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李长林:《关于修昔底德历史观评价的两个问题》

文摘   2024-11-04 12:00   北京  

修昔底德


世界古典学


 关于修昔底德历史观评价的两个问题


李长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修昔底德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早在古代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近代以来专门评述他的著作者很多。对修昔底德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有不少专文作过详细的评介。本人读过一些文章之后,发现关于修昔底德历史观约评价,有两个问题似乎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修昔底德是不是历史循环论者



国内外有些史学史研究者认为修昔底德在历史观方面是主张历史循环论的,持这种看法, 在国外有美国学者彼得·盖伊,他在其所编的《史学家的业绩》一书中写道:修昔底德“以为历史发展是循环的。他以为懂得了政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社会上、军事上所造成的后果, 他便可以掌握住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而人类的这些根本动机,便是造成历史循环的原因”,(中译译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1970年第9期,第143页,中译者是郭圣铭先生)。郭圣铭先生是同意这些看法的,他在中译者注解中表明了这一态度。郭先生在他所写的《古希腊史学遗产》一文中,重申了这一看法。郭先生在评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局限性时写道:修昔底德“认为人总是人,古往今来‘人性’总是不变的,因此历史也总是重演的。这就导致了历史循环论,是错误的”(见《华东师大学报》1980年4期第78页)。


看来,彼得·盖伊也好,郭圣铭先生也好,所以把修昔底德断定为循环论者主要是根据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依据理查·克劳来(Richard Crawley)的英译本内容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段内容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中,谢德风先生根据雷克斯· 华尔纳(Rex Warner)的英译本的译文,略有出入,译文如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会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见中译本第18页)。统观修昔底德这段话主要是阐述他对历史著作效用的看法。在这里他提出了历史有垂训作用的主张,他认为鉴往可以知来,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除此之外,在这里他也提出了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有紧密联系的观点。那末我们能否根据这些看法,就认为他是主张过去的事件也会在将来重演呢?显然我们不能这样解释他这段话,因为虽然他说明未来可能出现与过去相类似的事件,但这只是类似而已,而非完全相同。如果根据克劳来英译本的译文那就更明确了,修昔底德已经强调了“ 未来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 。关于这一段话的内容修昔底德在论述科西拉革命时,他又做了复述。他写道:“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引起许多灾殃—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 尽管残酷的程度或有不同;依照不同的情况,而有大同小异之分”(《战史》中译本第237页)。在这里修昔底德也只是强调说明类似的事件(即所谓革命引起的灾殃)将来也会发生,他提出了相同的原因会引起相向的结果的观点。看来给修昔底德加上历史循环论者这顶帽子是不妥的。我们知道历史循环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历史的发展象走马灯似地从一点出发,周而复始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否认历史发展的前进性质,否认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在欧洲典型的循环论者是十七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是“神的时代”(人类的童年),即人类的原始状态时代,第二个是“英雄时代”(人类的青年),指的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第三个是“凡人时代”(人类的成年),即资本主义时代。他认为凡人时代将使人们腐化堕落,结果重新进入原始时代而开始第二个周期的循环,中世纪的欧洲便是这样。按照维科的理论,人类事实上是在原地踏步,如果说是运动着,那也只是按照封闭的圆圈运动着,具有一种一切从头开始的倾向。有的学者指出“循环发展的学说由来已久。古代柏拉图、波里比阿,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弗里,以及后来的康帕内拉都有这种概念”(见沙夫著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三联书店中译本,第186页)。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波里比阿和康帕内拉是怎样主张历史循环论的。波里比阿认为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与活的机体进化相似的自然过程,支配这个过程的规律是自然本身规定的,它受命运的驱使,而不依赖人们的意志。波里比阿把发展看作无止境的圆周运动,亦即周期的循环,而发展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产生、成长、繁荣、衰落和消灭。波里比阿认为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秩序,他说“国家统治的形式改变着,由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又返转回来,周而复始”(通史》第6卷,第9章)。康帕内拉在诗集《黄金时代》写道:“从前曾有过黄金世纪的时代,它是会回来的,而且不止一次,一切被埋藏的东西都力图回头,它们终于将循环归根。……如果人们忘掉‘我的’‘你的’, 从事一切有益的、正直和愉快的事业,我相信现实生活就会变成天堂”。见《太阳城》中译本第87页)康帕内拉把没有‘我的’‘你的’区分的时代,也就是公有制社会,叫做黄金时代。在他看来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而且会出现于不久的将来。他的这种说法表明他接近于猜测到人类社会初期是公有制社会,将来也是公有制社会。但是他把原始公有制理想化,不了解共产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的根本区别,因而陷人了循环论,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返回原始时代。


