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三女神
历史理论
古代希腊史学的命运观
易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
自荷马史诗以来，古代希腊史学逐渐冲破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和超越神意和人类意志的命运的禁锢，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反省。希腊史家所谓命运出现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及其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此类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念，形成为古代希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本文拟对此特点形成的过程作出讨论。
01
在古老的希腊神话中，命运以女神（Moira，莫伊娜）的形象出现。据赫西俄德的《神谱》，命运女神之父“黑夜”（Nux）出自原始的“空穴”卡俄斯（Chaos），命运女神的出生要早于宙斯。在荷马史诗中，莫伊娜不仅表示命运女神及其意志，而且亦表示众神之王宙斯（或其他神）的意志。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卡亚王奥德修斯从卡鲁普索岛返回故乡，既是命运的安排，亦得到宙斯的允许。（《奥德赛》5.41-49，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不过，《荷马史诗》中的命运亦有超越于神意的涵义，表现出一种独立的意志。当神的意志与命运的意志发生矛盾时，神一般不违背命运的意志。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深得宙斯的宠爱，然而他的命限已由命运作出安排。所以，当他的死期来临时，宙斯也无法改变。（《伊利亚特》18.113-126，罗念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命运有超越于神意的独立意志，从moira的字义亦可看出。moira的本义为部分。在神的世界中，每位神都有自己的部分。宙斯与波塞冬、哀地斯通过抓阄（抓阄，moria的引申义，参见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459 页）三分天下。宙斯拥有天空，波塞冬拥有海洋，哀地斯拥有冥府。宙斯作为众神之王，能要求波塞冬和哀地斯服从他的意志，但他绝无抢夺他们所拥有部份的欲望。因为，每位神所拥有的部份是命定的。神也有自己的命运。
神、命运与人的关系，是贯穿于荷马史诗全书的主题思想。在史诗中，神与人类是不同的。神是永生的，人的生命却很短暂；神全知全然，无所不察，高居于人之上，人只能顺从神的意志。至于命运，无论表现为神的意志还是超越于神意之上的独立意志，更是人的意志所不能违逆的。不过，在神和命运对人的意志控制方面，亦有所不同。神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所以他们的意志是会发生变化的。命运的意志则不然。人可以试图了解命运，但命运决不会由于人的意志而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命运具有必然性（anankē）意义。（参见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第456 页）不过，在浓厚的神意和命运的意志之下，史诗也透露出人试图与神和命运抗争而表现自己独立意志的欲望。阿卡亚的英雄帕特罗克洛斯攻打特洛伊城，曾三次登上城墙，均被阿波罗神击退。若不是他听到阿波罗话：命运没有安排他攻破特洛伊城，他还准备发起第四次攻击。（《伊利亚特》16.691-711）赫克托耳明知命运安排了自己会死于阿基琉斯之手，但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仍出城与阿基琉斯作战。当然，帕特罗克洛斯和赫克托耳最终还是无法违背神和命运的意志。
阿基琉斯之怒
尽管人的意志难以逾越神意和命运的意志，然而史诗所反映的人表现自己独立意志的欲望，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出古代希腊人文精神的萌生。古代希腊的人文精神，就是在不断地排除神意和命运对人事影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不断地排除神和命运的过程，也就是人不断认识自身价值的过程，是人的理性思维不断发展的过程。史诗的命运观所表现出的人类意志，为后世希腊史学理性思维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02
荷马史诗所蕴含的古希腊史学命运观的发展线索，在希罗多德的命运观中有了充分的反映。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的意志受制于神意，或表现为神直接干涉人事，或表现为神降预言（按，即神谕）或灾祥。特洛伊城邦亡于希腊人，是神意使然。（Herodotus，Ⅱ．120） 神谕指出，波斯国王薛西斯将占领希腊的阿提卡。（Herodotus，Ⅷ．53）而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的灾祸的时候，上天（英译文heaven）总是会垂示某种预兆的。”（Herodotus，Ⅵ.27）命运的意志则或与神意一致，或远超于神意之上。阿尔哥斯人从德尔斐神庙得到神谕，米利都城邦将遭到亡国的厄运。希罗多德说：“预言中所说的（命运）就降临到米利都人的身上”（Herodotus，Ⅵ.19）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告诉吕底亚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命运（moria，英译文destined lot），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Herodotus，Ⅰ.91）可见，神也有自己的命限。以上对神、命运与人关系的认识，在荷马史诗中均可寻绎到其来源。
