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丨张西平：《关于卜弥格与南明王朝关系的文献考辨》

卜弥格

 关于卜弥格与南明王朝关系的文献考辨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年）波兰来华的传教士，他出身望族，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他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他直接参与了南明永历王朝政事，并作为永历王朝的特使出访罗马教廷。这是中国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对西方来说，他最早将中国的中医介绍到了西方，在16－18世纪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文化交流中，他有着重要的贡献。

卜弥格1643年离开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1644年他来到澳门，在这里学习了汉语。1647年被派到海南岛传教。永历二年（1648年）南明永历王朝的重臣庞天寿率团访问澳门，接着在永历朝的耶稣会士瞿纱微（André-Xavier Koffler，1613—1651年）也于当年十一月返回澳门，随后便陪同来华的耶稣会副会长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年）来到了肇庆。不久，曾德昭决定将在海南传教的卜弥格派往中国南部的永历王朝。

虽然学术界对于卜弥格和南明王朝的关系研究有许多重要的论文，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卜弥格所撰写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一书中国学者始终没有读到原文，而且罗马耶稣会保存的中文文档，学者们的研究也并未穷尽。因此，这里根据爱德华·卡伊丹斯基（Ambasador Państwa Srodka）先生从波兰文所翻译的有关卜弥格的文献原文和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的新史料对卜弥格和南明王朝的关系做进一步研究，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笔者最近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几份从未公布过的有关卜弥格与南明王朝的新文献，现将这几份新发现的文献与以往公布的文献做一对照研究。

首先，公布以往从未公布的文献。

文献一：永历皇帝朱由榔祈祷书

永历皇帝臣由榔于十月初二日诚心祈祷

天主慈悲挽回赣永之虏寇，化为良民，怜万性生灵。

万民有罪，责臣一人，臣若有罪毋贻万方敬沥徵（西平按：征）

忱仰祈

文献二：王太后做弥撒书

谕瞿先生因赣永虏势紧急于本月初三日做弥撒诉

主挽回天意 宁圣慈肃皇太后王氏谨发诚心恳求

罪人圣烈纳

圣母保主转祈

慈母大开洪恩赦宥当今皇帝　朱由榔一切愆

过求我主之力将赣永之虏祈为祥，宁遣责母子之罪

愿免生灵涂炭之苦

文献三：庞天寿书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

提督、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响、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利当昔于耶稣会士龙尼阁老，领教圣洗，顶载圣恩，敬致薄牌，奉献

圣总师意纳爵座前。

永历四年十月初八日耶稣会士瞿纱微卜弥格以奉泰西罗马京

吾主耶稣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

其次，笔者所发现这份文献包含了以往已经公布的几份文献：

（一）王太后致耶稣会总会长书

大明宁慈肃皇太后烈纳勅谕耶稣会大尊（西平按：顾神父所公布的文献中是“导”）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大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遂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天下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帝、太祖拾贰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之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着（西平按：顾神父所公布的文献中是“著”）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卜弥格，尽知我国事情，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偹悉，可谕予怀。钦哉！特勅。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这份文献和顾神父带回的那份文献的不同在于：此函书不是抄于黄绢之上，黄绢四遍页没有龙文，它只是一个抄本。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文献前有拉丁文的翻译，中文附在后面，这和顾神父所看到的单独为一函书，文献后有“宁圣慈肃皇太后”印的正式文书显然有很大的区别。第三点区别在于，这份文献逐字都有罗马注音。文献中的中文字迹虽然潦草，但可以看出仍是中国文人所写。

（二）庞天寿上罗马教宗书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响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切利斯当，腠伏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切念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味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藴玅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怠；获蒙天主庇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讵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来代告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禄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炤我大明、保佑国家，立跻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贰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全幅也。当今宁圣慈箫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太子，圣名当定，虔心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恳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徼大造，实无穷矣。肃此，少布愚悃，伏维慈鉴，不宣。永历四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慎余。

此文献与顾神父所带回的文献不同在于，顾神父看到是正式文本，文献外“有绢套，套外书有‘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等十七字，另一面则绘龙，套裹书‘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因诺曾爵’二十一字，另一面绘龙，信扎用红纸，首有一‘肃’字，上钤‘总督勇卫之印’”。这里是一抄本，文献前有“总督勇卫之印”，文献中的每一个字均有罗马字母注音。

