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裔昭印：《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的古典文明史研究》

雅典卫城

 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的

古典文明史研究

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不断更新历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和路径，使西方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期间，西方史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新史学（又称社会史）的兴起，二是始于70年代后期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新史学主张历史社会科学化，倡导总体史，强调在历史研究中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对传统的叙述史方法提出挑战，是一种面向问题的史学，并致力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与领域。经过长期努力，它逐渐取代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西方传统史学。新文化史在新史学阵营进行的自我反思和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开始了史学的文化或者人类学转向，并推动了叙事史和政治史的复兴。它注意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研究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史、身体与性别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和行为社会史等。

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一起，对新史学的“碎化”历史和拘泥“结构”等缺欠进行了批判，把史学变革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近年来，对新文化史片面强调文化的作用和过度使用话语分析感到忧虑的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了“超越文化转向”的口号，主张将话语和使用它的人们的实践经验以及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表现出回归“社会”，或者说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锐意改革的西方历史学家不断反思与纠偏的结果。虽然，新史学与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在历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和观察角度上有不少差异，但他们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学术渊源，都热衷于对历史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的考察，并在跨学科研究和注意研究普通人的历史经验与作用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如火如荼的史学改革对古典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领域范围、理论方法、研究内容、考察重点都因此而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古典史家对古典世界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日益关注，编纂了大量相关的论著，从而使古典史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史著述甚多，笔者只能选取若干著作，对在当代西方史学变革影响下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所表现出的社会与文化史趋势作一评介，以期得到方家的指教。

当代西方史学变革使古典史学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古典史家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史、 军事史、外交史、经济史扩大到社会史、家庭史、妇女史、性别史、儿童史、城市史、乡村史、身体史、环境史、灾荒史等众多领域，从而使之边界扩大，研究的内容大大丰富。在这里，笔者仅对西方学者对古典世界妇女史和儿童史研究的状况作一简介，以管窥西方史学变革对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影响。

1962年，巴尔斯顿出版了《罗马妇女：她们的历史和习俗》一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古罗马各历史时期不同妇女群体的状况，并从婚姻、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描述了罗马女性的地位，为古罗马妇女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国古典学家波梅罗依是古希腊罗马妇女史研究开拓者。1975年，她出版了《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这部开创性的古典妇女史著作。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从城邦公共生活和私人家庭生活等不同层面入手，对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妇女的处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该书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对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古典妇女研究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1994年，波梅罗依与范撒姆等人合作出版了《古典世界的妇女》一书，该书利用丰富翔实的原始文献和图片资料，叙述了古典时代妇女的生活，是一本出色的妇女史教科书。它收集了有关古代妇女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并将其置于妇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向我们展示了古典时代妇女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一种边缘性的研究演变到现在在学院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作为学者的一种学术研究和教学方法课程在学院机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此外，她还根据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撰写了《希腊化埃及的妇女》（1990年）和《斯巴达妇女》（2002年）两部著作。在此两部书中，她不但研究了女性精英的状况，而且也努力发掘资料，重构了下层妇女的历史。

波梅罗依（Sarah B. Pomeroy）

除了通史性的妇女史著作外，古典学界出版了不少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法律、妇女与宗教、妇女与医学等专题性的著作。例如，鲍曼在《古罗马的妇女与政治》一书中，分析了罗马妇女在政治、权利机构和公共事务方面所起的作用，试图说明尽管罗马妇女没有权利担任职务，也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她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领域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贾斯特的《雅典法律和生活中的妇女》是一部从法律着手研究雅典妇女史的力作，作者以扎实的史料阐述了雅典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与状况。克雷默在《她对神恩的分享》一书中，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重构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异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女教徒的宗教生活，分析了她们在宗教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德曼德的《古代希腊的分娩、死亡和母亲》一书依据大量的医学、文学、墓葬纪念物和碑文资料，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古希腊妇女的生育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布伦德尔和威廉森主编的《古希腊的宗教与女性》一书，以大量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女性在古希腊城邦的宗教生活和祭神仪式中的重要性。弗莱明在其著作《医学与罗马妇女的建构：从塞尔苏斯到盖伦的性别、本质和权威》中，从罗马医学的社会文化形成和盖伦著作中的妇女权力和知识等方面论述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妇女和医学问题。此外，古典学家出版的妇女史研究著述还涉及到妇女与家庭、妇女与财产、妇女与劳作、妇女与性道德等不同主题。

