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丨刘卓异：《古史大家赵光贤的知识结构和治学路径》

赵光贤像

古史大家赵光贤的知识结构和治学路径

刘卓异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

赵光贤（1910—2003）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他师承近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主攻先秦史研究，尤以精深的考证功夫为学界敬仰。对赵光贤学术成就的总结与评价，学术界已有充分研究。一位学者为学界熟知的论著，犹如一棵大树开的花、结的果；而滋养出这些花朵、果实的枝干根系，则是学者的知识结构与治学方法。我们不仅应当关注前辈大家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也应当注意到这如锦繁花之下的根柢和土壤。这些往往在学者的早期著作、未刊稿和个人回忆中有所体现。赵光贤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著述，还有若干著作因种种原因长期湮没无闻，幸而近年来被重新发现。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在研究赵光贤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其未刊稿、所编教材、课堂讲义以及访谈录和自述等资料，分析赵光贤的知识结构，并探寻他独特的治学路径与学术风格。

赵光贤的学术生涯始于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研究所师从陈垣先生治学，习得继承自清代朴学传统的史学考据方法。赵光贤早年专攻明清史，有《明失辽东考原》《清初诸王争国记》等名篇传世。至1947年，原本在辅仁大学讲授史学系必修课“秦以前史”的张星烺先生病倒，陈垣先生安排赵光贤讲授该课程，此后他就以先秦史为专业。赵光贤古史研究的路径，并非直接从陈垣先生处得来，而是另有师法。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崔述和顾颉刚。

赵光贤在中学时就读过《古史辨》，被顾颉刚的长序深深吸引，将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后来，由顾颉刚等学者整理的《崔东壁遗书》出版，此书对赵光贤也有很深的影响，赵光贤将之称为“研究古史的必读书”。赵光贤在上世纪80年代曾填写《〈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征稿表》，在其中的“学术上的师承”一栏中亲笔写道：“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接受现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方法，同时亦接受清儒崔述与现代历史家的顾颉刚先生的说法，但有取舍，并不完全相同。”

顾颉刚像

赵光贤从崔述、顾颉刚那里学到的，是“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这其实与他在陈垣门下所受的史学训练不谋而合。陈垣非常重视史料的鉴别，开创了“史源学”。之所以要辨析史源，其目的是鉴别史料的真伪及其形成的时代，进而判定其价值。这在本质上与顾颉刚的主张并无不同，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必要步骤。

虽然赵光贤自称“不能算是疑古派”，但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走出疑古思潮”的呼声，赵光贤连续发表三篇研究崔述和顾颉刚的论文，以相当激烈的言辞疾呼：“第一个系统地对古史中的可疑之处提出来而加以辨驳的是崔述，顾先生继之作更大胆的辨伪，使读书的人头脑清醒些，好象中暑的人头昏脑胀，服了清凉药，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古史辨》就是读古书的人的清凉药。但是传统积习实在太重，他们迷信古人的成见太深，虽有崔述、顾先生的努力，收的效果并不大，迷信伪书伪史的人直到今天还不能清醒过来的，写文章公然引用伪书，屡见不鲜，可见顾先生的疑古工作不是作得太过头了。”赵光贤研究史学家的文章，除了回忆其师陈垣之外，只有这三篇研究崔述和顾颉刚的论文。

但也要看到，赵光贤的古史研究与“古史辨”派有显著的不同。依照其本人的总结，“主要做了文献和史事的考辨工作”。但具体而言，这些“考辨工作”基本没有涉及“古史辨”派较为重视的古史传说辨析，而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立足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顾颉刚本人不擅长甲骨金文，赵光贤并非受他影响而研究甲骨金文。由于骤然转入先秦史研究，而且是因为教学任务而研究先秦史，于是面临“不懂甲骨文，商代史怎么讲”的压力，由此开启了甲骨金文的学习与研究。在研究层面，主要受王国维《观堂集林》的影响，具体学习甲骨文、金文则是通过阅读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他在上世纪40年后期开始进行先秦史研究之后就对甲骨文和金文下了大量功夫，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与练习。至上世纪50年代，赵光贤已跻身于甲骨金文研究的第一线。他这一时期发表的《释“蔑歷”》至今仍是研习金文者应当参考的一篇经典之作。此后的《从裘卫诸器铭看西周的土地交易》、《“明保”与“保”考辨》、《关于琉璃河1193号周墓的几个问题》等文也有极高的学术水准，在出土文献和先秦史学界影响很大。

