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谦厚 曾桂 | 也论全面抗战初期川军的形象与战力

    岳谦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曾桂，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四川各派地方军队经川康整军仓促成行，开赴大江南北战场。川军在各大战场上，以不怕牺牲的果敢精神，用十分简劣的武器装备与日军作战，付出巨大牺牲，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界对川军出川抗日英勇事迹描述者甚多，然就其初期形象与战力言之，既有成果多据抗战将士口述史料与川军高级将领及亲历者讲述，刻画出一幅幅川中将士喋血沙场的英雄图谱；亦有论述缕析了川军参加抗战前后的形象易变过程，并努力发掘引致这一变化的内在逻辑。不过，从总体情形来看，先前多强调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形象的骤变，对其初期形象与战力变化过程中的种种曲折故事及内中缘由则缺乏深入探讨，故难以将川军鲜活的整体面相展示出来。

      新近随着《郝星久日记》出版，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在乡间的形象变得清晰起来。该日记记载了大量有关川军在山西乡村社会的所作所为，为呈现川军的某些细节形象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该日记关于川军晋南抗战的记载多集中于1938年3—6月间，此时距首批川军出川已数月之久，但郝星久笔下的川军形象一改往昔的正面描述，暴露出其“苦情”而又“丑陋”的另一面相。由此看来，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形象并不稳定，一面是官方报道与回忆史料中的抗日英雄，另一面则是乡村教师眼中索肉要面与为祸四乡的溃兵残匪。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叙事，其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实际上，川军在底层社会的抗战样貌，正是出川之初众多问题沉淀的集中体现，这其中派系因素即央地矛盾是非常彰显的。本文拟以《郝星久日记》为基本史料，并结合相关档案与国民党军政人物日记等辅助性资料，试图厘清其间川军在集体形象与战斗力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差异性叙事逻辑，并探寻内中的某些因果联系，提供准确理解川军抗战史的客观性素材。

一、壮士出川：血战与牺牲

      1937年9—10月，首批川军相继出川抗战，“共15万人，刘湘任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下设2个纵队：由41军、45军、47军共6个师组成第一纵队……以21军、23军的5个师另2个独立旅为第二纵队”。同时，原驻防贵州“围剿”红军的杨森部20军亦东出抗日。川军匆匆编组完成之后，大致分两个方向开赴抗日沙场，第二十二集团军（辖41军、45军、47军）由北路川陕大道出发，驰援山西战场；第二十三集团军（辖21军、23军）则由东路川鄂大道发兵，奔赴平汉路前线。10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邓锡侯改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刘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

      刘湘虽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但出川后的川中将士却被配置到各战场分散使用。正如邓锡侯所称：“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娘的孩子，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又因战事火急，各军以平时编组紧急征调出川，中央电令各军开到前方指定地点之后再行换发装备及武器弹药，但南北各军均未集中补充即投入了战场，故“补充弹药、粮食之后勤，及收容伤亡之担架队等，均毫无准备，且均缺乏当地作战之地图，以致各军仓卒作战，牺牲惨重”。尤其经川陕公路赤足草履奔赴山西前线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武器十分简劣，“所有步枪，十分之八为川造，十分之二为汉造，且使用已久，质量太差，大都不堪使用”。此外，川军士兵基本生存物资亦难保障，“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短裤）、绑腿一双、单被一条、小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已”。徐永昌在日记中表示川军战力羸弱，“枪太坏亦一大原因也”。王世杰则言：“川军数量之众，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廿五师团约五十万人），而纪律器械均甚劣。此次川军参加抗战者，惟杨森所部略有成绩，刘湘所部多不战而溃。”由此可见，全面抗战初期因种种牵掣性因素制约，川军战斗力着实不可高估。