古典妇女史家研究的对象包括从皇室女性到劳动妇女不同阶层的女性。他们不仅出版了《罗马帝国的第一夫人李维亚》（2002年）和《罗马母亲》（1988年）等研究古罗马贵族妇女的著作，而且还编纂了有关下层妇女生活的著作。在乔塞尔和默纳汗主编的论文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女性和奴隶》中，多位作者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作品、法庭演说和家庭状况的研究，分析了女性和奴隶这两个群体的异同，揭示了当时父权制与奴隶制社会的实质。

近年来，一些古典学家着力于从文学和神话的视角来探讨古典世界的性别关系和女性状况。如果说，波梅罗依和一些妇女史家所考虑的是重新建构妇女生活的真实生活场景的话，这些学者则更关注的是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和神话是怎样描述女性和性别关系的，这些观念的建构对古典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1996年，蔡特林出版了论文集《扮演他者：古希腊文学中的性别和社会》，书中收录了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撰写的有关古希腊女性与文学的论文，探讨了古希腊文学和神话描述中性别观念的建构过程以及对社会政治和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1998年，泽莱纳克在《古希腊悲剧中的性别与政治》中指出，在雅典，悲剧是民主的艺术形式，悲剧和民主政治都与父权制的观念与实践密切相关。2001年，福莉出版了《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角色》 一书，她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探究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考察了雅典城邦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分析了女性在死亡仪式、哀悼和婚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指出希腊女性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社会和道德影响。

与此同时，古典妇女史的史料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1982年玛丽·莱夫柯维兹和莫林·范特主编出版的《希腊和罗马妇女的生活》是一本有关古希腊罗马妇女历史的资料集，该书收集了有关希腊罗马妇女的诸多原始资料，内容涉及当时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雷默主编的《酒神的女祭司、殉道者、主妇和修道者》（1988年）是一本有关古希腊罗马世界妇女宗教生活的史料集，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宗教、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女信徒状况，搜集的资料不仅包括文献资料，还包括大量的铭文和纸草资料，对古希腊罗马女性与宗教的研究者很有帮助。格拉布斯主编的《罗马帝国的妇女和法律》是一本史料集，搜集了许多有关婚姻、离婚和守寡方面的法律资料。

儿童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耶斯发表了西方儿童史的第一本著作《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揭开了西方儿童史研究的序幕。此后，历史学和心理学学者对儿童史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儿童史几乎成为了西方社会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

马克·戈登是古希腊儿童研究的开拓者。1990年，他出版了《古典雅典的儿童和儿童时代》一书，为人们更好地了解雅典人的孩童时代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法庭演讲讼词和考古资料对paides（成年前的男孩和结婚前的女孩）进行了研究，考察了公元前500年至前300年儿童在雅典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地位，分析了这一时期儿童与父母和祖父母以及儿童与兄弟姐妹和同伴之间的关系。

1984年，内罗杜出版《古罗马的儿童》一书，对古罗马的儿童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阐述。该书不仅界定了罗马儿童的概念和称谓，而且分析了影响古罗马儿童特点的各种因素。它研究了儿童在古罗马历史中的现实地位和象征性作用，探讨了儿童与家庭、社会、宗教、国家以及成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对儿童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服饰、游戏和教育等方面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古罗马儿童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03年，罗森的《罗马意大利的儿童和童年》一书问世。她在著作中不但运用了翔实的文学作品和法律条文等文献资料，而且还广泛地运用了罗马时期意大利地区有关儿童的视觉艺术资料，藉此建构了古罗马时期意大利儿童的形象和象征意义，指出罗马人将“希望、延续和纯洁”的意义赋予儿童，用他们来表达私人情感，并代表家庭与王朝的延续。她细心地观察和分析了儿童生命过程每一个阶段，对儿童的出生、抚养、教育、公共生活、死亡等问题以及他们与社会的种种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以上对古典妇女史与儿童史的概述表明，在当代史学变革的影响下，古典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往被忽略的群体和领域受到了古典史家的关注。

当代西方史学对古典史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利用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上，心理学、社会学、神话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都被运用到历史研究中。