《卜辞通纂》书影

其二，年代学研究。赵光贤钻研年代学，也不是受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对年代学并无专门研究。而陈垣曾专治历史年代学，著有《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这两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年代学著作。赵光贤受其影响，对中国古代历法、纪年十分关注，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1978年，天文学家张钰哲在其论文中提出通过倒推哈雷彗星运动周期的方式为推断武王克商时间提供线索。由于此文发表在天文学专业刊物上，一时并未引起历史学界的关注，而赵光贤是第一位关注这项研究的历史学者，并很快结合天文学史材料与传统史学考证方法撰写文章讨论武王伐纣年代。此后二十年间，赵光贤又撰写了一系列讨论西周纪年的文章，为武王克商年份的断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并不迷信成功经验，当学术界普遍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日食且可据此推断周懿王元年的具体年份时，他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天再旦于郑”并非日食记载。多年之后《畯簋》铭文公布，确实严重挑战了以日食倒推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的结论，说明赵光贤当年的质疑是很值得参考的。

其三，古书成书时代研究。“古史辨”派虽然素来关注这一问题，但赵光贤的学术倾向与“古史辨”派有微妙的差异。赵光贤一方面十分欣赏“古史辨”派的古书辨伪工作，但又认为很多时候“古史辨”派疑古过当，犯了不少错误，是“白圭之玷”。这显然是受到陈垣的影响。在陈垣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作的批注中，屡次可见他反对古书辨伪太过的语句。顾颉刚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认为《左传》曾遭刘歆篡改。实则康有为并未列举出证据，而顾颉刚也只是据“清代修《四库全书》多所篡改”推测刘歆有篡改《左传》的条件。赵光贤在《左传编纂考》一文中断然否定此说，认为刘歆不可能篡改《左传》，并提出了多条有力证据。《左传编纂考》在《左传》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开启了《左传》研究的新篇章。

赵光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有两个源头，其一是继承自崔述的辨伪考信精神，第二是受到今文学家（主要是康有为）的影响。赵光贤对前者高度评价，认为“崔述虽受六经的束缚，但在辨伪考信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是真正的学者”；而对后者则十分排斥，认为康有为“以无中生有的手法，硬说汉代古文经都是刘歆假造的，来为今文学张目，并打击古文学家，则是伪学者，顾先生对崔、康二派一视同仁，遂走上错误的路子”。

顾颉刚一生自诩为今文家的信徒，以康有为、崔适之后学自居；赵光贤是清代朴学的传人，考证方法直接承袭陈垣，而陈垣又师法钱大昕。这应当是赵、顾二人在治学理念上的根本性差异。“疑古”二字，早年的顾颉刚重“疑”，而赵光贤重“古”。早年顾颉刚以“疑古”为己任，大刀阔斧讨伐伪史伪书；赵光贤则以“疑古”为根基，主要致力于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

赵光贤古史研究重视考证且考证细密精微的特点，受到了陈垣治学风格的深刻影响。赵光贤原本治明清史，后因工作原因转攻西洋上古史，而后又骤然转入先秦史研究，“于先秦史没有一点基础，惟一的支柱是我受过史学考证的基本功的训练，可以把它用到先秦史”。这个所谓的“基本功的训练”，就是“陈老开的‘清代史学考证’课，经过对《日知录》逐条检寻出处，受到了严格的史料学训练，也就学会了考证的方法”。

赵光贤的古史研究路径综合了近代多位史学大师治学方法而有所扬弃，是集诸家所长杂糅而成。他自述道：“我从他（陈垣）那里学会了如何考证，这个方法在研究任何历史时都是必要的，这是基本功”，“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做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赵光贤的自述当然是很值得参考的。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实际上赵光贤的古史研究受到了更多因素的影响，其知识结构也比其自述中提到的更为庞杂，甚至横跨当下划分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这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赵光贤于1940年7月获得辅仁大学研究所硕士学位，随即留校任教。时任教务长荷兰人胡鲁士（Henry Kroes）要求赵光贤讲授史学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组的“西洋史纲要（一）”两门课。当时正值全面抗战时期，北平已沦陷三年。日本人要求中学里不教英文，改学日文。因此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较差，听外国人讲课有困难，故安排外文水平很高的赵光贤代替胡鲁士授课，直至1947年赵光贤改教先秦史。