（三）庞天寿上耶稣会长书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响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切利斯当，书奉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台前：切念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味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玅，尊会之恩，累思报答，未获涓涘；每愿躬诣尊师，奈国家多故，未克遂所愿怀，殊慊慊耳。今奉皇太后懿旨，敢烦尊会士卜，圣名弥格，归航泰西，告教皇圣父及大尊师，彼知我怀，能详愚悃，慈求大尊神父并于尊会之友，在圣祖意纳爵座前，祈祷天主耶稣慈炤中夏，矜怜主臣，悉知钦崇圣诲，享太平际而已。复恳神父大尊念我寡力德浅，赐尊会圣人通劳之共分，则惠顶戴不极。再多使老师臻我中邦，广普铎世人悟悔；仰徽大造，实无穷矣。敬制薄牌，愿大尊安于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少表将贡，聊致祝私。永历肆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慎余。

同样，这份文献和顾神父带回的文献复印件不同，它只是一个抄本，文献起头处有“总督勇卫之印”，文章开头处，没有“肃”字。整篇文献中的每一个字均有罗马字母注音。

最后，在笔者所发现的这份文献中没有包括的以往已经公布的文献：

（一） 庞天寿致威尼斯共和国诸公拜帖

泰西物搦齐亚·光地公朝、皇、会帖子。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响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切利斯当，敬于物搦齐亚·光地皇、诸侯及公朝、总会，于老师卜弥格尔-耶稣会奉拜。

（二） 王皇后谕耶稣会士瞿纱微书

皇太后谕瞿先生：予在世所作罪业，深如丘山，又虑虏寇交虹之际，人心涣散之时，危在燃眉之急，恐落于凶恶之手，以污秽了身体，惟望先生替予每日在天主、圣母圣像前祈求，遣天神护持予身，全其名节，只愿善终，不枉进会，一尝生死，感诵胜德不朽也。

（与以前公布的文献内容相比）从以上所公布的文献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笔者所发现的这几份拉汉两种文字的文献虽然不像顾神父发现的是正式的文本，但也应是卜弥格返回罗马时所带的文本，文本中有汉字的罗马注音，这说明此文是卜弥格带回罗马给不懂中文的人来看的。两份文献中相同的几份文献，虽然在个别字上略有差别，但总体上是相同的，这不仅在文献的真实性上可以互证，也可以从中看出卜弥格返回欧洲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内容相同，而文献形式不同的这两份文献说明，我们对有关卜弥格返回罗马的文献收集仍未完成，同时这也使我们可以在相互比较中对当时卜弥格返回罗马一事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上面所公布的三份新文献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卜弥格返回罗马梵蒂冈教廷前后南明王朝的真实处境的了解。

1. 关于永历皇帝的信仰问题。永历帝朱由榔，“神宗孙，桂端王常瀛四子。生母马氏，天启三年冬十月诞于京邸。七年秋，随封衡州。崇祯九年，封永明王。十四年，娶妃王氏。”1646年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提议下，朱由榔“十月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遂称尊号，改为永历，以肇庆府署为行宫。”按照沙不烈的看法，“隆武遇害以后，永历留安德于朝中。天寿使人译教义纲要为汉文，朝夕劝帝信教，由是帝与后妃皆跪基督像前祈祷矣。”“又有一次因从官数人之叛，几濒于危。天寿在颠沛流离之中常劝其主从信基督之教，而于信仰中求慰藉。”最近在黄一农在《两头蛇》中所公布的瞿纱微的《中华帝国局势之总结》一文也可以看出永历皇帝对基督教的认识与看法。瞿纱微在文中说：“在永历帝的同意之下，庞天寿积极对太后，太后之母以及皇后等人传教，并获得他们的虔心认同。”“次日（永历二年三月初十日），永历帝抵达我们所在地（南宁）。王太后命他在天主像前跪拜……”“两宫太后和皇后都坚持皇子应受洗，但我回答如果没有获得皇帝的同意，我不会迳直施行。我还答应要替他找些师傅，教导他圣教诸事，且不允许他将来娶嫔妃或做其它不合律法之事。皇帝完全知道此一情形，但怀有恶意的朝臣两度介入此事，导致他与太后与皇后之间意见不合。在我们从山区下到平地的途中，皇子生重病且濒临死亡。我得到上谕，要我在弥撒中替其向天主祈福，并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答称天主或皇帝未做适当回应而不快，如要此子存活，最好让他受洗成为天主之子。皇帝于是要求我立刻替皇子领洗，我就在他面前完成洗礼。……受洗之后，皇太子的病情旋即好转。他的教名是当定（Constantine），中文字的意思是‘（他）将决定’，皇帝和朝廷对此名非常喜欢。”

