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 杨正源 | 新质生产力：破解西方文明困境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环境下呈现出来的不同文明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文明形态是对历时性与共时性文明图景的描绘，既关涉从纵向与横向维度宏观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又包含一种文明多样性的历史观，从而截然不同于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单一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文明等级论与文明优越论的文明立场。当今时代是世界文明加速发展的时代，是不同文明碰撞、冲突频发和谋求价值共识的时代。在文明的物质属性层面，马克思曾提出“文明的一切进步”即“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的论断，将生产力直接看作是物质文明的中心构成。此时，生产力主要指由生产机器、交通工具、科学技术等构成的一种物质力量。

      生产力的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杠杆。从原始的简单工具、手工劳动，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这一过程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跃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未来社会应当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整体来看，以往研究较少将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联系起来，也较少考虑西方文明困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为此，本文将首先在生产力的历史演进与文明形态更替的背景下厘清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关系，深入剖析资本逻辑下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错误转变，明确由新质生产力塑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后发国家依靠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赶超的文明新形态，也是为增进全人类文明福祉贡献中国方案的文明新形态。

一、生产力的历史演进与文明形态更替

（一）农业文明：量的增长与质的缓慢进步

      正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指出的，“由农业成就的人类社会生产力革命，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实现了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也是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相关考古证据也已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孕育出水稻的区域，也是东亚农业起源的关键地区，孕育了世界上唯一连续演化发展的中华农耕文明。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择精取华的育种技术、审时相物的物候历等方面，中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正如阿诺德·佩西和白馥兰所指出的：“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的技术水平无疑属于世界第一梯队。直到1700年左右，欧洲的技术才堪与11世纪的中国匹敌。”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经验积累的结果，未曾跨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门槛。

      如果按照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使得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难。技术的发展已接近于在没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投入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限。其实质就是在面对人地比率的约束时，中国社会作出了消极反应，陷入了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的泥潭，也就是生产工作量持续增长，但农民的边际劳动报酬却在糊口的水平上徘徊不前；而欧洲社会则作出了积极反应，产生了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

      上述理论解释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却暗含着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力与文明发展停滞论。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人口总量和粮食亩产量是反映农业生产力的最直接的指标。除了部分战乱时期，从整体上看，中国人口总量和粮食亩产是逐步在提高的，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增加。吴承明指出，“中国的小农生产是一种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双重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能有效地利用农民仅有的生产要素，适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结构，使社会生产并非“超稳定”地一直停滞在一个水平上，在维持众多人口的生活和开拓商品市场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因而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可以认为，处于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正是由于土地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及先进的耕作制度与农业技术的普遍推广，大大增加了粮食总产量，才养活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小规模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坚固的经济特性，有着顽强的再生能力，这是中国农业生产力与农业文明长期延续及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工业文明：机器化大生产的诞生与全球文明的开启

      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具有“马尔萨斯”效应，其特征是人口增长产生对资源和产出的稀释作用，从而产生“贫困恶性循环”。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欧洲跨越“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人口倍增式的膨胀，也使得地球上多数人的生命不再是托马斯·霍布斯口中的“肮脏、野蛮和短暂”。在1800年之前的1000年左右，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一直在35岁左右；1800年后，人们的预期寿命已翻了1倍多。最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提高至过去的20倍，全球平均水平也提升了14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生活水准的提高。

      工业革命被广泛描绘成是由自动纺纱机、蒸汽机等关键性发明创造所构成的。例如，随着自动纺纱机的使用，工人的劳动产量几乎是1780年的15倍，而当时克朗普顿发明的骡机首次应用于纺纱工业后的劳动产量是18世纪初印度手工纺纱机的370倍。骡机可驱动的纱锭数量从1788年的5万支增加至1811年的460万支。机器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使得技术进步开始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动力源泉。工业革命的完成给西欧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化：至1900年，全球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那些快速高效完成工业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全球贸易网络以及自身的自然禀赋与人力资源的国家。

      蒸汽机本身只是一个工业产品，但以其为代表的产业系统由此开始形成，致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突破原有的自然性质的分工，引起分工和交往的扩大。“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段《共产党宣言》中的精彩论述，深刻阐释了生产力与各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是正向促进的，生产力越发展，各国之间的分工关系越是复杂，各国之间的交往也越为紧密和频繁。交互性正是现代世界与前现代世界的一个根本区别，即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各国、各大洲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助力资产阶级完成“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又驱使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造就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向，由此开启了“全球文明”。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跃升

      习近平深刻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历史地看，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创造价值的方式，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在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中，技术、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共同演化，不仅改变了行业本身，而且改变了人们看待自身、相互联系以及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方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呼唤与新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的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所谓“质”，体现了创新驱动和科学技术进步；所谓“新”，则是要有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以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带来全方位的创新，摆脱了既往工业文明形态所对应的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和能源的发展方式，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与社会主义文明内在演进规律的生产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新质生产力还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断拓宽人类文明的发展边界。在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下，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得到了充分展现。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物质基础。习近平强调，“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厚植于完善的经济结构与雄厚的物质基础，科技创新及其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正是实现文明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为此，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而在数字时代，数据要素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科技创新提供了难得的赶超先进国家技术的“机会窗口”。