1942—1943年，胡鲁士、赵光贤合编的中文本《西洋上古史》上中下三册由辅仁大学出版，作为“辅仁大学历史丛刊”的第一种。上册为《近东民族史》，包括埃及、美索布达米亚、菲尼基、叙里亚、巴勒士坦及近东的印欧族，共计88页；中册为《希腊史》，分为史前文化、希腊城邦的兴起、斯巴达与雅典、波斯战争、波斯战争后的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化、大希腊时代等七章，共计113页；下册笔者遍寻未见，但依其体例，推测应为《罗马史》。

这部《西洋上古史》以典雅流畅的白话文书写，应当是以胡鲁士授课讲义为底本，由赵光贤执笔写成，故二人共同署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赵光贤填写《人事登记表》时，将这部《西洋上古史》和其早年成名作《明失辽东考原》《清初诸王争国记》都填写在“著作或译述”一栏中，说明这部著作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总体上看，《西洋上古史》是一部体例严整精巧的大学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全面系统而偏重入门。该书在论述各文明时虽有详略之别，但基本都提及地理、族群、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科学等各个方面。全书没有引用原始文献，均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进行叙述。

其二，篇幅短小、文字精炼且设多级标题。上册约四万字，中册约五万字，均分为七章；多数章分为三节，少数为两节或一节；每一节视篇幅长短都有二至十多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对应一个基础知识点，基本都在数百字之内。这种层次分明、体系完备、将庞大的知识体系拆解为若干知识点的撰述方式，是典型的教材写法，十分利于学生学习。

其三，一定程度兼顾学术性与前沿性。如所有专业名词均采用中英双语；又如在注释中体现有争议的学术观点和比较深入的专业知识。

其四，每章有习题。习题既包括基础知识，如“肥沃月湾包括现今什么地方？”“贝利克里的政策如何？”“希腊的三大悲剧家是谁？”等；也包括对政治、社会、文化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思考与比较研究，如“波斯帝国何以能包孕许多异民族而维持很长久？”“雅典与斯巴达等国何以不能维持长时期的霸权？”这样既让学生复习课本中既有的知识点，又引导学生更深刻思考问题，能够激发学生深入研究和学习的兴趣。

从学术上讲，这部《西洋上古史》并不算上乘之作，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太大，远不如稍晚几年出版的周谷城《世界通史》。但考虑到其书写的断代和成书的时间，也不应过分苛责。据学者研究，民国时期的世界史撰述中，“世界近现代史的编纂数量最多，世界古代史的编纂整体数量较少。其中，世界上古史与世界中古史相比，数量更少，仅有的也大多是大学讲义。”在民国期间出版的约一百五十部世界史著作中，只有约四五种是以西洋或世界古代史为主题的；专论西洋上古史的，除此书之外，几乎未见。对近代的中国人而言，研习西洋上古史叠加了地域、文化、语言、时代的多重困难，本就十分不易。能在一部篇幅不大的教材中准确、简练、系统地讲述西亚及环地中海地区的上古历史，尤其难能可贵。

