准备》，是关于各地王朝大事记的汇编，摘录自各种文献史料。第二卷编年史，采用表格的形式，依次排列自亚伯拉罕出生以来的各地各王朝年表和大事记。不仅文字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作者个人游历所得见闻的痕迹。

10卷本《教会史》记录自耶稣传道以来的整个历史，前后近300年。“圣使徒统绪的传承以及从我们救主所处的时代直到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事情;教会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几处最著名基督徒群体的杰出领袖;历世历代藉着口传或书写宣扬上帝之道的人;如下一些人的名字、数目和所处时代：这些人喜欢标新立异，不仅已走入错误极端，而且自称是知识的源头（这是误称），他们如同饿狼般残忍掳掠基督的羊群;整个犹太民族在密谋杀害我们救主后的命运。异教徒对圣道的攻击行径和努力捍卫圣道之人的英勇事迹，其中有些人为之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殉道事迹及满有恩典的拯救。”虽然这每一项都跨越整个教会历史，但是，只有最后一项才是真正的当代史，需要作者主要靠个人经历以获取见闻。在行文中，自第7卷第26节开始，尤西比乌使用了转折语句，表明了开始记录当代史。“关于狄奥尼修斯，就写到这里。让我们转而描述我们自己这一代吧。”

教会史固然需要见证者，见证基督教的胜利时刻，不仅包括对异教徒的胜利，而且也包括对各类异端的胜利。因此也需要作者对于这一时刻有着个人的亲身感受和广泛见闻。如尤西比乌对于戴克里先时代大迫害及其被取消的见证。但是，在整个《教会史》的写作过程中，尤西比乌都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尤其是代表性人物的书信和作品。他说，“我从古代作家留下的零星回忆中选取一些合适的资料，这就好像是我从前人的文献园地采集一些花朵一般。我将把这些资料融入到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当中……在以前的《编年史》中，我概述过这些资料;然而，在眼前的这部作品中，我将给出详尽的叙述”。这些文献中的绝大部分，现代学者几乎都可以确定。

其他续写《教会史》的史家，如苏格拉底（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索佐门（Sozomen）、提奥多拉（Theodoret）和伊万格里乌斯（Evangelius）等，都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提供了关于正统基督教与阿里乌斯教派长达3个世纪的斗争的见证。但是，他们主要的史料，还是文献。例如，苏格拉底生、长、老于君士坦丁堡，他承认作品的头2卷原本抄自鲁斐努斯，但是，因为他发现了阿塔纳修的一些作品和其他书信，决定重新写过;而且模仿尤西比乌，抄录书信和文书。

对于早期教会史家而言，历史写作的根本宗旨与他们的教外同行并无二致，都是通过记载“言”和“事”，提供历史真实、说服读者。但是，“言”和“事”却不尽相同。古典作家的“事”主要为“事关军国”，“言”则多为“奇谋异策”。为了深刻理解其“事”，需要史家去亲身参与到政治、军事斗争之中;为了撰写适合特定的“事”之需要的“言”，要了解当时特定的场合和背景，熟谙政治演说的草拟和发表机制。为此，需要史家既了解政治军事运作的机制，也要能够模拟帝王将相依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发表演说，以便真实记录“帝王将相”及“军国大事”。而基督教史家所载之“言”和“事”，颇有异于此。其“言”主要为“圣徒”之“言”，其“事”则为上帝通过圣徒所行的“奇迹”。诚如尤西比乌所意识到的那样：“其他史家的作品仅限于记录战争的胜利、指挥官的功绩和士兵的英勇，这些人为了国家、家族和财富的缘故大肆屠杀，双手沾满了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我的作品与此恰恰相反，我要记录的是那些为灵魂之和平而战的战争、那些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为国家而为真理、不为家族而为信仰而战的人物，为的是让这些战争和这些人物一并永留青史”。

一方面由于历史渊源，《新约》中的使徒书信较多，各地教会之间书信交流的方式较为常见;另一方面，教会通过开会解决各种争端，从召集主教到决议的散发通知，通常采用书信的方式。所以教会的“言”的载体主要为书信和各种《圣经》注疏。而事，则是各地教会传诵或者记录在册者，尤其是通过书信、圣徒传等载体广而告之者。为了获取这些“言”和“事”，固然需要去旅行，但是，更为常见的方式，是买书、藏书和抄书。尤西比乌的史学作品大量征引书信和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凯撒利亚教会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功莫大焉!据现代学者研究，这里的藏书至少经历3代学人的苦心经营，到尤西比乌的时候，少则288种，多则400余种。“最大的特色是宗教文献丰富，古典史学、诗歌和演说方面的作品数量较少，而以中期柏拉图主义作品收罗最多。”