永历皇帝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在永历朝宫内发展的一些细节：永历望过弥撒，也向天主做过祈祷，为了皇子的健康他也认可皇子的受洗。但永历皇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对基督教的信仰的理解始终是实用性的。永历所以未入教是因为他“多妻妾”，但“永历虽未入教，然而都不反对其亲属领洗，故许皇子与后妃等领洗。”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永历皇帝对待基督教态度都是描述性的记载，这次笔者在耶稣会档案馆所发现的这份永历皇帝做祈祷的文献是第一份直接证明他对待基督教态度的文献。从这份文献，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永历皇帝在信仰上的摇摆性，说明尽管他仍是从实用的角度，从自己的社稷江山的角度来对天主祈求的，但这份文献证明他有时确确实实将基督教作为化解自己苦恼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做基督教的祈祷书，其史学价值是很重要的。

2. 关于派卜弥格返回欧洲的问题。伯希和认为派耶稣会士返回欧洲一事完全是由永历朝中的耶稣会士发动的，“而非出于永历左右的中国人。”因为，从现在留下的史料来看“永历本人毫无参加之迹，就是他信奉基督教的要臣瞿式耜，也未参加，仅有太后纳烈同太监庞天寿出名致信。”但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认为，永历皇帝参与了此事。他说：“永历朝廷原打算让庞天寿宰相亲自去欧洲，但因为他是明朝在和清朝的斗争中的主要支柱，不能离开朝廷。后来，他曾提议派瞿安德出使欧洲信基督教的国家，瞿安德是奥地利人，他还可以到维也纳去觐见奥国的皇帝。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愿意去。最后永历就把这个使命交给了卜弥格。”

事实上，在永历朝中只有卜弥格和瞿纱微两人是欧洲人，向欧洲派出使臣，让其中一个神父到欧洲去，这样的大事，如果永历皇帝不知，而只是庞天寿和王太后两人参与，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爱德华·卡伊丹斯基的意见虽值得重视，但我们仍需要寻找永历皇帝参与此事的证据。

在决定卜弥格返回欧洲作为永历朝的使臣这件事上，笔者认为瞿纱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理由有两条：其一，卜弥格是1649年中到达肇庆，开始进入永历朝。而瞿纱微1645年在广西传教时就和南明重臣焦琏有交往，“1646年永历即位时，他或者由此处赴肇庆，逗留若干时。”这说明瞿纱微显然比卜弥格更为熟悉永历朝的情况，在永历朝也比卜弥格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卜弥格返回欧洲之事的主要确定者应是瞿纱微。其二，笔者在耶稣会所发现的文献也证明这一点。“永历四年十月初八日耶稣会士瞿纱微卜弥格以奉泰西罗马京。吾主耶稣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详上引文）据这份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从1649年10月到1650年在卜弥格即将赴澳门前，是决定瞿纱微和卜弥格两人同时返回欧洲，作为永历朝特使的，而不是仅仅派卜弥格一个人返回欧洲，而由派瞿纱微和卜弥格两人返回欧洲，改为派卜弥格一人返回欧洲，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瞿纱微和庞天寿。甚至笔者认为永历皇帝也可能参与此事，因当时永历朝危机四伏，就在卜弥格赴澳门后数月，永历帝就将派瞿纱微到澳门求援，“澳门参事会及澳门总督遣兵一队炮二门赴援。”

据这份文献，我们也可以看出传教士们在永历朝地位，无论将卜弥格派回欧洲，还是将瞿纱微派到澳门周旋求援，他们都已是永历朝的重要人物，如何使用他们或者说传教士们自己如何在永历朝发挥更大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要反复思考的问题。

3. 关于“赣永虏势紧急”的理解。王太后在永历二年三月曾给耶稣会士瞿纱微一份手谕，手谕中说“予在世所作罪业，深如丘山，又虑虏寇交虹之际，人心涣散之时，危在燃眉之急，恐落于凶恶之手，以污秽了身体，惟望先生替予每日在天主、圣母圣像前祈求，遣天神护持予身……”黄一农先生在考察这份手谕时，最初认为这份手谕“非王太后所书，而是出自马太后。” 后黄一农根据瞿纱微的拉丁文文献，修改了这个结论，认为王太后所写的“虏寇交虹”指的是大顺军郝永忠在永历二年月纵兵在桂林抢劫后造成永历帝被迫出走一事。

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发现了一份和王皇后在永历二年给瞿纱微的手谕象类似的文献，“谕瞿先生：因赣永虏势紧急，于本月初三日做弥撒诉主挽回天意，宁圣慈肃皇太后王氏，谨发诚心恳求，罪人圣烈纳，圣母保主转祈，慈母大开洪恩赦宥当今皇帝朱由榔一切愆过求，我主之力将赣永之虏祈祸为祥，宁遣责母子之罪，愿免生灵涂炭之苦。”