不得不提的是，此书在简洁的语句中，仍饱含令人动容的家国情怀。如在第二篇《希腊史》的第四章开头，有这么一句话：“波斯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是民主政治与专制的帝国主义的一大决斗”。以纯学术的标准看，这一论断似乎十分武断甚至有些不伦不类，但如果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部书于1942—1943 年出版，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五年多，希特勒侵略欧洲也已三年有余，这场世界大战仍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胡鲁士的祖国被德国法西斯侵占，赵光贤的祖国被日本法西斯侵略，他们都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们都处在家国沦丧的境地中，所教的学生也无一不是侵略者铁蹄下的亡国之民。在这部短小精炼、几乎无一字赘余的教材中，突然出现这么一句突兀之论，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的反侵略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也是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大决斗。这是激励学生们以希腊反抗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侵略为借鉴，团结起来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对赵光贤个人而言，编纂这部《西洋上古史》加强和完善了他对西方古代社会与历史的深入理解，使他对最新的世界史研究成果与学术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为他此后转为研究中国上古史提供了参考，激发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也为此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光贤对考古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讲授西洋史的经历。讲西洋史时，要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埃及学、亚述学的学科体系也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利用考古发现重建古史体系的观念，由此深刻地影响了赵光贤。他认为，“无考古学的证明而只是用纸上材料作工夫，等于纸上谈兵，无大是处，一定免不了多少矛盾”。至1947年赵光贤改授“秦以前史”时，他就抛弃了三皇五帝的叙述体系，而从北京猿人讲起，利用考古文化序列讲授殷代以前的历史。这种新颖的授课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听课的学生。当代著名考古学家赵芝荃于1949年进入辅仁大学史学系学习，曾听赵光贤讲“秦以前史”。他晚年回忆道：“赵光贤教授他利用考古资料讲述史前史，我印象极深，对我以后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利用考古资料，有图片，讲授史前史，我从那就很尊敬他，对考古学就有兴趣了。我的考古学兴趣就是从他那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赵光贤每年都带学生去周口店遗址参观。巧合的是，先后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都是赵光贤的同乡。裴文中还曾亲自为参观的师生讲解北京猿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将考古材料纳入古史研究和教学中，赵光贤于1955年三四月份专程赴郑州、洛阳、西安考察考古发掘现场，采集了一批实物标本，拍摄了大量照片，并在返回北京后举办了一次大型报告会，共有师生二百余人参加。1957年之后，赵光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度被剥夺教课的权利，但仍然带学生去周口店参观。

赵光贤对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最终呈现为一部长达十余万字的《中国考古学大纲》。长期以来，除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化遗存与种族迁移问题——与岑家梧同志商榷》和《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与吴恩裕同志商榷》两篇短文之外，赵光贤在考古学领域的著述并不为人所知。数年前，笔者在旧书肆中购回赵光贤所编《中国考古学大纲》油印本一册，书名之下说明为“一九五五学年下学期用”，即1956年上半年开课时使用。赵光贤晚年曾回忆道：“关于考古学，我特别注意，记得在1956年开过一个学期的考古学课”，说明这部书正是赵光贤唯一一次讲授考古学课程时所用的讲义。

《中国考古学大纲》分为五章，分别是绪言、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铜器时代（商至春秋）、中国的铁器时代（战国至汉末）。为了撰写这部考古学讲义，赵光贤参考了数十种论著，其中包括英文文献和日文文献若干种。他亲自翻译了一些所需的英文文献，如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等；还实地考察了郑州二里岗等考古发掘现场，记录了一些尚未公布的考古发现。该书无论从资料性、学术性、系统性上看，都达到了那个时代较为前沿的水平。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考古学队伍开枝散叶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密集地出现了多部考古学教材，较有影响的有夏鼐撰写的北京大学考古课程讲义《考古学通论》，曾昭燏撰写的南京大学考古学课程讲义《考古学通论》，梁钊韬撰写的中山大学考古学课程讲义《考古学通论》，裴文中、夏鼐等撰写的考古工作者业务教材《考古学基础》。赵光贤撰写的北师大考古课程讲义《中国考古学大纲》与这些教材相比，有显著的差异，也有独特的价值。

赵光贤《中国考古学大纲》是一部为历史学研究者补充知识体系而撰写的考古学教材，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古史研究。因此，该教材基本不涉及地层学与类型学，也不涉及考古发掘技术、绘图技术及其他技术、规则，而以介绍考古学理论和资料为主，建构起能与历史分期断代相对应的考古文化序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大纲》并不能算是一部典型的或完备的考古学教材，更像是截止到1955年为止的中国考古学成果的归纳总结，其体例接近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九卷本《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有其迥异于传统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在不具备长期田野实习条件的情况下，是难以真正理解考古学独特的学科方法的。上文提及的夏鼐、曾昭燏等考古学家编纂的教材固然经典，但主要适用于有田野实习条件的考古专业学生和一线考古工作者，对“埋首故纸堆”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则显得十分隔膜。但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又要求研究者应当具备准确理解并运用考古资料的能力。赵光贤《中国考古学大纲》这种深入浅出、有所侧重的讲述模式，不失为一种更加适合历史专业学生学习和使用的考古学教材。这对今天的考古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面向非考古专业学生、侧重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严肃的高水平考古学教材有巨大的需求，但仍很缺乏。

