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丨毛瑞方、武文韬：《汉代目录与序文体制——以目录文献生成的文体条件为考察对象》

汉代目录与序文体制

——以目录文献生成的文体条件

为考察对象

毛瑞方；武文韬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

关于我国古籍目录，“体制”一词的明确提出，始于唐初。《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簿录类”小序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此言揭示了古代目录或源于史官管理典籍之需，作为典籍之总纲自有其体制，然因岁月流逝，诸多古籍遗失，后世已难窥其全貌。《隋志》进而指出，“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而“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二者“疑则古之制也”。《隋志》指出序文在目录体制中的关键作用，并推测此或为古代目录之固有形制。并认为，“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即汉代之后目录编纂渐趋简化，仅记书名，不复辨其源流。

《隋志》所论之“体制”，深得近现代目录学家的认同与传承。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系统阐述了目录体制之三大要素：“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姚名达则以“体质”一词概括：“夫所谓体质者，构成目录之质料，构成目录之体式，皆是也……以统摄编目、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等构成目录之质料，与活页、辞典、类书、年表、散文等等目录构成之体式。”他将编目、解题、引得、小序、总序等视为构成目录的质料与体式。周少川在《古籍目录学》中，亦以“古代目录的体制”为核心，全面探讨了目录内容结构、体裁、分类法演变及类型。

如今，从文本体制视角观之，古代群书目录通常包括名目项、叙录（或称解题、提要）、类序（含总序、大序、小序）等内容结构。名目项条列典籍大题、篇卷数和责任者等基本信息，为目录内容之基石；叙录则成段揭示书籍之作者、篇卷、内容、源流、价值及流传等具体状况；类序则对一类或全部书籍进行评述，彰显其学术与文化价值。但由古至今，目录文献之体制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和历史，且不可避免地与特定时空中的事物互动，刻上时空印记。战国至两晋，文献繁盛，文本结构各异，至东汉末，各类体制渐趋成熟。魏晋时期，文体理论兴起，文学作品始以体制划分。此趋势亦映射于目录学史，尤以《隋志·簿录类》小序对目录体制的分析为滥觞。

然而，《隋志·簿录类》小序论述未详，这一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章学诚有云：“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后世目录之鼻祖。”诚哉斯言，目录编撰与研究皆溯源于两汉之《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它们的编撰系源于同一次校雠工作（即刘向等校雠中秘书）及由此产生的一组文本材料（即刘向所撰书录），但汉代三部群书目录实则成于不同时间、不尽相同的责任者之手。因此，对其生成过程中情形的探讨实可细化。尤其所用于比较的《诗序》《书序》历来备受争议，且两者间也存在体制上的差异，序文体制的内容结构和演进历程当被更充分地总结，从而通过比较揭示其在汉代目录文献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单书目录的出现早于群书目录，而其在学术界获得正式认可，则标志于西汉刘向校勘典籍并编撰序录的辉煌成就。所谓“有校雠之功，然后一书之篇目定，形态成。有叙录之作，然后一书之内容明，价值显”。刘向之“校雠”功绩，不仅厘定了每部书籍的篇章结构，塑造了书籍的完整形态，更通过其精心撰写的叙录，使得书籍内容得以清晰展现，价值得以凸显。《汉志·总序》对刘向的校书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他每校一书，必“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正是编目与作叙录工作的生动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录又或与序（同叙）连称，谓之序录（同叙录）”。刘向所撰《晏子》《说苑》《山海经》等书的序录，便是这一体例的典范之作。此外，诸如沈文阿的《经典玄儒大义序录》（节录于《隋书·经籍志·论语类》）、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今存）以及《三国志叙录》（见《隋书·经籍志》）等，均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追溯目录之名，虽始自西汉刘向，但单书目录的体制根基实则更为深远。战国至西汉时期，已涌现出诸多单书序文，如诸家《诗序》、今古文《书序》以及《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子、史巨著中的序篇。这些序文，无论是诸篇之“小序”还是全书之“大序”，均遵循着按次第、发端绪的原则，详尽阐述篇章乃至全书的主旨大意。它们作为评述文本的一种独特言语样式，不仅共享着相似的结构特征，更在功能上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随着言语主体评述文本需求的多样化，这些序文又逐渐衍生出讲解文本创作意图、评述天下学术流派、乃至自我夸耀著作价值等丰富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单书目录体制的内涵，为后世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儒家典籍中的早期解经序文

以《诗序》为例。汉宣帝时期的海昏简《诗序》是目前出土文献时代最早的单书序文。海昏简《诗》诸篇末所题标题和章句之后附“说人”“刺上”等概括性辞句，类各篇之“小序”。具体例子如：