那么，这道手谕写于何时？因何事所写，需要我们根据中文历史史料加以辨析。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随着南昌被清兵所破后，不久何腾蛟在湘潭被俘，整个湖南迅速被清军所占。十二月孔有德的大军攻下永州，永历政权的粤西门户受到威胁，同月，尚可喜和耿继茂率领的清军越过了庾岭，于永历四年（1650年）正月初三拿下南雄，打开了广州的门户。正是从这个时刻起，永历王朝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在江西、湖南两地失去，清军逼近广州之时，永历闻讯仓惶西逃，二月初到达梧州。永历政权结束了它的肇庆时期。十一月初四，清军攻下广州，次日孔有德部拿下桂林，永历朝在两广的势力土崩瓦解。驻在梧州的永历在一天之内接到两广省会失陷的消息，顿时惊惶万状，在少数大臣的陪同下开始逃向浔州。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看到永历朝大厦将倾，竟想密谋劫持永历皇帝，将其献给清军。幸朱由榔得到密报，冒着倾盆大雨连夜出逃，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抓到的宣国公焦琏杀害，献给了孔有德。当朱由榔逃到南宁时已经无兵无将，所辖地盘已经全部丢失。直到永历帝被大西军的孙可望接到云南境内，才暂时喘了口气。

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江西南雄的丢失和湖南永州的失陷是永历朝再次离开肇庆，向西南逃窜的开端。“赣永虏势”讲的就是这一时期永历朝的情况。“赣”指的是江西的南雄的丢失，“永”指的是湖南永州的丢失。这一时期瞿纱微直到永历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652年1月4日）被清兵追杀以前都在随永历帝西逃。对照这份文献和前面王太后所给瞿纱微的手谕，可以看到“赣永虏势”在前，“虏寇交虹之际”在后。

卜弥格是1650年11月25日来到澳门，准备出发的。1651年1月1日（永历四年）从澳门登船返回欧洲，这正是清军攻下南雄的时刻，王太后、庞天寿给罗马教廷和耶稣会会长的信，所题时间是1650年11月4日和1650年11月1日。而1650年11月清尚可喜、耿继茂部攻下广州，孔有德部攻下桂林，朱由榔在11月11日逃向南宁。卜弥格虽然没有经历了“赣永虏势”的全过程，但他经历了永历朝重大事变的开端，并在澳门听到了广州失陷的消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永历朝派卜弥格返回欧洲这件事就是在今天看来“固不失为幻想。”

4. 关于卜弥格所写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卜弥格本人所写的有关南明永历王朝皇室皈依天主教的唯一著作是165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Briefve Relation De La Notable Conversion des Personnes Royales, ＆de I’èstat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n la China. Faicte par le tres R. P. Michel Boym……＆recitée par luymesme dans I’Eglise de Smyrne, le29. Septembre de I’an1652, Paris, S．Cramoisy, 1654．in-12, 6ffnch. ＋75pp＋1pnch），沙不烈说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全书虽然仅七十二页，内容实甚广大。所包括者一切历史地理调查，而叙事上溯至耶稣会士开始传教之时。首述方济格沙勿略之谋入中国及其死于上川，迁葬卧亚。继言利玛窦神甫之至。此外并言中国基督教流传之古，与耶稣会传教事业之发展。未言满人之入关，永历之即位，瞿安德神甫之莅华，庞天寿之勉力，诸后之入教，皇子当定之得疾与领洗，澳门之庆祝，是皆吾前人此所采录者也。”伯希和在谈到这本书时说：“其绪言内容有一篇题寄王后的题词，一篇致读者词。本文大致是卜弥格于1652年在九月二十九日在Smyrne 教堂中用意大利语所宣布得演讲得译文，译文显然有所修改。”

这本文集中所刊登的卜弥格所写的《中国波兰省耶稣会士的卜弥格神父1653年在罗马发表的一个关于基督教在那个国家的状况的报告》是上面所讲的法文版的第一个波兰文译本，这个译文被收集在米哈乌·尤涅维奇（Michal Juniewicz）在1767年所出版的《各种各样的信件……来自亚洲、非洲和美洲》的集子中。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认为这是一个节译本，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