赵光贤不是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他研究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古史研究。对于古史研究者和教学者而言，考古学新发现带来的是建立科学可信古史体系的材料，填补了被“古史辨”学者打破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可以说，在历史学诸多分支中，中国古史研究尤须重视考古学材料，因为“在先秦史方面，由于留下来的古书不多，不够用，必须另辟蹊径”，“学历史的必须有考古知识，否则免不了学识浅陋”。赵光贤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第三节“辅助学科”中，将考古学排在第一位，这当然是站在传统史学研究本位上对考古学的认识。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早已有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非其他学科的附属或分支。但无论是考古学者还是历史学者，无不希望建构一套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赵光贤无疑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之一。

赵光贤利用考古资料建构中国古史体系的系统性尝试，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1961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召开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计划会议，历史学教材的编纂工作在翦伯赞的统筹下展开。其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主要由赵光贤和杨钊编写。该书的基本框架采取战国封建说，书写历史时段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即从远古时代至春秋。从该书的附录中可以看出鲜明的赵光贤学术风格。全书共240页的篇幅，其中90页的附录介绍考古资料，涵盖了从北京猿人到商代的考古发现。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1册）书影

赵光贤对考古学的深入研究，也离不开当时全盘学习苏联的社会风气。当时高等教育界认为苏联的历史教育中大量使用考古实物资料的“直观教学方法”是一种先进经验，这直接推动了赵光贤在1955年对考古发掘工地的考察。从《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绪论”第六节《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批判》、第七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于考古学的意义》、第八节《今后中国考古学应走的方向》中，也能看出赵光贤受到了当时旧知识分子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社会氛围的影响。

赵光贤并非在1949年之后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据其晚年回忆：“到1948年，北京围城的形势已是岌岌不可终日，学生也不怎么学了。这时我发现了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有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我看完后，觉得要比已有的书好得多，所以这年我就介绍这两本书给同学……这是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赵光贤并未参与20世纪50年代极为热烈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最激烈的交锋集中在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之间。而这两说以及影响稍小的殷商封建说、春秋封建说都落在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内。因此，与赵光贤同辈的古史研究者大多参与了这次大论辩，包括胡厚宣、童书业、杨向奎、杨宽、张政烺、徐中舒、唐兰、于省吾、王玉哲、斯维至等。

那么，为什么赵光贤在“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最激烈的时候没有参与到这场论辩中呢？除了客观上的某些原因，或许还有以下两个主观层面的原因。

其一，此时赵光贤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尚不深刻。在赵光贤5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虽然常常提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但却几乎不见引用马列原典。即使是批判胡适和评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文章，引用马列原典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未见引用。在其《中国考古学大纲》的绪言中，则基本是照搬苏联专家的论述，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自主运用。实际上，赵光贤于1955年就完成了论文《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方法论的商讨》。该文在拿到北师大历史系科学讨论会上讨论时，虽然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运用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最新成果”的观点得到了肯定，但有人指出“论文关于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的阐述不够明确”。白寿彝在总结时提到“要重视理论学习……只有虚心学习理论，才能逐渐克服科学硏究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偏向”。显然，此时赵光贤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尚不深入，理论学习仍有不足。

其二，赵光贤对奴隶制的看法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尽相同。自郭沫若始，马克思主义史家多认为商代为典型的奴隶制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颇有影响力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等著作均持此说。而赵光贤在其《中国考古学大纲》却隐晦地提出，商代的“这种奴隶生产……尚未达到发达的奴隶制的阶段”。赵光贤熟悉西洋上古史，对古希腊罗马的发达奴隶制有深入的认识，对商代卜辞材料也很熟悉，所以他对商代已进入典型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持保留态度。而此时赵光贤已表示对西周封建论的支持。由此可以推知，在赵光贤的认识中，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定位是相当模糊的。这种对“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微妙态度，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宣之于口。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赵光贤开始真正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前的“融而不入”转为多年的潜心研究，我们无从得知他当时的心境，但他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了大功夫，这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的手书批注中有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共五章，前两章是基本理论，后三章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赵光贤在一、二、四、五章都留下了大量红笔批注，而“原始社会”章则完全没有批注过的痕迹。这说明赵光贤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非常明确的问题导向，即解决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