不过，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的意志并没有淹没于神意和命运的意志之中。《历史》所载的一些史事表明，人的行为并非出于神的意志，而是出于人自己的意志。希罗多德谈到雅典崛起时指出：雅典在僭主统治时期，国势并不强盛。当雅典人摆脱了僭主统治，“获得自由”，雅典的国力就超越于邻邦了。（Herodotus，Ⅴ.78）至于命运对人事的影响，《历史》中有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变化。《历史》中命运一词的古希腊文，不仅为Moira（moira），而且亦为Tyche（tyche）。Moira大体沿荷马史诗之意，含有必然性之意。希罗多德指出，库列涅的统治者阿尔凯西拉欧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违背神谕的指示，他都没法逃脱注定的（被杀死的）命运（英译文destiny，Herodotus，Ⅳ.164，参见Ⅰ.91，Ⅲ.142等）而Tyche一词则不仅表示神的意志，而且还有运气（tyche，英译fortune）、机会（tyche，英译文chance）的意思，表示某种偶然性。波斯国王薛西斯准备进攻希腊，他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劝他慎重考虑。他说：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是最好的，既使计划失败了，那只能说是机遇（英译文chance）不好。然而一个考虑不周全的计划，既使运气（英译文fortune）有利于他，也只能说是碰到了好的机遇。（Herodotus，Ⅶ.10）有的学者指出，“偶然”在希罗多德《历史》中出现次数不多，并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参见Henry.R. Immerwahr，Supplementary Paper：Aspects of Historical Causation in Herodotu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87，1956，p.280）我认为，希罗多德把“偶然”引入其著作恰恰是希腊史学命运观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对荷马史诗所反映人类有抗争神意和命运的欲望的重大发展。“偶然”的出现，表明了与人的意志发生联系，除了神意和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之外，还有第三类的“偶然”。尽管希罗多德没有对“偶然”的含义作出解释，更没有像后世史家那样把“偶然”用于说明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然而“偶然”的出现，足以表明神意和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对人类意志的禁锢已被打破，荷马史诗所反映的人文精神的萌芽正成长在理性的土壤之中。
德尔斐神庙
在古希腊史学命运观的发展过程中，希罗多德的思想是一个重要阶段。希罗多德的命运观表明，脱胎于神话和史诗的命运观已向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过渡。神和超越于神意的命运依然存在，但人类的意志也彰显出其应有的价值。人类的某些行为完全出于人的意志，而与神意无关；甚至有些神谕，也由于人的解释才具有意义。（Herodotus，Ⅰ.63、64、182；Ⅱ.174 等）把揭示神谕的意义留给了人类的智慧，实际上蕴含了希罗多德对人类智慧在主导人类事物的认识。（参见T．Harrison，The 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129）这种人类的智慧就是人的理性（按：指历史理性而非逻辑理性），是人对自己行为原因的解释，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希罗多德的《历史》开篇明言：他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伟绩不至于失去它们的光彩。他谈到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时指出：在波斯大军压境之时，雅典人勇于抵抗，“甚至德尔斐的神谕也未能打动他们放弃希腊”。雅典人在海战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奠定了希腊人胜利的基础，“说雅典人拯救了希腊无疑是正确的”。（Herodotus，Ⅶ.139）在希罗多德命运观中，人类的意志已具有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人类的理性已突破了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正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03
希罗多德命运观所表现出的人类理性，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按，以下省称《伯战史》）中有重大的发展。从人类意志的角度来思考历史事件的原因，已成为史家的主要思维方式。神和超越于神意之上的命运的作用，已被缩小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