文献乃至文书成为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要求作者依托于良好的图书馆，进行广泛阅读，而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行走以收集见闻之色彩悄然淡化。但是，只要罗马帝国还在，信息的交流和人员的流动在帝国范围内得以较为正常地进行，史家都能得到广泛的个人见闻。随着5世纪西部罗马帝国的消失，也随着教会制度化建设的加强，尤其是修道主义的传播，使得基督教史家的行走受到限制，由此影响到收集史料的方式。史家越来越局限于一隅，信息蔽塞，见闻有限，“行走”方式让位于“坐”拥书城，对文献的依赖逐渐压倒了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西部罗马帝国消亡之后，一方面，使得历史写作的主题进一步去政治化。历史叙事的对象益发不再是帝王将相。与之相应，史家无需靠近宫廷，以便得预机要。另一方面，随着基督教会的发展壮大，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在历史叙事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历史叙事也就带有浓厚的教会史的味道。随着记叙对象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圣徒，从“政治军事”转移到“宗教”，与此相应，作者队伍随之由教外人士、平信徒转向由神职人员和修士为主体。而随着教会人士不得随意走动，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史家的关照层面从“中央”过渡到“地方”，遂有地方史的兴起，具体言之，是地方教会史的兴起。

4世纪初，罗马皇帝正式宽容基督教，不仅使得基督教会可以和平地在罗马帝国内部自由地活动，而且也开始了其正统化进程。公元325年，君士坦丁更是主持召集了第一次普世宗教会议：尼西亚宗教会议，以确定信经。此后，教会法逐渐形成，教会制度化建设进程加快，在确保主教权威的同时，限制主教和教士随意流动。约343年左右，在塞尔迪卡（Serdica，即今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召集宗教会议，通过教规，严格限制主教流动。“没有什么习惯比败坏根基更为邪恶，因此主教不得从他的城市流动到其他城市。理由很简单，不会有主教从大城市流动到小城市。所以很显然其背后是贪欲和野心在作祟，以便获得统治权。如果所有人都同意，就对这种罪孽处以最重的惩罚，即绝罚。所有人答道：同意。”

不仅主教不得随意流动，普通教士也不得随意流动。上述会议第18款规定：“请你们规定，主教不得自其它城市拣选神职人员，并任命为教士。全体主教说，因为容易由此起冲突，全体同意，任何人不得如此。”第19款规定：“一致同意，未获主教认可并同意的前提下，任何外教区人士不得被任命为本教区教士。如若已经窃取职位，由兄弟们和主教会议加以警告，并责令改正。”

至于修士，则更不能随意地游走于各地。中古早期的修士，多在远离城市、村庄或荒无人烟之所，离世苦修，一心向主，不理会“人间俗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修士逐渐纳入到修道院中。据6世纪的《本笃会会规》，有四种修士，第一种为修院修士，第二种为隐修士，第三种为在俗修士，第四种为游修士。第三种和第四种都受到了《会规》的贬斥，第二种则需要作为第一种修士进行长期修炼之后，方可为之。因此，只有第一种修士是适宜的。进入修道院之后，除了得到院长许可之后朝圣、衔命出使，一般说来，不得长期离开修院。

公元511年，墨洛温王克洛维一统高卢之后，召集宗教会议，制定教规，对修士的游走也做了严格的限定：“修士们应该全心服从、一切听从院长。如果谁固执不予服从，要么滞留于别处，要么自己购买别的住所，这一切财产都得由院长依据院规（没收）用于造福修院。而滞留院外者，一旦被发现，应在主教的协助下当做逃犯被召回收押起来。让院长们知晓，若他们中的哪位注意到了这些人，但没有进行管束，或者收留了这个外来修士，都将被视为同案犯。”（第19款）。“未得到主教允许或者院长的同意，任何修士不得离开修院，在野心和虚荣心的驱动下营构（苦行）小屋。”（第22款）

从中古早期史家的作品来看，他们的个人游历都非常有限。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旧称《法兰克人史》），前3卷乃摘抄前贤史学作品，如尤西比乌、杰罗姆、塞维鲁和奥罗修，自第4卷开始，多述当代之事。从地域而言，虽然提及的地名不少，但格雷戈里的视野主要局限于都尔地区以及他的家乡奥佛涅地区。内容方面，可以从圣史和俗史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所谓“圣徒的快乐生活与世人的毁灭”（Felicem beatrorum vitam inter miserorum excidia）、“列王的战事与圣徒的奇迹”（Bella regum et virtutes martyrum）一道记述。圣史，主要涉及格雷戈里作为大主教所接触到的那些圣徒的故事、教职更迭所引发的冲突。格雷戈里曾被传讯到伯尔尼王庄受审，也曾出席各种宗教会议。这些经历在史书中也有所反映。《历史十书》中还有大量篇幅提及罗马教皇大格雷戈里、西班牙异端列王的宗教迫害和拜占庭皇帝的信仰虔诚与否。这些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访者带来或者都尔教会的使者归来之后带回来的。而关于俗史部分，偶或有他在宫廷中的见闻。此外，则要么是那些影响到当地的军国大事，要么是出诸在圣马丁教堂避难的王公贵族之口。格雷戈里曾应招到奥斯特拉西亚王国首府梅斯，并随后作为使节前往勃艮第王国，衣锦还乡，因此这段政治经历也出现在他的笔下。

