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 | 李筱艺：《朱熹易学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

朱熹

 朱熹易学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

李筱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

易学与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联系极为密切，所谓“《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参证史事”更被视为易学“两派六宗”之一，足见易学与史学存在天然的联系，对此前辈学者已论之甚详。朱熹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易学和史学领域均有建树：就易学来说，他倡明“《易》本卜筮之书”，时至今日仍然是易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就史学而言，他提出以理学统摄史学，开创“纲目体”史书编纂体裁，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曾作《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均是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撰述。无论是朱熹的易学还是史学，以往都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但必须指出的是，朱熹易学与史学在学理层面的内在关联，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实际上，朱熹的易学与史学存在明显的会通和交融，其史学天人观、古今观的形成离不开易学的滋养，其易学又多受史学求真考实理念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史学特质。易学与史学的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致广大，尽精微”的朱子学学术体系。

“究天人之际”自太史公司马迁提出以来，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撰述目标和旨趣所在。易学呈现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如《周易·系辞下》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郭店楚简·语丛一》亦云“《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皆为史家探讨天人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启迪。北宋以来，儒学复兴运动影响下，史学义理化倾向明显，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义理之天与人心道德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朱熹对天人问题的阐述也围绕“性与天道（理）”展开，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天道”在他看来即“天理”，是宇宙和人性的终极依据，是历史展开的根本原因。在诠释过程中，朱熹主要从易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建构起易学核心概念“太极”与“天理”间的一致性。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又言：“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可见，朱熹史学天人观与易学，尤其是围绕“太极”展开的天人理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天道对人道具有根本的规定性

在著名史学著作《资治通鉴纲目》卷首《序例》中，朱熹提出“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的撰述宗旨，意在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天道规律在人道层面的反映，王朝正统性的确立与人事是否符合天道有关。这种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宋代学术“将《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的产物。

在两宋理学勃兴的背景下，朱熹在很多场合都会提到作为天道的“理”是世界得以存在的根原，是历史展开的依据。他说：“（天地未判时）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又说：“穷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实理。”他由此建立起作为天道的“理”与人道最根本的规定——“性”之间的联系，认为天道对人道具有根本的规定性。他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理”在自然世界表现为天地万物的客观运化规律，如“‘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则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亘古不变。对此，朱熹在讨论三代之礼因革损益时曾指出：“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强调具体制度会随时调整，但三纲、五常作为“大体”，是礼乐制度的内核，是人伦规范的根本规定，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他还举秦代为例，指出即使秦代“是大无道之世。毕竟是始皇为君，李斯等为臣；始皇为父，胡亥为子”，说明了“三纲、五常，虽衰乱大无道之世，亦都在”。由此可见，“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无所适而不在”的普遍性，三纲、五常正是“此理之流行”于历史世界的落实。

这种认识的形成便与朱熹本之“太极”的易学理论有密切关系。“太极”语出《周易·系辞上传》，所谓“易有大（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本是对大衍筮法的哲理化解释，但自提出伊始，已暗含由“太极”至“大业”的天人整体理论。两汉以来，“太极元气”论盛行，“太极”和“元气”象征着“天人统一的法则”，成为使天道和人道、天地自然和人间社会“唯一根元的原理基础”和“使其秩序化之物”。北宋周敦颐作《太极图》并《太极图说》，提出“太极—阴阳—五行—乾男坤女—万物”的理论框架，从宇宙生成的角度为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确立了理论前提。

《太极图》

朱熹进一步发挥周敦颐的思想，从本体论角度提出“太极”在人道为“性”的看法。根据《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朱熹提出“太极”是“造化之枢纽”和“品汇之根柢”，是“形而上之道也”，对形下世界具有绝对的规定性。对此，朱熹解释道：“所谓太极者，只二气五行之理，非别有物为太极也。”即具体的世界由阴阳二气化为五行而构成，“太极”是二气、五行所以运化的根据，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他又继承程颐提出的“理—分殊”作为分析该问题的理论框架，对“太极”与具体人、事、物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所谓“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太极也”。在这个“统体—太极—一物各具—太极”的架构中，“太极”不仅是宇宙间的至极之理，还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据，也是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依据。在《周易本义》中，朱熹也说“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说明“太极”是宇宙存在的终极依据，也是人道价值的根本来源。基于此，朱熹还对《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语提出了新的阐释。他说：

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随事著见，故有三才之别，而于其中又各有体用之分焉，其实则一太极也。