在修昔底德的《伯战史》中，神的意志在一些史事中仍有反映。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爱皮丹努斯人曾前往德尔斐神庙求取神谕，并且按神谕所示寻求科林斯人的保护。（Thucydides，Ⅰ.25）在雅典大瘟疫爆发时，雅典人回忆起一个古老的神谕：“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爆发，瘟疫与之俱来。”（Thucydides，Ⅱ.54）有的学者指出，《伯战史》所载神意乃出于叙史的需要，反映当时人们“虔诚地信仰神明”。（参见S. I. Oost，‘Thucydides and Irrational：Syndry Passage’，Clsssical Philology，Vol.70. No.3，1975，p.168）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伯战史》也记载了历史人物对神意的不同态度。在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使者公开宣称：“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自己的统治乃源自于神性和人性的必然法则”。这条法则就是：弱者必须臣服于强者。（Thucydides，Ⅴ.105）雅典人的话语表明，神的意志不能超越于人的意志之上。著名希腊思想史专家格思里指出：修昔底德受到希腊哲学智者学派很大的影响，“理解智者时代的特点，最好从哲学化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入手。”（W. K. C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ol.3，p.84）智者的人文精神对修昔底德的影响，不仅反映在他对史事的叙述之中，而且更为深刻地反映在他对史事的评议之中。他谈到所谓“皮拉斯基人土地”神谕，雅典瘟疫爆发时流传的古老神谕等时，明确地指出那只是人们把神灵附会于人事而已。在修昔底德的思想中，荷马史诗（以及在希罗多德著作中仍存） 的那种超越人类意志的神明，已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即使存在“也只是作为赞助和支持人类意志的一种意志”而出现。（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46 页）
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那种超越神和人的意志且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在《伯战史》中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希罗多德著作中命运（tyche）的“偶然”含义，在《伯战史》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无论是叙史抑或对史事的评议，修昔底德都屡屡提及tyche（偶然）。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谈到对斯巴达开战可能出现的情况时说：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和人们的计划一样，都是变幻莫测的。正因为如此，无论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们通常都把它归于命运（英译文fortune，Thucydides，Ⅰ.140）。雅典人征服了基塞拉等邦后，斯巴达人面临巨大的困难。修昔底德指出，近来斯巴达人的命运（英译文fortune，Thucydides，Ⅳ4.55）多变，多灾多难，而且都出乎他们的意料。这种情况使斯巴达人对抗雅典人时几乎失去自信。在《伯战史》中，tyche（命运）已有较为明确的含义：它具有出乎预料的，不可被预见的，不可计算的特点，（参见D. Cartwright，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77；R. D. Luginbill，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Westview Press，1999，pp.53-56，60-61）出于人的理性判断之外。有的学者指出，修昔底德既强调从人事上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同时也重视不可预测的命运对历史的影响。也说是说，修昔底德既强调人的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非理性的偶然性作用。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如果我们把修昔底德的命运观置于其总体思想中来认识，似乎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与希罗多德分析历史原因大体限于具体事件不同，修昔底德深受智者“physis”（英译nature，中译自然或本性）思潮的影响，他对历史原因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最深的层次。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最终来源于人的本性。个人及群体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人的本性表现为人类的意志，它有激发、冲动的一面（orge，英译motivation），亦有思想、判断、评估（gnome，英译thought，judgement，evaluation等）的一面，后者可视为理性的思考。（参见R. D. Luginbell，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p.6，53）修昔底德认为，人类情绪的激发、冲动是不可预测的、从而导致偶然行为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修昔底德的命运观中，偶然性事件不仅包括已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包括对事件的理解。某些事件虽然是出于行动者理性判断后发生的，然而对理解者而言是“出乎意料的、不可预测的”，同样归之于偶然事件。修昔底德记载雅典人接受狄奥多图斯的建议，从而使米提列涅人免于被屠杀的事件时说：雅典人碰上了好运（英译文，fortune），他们的船只没有遇上逆风，从而使此建议能及时传达到米提列涅。（Thucydides，Ⅲ.49）狄奥多图斯的建议经过理性的判断，然而传达建议的船只能否不遇上逆风则是雅典人难以预料的。（参见上引Thucydides，Ⅰ.140，Ⅳ4．