      尽管战争之初川军战力不容乐观，但不应忽视的是川军将士在各大战役中的英勇事迹并不鲜见，常伴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抔魂的壮士豪情，为亲历者与后人所称颂。四川省政府在1938年川军抗战周年纪念宣传中就列举了一年来川军的系列忠勇事迹：“川军将领之英勇牺牲，在南方有广德之役的饶师长，在北方有滕县之役的王铭章师长，其他为国牺牲之将士皆为我川军之无上光荣，尤以上海罗店之战的杨森部及台儿庄之战的孙震部之奋勇中外咸钦……”从战争亲历者回忆性资料观之，川军将士在各大战场死伤惨重，甚至在一些战役中成建制地被日军击溃或歼灭。1937年10月27日，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主官孙震、邓锡侯曾密电蒋介石称：“敌以飞机、大炮、机枪猛攻石门，我阵地自午至亥，死伤甚重。职督部尽力撑持，誓以牺牲决心，固守该点。”三日之后，再次紧急电蒋：“职师王、童两旅在西回村与敌遭遇，经有、宥两日激战后，官兵伤亡二分之一以上。计蹇团陈营在争夺阵地中全营牺牲殆尽，王团连长伤亡十员，排长20余员……我七四四团伤亡颇重，其黄营因迭次向敌逆袭，全营牺牲，仅余数十。”滕县战役中，124师死守孤城，弹尽粮绝，邓锡侯等致电蒋介石：“我军死守滕城……友军联络迄未取得……王师长、税副师长督临官兵浴血抗御，伤亡无数……我军誓死巷战，全军完全壮烈殉城。”实际上，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在各大战场以血肉之躯，抵御高度机械化且装备精良的日军，所导致的大规模伤亡现象非常普遍。这其中既有川军自身的问题，亦有国民政府将之作为牵制性兵力的因素。在山西战场，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被派到各战地担当补充兵力，原有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越过川军集团军总司令与指挥系统直接指挥各级官长，据时任122师727团团长的张宣武后来回忆：黄绍竑的做法是，“集团军总司令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军长；军长未到，他就直接指挥师长，乃至直接指挥旅长、团长、营长。结果在战场上，使一个军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当师长王铭章到达前线时，一二二师已经被打烂了；当军长孙震到达前方时，四十一军已经打得不成形式了；当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到达太原时，第二十二集团军人马只剩下半数了。”

      作为补充兵力的川军，在各种困难条件下被派往各战场用以牵制日军，以利于中央军战略布局。杨森部在太湖周边就是充当填补阵地真空的角色，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品仙在给蒋介石密电中称：“太湖空虚，无兵布防……除令该军扼守现地，以待徐部（指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到达……”然此种牵制通常意味着孤军奋战与弹尽粮绝。1938年滕县战役中，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阵地，大部阵亡。正如是役总结报告所示：“我集团军以绝对劣势之装备，抵抗高度机械化敌兵，于极不利于防御之地形上，阻敌锐进达三昼夜之久，弹尽粮绝，继以白刃，更继之以拳，复继之以齿，终继之以血、以头颅，以达成巩固津浦北段，保障徐海，争取余裕时间，使友军得以从容布置之任务。”实际上，血战与牺牲背后更多的是川军战力不强、待遇不公、嫡杂有别的一种隐喻表达。滕县战役中，川军一直期待中央军汤恩伯部迅速增援却始终未果，最后喋血孤城，英雄叙事表象之下难以言说的丝丝悲情隐约可见。

      毋庸置疑，全面抗战初期川军英雄叙事表意的关键词就是奉献与牺牲，按川军将领的话来说即“牺牲精神有余而战力不足”。川军41军在随北高城战役中的战斗纪实颇能反映这种情形，一面表示我方伤亡惨重，官兵视死如归，将敌击溃；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我方“搜索警戒欠周密，邻接部队之连［联］不够”，且士兵“射击亦多盲目，至［致］白耗弹药甚多”。时任125师375团团长的陈仕俊在回忆两下店战斗时亦毫不讳言地谈到：“这次战斗是我团与日军第一次作战，还缺乏经验，同时装备太劣，与武器占优势的敌人作战，伤亡较大。”但又强调：“所有官兵，激于民族义愤，不怕牺牲，其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杨森所部算是川军善战之师，国民党军政要人常有川军大多不战而溃，唯杨森部较优之论语。即便如此，杨森所率20军在淞沪会战中的表现，亦只能以官兵视死如归、壮烈精神、报效国家的叙事“套路”体现在战斗总结报告中。就具体战力而言，杨森表示：“军在南翔尚未集结完了，战场内敌情、地形、友军状况亦未十分明了，即奉命加入战斗，致犯仓猝及逐次使用兵力之过失。既设阵地内，坑壕过深、过窄，交通、防空、排水及逆袭设备不良，防御正面有限，全线特别拥塞，更蒙不必要损害。亘全战斗经过，军无直协炮兵，故步炮协同困难。”对所部作战则认为，各级指挥官“无阵地战经验，牺牲精神有余，歼敌能力则不足”。时任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在江西修水作战时向蒋介石反复强调，官兵与敌激战，“苦力撑持，然实难拒止敌之进犯”。而蒋介石也无实际的解决良策，只能以激励之语回复称：“官兵用命，愈战愈坚，终能挫灭顽敌，克服困难……尚希策励所部，继续努力为盼。”换言之，英雄形象反而凸显出战力的限度。