在他看来，不论是天道层面的阴阳，地道层面的刚柔，还是人道层面的仁义，都是道体对于不同事物最本质的规定，所谓“道一而已，随事著见”。就人道而言，“太极”呈现为仁义，是人道的根本，即上文所说的“性”，其具体内容则是三纲五常。他说：

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三纲、五常作为“人伦天理之至”，是仁义的细则，也是“太极”在“人道”层面对于人事最根本的规定。无论有形世界如何改变，三纲、五常始终具有永恒性。朱熹指出，“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是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便说明了这个道理。

朱熹与陈亮著名的“三代—汉唐”之辩亦是根源于此。由于天道是人道的依据，是否符合天道就成为了人道之历史的价值评判标准，三代和汉唐、王道和霸道的分判由此得以呈现。在与陈亮论辩过程中，朱熹指出，“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故三代与汉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义理之心”的存灭。三代是天道流行的时代，尧、舜、禹作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圣王，他们施政教化“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天道的规定。至于汉唐君主，“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所为都是出于人欲，所求都只是功利，故三代以下只是“架漏度日、牵补过时”。因此，三代与汉唐在本质上存在天理和人欲的区隔，“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由此可见，朱熹将道德作为标准，提出“三代—汉唐”的历史分期论，正是源自其视“理（太极）”为人道根本规定的天人观。

“天所以万古常运，地所以万古常存，人物所以万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是后学陈淳对朱熹“太极”思想的精辟概述。朱熹正是通过这种理学与易学相结合的方式，建构起以“太极”与“天理”的一致性，为其史学天人一致的观念提供了学理层面的解释。李方子曾总结朱熹历史编纂的宗旨在于“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说明作为天道之“太极”是历史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终极原因，对历史世界具有绝对的规定性，历史则是“太极（天理）”的展开。朱熹将史学视为格物致知的重要途径，认为“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的认识，也是基于该前提而形成的。

（二）人道对天道有一定影响

上述思想也被学者称为“回归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但这是否意味着人道就必须完全服从“太极”或“天理”的规定，毫无能动性可言？答案应是否定的。在朱熹看来，人的道德修养一定程度上能对天道规定的历史发展趋势有所影响。他曾说：

曰：“此亦事势之必然。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变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乱，皆生于人心。治久则人心放肆，故乱因此生；乱极则人心恐惧，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于人心，然履其运者，必有变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开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宝之放肆，则后来亦不应如此狼狈。”

朱熹提出“事势之必然”的概念，认为在“太极”对气化世界的支配下，历史必将表现出“治久必乱，乱久必治”的变化规律，并且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他说：“推其所以兴衰，则又以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为，而非人力之所及。”又说：“乱极必治，天道循环，自是如此。如五胡乱华，以至于隋，乱之极，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而由于“太极”在人道即为根本之“性”，朱熹又将道德视为能够影响历史治乱走向的重要因素，故他同意文中门人提出“天下治乱，皆生于人心”的看法。

正因为治乱的现实与人心的道德有关，朱熹还认为通过道德层面的修养，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历史的发展。他以安史之乱为例，认为这是唐代由盛转衰的体现，是历史必然的走向；同时又指出若是唐玄宗能够秉持“开元之治”时候的贤明，即使唐代国运必然走向衰落，但若有“变化持守之道”，至少不至于“如此狼狈”。所谓“变化持守之道”便是就心性修养而言，如朱熹曾用坤卦为喻解释说：“坤六爻虽有重轻，大概皆是持守、收敛、畏谨底意。”又说：“‘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总之，在朱熹看来，即使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无法被扭转，关键人物的道德修养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负面态势，弱化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朱熹不仅以“太极”或“理”为整个世界最本质的规定，还将其视为价值的根源，天道和人道在这个前提下，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对此，有学者指出，“朱子的历史解释在这种‘理’哲学的支配之下，乃自然而然地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合而为一”。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天道，能够支配和决定人道，另一方面，人事上的道德修养也能够对天道有一定的影响。传统史学中“天人之际”的问题到了朱熹这里，通过这种“太极”与“天理”会通，历史事实与道德价值相统合的方式得到新的阐释。

“究天人之际”的落脚点在于“通古今之变”，基于天人关系而对古今历史发展变化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也成为历代史家的崇高追求。《周易》中关于“变”和“通”的论述详尽而精要，成为传统史学考察“古今之变”问题的理论渊薮和思想泉源。例如，《周易·系辞上》言“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系辞下》又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等等。相关表述不胜枚举，均道出变易的实质就是阴阳的运动。