心理学理论大约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古典学研究产生了影响。法国学者维尔南的《希腊人中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一书是历史心理学的开山之作，该书是作者的论文集，它运用独特的视角研究了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以及其中体现的历史心理因素，从时空背景、记忆、想象、个人、意志、推理方法、思维范畴、象征手段与符号的运用等方面探讨了古希腊人的精神生活特征，再现了希腊文化的深层意义。这部文集自1965年首次出版之后一直被学界重视，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古典历史心理研究的经典。

受心理学思想影响的古典学者试图解释古典时期的神话和文学，并以此来反映古代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病理学的因子。1968年，斯拉特出版了《赫拉的荣耀：希腊神话和希腊家庭》一书。他通过对赫拉克勒斯神话研究，探讨了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性别冲突的心理学渊源。他宣称，古典时代雅典男性所感受到的焦虑可追溯到母子关系：雅典人的母亲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中，她们羡慕男性的特权和权力。由此，她们往往把她们的孩子作为发泄消极情感的对象。母亲们激励自己的男性孩子去获得成功，然后却去惩罚他们所获得的成就。这种矛盾的情绪导致了男性们的过分自信而又无安全感的情感。他们对女性充满了既害怕又憎恶的感情，而且他们往往通过对社会地位无止境的追求来弥补他们的缺陷。

和精神分析法相比较，结构主义理论在古典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结构主义理论认为，语言本身的结构创造了现实；语言学的结构而非个人创造并决定了含义，因为人们只能通过言语去思想，含义是由文化意义上的东西所决定的。因此，结构主义的方法往往被古典史家考察形成某一精神领域或假想的特殊文化的象征性结构。1981年，维达尔· 纳奎特《黑猎手》一书问世，五年后该书的英文版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了希腊神话中的狩猎活动，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励着大批古典学学者从新的视角去考察古希腊文学和文化。2001年，巴林杰出版了《古希腊的狩猎》一书。作者反对维达尔· 纳奎特用黑猎手的构想来替代真实的贵族和武士状况。他根据丰富的瓶画、雕塑、铭文和文献资料，依靠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和社会性别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了狩猎对于古风和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意义，探讨了狩猎与贵族生活、战争、性爱和神话的联系。

《黑猎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学术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古典学者开始通过分析雅典演说家的修辞策略和演说的语境来考察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1981年，法国学者洛侯（Loraux） 出版了研究雅典葬礼演说的著作，该书的英译名为《雅典的建构：古典城邦的葬礼演说》。在这部书中，作者考察了葬礼演说与雅典人的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方式，说明了其在建构雅典政治史中的作用。1989年，欧博尔出版了《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一书。他在书中利用大量的演说词资料分析了雅典民众的政治决定与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演说家的修辞技巧对民众政治观念的影响，并阐述了在城邦文化背景下，雅典讲演者与听众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跨学科的研究丰富了开阔了西方古典史家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利于对古希腊罗马史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

西方史学变革对古典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研究重心的下移，以及对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史的关注。

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国外学术界对“生活世界”日益关注。社会生活史或者日常生活史作为史学变革中开辟的学术新领域，其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就古希腊的社会生活史而言，西方史学界出版了西蒙的《阿提卡的节日》、内维特的《古代希腊世界的家庭和社会》、《盐与橄榄：古代希腊的道德与习俗》和《古代希腊人的住房与家庭》等大量著作，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状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弗拉塞列雷的《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日常生活》和盖兰德的《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两部著作。前者从城乡、人口、妇女、儿童、职业、衣着、食物、宗教、法律和战争等方面描述了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后者则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娱乐休闲等角度对古希腊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结构上比较新颖，但在内容上有点过于简略。