      川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宏大叙事与战力有限均是客观性事实。《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委婉地指出：川军因种种原因在山西作战时问题不断且闹出很多笑话，但“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任何部分都自愿贡献其全力。不管结果如何，参加抗战者的本身是忠诚庄重严肃的……川军在山西出了力，尽了心，经过残酷的战争，严峻的考验，牺牲惨重”。可以看到，当抗日救国、抵御外辱成为首要任务之时，英雄叙事中的川军形象就变成了激励国人敢于抗战、勇于抗战的典范。

二、川军在乡间：饥饿与混乱

      与川军在各大战役中所呈现出来的死战与牺牲画像完全不同，在身处晋南乡村的郝星久眼中，川军印象极差，谈及战力更是遇敌即溃。郝氏及乡民甚至将川军与日军等同视之，认为川军扰害乡间程度与日军无异，常有“日军固吾人第一仇敌，川军则当居第二”之语。郝星久系晋南乡间高小教师，其现存日记对川军抗战描述多载于1938年春夏之间，而此时正是北路川军沿川陕大道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初期。因此，借助郝氏日记，可以观察川军在底层社会的抗战形象。

      随着南同蒲铁路沿线主要城市沦陷，整个晋南地区已处狼烟之中。民众对期待已久的各色抗日救国武装哭笑不得，甚至难忍其苦。《郝星久日记》中，从1938年4月20日起就不间断地记述了其对川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观感。郝氏在乡村听闻所见的抗日武装大多不肯牺牲，“有的竟连敌踪还未发现，早已闻风曳甲而走”。川军则连战连败，且“败退瓦解以后各处都有丢弃的枪械子弹”，这些弃械一方面充当了川军勒索乡里的“鱼饵”，另一方面落入土匪暴徒手中破坏了乡间社会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据郝星久所言，八路军英勇善战，百姓誉之为“神兵”，民众十分拥戴。关于此说，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黄绍竑曾言：“晋北村乡见有军队过时必先打锣以警众，如打锣几棒为八路军来，则人民争出劳之助之；打锣几棒为中央军，则人民敢出来观看；打锣几棒知为晋绥军，则人立地逃避远野。”郝星久对比川军与八路军两军后则称：“川军以拔民兵而编成的队伍，军士多瘾君子，不支败退，化装丢械，原不足为怪！独恨其当渡河未遂返驻各地之时，在民间翻箱倒笼大事［肆］搜刮还不算，拿木器当柴烧了，窗扇门扉化为灰。临走时屎尿乱散盆中、罐内、炕上、灶间，懂［弄］一个肮脏不堪！叫主人一见气死！这是他们糟蹋民家的状况。曾忆去年八路军过境，不苟取民物，用必付价，借后偿还，寄宿安静，临行净扫；两相比较之下，使人有贼兵之慨！无怪八路军人人称颂，至今传为美谈；川军使人唾骂，臭名永难磨灭。”又，川军“衣履褴褛”，与日军相比不堪入目：日军“士兵皆着黄衣，远远的看去，人肥马壮，现出英武的气象，绝非衣履褴褛、萎靡不振的川军可比”。由此，乡间大众“皆替川军悬心”，唯恐其吃亏，熟料川军仍一枪不发即遁去。

      检阅郝氏日记不难发现，川军军风恶劣、战力不彰。关于川军战力，《郝星久日记》中最直观的描述即是“溃散不支”。如日记中载：

       川军一人扶一伤兵来投宿。招待至公所，众人探问底蕴，原来川军一团余人，在万泉乔薛村遇敌遭败。

     初进河津的敌人，听说某处有队伍，毅然派兵攻打，川军竟被打得伤亡逃散、片甲不存。　　

      早饭后，川军数十人到村西毋庄附近的公路旁去布置，却不料日军先已埋伏在麦田里，以空汽车二辆在公路上往返驶行，引诱川军。川军临阵，终是犹豫不决，看见人家汽车返去远了，才开枪射击，恰好给埋伏的日军以可乘之机，瞄准他们的阵地扫射，川军不支而退。