伯罗奔尼撒战争


我们以上面列举的循环论的观点来检验修昔底德的著作,很难发现类似的观点。恰恰相反,统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我们发现修昔底德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的萌芽。《战史》一书的主题写的是当代史,但在第一卷第一章中他曾把从远古直到他那时代为止的希腊史作了概括的考察。在这一部分中他明确地提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 (中译本第2页)。这表明他看出了古今的区别,主张今胜昔。那么古今有哪些区别呢?今胜昔表现在哪里呢?且看他下面的一些论述。他认为在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移民;当时没有商业;无论在陆上或海上都没有安全的交通,人们利用土地,只限于必需品的生产,人们没有剩余作为资本,土地没有正规的耕种,人们没有要塞的保护,人们没有建筑任何或大或小的城市,也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资源,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才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开始出现了;随着航海技术的改进,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军成了保护商业,增加财富的有力工具(详见《战史》中译本第2页, 第5一6页)。修昔底德还认为在特洛耶战争期间,希腊人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只有部落的名称,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各族采取了联合行动之后才产生了共同的名称(详见《战史》中译本第3页)。修昔底德这些论述表明他并未把厉史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而是把历史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修昔底德的这些历史观点,与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赫西阿德在其诗篇《工作与时令》中反映的厉史观点有所不同。赫西阿德把人类历史(实际上是把远古到他那时代为止的历史)分为黄金、白银、黄铜、英雄、铁器五个时代,他将原始时代当作埋想的黄金时代,而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铁器时代视作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时代,从而认为历史每况愈下,今不如古, 赫西阿德似乎在宣扬历史退化论。与赫西阿德的历史观点相对照,也说明修昔底德不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而是具有进化论思想萌芽的历史学家。限于历史条件,修昔底德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完整地提出历史迸化论的理论,但在古代,他能看出历史上的一些进步因素,这是难能可贵的。


基于这种萌芽状态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修昔底德在研究历史现象时应用了反溯推理法,即按照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情况。例如他认为希腊人随身携带武器的风俗,这是古代到处流行劫掠的遗迹。再如,鉴于雅典最古的一些神庙都在卫城境内,他推断出古代雅典的城区,最早限于卫城一带,而城区的扩大只是后来的事。修昔底德这一史学研究方法也是值得赞许的。正如有的史学史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位敏锐的社会现象观察家,在社会现象中他看到了历史因素”(汤普逊:《历史著作史》第二章)。


二、修昔底德是不是唯物史观的先驱



关于修昔底德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国内外学术界存在有不同看法。在国外,苏联学者狄雅科夫和尼科尔斯基曾一度认为修昔底德是唯物史观的先驱者(见《古代世界史》中译本,第245页)。他打这一看法引起疑义,苏联学者勃克昌宁批评这一看法具有片面性的毛病,他认为“修昔底德恰好是把历史进程建立在心理因素之上的唯心史观的作家”(见《评〈古代世界史〉》, 载《历史教学》1955年第10期)。狄雅可夫接受了这个批评意见,后来在《古代世界史》修改本中删掉了认为修昔底德是唯物论先驱者的评述(详见《古代世界史》1956年俄文版,第248页),在国内谢德风先生认为修昔底德的“历史观的基础是人性不变的观念,他是从心理方面来解释历史事件的。这样他就堕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泥坑中去了”(《战史》中译本译者序言第23页)。而张广智同志则主张修昔底德是唯物史观的先驱者(见《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载《复旦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张广智同志认为修昔底德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大体上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二)、致力于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三)、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发展的成因。我个人基本上同意张广智同志三方面的论述。下面就某些问题做些补充。张广智在论述修昔底德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一史学思想时,强调指出修昔底德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 因此,非常重视人的力量。但我感到张广智同志对修昔底德人本思想的论述还有未尽之意。看来修昔底德的人本思想是比较丰富的,他曾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例如他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建立城市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或船舰”。除此之外,他还具体地提出应当重视人的力量,而不要片面地重视物质, 他曾借伯里克利之口说:“你们不要对于这些东西(指房屋和耕地——引者注)过于重视了, 你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和你们的力量的真正源泉衡量一下,在比较中,你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过和那些与财富俱来的花园和其他奢侈品一样的”(《战史》第147页)。修昔底德对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也很重视,他说:“使我们城邦光明灿烂是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战史》第134页)“ 尽可能用开朗的心情,承担起灾难来,并且迅速地反抗它——无论对于城市或个人,这都是真正的力量”(《战史》第149页)。