在古罗马的社会生活研究方面，杜蓬特的《古罗马的日常生活》和卡森的《古罗马的每日生活》引起了古典史家的关注。这两本书从社会结构、家庭婚姻、妇女与性别、服饰、饮食、住所、宗教、节庆、娱乐等方面对古罗马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前者研究的时间范围限于罗马共和时代，后者主要对公元1-2世纪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作了介绍。西方史学界出版的有关专题性研究著作有：托纳的《休闲与古罗马》、法根的《罗马世界的公共洗浴》、巴顿的《古罗马人的悲哀：角斗士和野兽》、斯卡拉德的《罗马共和国的节日和仪式》、埃利斯的《罗马住房》、邓巴宾的《罗马宴会》、埃德蒙森和基斯主编的《罗马文化中的罗马服装与布料》，等等。这些著作分别从娱乐休闲、节日仪式、角斗、洗浴、居住、饮宴、服饰等不同侧面展现了古罗马人日常生活状况。值得肯定的是，不少研究西方古典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一般地介绍古希腊罗马人社会生活与衣食住行的情况，而是十分注意分析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含义。例如，罗勒在《古罗马的饮宴姿势》一书中，从身体、价值和身份等方面分析了古罗马人饮宴姿势的等级和性别含义，受到了默雷等古典史家的高度评价。托纳则在其研究古罗马休闲的著作中明确指出：如果一部“休闲”史仅仅关注“休闲”，那它就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历史。一部成功的休闲史必须考虑到，在其研究的对象中哪些要素是必备的，包括：所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其出现的条件，以及构建它的模式和思想观念。古典史学研究中对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体现了西方史学革新中“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研究取向，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说明：“文化”不仅包括社会精英的优秀文化产品，更加包括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它是人们赋予生活意义的过程与方式。

西方史学变革对古典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表象史、身体性别史和行为社会史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古典史学者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人的自我和他者观念以及对疾病、瘟疫和死亡的认识方面有很大进展，并在对古典世界身体性别史、阅读等行为和宗教祭祀仪式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

1993年，卡特里奇出版了《希腊人：自我与他者的形象》一书，从有意义的他者：我们和他们、历史与神话、希腊人与蛮族人、男人与女人、公民与非公民、自由人与奴隶、神与凡人等不同的方面，描述了古希腊人心目中自我与他者的形象。此外，他还撰写了《古希腊政治思想与实践》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身份与政治行为和希腊的民主史等方面，阐释了古希腊人政治思想发展演变以及付诸实践的过程与经验。不过，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作者的多产，从这本书中看不到太多的新意。哈里森主编的论文集《希腊人和蛮族人》根据古代历史学家和悲剧作家的史料，探讨了希腊人眼中的他者形象，研究了他们对待外来宗教、方言、民族身份等问题的看法。法国学者卡特琳娜·萨雷丝的《古罗马人的阅读》探讨了公元 1 世纪古罗马作家、书籍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家创作的社会环境、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和普及状况，以及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关于性、爱和身体史方面，古典史家出版了大量著作。早在1932年，德国学者保罗·布兰德特的著作《古希腊的性生活》的英译本以汉斯·利奇德的笔名出版，该书揭示了性爱与古希腊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1975年，美国翻译家杰弗里·亨德森出版了《有污点的缪斯》一书，汇编了阿提卡旧喜剧中污秽语言术语，讨论了它们的意义，引起了学界对反映古代性观念的丰富资料的关注。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多弗尔的名著《希腊同性恋》问世，该书阐述了古希腊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体现的同性恋现象与情感，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同性恋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6-1984年，法国思想家福柯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性经验史》，探讨了人类性实践与性别差异背后的文化机制与权力关系，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8 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坎特瑞拉的专著《依据自然》（英译本书名为《古代世界的双性恋》）发行，该书以丰富的法律、文学、哲学、医学文献资料以及铭文资料重构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文化。1990年，美国学者哈尔佩林等人出版了论文集《在性面前：建构古希腊世界爱的经验》，介绍了在古希腊社会中性爱的话语和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引起了古典学界对古希腊人性经验问题的广泛关注。1997年，哈利特和斯金纳主编的论文集《罗马性经验》一书出版。该书的作者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了古罗马男女两性的性观念，考察了当时的文学作品对男性气质的建构方式，并对作为谋生手段的娼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研究。2009年，奥曼德撰写的《控制欲望：古希腊罗马的性》作为“普雷格古代世界丛书”之一正式出版。作者依据大量的文学和法律资料，介绍了从荷马时代到公元 2 世纪古典世界性习俗的基本状况，生动地叙述了古希腊罗马人对性行为的看法。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对古希腊罗马性问题的研究从狭窄的学术圈子进入了大众文化的论坛。