      除这些直观印象外，郝星久还观察到川军士兵组成不良。首先，川军士兵多系瘾君子，常借烟土遗失在某村将村户余财盘剥殆尽。其次，川军为补充兵员多招募乡村烟鬼无赖入伍。如日记载：“内多近日本地入伍的新兵。原来川军十人九瘾，且在各村恣意敲诈，引起各村许多无赖烟鬼的羡慕，他们入伍的目的原为肥食浪喝，饱过烟瘾，根本与抗战不发生关系，所以看见近日要上火线，便暗暗计议偷走了！”川军在村庄的敲诈勒索等行为助长了乡村不良之风，以至于村中相当一部分人参与其中。军队如此构成，其战力实不难想象。

      郝星久所在村子就被这种歪风邪气影响。一日，郝星久登井搅水，恰有由太赵村寄来的一封信函，其观信后发现其中一事即是川军某连长要求村公所缉捕刚入伍逃亡的新兵。关于此事，郝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原来川军以“抗战不济事，虐民则有余”著称，自流落本地后，所有遐迩村镇，可以说搜寻遍了！以巧取强索的手段，在水深火热的百姓身上搜罗些脂膏，供给其馋吃饿吸。这种奢侈浪漫回避火线的队伍，到［倒］惹起一般无赖烟鬼们的“居奇”念头，素日在家烧膏抽灰的瘾君子，便补名入伍，以图肥食饱吸。跟人快活了几天，忽然有调川军到茅津编制之令颁下，这种“新兵”一个个害慌起来，几天功夫都偷跑了。川军正没了好买卖，好容易有了这许多有家有舍的逃兵，便逐一到各村帮去了他们的春梦，不论你是穷户寒家，反正非花钞不过火，除了赔偿入伍以来所领饷费外，还有什么携带枪支啦，兼盗军用物要品啦。所以那些图便宜的无赖，反倒损失了不小！令人好笑！

      论及川军在晋南乡村形象，那便是与贼匪无异，为乡间百姓唾弃。当人们箪食壶浆期待其能成为救兵时，换来的却是较前更大的混乱。若说川军到来之前郝氏周边乡村大众处于一种“伪安”状态，即内心惶恐不安却又无可奈何，那么川军的到来及其在乡村的“业绩”对民众而言则无疑是雪上加霜。换言之，日军侵略造成的恐惧心理与川军及其他武装祸害乡里带来的实际痛苦，使乡村大众受到显性与隐性的双重伤害。郝星久在1938年4月22日记述川军的乡村“德行”时就写道：

      一国之内同仇敌忾的四川“抗日军队”，此次给吾人以不良印象，更有比以上还严刻毒辣的。当他们在本地被日军穷追不舍的当儿，不想以死抵御以命赚，只一味图谋逃生，万一不幸遇敌，已经吓做一团！有的曳枪没命奔，被枪弹穿死！有的挟枪抱头蹲，被刺刀戮烂！就这样白白送命的不知多少！那些较有命运的碰不着敌人，然还不免以化装在逃。那时候逃生高于一切，什么都不顾了，连他作战所持的武器也视为赘瘤，弃之大吉！所以凡是川军退歇过的村子，差不多都有遗留的枪械子弹。

      此外，川军以收缴遗弃枪械为由，向乡村索取赔偿与“军饷”，进而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据郝氏日记所载：“川军于抗战之外，仍继续其后方工作：派数人到各处搜查枪支，少不得借口揩油，因之本村拾枪事件了而复发，还有枪一支、弹十排；南陈庄上兵被劫（洋一元被人掏去）事态扩大——索数十元；通化得枪调掉零件赔偿百元……”