总的说来，作为“史志”体裁类历史作品，《历史十书》虽然是一部通史，讲述人类被造以来的漫长历史，但主要以当代史为主，反映的是一位大主教的见闻。格雷戈里并不是为了提供整个高卢地区历史的见证，进行个人游历以收集资料;而是凭借自己担任主教的经历，以大主教教堂为中心，收罗见闻，提供一部家族和地方基督教社会的历史。《历史十书》具有浓厚的地方史色彩。

格雷戈里曾在两处引用萨鲁斯特表明自己追求历史真实（Lib.IV.Cap.13和Lib.VII，Cap.1），但是，在行文中，他基本上没有交代如何具体操作以实现真实，而是通过强调自己的信仰正统，来保证自己的写作是真实的。“首先表明我自己的信仰，以便不论谁读这本书，都不致对我信奉天主教这一点有所怀疑。”（Fidem meam proferre）他坚信要“以我内心的至诚和坚信，牢牢地奉持着教会所谕令信遵的一切。”因为，即使自己犯了错误，也会因为自己纯正的信仰（Fidem purum）而得到上帝的宽恕。

比德

如果说作为主教，格雷戈里还有机会走出都尔城，亲身经历一些外面的世界。那么作为修士，一百多年后的比德，就典型地代表了终老于修道院的高墙之内，饱读诗书的修士史家的形象。比德从七岁开始，进入贾罗修道院，基本上足不出户，诵读坟典。“我的一生都在该修道院里度过，致力于《圣经》的研究。我在遵守教规，坚持每日在教堂所进行的唱诗之余，一直把学习、教授和写作当作自己的乐趣……从担任神父起至59岁止，我都一直在为自己也为我的兄弟们的需要专心攻读《圣经》，简要记录和搜集可敬的教父们所写的作品。”

与格雷戈里略微不同，比德虽然也强调信仰的正统性，但是，他是通过确定信息提供者的可靠性，来保证其叙述的真实性。在《英吉利教会史》的末尾，比德总结了所用资料的来源。“从先人的著作中学到的、从长者口中听到的、本人所知道的。”（Vel ex litteris antiquorum，vel ex traditione maiorum，vel ex mea ipse congintione）既然足不出户，本人亲身经历的史事，就非常有限。主要资料只能来自于文献和打听。这种打听，既包括口传资料，也有许多是以书信的方式实现的，“通过书信就他的地区及与其相邻的南撒克逊地区和怀特岛的教会史的某些细节对我进行了指点”。

在《致切奥尔伍尔夫王函》中，比德用另一套词汇说明这三种史源：一类是“自己知道”（cognovi）;一类为“史书的本来面目”（Fidem historiae）;第三类史源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即“普通传闻”（Fama vulgante）。他甚至认为历史写作的法则，就是“为了教诲后代，努力把从普通传闻中汇集起来的资料写进这本书。”这些传闻来自于“无数能了解情况并回忆起来的证人的忠实说明”。因此，此类史料的提供者，需要具备如下素质：（1）了解情况;（2）能够回忆起来;（3）忠实说明。但如何算是“忠实说明”呢?从比德的行文来看，提供忠实说明的人士包括：

大体说来，这些人士有个人，主要是神父、主教和院长;也有集体，即著名修道院的兄弟们。“其他可靠人士”一语，表明这些人士类似于上述具名的人物，或为“可敬的”，或为“虔诚的”。因此，“可靠人士”的关键内涵，就是宗教信仰方面可靠。这些人提供的信息被接受，并被书之于纸，都是为了有助于理解“《圣经》的训导”（Audiendis scripturae sanctae verbis）。而可靠人士就是那些言论符合“《圣经》的训导”的人们。他们是遵守教规，传播正统教义，乃至领导教会的教会人士。在历史文本中，他们的言或行被坐于修院之内的史家网罗，围绕基督教信仰，编织成一张时间之网。

古典史家通过“行走”，走访故址，寻找目击证人，获取信息;通过亲身参与，获取对于政治军事进程的理解;然后以不偏不倚的立场，保证叙述的真实性。基督教史家关注地方，较少“行走”，更多地依靠文献和传闻，获取信息;他们或者通过表明自己信仰的正统性、或者确定信息提供者的信仰可靠，来保证所述为真实。因为他们写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历史的案例来证实信仰的正统性和永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