修昔底德具有人本思想不是偶然的,他的人本思想是时代思潮的反映,是时代的产物。处于政治经济全盛时期的雅典公民需要对人的意志和力量的宣扬。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的雅典公民是独立的,按着德漠克里特的原子学说,世界万物是永恒的,没有缝隙的原子组合而成的。智者学派的普罗塔克拉则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要求以人的尺度代替神的尺度,无疑这一命题反映了人本思想。而这一命题正是原子论哲学基本主张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每个公民,都是一个小“原子”,它有自身的独立性,与别人结合成为城邦,但在这个统一体—城邦中,每个公民又是自由的,仍然不失去“原子” 的独立性。每个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不仅应该容许发表,而且应该认真倾听,认真对待。总之在普罗塔克拉看来,人的个性是独立的,人应该受到尊重。这种人本思想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一些悲剧作品也有所反映。索福克利在《安提戈涅》一剧中歌颂了人的力量,合唱队曾唱道:


“世界上有许多力量,但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


索福克利悲剧中的人物大多数是意志坚强,能和命运作顽强的斗争。欧里庇得斯则认为命运就在人自己身上,事在人为。


安提戈涅


古希腊当时的社会思潮(无神论观点、人本思想等)和文化成就给修昔底德以深刻地影响,使他的厉史著作达到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修昔底德的史学观点,从整体来说并未冲破唯心主义的束缚,这表现在他观察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动因时,把他们最终归结于抽象的人性,他一再提出了人性论,他主张人具有天性,人性不变,说什么“人性总是人性”(《战史》第18页),“人的天性易于犯错误”(第213页),易于犯法(第219页),认为“只要认真进行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想利用法律的力量或其他恐怖的手段去阻止它,这从人的天性来说是不可能的”(第213页)。他强调指出只要人性不变,因革命而引起的所谓灾殃就会一再发生(第237页)。那么在他看来,不变的人性到底是什么呢?修昔底德曾说“当人活着的时侯,他总是易于嫉妒那些和他们相竞争的人的”(第136页),“希望和贪欲到都有;贪欲在前,希望跟着来,贪欲生产计划,希望暗示计划可以成功—这两个因素虽然看不见,但是比我们眼前所能看得见的恐怖还强烈得多(第212—213页)。”可见修昔底德是把嫉护和贪欲看作人的本性,他认为由此产生了人们的行动,并着重指出当革命发生时“人性很傲慢地表现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第239—240页)。在他看来,当自制的原则消失之时,激情的猖撅将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础。修昔底德这些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包括有两方面的错误,一是撇开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去解释人的普遍的共同本质,二是把人们的动机看成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没有追溯产生人们动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恰恰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修昔底德的历史观除了具有这些错误之外,他在论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也表现了阶级局限性,他所谓的人只是指当时的自由民阶级,创造物质财富的广大奴隶是不在其内的。他还把反过来又影响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如近代社会发展起来的章节体史著,已不是单纯历史现象的描述,而且往往与理论的分析揉合在一起。除历史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历史编纂的理论之外,科学手段的进步也影响历史编纂学,如博物馆的实物资料、电影、电视录像的发展都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发生影响作用。


因此,从现代的眼光看,历史编纂是研究如何以文字为主同时也不排除用其他形式反映历史的一种理论。实践的经验说明,文字的形式之所以比其它一切形式要好,就在于文字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无论从内容概括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表现手法的灵活性上都比其他形式要好。其次,历史编纂学既然是探讨历史表现形式的学问,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不能不以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征所决定,不能不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所指导,因而历史编纂学是整个历史学科学理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是讲史书编纂的体裁、体例(包括引证、表谱、图版、注脚)、 文字。体裁是讲史书的外部表现形式,体例是讲史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形式,文字是指史书文字使用的特点与原则。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有自身的特点。第一、史书与哲学著作、文学作品都反映现实生活,但反映的形式有所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以抽象概念和逻辑推理的形式表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学作品主要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再现社会生活,一般不要求真人真事,史书则不同, 它反映的社会生活必须是真人真事,而且通过真人真事反映历史过程及其规律,这就决定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的表现形式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文学作品。第二、在史学范围之内,史书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发展的。它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历史材料的限制、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同社会人群的需要)、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内容的理解以及个人情趣的取舍。而以上三个因素都是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因而史书的表现形式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善于掌握史书著作体裁、体例和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史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


(附记:本文是在北京师范大学1983年《史学概论》讲习班所写的札记,回到路枷山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所谈的问题只是历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  1984.4.11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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