      实际上，全面抗战初期，不独川军，国民党中央军与其他地方军队的军风军纪一样糟糕，此属普遍性问题。因各战区军队风纪废弛，民众困苦，蒋介石曾下令要求各级主官负责整饬，并声称：“如有其所部欺压人民或擅取民物、擅入民房者，一经查明，必以其直接之主管长官纵容所部，并以其所部所犯之罪罪之。各战区长官部应多组军纪密察队，各军部应组织巡查队，严密巡查，而尤应注重偏僻之处为要。”蒋氏在日记中亦多次提及军队不守纪律而致抢劫奸淫之事时有发生。如1937年11月27日日记载：“一般将领颓丧太甚，士气不振，抢劫日多，此乃致命之伤。如何整饬军纪，整顿部队，补充实力，振作精神，此全在余一人之责任。”11月30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言：“东南财赋之区反成为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败仗计划应先想到退兵时之抢劫奸淫，毁坏军纪之凄状，望一般军事家特顾虑预防之。”即便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川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总结报告中仍称：“各部官兵纪律太坏。此次各部溃散官兵，普遍奸掳、烧杀。甚至部队前进、转进中，在部队长官率领下，亦有之。较之上海抗战之役溃散蔓延数百里，有过之无不及……部队官长平时教育之不良，约束之无方，可以概见。”

      与国军纪律普遍不良稍有区别的是，川军在山西乡村所呈现的军纪不严、骚扰百姓实则又是其所遇重重困难的一种外在反映。敲诈勒索的背后是饥肠辘辘的溃兵无力生存的另类表达，而遇敌即溃、难以出战则是川军被分散使用、充当辅兵、享受杂牌军待遇、被东支西指的必然结果。综观《郝星久日记》描述，如果我们抛开其对川军在乡村恶劣“德行”与不齿“遗绩”的主观评断，日记侧面反映出川军饥饿与混乱而茫然不知所措的一面非常明显。当然，川军在乡间战力竭蹶及组织混乱与川省长期内战、私兵整体素质不高有直接关系，但无疑出川抗战的川军得不到军需供应、成建制被歼灭后又囿于情势无法及时补充，加之被分散到各个战场、原有建制被打乱而将士颇有微词等一系列因素，亦是不可忽视的。

      川军给养短缺、战力不足在《郝星久日记》中以负面化叙事呈现出来。但应该看到，索肉要面、白吃白喝背后是饥饿与遗弃。在武器装备和饷需方面，蒋介石、阎锡山、蒋鼎文、黄绍竑等相互推诿，川军队伍未能得到任何武器装备与军需给养补充。因之，川军常以疲惫之躯、简劣武器分赴各战场。陈诚在谈及川桂等军队缺点时认为，“川军纪律与战斗力最弱”。《徐永昌日记》中则有多处表达出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于川军之鄙夷，兹列如次：

      昨夜一时阎先生电话，谓平汉、津浦两敌人大多数转运山西及上海，川军无大希望，惟盼汤军之速来加入太原作战。

      此次晋东战事吃川军亏甚大，缘不悉其作战力如此薄弱也。午后因二十三师运往郑州事，与钱墨林电话，渠述潼关川军北渡情形直如一群叫化子。

      午前黄季宽电话，有云此次晋事完全坏在川军，孙震两师遇敌即溃，邓锡侯由寿阳一面后再无一下落，彼等三师（前云一二五师迄未到）到处滋扰，东路后方受其极大之坏影响云。

      健生云川军纪律坏极，尚未打仗即在路上截人汽车，渠乘车几为所截云云。

      川军闻敌即走，纪律坏极，陈辞修辞不指挥或请调他处。

      细究《郝星久日记》，川军在底层社会的抗战演绎似乎并不出彩，但其在乡村的微观刻画更像是宏大叙事英雄悲歌背后的难言之隐或真实图景。在牺牲与溃退、奉献与劫掠之间，我们观察到的更多是“历史问题”的遗留与派系因素的发酵。

三、派系·战争与川军：两种断裂形象背后的内在逻辑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特点即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其实，川军出川抗日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断裂化形象与派系因素不无关联。无论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角力而给川军抗战带来的种种困难，还是因川省长期以来派系林立、内战不断、私兵横行、烟毒匪患猖獗所导致的川军纪律差、战力弱，其中均可看到派系影子。换句话说，川军在前线的正反两面形象可以通过派系争斗找寻因由，而借川军在全面抗战初期的生存实态亦可发现民国政治派系化的显著特征。