由于有较好的外文水平，赵光贤在阅读此书时，还找来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原典对读。因而在书中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德文本xx页”的批注。对于某些不恰当或不通行的翻译，他会予以修正。直接用德文本对读，一方面说明赵光贤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已经到了相当深入的地步，另一方面也让他得以摆脱苏联的教条与错漏。这也是他在后来能写出《周代社会辨析》这部重要史学著作的理论基础。在《周代社会辨析》中，赵光贤首先对奴隶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辨析，其中就指出了有的古史研究者由于参考了错误的译本而误读了恩格斯关于“家庭奴隶制”的界定。书中大量使用狄兹德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直接从德文原文翻译为中文，并对原文中关键德文词汇的含义进行辨析。

《周代社会辨析》是“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尾声阶段的一部名作，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这部书也标志着“旧史学家”赵光贤跻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行列。他将中国传统史学考证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于七旬高龄开启了新的学术生命。只不过在整个“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归于沉寂，《周代社会辨析》因其鲜明的时代色彩已较少为人关注（其附录中的几篇考证文章反而更具参考价值）。仍值得当下学者注意的是赵光贤对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赵光贤反对史学研究的教条化，反对将西方历史的发展阶段套用于中国历史、甚至不惜扭曲史料以削足适履的做法。他更反对片面的“排他性”，即凡不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所说一律加以排斥或打击。他曾说：“我不同意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我国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研究历史要详细占有材料、分析材料，从事实的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我认为这一步工作也就是考证工作，只有在做好考证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赵光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起初是相对简单和僵硬的，有显著的“融而不入”色彩。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原典，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精深的研究和理解，成为一名能够在古史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周代社会辨析》是这二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但同时也保持了重史料、重考证的底色，不“以论带史”，坚持“史论结合”。明白了这个背景，就可以理解赵光贤为何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既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强调坚持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的治学路径。这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也是他通过实践抉择的结果。

赵光贤醉心于学问，但并非埋首故纸堆、不问世间事，他关注社会、关心国家，为此不虑个人得失。他早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建言献策，即使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初心不改。他在抗战期间因为反对侵略者而被日本宪兵队抓捕，遭受了一年零五个月的牢狱之灾，在身心饱受摧残的情况下仍通读整部《资治通鉴》，直至抗战胜利方才获释。他晚年主持中国先秦史学会日常工作，不顾高龄全国奔走，并在关键时刻安抚人心、维护团结。

他虽热心世事，却不恋栈权力，一生不改读书人底色，始终以著书育人为本。他曾担任辅仁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教务长职事）兼校务委员会常委，其间屡次向陈垣校长请辞。其请辞长信仍收藏在辅仁大学档案中，其曰：“要做一个人民教师而不努力业务是不负责任的”，言辞朴实而恳切。晚年主持先秦史学会走上正轨，遂功成身退。

他始终将个人学术研究与浓厚的家国情怀及社会责任感相结合。他于东北沦丧、全面抗战时作《明失辽东考原》，于改革开放之初出版《周代社会辨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作《孔学新论》，于“史学危机”高潮时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他治学六十余年，由明清史转入西洋上古史，再转入先秦史，兼及考古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因深受崔述、顾颉刚“疑古思潮”的影响，才能够在骤然转向先秦史研究时走上了科学的古史研究之路；因接受了陈垣先生“清代史学考证法”的训练，以上承乾嘉的精深朴学功底对抗今文学家“疑古太过”的弊病，才能写就影响深远的《左传编纂考》；因长期讲授西洋上古史而了解到西方史学界运用考古资料重建古史，故十分关注考古学，在文献之外找到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可信且丰富的史料，才得以走出一条“信必有证、疑必有据”的古史考辨之路；因精通英语、德语且熟稔古希腊罗马历史，才能更深入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对唯物史观有深刻的理解，进而参与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并成一家之说。

赵光贤一生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论著并不多，只有数十篇论文，数部著作。这些看上去数量不太多的论著，实际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之一角。而支撑其学术论著的知识结构、学问根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学路径，则隐藏在水面之下。也正是由于深厚的学问根柢和完备的知识结构，才支撑起那些经典著述成为不刊之论。赵光贤的古史研究，以传统史学考证为根柢、以疑古辨伪为基础、以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支撑、以西洋上古史为对照，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的知识结构与治学路径，仍值得当下的先秦史研究者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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