……宜其家人其三·桃夭 三章＝四句·凡十二句　说人（311）

在四家诗系统中，传世文献所引韩诗小序多寥寥数字且连于首章之句，清代学者王引之推测其曾分置篇首：

《后汉书·周磐传》注引《韩诗》曰：“《汝坟》，辞家也。其卒章曰：‘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杨震传》注引《韩诗》曰：“《蝃虫东》，刺奔女也。‘蝃虫东在东，莫之敢指。’”《太平御览》引《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皆以《序》与经连引，盖《韩诗序》冠篇首也。

毛诗“小序”的首序常作简短的“谓语＋宾语＋也”句式。如：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

郑玄提出其曾独立成篇附于诸篇之末，为毛公所分置于诸篇之首。

上述可见，韩、毛二《诗序》所共有的体制特征，即“小序”简洁和序文分置诸篇或单独成篇附于最末，已见于宣帝时期的海昏简《诗序》。在被认为不属于四家诗系统的阜阳汉简《诗经》中，“后妃献……”“风君……”等三片残简被认为可能是单独成篇的《诗序》残文。若这一推测符合事实，则《诗序》成文年代更可推至汉文帝时期。

就其内容而言，评述《诗》诸篇及风、雅、颂旨意的相似观点早见于上博简《诗论》，例如：

《十月》善諀言。《雨无政》、《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疑言不忠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小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馋人之害也。《伐木》０８［弗］实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选寡德故也。《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返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09

曰：“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感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04［……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05

《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湛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03

由以上引文可见，《诗论》当基于一部已有《小雅》诸篇之纂集的《诗》版本，其文并非严格分述每篇旨意的结构，而对部分篇目合并称论，因而无从判断其是否系按次第叙述。其中还有问答和征引，符合儒家师弟子授业的行为方式，且更接近形式松散的语料而非经过编排的文章。因此，该篇或在思想内容和语言特征上反映汉代《诗序》的早期面貌，但尚未被加工成后来《诗序》的序文体制。

《书序》体制形成的下限则在武帝时期。由司马迁《史记》引用古、今文《书序》七十三目，仿作《太史公自序》来看，《书序》可能原独立成篇附于诸篇之末，有大小序，以“为某事作某篇”句式条列成“小序”，较之《诗序》辞句稍长，更强调诸篇作意。

清代学者卢文弨将单书目录体制追溯至《易·序卦》：“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这一观点也仍可商榷。该篇虽曾被视作序体之源，在易学的质疑思潮中也被认为非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志》易类小序即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但是，出土西汉前中期易类文献中未见此篇，传世文献中也仅见《淮南子·缪称训》一句征引，故《序卦》成篇时代存疑。就内容来看，该篇依次说解诸卦名义，进而讲解诸卦间易变之道，虽然具有按次第、发端绪的特征，却既非围绕文本，又非“序作者之意”，与两汉间书录、目录在体制方面的联系或更加间接。

（二）早期子、史类著作中的自序

在出于个人立言目的而著作的书籍中，也存在责任者自述书、篇旨意的文本，且强调己家思想、己书作意，乃至夸耀己书价值，这同样符合其著书立说的需要。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之《叙意》篇（一些版本或作“序意”）是《十二纪》末所附序文，主要记录吕不韦自述十二纪作意的话语，其中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极夸耀之辞。《荀子·非十二子》称论天下学术，批判诸家，推崇孔门。以自夸为核心的内容便见于后来《淮南子》的自序《要略》篇中。

《淮南子·要略》同样采用大小序相结合的体制，首先简述对著书立说之目标的观点：“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其中有与《叙意》相似之语，发端绪地表达了个人形成一家之学说的态度，同时也说明全书作意，因而条列全书篇目，“故著二十篇，有某，有某……”，相当于包含篇目录的“大序”。而后，“小序”部分皆启以“某篇者，某旨意”的格式，述该篇之旨意兼作意，篇幅倍于《诗》《书》之小序。最后，“大序”的第二部分再申著书立说目标之论及全书作意，然后述伏羲、文王以来孔、墨、管、晏、纵横、申、商诸家学术及书籍的源委，归结于夸耀己书价值，“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由此来看，《要略》出于著作自序的特种需要所使用的结构，使书籍序文的体制更加完备，它把称论天下学术和评述己书价值的内容结合起来，以前者为后者铺陈；大小序相结合的方式也不同于儒家典籍中的解经序文，以“小序”插入“大序”之中，因而才存在再度发“大序”端绪的结构。