      川军在战场上的巨大牺牲及其对乡村侵扰的直接原因是川军武器装备差、整体素质低。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川省内战时期养成的种种恶习均被带到了抗日战场，且这一影响在抗日战争初期表现得尤为彰显。国民党军政人员反复谈及川省政治军事之不良，如王世杰认为，“政府抗战，将以川省为后方最重要之根据地。然川军、川政之不良，殆为各省之冠。川军数量之众，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廿五师团约五十万人），而纪律器械均甚劣。”一年之后，王世杰再次表示：“四川为今后支持战事之主力。然地方政治迄无进步。惟省内军阀之力已渐消减，中央如有余力整顿地方政治，此为最好时机。地方之匪患尚炽（报匪患者闻有六十县），烟禁亦懈（报种烟者闻尚有三十县）。”曾任国民政府军令部少将参谋的柯剑霞则将烟匪毒与川军视为一体，并言：“无军队之处匪尚易办，有川军之处则烟赌匪全来。有若干部队本为匪编，所以兵匪不分。”1939年，蒋介石在《告川省同胞书》中亦认为：川省百事废弛，“实以烟毒之普遍蔓延”为主因，既影响地方稳定又使川民“体格羸弱，精神颓丧”。徐永昌更称抗战前“刘文辉带十二团驻雅安一带，直如叫化子，而土匪者准领之十八万饷，未必用到兵队上，三分之一民不堪命。”由此可见，郝星久在日记中记载的川军以烟土遗失勒索乡民之事绝非空穴来风。

      出川抗日将士多系川省内战时期各派军队组成，由于战事吃紧而又匆匆编组成行，故整体素质较低。再加上川军在各战场死伤惨重，大量乡村无赖烟鬼补入军队，又极大地削弱了川军战力。同时，因四川长期内战不断，川军士兵多以私义私利重于国家，严重影响了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川军第三十集团军参谋长张志和谈及川军在江西作战时称：“各人私心，均亟亟于逃回四川，大有稍缓须臾即难生还之概。士气颓丧，可谓已达极点。”他认为，这是由于抗战前川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连锁效应，“在上者以升官发财勉部下，部下亦以升官发财期望于长官，只要能忠于私人，荣华富贵一生吃着不尽矣”。在晋南乡村，郝星久曾遇到一位47军受伤退伍军人，据该军人说：“川军这一次私意退走，关系第二战区南路不小。因为一〇四师的士兵们本有斗志，经李（家钰）师长一个‘退回四川去’的假金牌令，一时众志颓唐，一意归里，结果黄河未渡，太行失依，四十七军受了意外挫败，整批儿川军打得零星四散，不可收拾！”其实，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国内就掀起一股动员川军抗日的浪潮，如张群等曾建议国民党中央：“以全川军队约达四十万之众，皆忠勇善战之士，惟所忠者源于人，所勇者在乎内，循环牺牲，至堪痛苦。今者强邻入寇，赤祸蔓延，各将领暂时相安，或由于良心上一线之觉悟。中央应于此运用，使向之忠于人者忠于国，勇于内者勇于外。”换言之，川军在抗日前线的种种表现与长期以来川省内战、各派斗争有着直接联系，而这种连锁反应并未因川军出川抗日瞬间消失。

      除四川各派势力长期内战给川军带来的负面化印象，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角力抑或控制与反制斗争同样是影响前线川军样态的要因。全面抗战前夕，刘湘在蒋介石支持下，打破四川防区制，统一川省军民两政。但蒋氏之目的在于四川政权“中央化”，在川康整军会议上裁刘嫡系即是明证。川军出川对蒋氏来说有补充前线兵力的现实诉求，亦有借出川抗日削弱和解决川军的深层目的，而刘湘等则希望以出川抗日之名来保存自身力量。