55，Ⅵ.11等）与希罗多德相比较，修昔底德更为明确地把从人类理性角度难以作出解释的历史事件归之于非理性的偶然（命运）。据此，我认为，在修昔底德的命运观中，人类的行为虽来源于人的理性或非理性，然而他对人类行为的认识则完全出于理性的思考，出于对人之本性的认识。修昔底德的命运观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即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人的历史活动，能够意识到人类活动存在偶然性（命运），但是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改变人行为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偶然将“改变事件的序列或过程”（J. Alexander Machattie，Weather，Chance and the Unperdictable in Thucydides，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Master Thesis，2000，pp.5-6），所以人类不可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参见P. A. Stadt，‘Historical Thought in Ancient Greece’，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Blackwell Publisher，2002，p.47）我认为，在修昔底德的充满偶然性意味的命运中，实际上蕴含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此所谓历史必然性并非那种超越于神意和人类意志的必然性，而是那种来源于人类意志的理性（按，指历史理性）在历史活动中所必然存在的局限性。
修昔底德的命运观已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其主要特点是：神的意志仍出现在史事的叙述之中，然而它并非史家对历史原因的真正解释；历史的原因来源于人的意志，表现为人类的非理性（命运）和理性的交织；人类的理性可以认识历史，并在历史中显示其价值，然而它却无法改变历史的偶然性（命运）；人类理性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把握历史的变化。修昔底德的命运观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在后世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04
波利比乌斯是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希腊史学传统方面，波利比乌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波利比乌斯的《历史》中，命运（Tyche，tyche）出现次数远多于修昔底德的《伯战史》。波利比乌斯频繁地引“命运”入史，一方面受到希腊化时期兴起的修辞学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承袭修昔底德的思想，把“命运”视为历史的重要内容。
波利比乌斯叙史，如实记载时人对神的信仰。斯巴达国王来库古在实行改革前，曾向彼西阿神求取谕示。罗马人认为，西庇阿与其兄长卢西乌斯成功竞选罗马市场管理官，是出于神的意志。然而，波利比乌斯自己对神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指出：来库古求取神谕是为了取信于民。（Polybius，Ⅹ.2）西庇阿竞选成功，是因为他拥有出类拔萃的人品和才能。（Polybius，Ⅹ.4）波利比乌斯对神意的否定，更为深刻地表现在对宗教信仰的认识上。《历史》第六卷有一大段文字谈到罗马宗教。波利比乌斯说：罗马的宗教迷信在其他民族看来是一件值得遣责的事情，然而罗马的宗教“保持了罗马国家的凝聚力”，它对抑制“众人易变的情感和放欲的欲望、无理智的冲动、强烈的愤怒”起了作用。所以古人“引进对神的信仰和对阴间的恐惧，并非轻率和偶然的，而是现代人极为轻率和愚蠢地抛弃了这类信仰”。这段文字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宗教的价值是在于能够为人所利用。在对宗教迷信的认识上，波利比乌斯较之修昔底德更为深刻。
波利比乌斯叙史时，经常把从理性上难以解释的事件归之于偶然事件。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帕加玛人以为可以过上和平生活，不料突遭到高卢人的侵扰，从而再次卷入战祸。波利比乌斯说：“命运（英译文fortune）完全可以用一种出乎意料的行为冲击合理的愿望”（Polybius，ⅩⅩⅨ.22）大概是出于修辞上的原因，波利比乌斯有时也用神意来表述偶然性。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军队在伊里帕追杀迦太基人，天突降大雨，从而使迦太基人得以逃脱。波利比乌斯说：“这是神的干预挽救了迦太基人。”（Polybius，Ⅺ.24）关于具有偶然性意义的命运在叙述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6卷有一大段文字作了说明。他认为，此类命运只能作为从人事上无法解释历史事件原因时的托词，因为人类活动的原因最终都要从人自身寻找答案。（Polybius，ⅩⅩⅩⅥ.17）波利比乌斯谈到亚加亚联盟昔日的成就时，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应该归之于命运（英译文chance）。这是太无价值的解释。我们应当追究其原因，没有原因，任何事情无论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都不会发生。”（Polybius，Ⅱ.38）叙述历史事件要重视对原因的分析，这样“历史研究才会有意义。”（Polybius，Ⅻ.25）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历史原因的分析，在于对历史人物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这就蕴含着历史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7页）对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波利比乌斯较之修昔底德在理论上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波利比乌斯《历史》