《史记》“状若子书”，《汉志》著录其题名为《太史公》，因而《太史公自序》便可以被理解为“书名＋自＋序”，在篇题方面模仿《书序》，述全书及诸篇作意，成为传世典籍中最早以序为名的书序。其大小序相结合的方式可能完全仿《书序》“大序”在先、“小序”在后的形式。“小序”部分即因袭前述《书序》格式，这种情况同样为后世所取法，如西汉晚期扬雄《法言序》仅有小序部分，格式为“某意撰某篇”，显然也受此二书序文体制的影响。“大序”部分主要是著者小传，说明著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这一部分系抄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末述本书作意，发“小序”之端绪。《论六家要旨》在“大序”部分的存在即是庄子、吕不韦等诸子及其著作称论天下学术文本影响谈、迁父子作序言语样式的体现，而序传结合则是二者对书序体制的创变，一方面因为著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确与著作内容主旨和著书源委、书籍作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史记》本身长于人物传记的文献特色。后世书序中往往可见作者小传内容，从这一特征来说，《太史公自序》当是使书序体制臻于完善的最早篇目。自《太史公自序》把作者传记融入书籍序文，并把前述三种内容包含其中，序传结合成为书籍序文体制的一般面貌，成为刘向撰作众篇书录的文体条件。

总而言之，在刘向等校雠中秘书以前，书籍序文体制已经出现，其中必然已有概述篇旨（兼示作意）、辞句简洁的“小序”，可能包含“大序”。

河平三年，汉成帝诏刘向等人校雠中秘书，刘向去世后其子歆（时名秀）也有少量撰作。刘向为每部完成校雠的书籍撰写的这种文本，或自称　“书录”或被称为“叙录”。现存刘向《战国策》《晏子》《孙卿新书》《管子》《列子》《韩非子》《邓析子》书录七篇全文、刘秀《上〈山海经〉表》全文及其余众篇散句。由这些材料来看，刘向所作叙录不仅在内容结构方面符合单书序文体制，而且在校雠中秘书全过程中形成上表和序录两个系统并发挥书序功能，实现了序文体制与校雠成果的初次结合。

（一）汇报校雠工作成果的上表

书录首先是刘向、歆呈给皇帝，用以汇报所承担校雠工作的成果上表。从行文格式上讲，书录首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末结以“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此后可能原题“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某（书名）书录”和“某年某月某日上”。傅荣贤整理现存书录并与《独断》所载“表”的特征相比对，确定“臣向言”“昧死上”之辞符合上行文书“表”的起始、结束语，这与现存《上〈山海经〉表》之题名相印证。可知，这种行文格式和此类看似最无用的文字信息，却成为刘向书录实乃所表上文本的重要证明。从历史情境上讲，《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向传载：“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可知此次校雠亦或与皇帝的阅读需要有关。《汉志·总序》曰：“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刘向是奉诏校书，是在完成皇帝钦定给他的工作任务。定期和不定期地汇报工作进度和工作情况自是这一历史情境下的应有之义。从汇报的内容上讲，叙录的第一部分即叙述校雠该书之原委，纪述该书的校定过程，包括所依据的各种版本，版本来源、质量，文本脱、讹、倒、衍的情况，整理工作主要解决的问题、定著的篇卷数及其顺序，等等。从这个角度讲，这部分内容工作报告的性质非常突出，刘向、歆的上表都是汇报所承担的汉廷典籍整理校雠成果的工作报告。但严谨地讲，它仅包含上所列“臣向言”至“昧死上”之间的序文部分，或许不含目前均见于“臣向言”以前的篇目录部分。

当然，上表在内容结构上就相当于一篇包含汇报校雠工作成果的书籍“大序”，不仅交代在具体字词句次、篇章组织形式等文本面貌层面的调整，也像前代书序一样述评定著作品的学术源委及著者源委、内容旨要及价值。这符合此次校雠定著中秘书本、梳理背后家派学术背景双重目标的需要。另外，《管子书录》称：“凡《莞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即以皇帝为预设读者，切陈该书、该学关于通经治国的现实价值。《战国策书录》启以“叙曰”，直接揭示该部分的体制渊源。所以，基于工作目标和汇报对象两方面的需要，刘向采用了最适合相应述意功能的序传结合的书籍序文体制，众篇书录也便因此成为序文与上表两种体制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校雠报告也为后世秘书、馆阁所取法，陈寿《进诸葛亮集表》、曾巩《列女传目录序》，即其例证。

