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史林偶拾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若干史实考析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中国景教之第一文献，此碑建立于公元781年2月4日。碑文由大秦寺僧景净叙述，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写。景净即“ adm qsisa wkurapisqupa wpaps dsinstan”，意为“中国法主兼副大德僧亚当”，他对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非常熟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大部分内容固然值得信赖，但还有若干史实，尚需考析。现择要陈述如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有言：“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秋七月，唐太宗下诏允许阿罗本在长安立寺，即“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这里的“大秦寺”，显然应为“波斯寺”，因为义宁坊的大秦寺和波斯寺虽同为一寺，但前后异名。《唐会要》对此诏有明确记载，全文如下：“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文中所提到的寺即宋敏求《长安志》上所说之波斯胡寺。天宝四年（745）九月，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其诏书内容如下：“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上述资料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大秦寺由波斯寺改名而来，其改名时间应为公元745年，此前名为波斯寺，此后则为大秦寺。景净把初建时的“波斯寺”说成是“大秦寺”，显然是错误的。
《唐会要》
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说明“大秦国”时这样写道：“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广阔，文物昌明。”“法非景不行”显然是景净杜撰。这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是《西域图记》、汉魏史策之内容。因为景教并不是大秦国的惟一宗教，而景教传入中国也是唐太宗之时，无论是《西域图记》还是汉魏史策的作者都对景教毫无所知。“主非德不立”也与汉魏史策有悖，汉魏史策中有“王非贤不立”之说，但无“主非德不立”之意。“王”与“主”、“贤”与“德”，虽两字之差，但内涵却有了本质的区别。“王”是指世俗之君主，“主”却为景教之领袖。教主以“德”为立之条件；君王以“贤”为设之前提。前者更倾向于“道德”层面，后者则更关注于“才德”要求。“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一句出现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大秦国”解释条里显然是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就是用宗教的内涵替代世俗的本意，从而凸显景教在大秦的地位，达到宣传、弘扬大秦景教之目的。
再如：“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曜森文日建立，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宁恕（叙利亚文，Mri Hnnisu）是指Hananisho Ⅱ，为聂斯托里乌斯教之法主（Patriarch，774-780年在位），立碑时已经去世。继任者是于781年5月就职的Mar Timothy Ⅰ（在位时间为781-825年）。因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碑的时间（781年2月）应该属于宁恕去世后Mar Timothy Ⅰ就任前法主的空位期。碑文中出现的这一错误虽为景净所为，但不能苛求景净，因为巴格达离长安路途甚远，人们在立碑时还不知道Hananisho Ⅱ已经去世，故还用其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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