波利比乌斯与修昔底德的命运观相比较，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波利比乌斯撰写《历史》一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罗马人“如何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征服了整个世界（按，指地中海世界）”的原因。（Polybius，Ⅰ.1）关于罗马征服成功的原因，波利比乌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罗马人的混合政体“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它所追求的目标都可以实现。”（Polybius，Ⅵ.18）；罗马人征服的成功“是克服困难和危险进行了严格训练所获得的结果”。（Polybius，Ⅰ.63）这就是说，罗马人征服地中海世界并非出于偶然。可是，波利比乌论述罗马征服成功的原因时，却屡屡强调命运使然，是“命运迫使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事件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且服从同一目标。”（Polybius，Ⅰ.4）此所谓命运的意思是什么，引起学者们颇多争议，或谓之神意，或谓之政治史进程的内在规律，或谓之语词之修辞等等。（参见B．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Chicago University，1983，p.48，等等）我认为，对于这位在修昔底德之后少有的能承袭希腊史学思想传统的史家，如果将其思想置于希腊命运观发展之脉络及其总体思想来思考，似乎会有另一种解释。上文已指出，与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明确否定了神意对人事的控制，他对历史原因的分析，关注的是源自于人类意志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不过，波利比乌斯与修昔底德的命运观亦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波利比乌斯所谓“命运”并非仅指非理性的偶然行为，还包括了人的理性行为。因为命运迫使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朝一个方向发展，服从同一目标”。二是人类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历史的变化，而且也难以认识历史的变化。关于这两点，他在叙史时有充分的表述。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地中世界臣服于罗马人的统治并非某一个国家的行为所能为之的。迦太基、塞琉古、马其顿、希腊诸邦为了自身利益或相互争斗，或结盟与罗马抗争，然而其结果不仅没有使自己获益，反而促使了罗马势力的不断扩大。而罗马人“正是通过别人的决策失误，有效地发展并确立了自己的权力。”（Polybius，ⅩⅩⅩⅠ.10）波利比乌斯强调罗马较之其他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他也指出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目的是逐步形成的。甚至在叙述最后一次重大战争（罗马对亚加亚联盟起义的镇压）时，波利比乌斯还指出，是亚加亚联盟首领的错误决定导致了罗马人出兵。尽管亚加亚联盟首领“愚蠢地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来驱除它（按，指命运），却徒劳无益。”（Polybius，ⅩⅩⅩⅧ.18）罗马敌对国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却促使了罗马人征服的成功，此并非他们的愿望，亦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罗马人能获得利用敌对国决策错误的机会，“发展并确立自己的权力”，此并非罗马人的意志所能左右，亦非这些国家的愿望。可见认为，波利比乌斯所谓促使罗马征服成功之命运蕴含一层极为深刻的思想，即交织着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命运，来源于人类的意志，又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历史的变化，而且也不能认识历史变化的趋势。波利比乌斯以较之修昔底德更为深刻的思想，反映出人类理性在历史活动中所必然存在的局限性。
波利比乌斯之所以能发展希腊传统的史学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巨变，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历史视野。希腊化时代斯多噶学派（潘提尼乌等人）的哲学思想，启发了他对人类理性作出新的思考。波利比乌斯之后，希腊史学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活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史家，融合希腊与罗马的史学传统。他们的思想更为明显地反映出罗马的史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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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