朱熹积极借鉴易学的理论，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性质和整体规律进行探究。在他看来，历史变易的原因在于阴阳之气的运动和变化。他说：“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易学作为阴阳理论的渊薮，自然成为朱熹古今变易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所谓“易者，阴阳而已”。在他看来，“易”字有“交易、变易之义”，“变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对待底”。历史古今变化的种种问题都能由《易》中“变易”和“交易”的道理得到解释。

（一）阴阳流行与历史变易

先来看“变易”及其影响下的历史观。以“变易”言阴阳，是汉唐以来的主流看法。如唐代颁布《周易正义》，提出了“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强调阴阳运行不息，生生相续不停，造就了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变化，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北宋程颐提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亦指出“易”就是关于“变易”的学问，并且变易具有普遍性。

朱熹吸取前人以“变易”言“易”的观点，用“流行”来解释变易。“流行”即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如他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他还说：“若说流行处，却只是一气。”可见，这种转化以“一气”为前提，“阴”和“阳”并非两个实体，而是作为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气”的不同运动状态，阳进则阴退，阴长则阳消。对此，他说：“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不是阳退了，又别有个阴生。”又说：“大抵发生都则是一个阳气，只是有消长。阳消一分，下面阴生一分。又不是讨个阴来，即是阳消处便是阴。”可见，阴阳之气始终处于“流行”之中，不是阳进阴退，就是阴进阳退，这被朱熹称为“阴阳迭运者，气也”。

“迭运”二字又道出阴阳的流行具有无限性。朱熹曾将宇宙的运化形象地比喻为石磨的运转，言“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常转而不止”便是依靠阴阳相互转化的力量得以实现的。如他说：“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又说：“是阳气既升之后，看看欲绝，便有阴生；阴气将尽，便有阳生，其已升之气便散矣。所谓消息之理，其来无穷。”阴阳将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运动变化之中。故朱熹还说：“天大无外，造化发育皆在其间，运转流行无少间息。

阴阳的“变易”和“流行”落实在具体的历史世界，便呈现为自然时间的不断推移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朱熹指出：

一日有一日之运，一月有一月之运，一岁有一岁之运。大而天地之终始，小而人物之生死，远而古今之世变，皆不外乎此，只是一个盈虚消息之理。

这里的“运”即阴阳之气的“运转流通”。在他看来，日、月、年以及更大尺度的时间单位如“天地之终始”，都是阴阳运化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变易亦是如此，个人生命的始终和古今王朝的变化，也都是阴阳流行的结果，且将一直处于变化当中。

在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制度层面的因革损益也应随时调整，儒家传统因革损益的问题也能由此得到解释。朱熹说：

至于变易之时与其人，虽不可知，而其势必变易，可知也。盖有余必损，不及必益，虽百世之远可知也。犹寒极生暖，暖甚生寒，虽不可知，其势必如此，可知也。

由于阴阳始终处于流行不已的状态，阴阳之间的相互变易便成为必然，如气候上的寒冷与温暖相互转化，始终不息。在“其势必变易”的前提下，生活在历史世界中的人就应当审时度势，根据现实情况，“有余必损，不及必益”，在制度层面及时调整以因应时代的变化，故朱熹称引胡氏之语道“若乃制度文为，或太过则当损，或不足则当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由此，朱熹通过易学阴阳变易的理论，对传统因革损益之说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二）阴阳交易与历史盛衰

在“变易”之外，朱熹还强调阴阳具有“交易”的关系。“交易”即“对待”，朱熹解释道“阴阳有相对言者：如夫妇男女，东西南北是也”。又说：“对峙底，则是两个，如日月水火之类是两个。”在他看来，阴阳动静、消长、进退造就了万物的性质，往往表现为相对的两个方面。例如，作为性别的男女，作为方位的东西和南北，作为时间的昼夜，等等。

阴阳的“对待”在历史世界主要表现为朝代盛衰、治乱的相对性。例如，“唐贞观之治，可谓甚盛。至中间武后出来作坏一番，自恁地塌塌底去”。盛与衰是历代王朝统治的两个面相，究其原因，便在于阴阳交易而产生的对待，故朱熹说“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理之常也”。