（二）书录的一般格式

据刘向书录现存文本，姚名达总结说，一篇完整书录的“义例”包括：（1）著录书名与篇目；（2）叙述雠校之原委；（3）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4）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5）辨别书之真伪；（6）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7）叙述学术源流；（8）判定书之价值。王重民进一步概括为：“第一，新定本的篇目（目录）。第二，纪述校定过程，包括所依据的各种书本，书本的一般情况，如来源、篇数、文句差谬脱误的情况，等等。第三，撮述全书大意，包括著者事迹、时代背景、辨别真伪和撮述或评述个别篇章和全书的大意，等等。”而从体制角度来分析，众篇书录为表达这些内容采用了相对固定的结构、格式，可以被归纳为篇目和叙录（即单书序文）两部分。

刘向书录的内容结构分析如下：

一、篇目。据现存《荀子》（即“孙卿”）《晏子》《列子》书录来看，篇目部分列于目录之首，依次按照基本格式著录为：“某篇第一，某篇第二……”　可能原有小计全书篇数的文字。

二（1）校雠报告。首启以“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随后报告校雠该书的情况。一般格式为：“所校雠中某书若干篇、某书若干篇，某书若干篇……凡中外书若干篇。以校，除复重若干篇，定著若干篇。皆已定以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有些还简要说明了中、外书篇章分布，中书典型讹误和中书题名及解题情况等。

二（2）旨要述评。如著者可知则首先是著者小传，常启以“某，某地人”等辞，介绍其名号、籍贯、时代、生平及思想等，如《战国策》等著者不明确的书籍则无这一部分。然后是该家学术、该部书籍之源委、旨要、价值述评，无固定格式，内容层面的共同点是以是否符合经义和治国需要来评判全书价值，有些交代了对文本重复、旨意不经、或属伪著诸内容“不敢遗失”而列于诸篇之末的体例调整情况。末结以“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此后可能原题“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某（书名）书录”和“某年某月某日上”。

有些书录可能与以上形式有所出入。如刘歆（时名刘秀）所作《上〈山海经〉表》，启以“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结以“臣昧死谨上”，校雠报告部分格式为“某所校某书若干篇，今定以若干篇，已定”，书籍旨要述评部分叙述了该书的流传历程和内容价值，与他录大同小异。

（三）附于定著书本之末的序录

除此之外，书录还存在于定著书本中，以篇目和书籍序构成附于全书之末的“序（叙）录”。序文部分在此便真正面向实际读者，发挥书序的叙意功能。对于原本体例未得大改的书籍，刘向作为整理者之一及其中负责人所撰书录，便相当于后世整理者为前代典籍所加序文；对《战国策》《列子》《新序》《说苑》《列女传》《晏子》等原为散乱篇章的书籍，刘向作为全书编者所撰书录，便相当于责任者自序；对于刘向所撰《说苑》《新序》《列女传》诸书，相应书录更直接是著者自序。书录存在于中秘书全文之末，确定了该书的文本范围，同时也奠定了此后“序录”作为书籍文本的一个基本的形式。

但是，书录中的篇目部分最初或非来自单书序文，而是受物品簿录体制影响的产物。篇目虽然按次第条列诸篇名目，但无一言以“叙作者之意”，反而采用“篇名＋次第”格式，比《淮南子·要略》中相应部分更强调篇次，因此与书籍早期“小序”体制的关系较远。在现存书录中，《晏子书录》每条篇目后计数“凡若干章”，诸篇目末总计“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列子书录》诸篇目末也有总计“右新书定著八篇”，反映其体制可能源于统计物品名目及单位数量的簿录文本，以说明定著书本业已闭合的文本范围。据校雠报告部分来看，《晏子》系刘向重组章次定为八篇，《列子》则被确定为定著八篇，在篇内调整章次，所以篇目部分采用簿录体制同样是符合此次校雠工作的需要。从此次校雠整体来看，由于《汉志》所著录书大多数来自《七略》，因而大多是刘向等所定著新书，书录的存在便在这部分书籍中实现了“序（叙）录”副本的普及。被后世视作书序的文本西汉时期常不以“序”为体裁之名，至东汉魏晋南北朝则有较多以序名篇；又东汉刘熙仍训释“序”为动词（４６），至《文选》，“序”始为包括书序在内的文体之名。可见这种书籍体例应当取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前中期书籍的一次变革，也即刘向等校雠定著的书本。

汉代是单书目录与群书目录并存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刘向书录虽好，但功能还不够强大，似乎预示着随后另一历史趋势的到来。有学者总结评价《别录》说：