      川军出川后在各战场被分散配置，用来牵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在这个过程中损耗甚大并得不到补充，且受到各方差别对待。这亦是为何川军在各战场牺牲惨重，又在乡村衣难御寒、食不果腹而劫夺勒索的一大原因。以在山西前线的川军41军364旅为例，该旅作为先头部队，境遇极其艰难，而这又与第二战区相关负责人任意指挥关系莫大。当时在阳泉的364旅频频接到黄绍竑电令，让其或东开或西进，可谓“朝令夕改”，并无确定的作战方向。张宣武回忆称：黄绍竑下达给364旅的作战命令“只是‘即刻出发还击西进之敌’十个字。而西进之敌从何而来，是何番号，兵力多少，364旅有没有配合作战的友邻部队，是否还归孙连仲指挥，孙连仲在何处，粮弹补给怎么办等情况都不清。既没有作战方针，又没有任何指导要领，一塌糊涂！”再如，李家钰为补充所部47军武器弹药，是通过该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吴淡人，“以同是黄埔系与何应钦拉师生关系，才得到批准发了一批步枪、手枪”。而在检讨武汉会战中的信阳、罗山战役失利之时，蒋介石又将罗山城失守责任归结于川军将领曾甦元。此事在川军中议论纷纷，各军将领十分气愤，一致认为信罗战役失败与胡宗南部保全自己、牺牲友军存在直接关系。对于此次战役失败，时任川军45军工兵营营长倪定逸认为，胡宗南将信罗失守之责推给该军对全军官兵打击巨大，“全军上下出自爱国良心驱使，对上面均有反感”。同时又表示：“尽管我军内部有这些矛盾，但我们枪口始终一致对外，官兵们对于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神圣战争的奋勇牺牲精神，并未因此而减退。”凡此种种，都表明川军在前线的生存情状受派系因素影响甚大。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实则徒具虚名，川军将士对此普遍不满。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卒于汉口。其后，蒋介石令张群主理川政所遇困境很能反映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特别是刘湘死后国民党政要的反应殊值玩味，如蒋介石当日就在日记中写到：“晚得刘湘病故之报，甚悲，但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战基础定矣，未始非国家之福。”王世杰则认为：“刘氏今日病殁于汉口，政府决定以张岳军为川省政府主席。一般人对于川省前途，多杂忧虑与希望两感……”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中层事务官的陈克文在日记中亦这样表达：“四川军阀刘湘病死汉口万国医院。人人见面，都道是国家一件幸事，与山东军阀韩复榘最近之被扣留查办，一样的民心称快。刘湘病死偏在今年今日，在川兵参加作战之后，而又在军事政治重心之汉口，则亦可谓死得其时，死得其所矣。韩复榘视之当叹不如刘之有幸也，闻韩被扣留后，曾发觉有与刘勾结之事实。又刘病本已稍可，闻韩被扣而加重云云。得诸传闻，不知信否。鲁韩、川刘、湘何，素以雄视一方，不听中央命令称。今刘死，韩拘，何亦已离湘，中央统一之势，当更为巩固，惜已恨其过晚。”从国民党中高层人物反应来看，中央与四川实力派之间的斗争此时仍在庚续。

      就蒋介石委任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一事，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矛盾更加凸显。刘湘死后，第七战区撤销，又派张群主川，引起川中各派将领尤其刘湘嫡系强烈愤慨。除刘湘旧部外，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康军政要人常常集会，“借吃饭为名，商量如何把持川康、保持实力，如何表面拥蒋、暗中多方防制，使蒋对川康无从下手”。蒋介石面对四川暗潮涌动情形，只能尽力稳定川军各部，以徐图解决川地军政之事。所以，其决定张群未到任之前由邓汉祥代理，并保留川康绥靖公署一职。同时，致电川中将领，要求其“勖勉军民，晓谕部属，一致体念中央爱护之苦心”。

       1938年5月5日，汉口《申报》一篇评论对战时重庆似有气象一新之感，称“重庆行营现成为中央指导地方之机关，此种方面中央与地方之合流，非但有助于抗战，对于战后复兴，亦具有重大意义。政治方面，自国府迁渝后，中央党政机关陆续入川，中央与地方之间，更无隔阂……足以证明地方当局，因受中央之提携，已日趋开明”。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表层呼应并不意味着较量在消弭。武汉会战前后，在对国民党中央力量进一步入川问题上，刘文辉的反应就代表了大多数四川地方实力派心声。他认为，“蒋的大队人马一西上，首先就要控制川康地盘，而他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然要消灭地方力量。我们则与蒋的利害恰相反，必须保持自己力量，继续控制川康地盘……这就使得我们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