《易经本义》

“交易”在道德层面上还指善恶的对立，这使得朝代盛衰的原因往往被归究为君子、小人的对立。朱熹说：

天地之化，包括无外，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圣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其所以为说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拟诸形容，则常以阳为君子而引翼扶奖，惟恐其不盛；阴为小人而排摈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盖阳之德刚，阴之德柔……刚者未尝不大，而柔者未尝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则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则天下受其祸。此理之必然也。

“君子”“小人”作为一组对立的关系，同样是阴阳交易在人事上的体现。朱熹清楚地知道，气化层面的阴、阳只是性质对立的“两端”，二者缺一不可; 但在人道层面却被赋予了君子和小人的道德价值，二者力量的对比成为社会盛衰的判断依据。如他说：“如二气迭运，此两相为用，不能相无者也。至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则又自夫刚柔善恶而推之，以言其德之异耳。”君子势盛代表“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也代表着盛世的到来；小人得势，则“天下受其祸”，衰世也不远。故在道德层面需要“扶阳抑阴”，小人的存在不具有合理性，必须被消除。朱熹说：“至其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焉。”这也是他常常强调“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的原因。

（三）交易、变易与历史循环论

“变易”和“交易”是阴阳最基本的两种关系，二者缺一不可。朱熹指出，“言‘易’，须兼此二意”，并说“阴阳做一个看亦得，做两个看亦得。做两个看，是‘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做一个看，只是一个消长”。由此可知，“交易”主要是从静态角度谈事物的性质，“变易”则是由动态角度言事物的发展，二者始终相伴，阴阳也始终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所谓“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至如摇扇便属阳，住扇便属阴，莫不有阴阳之理”。故朱熹还将二者归结为体和用的关系，指出“对待底是体，流行底是用，体静而用动”，以及“一刚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变以从时”。因此，“变易”与“交易”必须统而观之。

基于阴阳“交易”为体，“变易”为用的理念，朱熹提出历史发展也存在盛衰治乱循环的客观规律。他说：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祸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夷狄只是夷狄，须是还他中原。

由于阴阳是交易对立的两种性质，又始终处于无穷无尽的变易流行之中，故历史世界也将呈现出“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的循环。朱熹在另外的场合也反复提到“乱极必治，天道循环”，“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圣人在上，兢兢业业，必日保治。及到衰废，自是整顿不起；终不成一向如此，必有兴起时节”。他还说：“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者也。”他曾用《易》中的“元亨利贞”观念解释道：“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这一方面是对传“三统”“三正”说等历史循环观的延续，另一方面，在当时还有一定政治意味，面临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权臣操弄改局、主张议和的局面，“夷狄只是夷狄，须是还他中原”成为必然，以朱熹为代表的反和议士大夫群体由此具备经学上的凭依。

不惟朝代更迭符合这个规律，整个宇宙的演化、发展也将呈现更大的循环，即朱熹所说的“大辟阖”。他说：

问天统、地统、人统之别。曰：“子是一阳初动时，故谓之天统；丑是二阳，故谓之地统；寅是三阳，故谓之人统。”因举康节元、会、运、世之说；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万八百年为一会，一会有三十运；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一运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个个一般，谓岁、月、日、时皆相配合也。如第一会第二会时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会谓之开物，人物方生，此时属寅。到得戌时，谓之闭物，乃人消物尽之时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万年好，有五六万年不好，如昼夜相似。到得一元尽时，天地又是一番开辟。问：“先生诗云：‘前推更无始，后际那有终！’如何？”曰：“惟其终而复始，所以无穷也。”

他继承了邵雍《皇极经世篇》中的大历史观，以元、会、运、世作为时间的基本单位，认为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是三十年。天、地、人分别产生于子、丑、寅之会，人类社会的历史被置于整个宇宙历史的大尺度下来认识。遵循阴阳交易的原则，一元之中将“有五六万年好，有五六万年不好”；遵循“变易”原则，戌会时“人消物尽”，但历史并不会就此走向终结，而是又将有新的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天、地、人又将重新产生，如此往复循环，以至无穷。朱熹还举出“先天图”为例，指出该图所绘正是阴阳“周而复始，循环无端”的道理，并且“一日有一个恁地道理，一月有一个恁地道理，以至合元、会、运、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亦只是这个道理”。