在华传教士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份从波兰文所翻译出来的《中国波兰省耶稣会士的卜弥格神父1653年在罗马发表的一个关于基督教在那个国家的状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有一些错误。例如，文中说，利玛窦进到宫中修复钟表，万历皇帝躲在屏风后看他。为了以后保证钟表的修理，皇帝将他们留在了宫中。显然，这和事实不符。实际上，为了让神父们更便捷的修复钟表，“皇上钦准神父们可以获允许一年进宫四次而无须要求批准，从那时起，他们就可以进入皇宫，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经常随意经出了。”万历皇帝躲在屏风后看利玛窦，这完全是转述者杜撰出来的。

关于明清鼎革的记述也多有错误。《报告》中说，李自成攻下北京是他收买了守城的七万守兵，这显然和历史不符。《报告》在谈到吴三桂时说：“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的吴三桂在边塞上屯有无数兵马，本是为了防止鞑靼的入侵，可是他对李自成所获得的声望产生了妒忌，企图推翻李自成以不义手段得来的宝座。为达此目的，他和东鞑靼国王崇德结成了联盟，勾结崇德率领大军通过长城（绵延三千英里）进入关内。崇德到关内后死去，吴三桂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尊崇德才六岁的儿子顺治称帝。”这样的的记载显然和历史不符。但从这个记述中，我们看到《报告》虽然已经几次转载，但仍可以看出原作者卜弥格坚守明朝为正统统治的政治立场。

卜弥格的这种政治立场在《报告》中的体现还表现在对永历王朝的一些记载上。《报告》中说：“但是有一个名叫永历的万历的后代，他手下有一员大将，是虔诚的基督徒，名叫李定国，打败了鞑靼军，因此他至今仍保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南方的汉人在永历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也尊他为帝。永历原是由皇帝任命的贵州总督，现在他将他的宫廷从贵州迁到了肇庆，离广州不远。”这里有两点明显的错误：其一，李定国是原张献忠大西军的部下，他从来没有信仰过基督教。李定国的确在永历朝抗清的战争中取得过一些大的胜利，1652年先后取得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使南明军队收复了广西、湖南。但早在桂林大捷之前，永历皇帝在“赣永虏势”之后已经被大西军的孙可望接到了隆安，这是广西昆明的一个偏远小城，而不是在肇庆。《报告》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有一系列的错误，在对南明王朝的历史、时间、人物的记载都有错误。南明朝中信基督教的将军是瞿式耜、焦琏、金声等人，但即便这几位有过基督教信仰的南明重臣，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也并非如前辈学者所讲的那样，这点黄一农先生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

《报告》中对瞿安德在永历朝中的宗教活动的记载，对王太后等人的皈依天主教和皇太子受洗的描写，与历史事实上大体是符合的。我们可以将瞿安德的《中华帝国局势之总结》和《报告》做一对比研究，《报告》提供了一些细节。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报告》是一份经过转述后的文献，它和卜弥格本人所写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在历史事实上多有差误。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文献的转述中，解释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对文本过度解释后所产生的“意义变异”。如果我们将《报告》和瞿安德的《中华帝国局势之总结》做比较研究，就可以看出，文化之间的知识传递和知识传递后所产生的接受与影响之间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异文化的知识还是在传播，尽管这种传播过去的知识随着传播环节的增加而在不断的衰减，但不能说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是“误读”，而没有任何真实知识的获得。其实，知识的传递和文化的误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两者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对文化之间在知识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中“知识“和“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仅仅用依靠“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样两个概念来解释两种文化间交流的复杂的情况，这是很困难的。

另一面，文化间的交流总是存在着理解和解释，这种解释和理解总会对真实的知识的文化“度向”发生变化，真实的知识虽然在文化间传播，但它会随着传播的环节而不断的“衰减”。所以，仅仅靠实证的历史学并不能完全说明文化交流史的历史过程。虽然，笔者不同意后现代史学那种因历史的解释性而完全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的观点，但笔者也不完全同意十九世纪实证史学的立场。我们应用新的解释方法说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卜弥格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到瞿安德的《中华帝国局势之总结》，再到卜弥格法文版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转变为波兰文版的《中国波兰省耶稣会士的卜弥格神父1653年在罗马发表的一个关于基督教在那个国家的状况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多样性和文化间交流知识的变异与解释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西方学术界提供给我们的各种解释理论都不足解释这种文化间交流的复杂情况，由此，那些只是在重复西方的文化理论，或者将这样的理论照搬到中国，解释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史中的复杂情况的方法和著作都有着明显的不足，虽然有些著作洋洋大观，读起来让人爱不释手，其实在理论上、历史上都有明显的不足，文化间关系的解释理论的原创是中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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