福柯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古典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古希腊罗马人对瘟疫、疾病和死亡的看法以及相关仪式的论文与著作。例如，在霍普和马歇尔主编的论文集《古代城市的死亡和疾病》中，詹姆斯·朗格瑞吉的论文《古典时期雅典的死亡和传染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在文章中主要分析了古雅典人对瘟疫的态度，说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与其在神话与英雄时代的前辈一样，几乎不采用任何医疗措施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瘟疫，当时雅典人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清洗宗教性罪孽和抚慰神明，尤其是抚慰阿波罗。在他看来，虽然经过了理性精神的洗礼，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在如何对待传染病这个问题上，与神话和英雄时代的人没有明显的不同。

苏尔维诺·英伍德在《“阅读”希腊死亡》一书中，从文学、历史学、艺术、丧葬仪式和社会习俗等不同方面探讨了从荷马时代到古典时代古希腊人的死亡观和丧葬习俗，并对古风时代的墓志铭进行了个案研究，引起了古典史家的关注。古罗马史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罗马人死亡的专著与史料集。其中，凯瑟琳·爱德华的《古罗马的死亡》一书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作者搜集了大量古罗马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有关死亡的论述，探讨了古罗马死亡现象所蕴含的复杂意义。瓦莱利· 霍普编纂的《古罗马的死亡:资料集》搜集了有关古罗马死者的类型、纪念物、葬礼、墓地、哀悼和来世观念等丰富的文献和铭文资料，为人们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重心的下移，也带来了史料来源的扩大和革新。除了传统的文学、史学、法律文献与演说辞等文献资料外，遗嘱、契约、信件、医疗记录等资料被更多地运用到古典史研究之中。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钱币、雕像、浮雕、纪念碑、祭坛、私人石棺、石碑、墓志铭等视觉艺术材料日益受到古典史家的重视。他们结合文献资料，运用语言学和性别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些材料的文化含义作出了新的解释。

艺术和建筑等方面的视觉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为人们研究古希腊罗马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保罗·赞克在其著作《奥古斯都时代形象的力量》中指出：“艺术和建筑是社会的镜子，它们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在社会危机和转型的时代尤其如此。”在该书中，作者以大量的视觉艺术资料说明，从共和到帝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如何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语言。在他看来，这种语言既反映了该时代的变化，也为改变的进程作出了贡献。

视觉艺术资料对于在历史上大都处于沉默状态的群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情况颇有帮助。近年来，古典学家大量运用视觉艺术的材料来研究妇女和儿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坎彭所著的《形象与地位：奥斯提亚的劳动妇女》，根据在古罗马的一个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发掘的铭文与可视的艺术形象资料，重构了这个城市中沉默的劳动妇女的生活状况。克莱纳和马西森主编的《我，克劳迪娅：古罗马的妇女》一书通过大量的视觉艺术资料展现了古罗马妇女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多方面活动，说明她们对于罗马社会和西方文明的贡献。刘易斯所著的《雅典妇女：图像指南》一书则以丰富生动的古希腊陶瓶画资料说明了雅典妇女劳动、居住的情况和她们与男性的关系。

古希腊陶器

科恩和拉特主编的《构建古代希腊与意大利的童年》一书是2003年举办的一次关于古代儿童的国际学术会议和相关的古希腊儿童形象艺术展后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该书收录了 20篇论述从青铜时代到古代晚期古希腊罗马儿童状况的论文。它以儿童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的壁画、雕像、浮雕、陶瓶画等视觉艺术资料的分析，考察了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儿童的教育、发展阶段、性别、葬礼和纪念等问题，生动地再现了古希腊罗马儿童生命发展的图景。

除了视觉艺术资料以外，史学变革中对于历史中普通民众关注的趋势使得古典学家对于信件等反映日常生活的资料更加重视。2009 年，繆尔出版了《古代希腊世界的生活和书信》一书。该书收集的古希腊人的信件包括：家信、商业信件、早期教会中的信件、文学作品和小册子中的信件等，反映了古希腊人劳动、婚姻、恋爱、作战、休闲、祭祀等多方面的生活情况。对于在历史中很少被记载的妇女、儿童和下层民众来说，视觉艺术和信件等史料很好地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代史学变革对西方古典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不断扩大，研究重心逐渐下移，与相关学科的联系日益加强，并在社会文化史的诸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然而，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传承与创新、宏观与微观、历史叙述与分析的关系，并处理好历史编纂中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经济变化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扎扎实实地加强史料建设和基础研究，才能把古典史和历史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

排版：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