所谓“《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不论是历朝历代的治乱更迭，还是宇宙尺度上的天地生灭，都能由阴阳的变易和交易得到解释。朱熹藉由易学话语建构起一套史实与价值合一的历史分析模式，不仅在易学史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开显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史学诠释理路，在史学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和阴阳交互变易的运动规则，深刻地影响着朱熹史学天人观和古今观的形成和发展，而史学的求真、求实的基本精神也造就了朱熹易学上的成就。他本着史学求真考实的宗旨，倡明“《易》本卜筮之书”，力图还原《周易》的本来性质，在易学史、经学史和史学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钱穆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他还说“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之书莫尊于《春秋》”，揭示出《易》作为上古三代留下的记载，与《春秋》一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能够为认识当时社会、文化提供依据。

（一）“《易》本卜筮之书”

白寿彝先生曾总结朱熹治《易》有“历史的”和“卜筮的”两个面相，指出这种“区分的方法是有历史观点的”，“是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可见，“《易》本卜筮之书”的提出，与朱熹本人的史学素养有密切联系。他本着求真的宗旨，注重历史考证，从文献记载中寻得蛛丝马迹。例如，他接受晁说之“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的观点，通过对《周易》经传成书、流传过程的考订，得出“古之经、传本皆自为一书”的史实，证明作为经的六十四卦与作为传的“十翼”是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又从《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的记载，意识到“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得出《易》经文部分的六十四卦一开始就是作卜筮之用的结论；还由典籍中《易》掌于太卜的记载，提出“《易》不是教人底书”，论证了《易》从产生之初便是专门的卜筮之学。由此可见，在史学求真、求实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朱熹得以揭示出《易》的本来性质。

六爻

在论证了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为卜筮之书的基础上，朱熹又提出“读《易》当分三等”的原则，显示了他的历史思维。他说：“其辞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袠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 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由此，他根据《周易》成书的过程，提出对中国早期社会发展历程的构想，体现了他的古史观。他说：

伏羲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説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

他依据象、辞和传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一个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在三皇的时代，尚无文字，首领伏羲就通过取象的方式创设八卦符号，并利用占卜的结果引导社会行为，占卜也成为初民社会得以运转的重要工具。至商末周初，文王、周公推演这套符号为六十四卦，并系上卦爻辞，使得占卜能够适应当时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至于“十翼”，则是后来学者（朱熹认定是孔子）对卦爻辞中道理的发挥。尽管朱熹未能在《周易》经传作者的问题上超越传统“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认识，但他将《周易》象、辞、传分别视为不同时代的文献，却是极有历史意识的，也确实揭示了《周易》六十四卦的本来性质，白寿彝先生称之为“今日治《易》者所应循之正确途径”。

由此，朱熹注意到占卜作为早期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相伴而行。在谈论《周易》文本成书阶段时，他还围绕占卜传统的发展，提出对于早期文明演进历程的理解。他说：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识理义峣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晓不得。圣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后来理义明，有事则便断以理义。如舜传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龟筮必协从。”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营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涧水东，瀍水西”，只是对洛而言。其他事惟尽人谋，未可晓处，方卜。故迁国、立君，大事则卜。《洪范》“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尽人谋，然后卜筮以审之。

在他看来，社会文明由“蠢然而已”到“理义明”的发展，也是占卜活动逐渐理性化的过程。在伏羲生活的早期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极低，“事事都晓不得”，部落联盟的首领便需要借助特定方式，即占卜来获得神启，以“断天下之疑”，引导社会生活的秩序。夏、商、周三代虽仍坚持将占卜作为获得神意的方式，但是王权开始谋求对于占卜结果的影响，即政治实践中统治精英先“断以理义”，而后通过操控占卜结果的解释权，达到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目的，如引文中禹言“鬼神其必依，龟筮必协从”的例子。至周代，占卜已完全沦为“人谋”的附庸，如周公营建洛邑时，事先选定洛阳地区后方占卜以确定具体的都城方位，所谓“尽人谋，然后卜筮以审之”。对此，朱熹总结道：“古人未知此理时，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设教。后来知此者众，必大事方卜。”尽管他出于天理史观的视角，将占卜的理性化归结为“理”被三代圣王所把握的过程，但相关叙述不乏真知灼见，如他敏锐地洞察到政治权力与占卜活动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纠葛，占卜理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王权对神权的攫取，等等。这些认识都与当今学界对我国早期巫史传统和政治权力演变的讨论多有暗合之处。

（二）卦爻辞的史料价值

在“《易》本卜筮之书”的前提下，朱熹非常重视《易传》所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认为卦爻辞以占卜的形式反映了商末周初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他曾说“《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实有此事”的表述昭示着他对卦爻辞记事性质的发见，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卦爻辞是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二是卦爻辞从侧面反映出过往的历史事件。