然其对象仅为一书之本身而非群书之总体；其所定著者为每书之次序而不及群书之次序；其所研究者为著者思想之价值而不及学术源流之关系。且书籍既多，部别部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之叙录，依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实为校雠完毕，各书叙录写定后之必然趋势。

由《汉志》及《七略》《别录》佚文来看，目录文献为著录书籍之需要发展了簿录和序文体制，形成了群书目录文献中的名目（包括附注）、叙录、类序等体制。

（一）簿录体制对汉代目录的贡献

群书目录中的名目体制是特化的簿录体制。群书目录首先要把所著录的文献典籍的特征信息著录为一条条名目项，把逐条名目项条列成簿录。簿录体制如前文对书录之篇目录部分所述，可能来自于专门条列物品信息的一类文献。例如，遣策和衣物疏是目前发现于战国以来墓葬中的随葬品清单，以“名词（随葬品名称）＋数词”的格式形成每种物品的名目项，部分名目称以量词“领”“两”等，名目后或有钩校符以核对数量及阙在，一类或全部名目后插入总计物品数量之文（48）。这符合人查点物品的行为和言语，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用途广泛的文本样式。这一文本样式因袭至西汉晚期，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簿录体制。

《七略》吸收并采用此种簿录体制的，可能既有承抄自各书录的篇目录，又有各书名目项之录，具体情形因其书之亡佚而已不可尽观。《汉志》则采用簿录体制著录各书名目并加以整齐，如调整乃至改换书籍题名、署名），统一用篇、卷单位量词，在小类、大类及全部分类之后使用格式统一的总计文字，较之衣物疏更适应书籍这种专类查点对象，适应校雠工作和学术整理的实际需要。班固还在一些名目后加自注，以说明其对《七略》所著录书目的增、删、调整或书籍信息必要的补充说明，多数条目则因由书籍题名不可知见著者身份而进一步说明著者的姓名、籍贯、时代等信息，除存在于中秘新书或上表之副本的书录外，应当没有其他直接来源。因此可以说，汉代目录名目项（含附注）的体制是簿录体制与校雠定著工作相结合的产物。

（二）汉代目录序文体制的创新性发展

《别录》是对众篇书录的纂集和改写。阮孝绪《七录序》称：“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认为刘向、歆所作诸篇书录当时即被纂集为《别录》。已散佚的应劭《风俗通义·古制》“杀青书可缮写”条案语引“刘向《别录》三条”，是今所见最早关于该书的征引。裴骃《史记集解》征引逾二十处；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也有征引。《隋志》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所以，《别录》至晚成书于东汉时期，至南北朝已流传较广，其中可能完整保存了众篇书录，以详细介绍书籍信息。《七略》则在书录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一部群书分类类序目录的创新发展。刘向、歆父子的校雠模式及目录成果为后世所取法，《别录》被众多目录学家推为“提要”（或称“解题”），尤其是“叙录体提要”的体制之源；而《七略》这部群书分类目录不仅将分类思想具体运用到图书分类上，使西汉末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与著录，影响了后世的目录学发展，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将以往单书序文体制的内涵拓展至群书目录中类序体制上来，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古籍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用。

中国古代群书目录文献中的类序包括全书总序、部类大序和小类小序几种。总序，源于单书序文，在目录文献中，总序亦是该部目录文献的一书序文，乃该目录书全书的纲领，总叙古今学术发展的大概线索，古今书籍流传存亡的大概情况，以及作者编撰这部目录书的缘由、目的、体例等。大序，则是目录书中大部类的纲领，通常被置于大部类之首或尾，对大部类中各种类、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优劣得失作一个综合的论述，对掌握这个大部类的学术状况，起到鸟瞰大局的作用。而小序则是对各小类所著录书籍的学术渊源、流派、流变、流传和得失特点加以论述，通常置于各小类之首或尾。从内容和功能上看，由于校雠定著中秘书本，同时也是对各类家派学术的一次梳理和评述，所以相应的文本便出现于总结性的目录成果之中。从体制上看，对一类事物加以评述的序文在刘向以前便初见端倪，如《史记》合传前的评述文本，或站在外部立场上评述类中事物，或站在作者立场上自述分类之意。而且，序文往往依附于一定的文本或事件而叙作者之意，类序即依附于经过分类编次的目录。相对于单书序文体制，在各类之后放置一篇类序，更突出总结一类学术的功能；把总序置于篇首，同于二史中诸传、书志的序文，更突出发天下学术及其书籍之端绪、述本篇目录撰作之源委的功能。这种独属于目录文献的序文体制，既是文体的创新，也是目录文献诞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录文献的类序体制既源自先秦两汉的单书序文，也源自《七略》《汉志》的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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