      刘湘死后一段时间内，从蒋介石日记中不难发现其对如何处理川事甚为焦虑。兹取其中几则录制如次：

      处理川局须和缓安定……四川刘派与人民阵线联系，应慎防……下午会客，晚会报，为川事又须废（费）尽心力矣。

      川局尚无结果，夜长梦多乎，以缓制急乎。

      日来心境忧郁，内忧甚于外患，而且时起消极之念，此时惟有胜利与一死而已，何得消极。共党与川事可以消极处之。

      后来尽管川省主席暂由亲蒋人士王缵绪代理，却因王氏缺乏政治手腕，又与川省军人不睦，川军各部一面调集军队暗中包围成都，一面电请中央撤王。川省主席人选一事，虽最终先以蒋氏自兼而后又由张群继任渐告平息，但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各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或明或暗较劲一直存在，而四川实力派亦处于不断分化重组之中。正如王世杰所言：“四川省政府之风潮，近虽因蒋先生自兼省主席稍见缓和，然无知自私之四川军人仍图挣扎。蒋先生昨自成都返渝，似仍未能解决一切。”换言之，川军将士在前线血战与牺牲所树立起来的爱国形象，并不能遮蔽牺牲背后的暗流涌动，而川军饥饿与混乱的底层叙事则是派系角力的外在表征。

      川军在抗日前线呈现出的死战与牺牲、溃散与饥饿等貌似背离实则同源的形象，乃是国民党政治军事派系化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正常逻辑演绎。尽管随着抗日民族主义的持续激荡，川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形象逐渐固化，但其形象差异表象之后的派系因素并未消失，而是继续作为影响国民党政权命运的因子存在。这充分说明，国民党政权根本无法做到对国家的有效整合，蒋介石所谓的军队国家化目标自然难以实现。从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在战场与乡村的样态来看，国民党统治时期可谓大小派系相套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派系文化，尤其在影响民国历史全局的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尤甚。

      不应忽视的是，郝星久对包括川军在内的各派地方武装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武力称雄乡里的情形多有记载，如其日记有云：“目前敌寇盘踞九死一生的当儿，硕果仅存的地方兵，远在汲汲于互相轧轹，明争暗斗……”郝氏认为，各部千方百计地扩充队伍、发展势力，很容易形“成将来‘群雄割据，各霸一方’的军阀局势”。细品郝氏之言，这又何尝不是派系斗争在政治、军事层面与乡村社会中的真实写照。

四、结  语

      承前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川军走出桑梓奔赴前线，以简陋装备与日军反复争战，为中国抗日战争贡献了应尽之力。然就川军形象与战力言之，初期却呈现出两种全然相反的镜像，即一面是川军将士浴血疆场、阵前喋血的英雄史诗，另一面则是乡村中为民所唾的贼兵匪徒。其实，这两种相互背离的陈述均是对川军形象的真实表达。川军将士在正面战场上的巨大牺牲彰显了其英勇奋战的精神风貌，而从其牺牲层面之下则不难发现影响战力发挥的种种限制性因素。

      与正面战场上血战与牺牲形象不同的是，《郝星久日记》中的川军乡间形象极具负面色彩。透过该日记中的各种描述，可以间接观察到川军将士出川之后所遭遇的各种生存困境，这可能正是其在乡间何以“丑化”的主因之一。总而言之，川军两种断裂化形象的内在逻辑均可从派系斗争中觅寻；或者说，川军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形象，更像是国民党派系政治在全民族抗战状态下的因果演绎。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川省各派势力拥兵争雄，其政治、军事弊窦被作为“历史问题”刻印在出川抗日的川军身上，体现在初期川军士兵实际作战效能的限度上。而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角力贯穿抗战前后，且在全面抗战初期尤为明显。在控制与反制之间，川军在前线的境遇相当艰难，在正面战场与乡间里弄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形象及其背后的内中缘由即是明证。此后随着全民族抗战的进行、民族主义的激荡，以及川军在具体实践中积极学习各种战法战术，到抗战中后期实际战力已获较大提升，亦因川军将士的奉献与牺牲，其勇武精神成为激励国人抗战救国的一面旗帜。加之川省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相互妥协，此前影响川军形象与战力的限制性因素渐渐消解，川军形象慢慢定型。然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差异化形象背后反映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军事政治派系化的结构性条件并未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战后，甚至成为决定国民党政权存续的一大要因。从《郝星久日记》中看到的晋南乡村各支抗日武装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的情景，不免让人觉得抗日战场似乎又成为各派展示武力的演兵场。颇值得一提的是，被乡村民众呼为“神兵”的八路军，尽管与川军和其他武装同处一个时空，却有着截然迥异的形象，因为在根本上这是两条性质完全不同的抗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