先来看朱熹关于卦爻辞记载重要历史事件的论述。他说：

《易》中言“帝乙归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类，疑皆当时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后人因而记之，而圣人以入爻也。如《汉书》“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亦是启曾占得此爻也。

朱熹认为，一些影响商、周部族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诸如“帝乙归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类，都是对应历史事件的占卜记录。如他说：“帝乙归妹之时，亦常占得此爻……凡经以古人为言，如高宗、箕子之类者，皆放此”又说：“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此若不是经历，如何说得！”他还说过“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均是将卦爻辞看作对上述历史事件的记载。此外，一些具有明显历史线索的卦爻辞，也被朱熹看作是对史实的记述。如他认为《小畜》卦辞“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正是指周文王。他说：“‘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周为西方”。《既济》九五言“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亦是“当文王与纣之事”。由此可见，朱熹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周易》卦爻辞中仍保留大量商周时期的历史记录，它们不仅是神道设教的工具，还是上古史事的载体，体现出一定的史料价值。

再看朱熹对于卦爻辞中反映商末周初社会情况的论述。由于《易》的性质是卜筮之书，自然与作为“国之大事”的“祀与戎”有密切的关联，卦爻辞中保存大量相关内容，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商周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如他说：

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但推之于事，或有如此说者耳。

他指出，占辞中常提到与周代祭祀、田猎、朝觐、立君、迁国、征伐之事相关的内容，反映了商周社会礼制的情况。他还说：“田猎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

也正是由于朱熹将卦爻辞中的记录视为商周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些以往尚未形成确切认识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最为典型的要数爻辞中“王用亨于西山”之“亨”的训解。朱熹指出：

《易》中多有不可晓处：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享于帝，吉”，则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盖朝觐燕飨之意。《易》中如此类甚多。后来诸公解，只是以己意牵强附合，终不是圣人意。

“王用亨于西山”为《随卦》上六爻辞。“用亨”语例还见于《大有卦》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历代主流注疏均训“亨”为“通”。但朱熹注意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筮得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可见《左传》记录《大有卦》九三之“亨”作“享”。据此，他推测“《随》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无疑”。因此，“用亨”应作“用享”理解，反映的是文王祭祀或者诸侯朝觐天子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土的《易》类文献证明了朱熹此论的精妙和确当。已经有学者指出，传世本《随卦》上六“用亨”之“亨”，帛《易》作“芳”；传世本《易》爻辞有“用享”者，如《损卦》卦辞“二簋可用享”、《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困卦》九二与九五之“利用享祀”，帛《易》中“享”字亦作“芳”。另外，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随卦》上六“用亨”之“亨”作“亯”，整理者云“‘亯’，献，‘祭亯’之‘亯’”。由此可见，在《易》早期的传本中，“用亨”均作“用享”来理解。朱熹在没有地下文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借《左传》的异文便能察觉“用亨”的正解，应是得益于他将卦爻辞视为周代礼制的反映，方能提出这一颇有见地的理解。这也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高亨先生就有“‘亨’即‘享’字”之说。

“《易》本卜筮之书”作为朱熹易学上最有影响的论点，还是朱熹易学与史学会通的生动案例。基于《易》为卜筮之书的前提，朱熹“层累地”看待《周易》成书，将经与传，卦象、卦爻辞均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并从中挖掘相应的历史信息。这种观念不仅与章学诚“六经皆史”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认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还启发着晚近以来以顾颉刚、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深入挖掘《周易》中的史料价值和史学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结语

已有研究显示，在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易学和史学的关系主要有以史证易、以易解史和以易说史三种模式。前者以史事附会易学，属于易学诠释的范畴，而后两者则属于易学与史学互动的产物。朱熹易学与史学的互动也大致体现了以易解史和以易说史两种倾向。易学核心命题“太极”“阴阳”与史学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等本质问题得到会通和交融，体现了宋代义理之学兴起背景下，理学化之易学与史学间的互动。史学求真考的宗旨又影响着朱熹将《周易》的性质还原为“卜筮之书”，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周易》六十四卦作为反映上古记载的史料价值，这在当时不仅是极为难得的真知灼见，更是启发了乾嘉乃至近代以来史学的发展。朱熹注重易学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易史并重、易史兼采成为其治学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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