二、新质生产力破解西方

文明困境与发展悖论

（一）新质生产力化解资本逻辑下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

      1.产业空心化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对资本积累的需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景象表明，资本最大程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决定了其必然会转移到金融等高盈利行业。此时，企业面对创新和投资会越来越犹豫，它们宁愿资产基础慢慢老化，也不愿通过新一轮的投资让其焕然一新。从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比重来看，制造业比重普遍从1950年代的50%下降至目前的约30%。从就业人口占比来看，制造业从1950年代的约30%下降至目前的10%以下。因此，21世纪西方文明面对的挑战，是它进行颠覆性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弱，正苦于活力的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创新的衰退，进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以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现实地看，美国的“再工业化”迟迟未见成效，这与其过度金融化有着必然联系。一方面，股票市场原本是企业进行融资从而扩大再生产的渠道，华尔街的资本家却把它变成了储蓄者和资金经理获得现金流的场所。同时，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扩大了金融化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大资本集团为了规避本国更高的工资、税收、社保、福利和社会责任而将资本转移至劳动力与生产原材料更为廉价、同时也愿意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构建起由国际垄断资本把控的全球经贸网络。一个更为明显的问题在于，“债务美元”的存在使得美国可以轻易将国内的金融问题转嫁给全世界，同时收割国外资产财富以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但是，根据美国财政部报告，自2025年开始美国国债将会高达30万亿美元，即美国每年发行的公共债务将会全部用于偿还利息，从而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

      2.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二十大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均强调，现阶段中国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新质生产力作为由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支撑的先进生产力，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相契合，是承接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生产力新质态。

      “颠覆式创新”概念的提出者克里斯坦森强调，“对很多国家来说，简单地消除贫困现象并不能带来持久的繁荣。真正长久的繁荣来自对创新的投入”。科技成为一种生产力，取决于它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轨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2023统计公报”），2023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达33278亿元，比上年增长8.1%，占GDP比重为2.64%，已超过英国、法国、日本、欧盟以及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从2010年的第43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2位，首次成为科技集群数量最多的国家。

      历次科技革命既会给后发国家提供实现“赶超”的机会窗口，也会加速扩大国家间的差距。哪个国家率先在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实现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在马特·里德利看来，现在“西方经济体产生创新的能力已经变弱了”，而“中国的创新发动机已经点火”。在数字时代，通过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中国已基本形成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的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涌现出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虚拟验证和共享制造等新场景，在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市场冲击和技术革新时，能够更为灵活地以持续性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新质生产力破解西方主导世界市场的不公平格局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不平衡世界市场体系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近代以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残暴的对外殖民侵略扩张和严酷的对内掠夺剥削榨取，初步形成了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这种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带有鲜明的国际分裂和等级压迫特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的廉价进口产品侵蚀着印度的纺织业、炼铁业和造船业。至1900年，拉丁美洲诸国和非洲、中东亚太地区的诸多帝国属地已经沦为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区。

      数字与资本的联结造成当代世界市场中更为隐蔽的数字垄断与数字剥削。欧美国家凭借信息技术优势与人才优势，攫取大量信息红利，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高端环节，获取了先行优势。而处于后发位置的亚非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面临“卡脖子”、产业链和供应链“断链”等难题，被迫沦为原材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地而未能建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例如，2021年8月，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强化了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和创新网络实现“美国中心化”及“去中国化”的战略意图。

      发达国家无论实施的是“全面脱钩”模式还是“小院高墙”的竞争战略，其本质都是巩固中心—边缘的世界市场的不公平格局。正如格伦·迪森所言：“当前国际分工是国际权力分配的反映。在这场博弈中，创新者试图减缓技术扩散，扩大先发优势，而跟随者试图模仿，加快扩散来减少创新者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逐步走入“短链化、区域化、本土化”进程，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拉大了全球发展鸿沟。

      2.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均衡发展

      世界市场演进的新趋势表明，知识、人力资本、信息等后天再生性要素已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核心要素，其拥有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带来的生产力升级促进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新演化，也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进而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剥削性质的世界体系创造了条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催生出新的技术优势、市场需求和商业模式，正在从后发追赶逐渐向前沿领跑转变。当前，中国以新技术持续赋能新产业、新领域、新赛道，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等问题，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不断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升级。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创新资源的跨国流动更为便捷，在这个机遇期，世界各国均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领者。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加强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合作空间。例如，中国正在利用自身的产业链和产能优势，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与共享，帮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设本国工业体系，促进相对落后的国家顺利地步入工业化。这一合作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发展的理念，不仅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均衡及稳定的基础。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发挥创新动能，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和产业转型，从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和话语权，进一步推动世界市场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疏解西方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冲突性

      1.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反生态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与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是相互对应的。西方工业文明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已暴露出惊人的破坏力，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使用造成了资源与能源消耗过度、气候变暖等难以逆转的后果，地球成了技术进步的牺牲品。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煤炭污染的主要来源。1850年，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60%以上，其人均煤炭消费量更是法国和德国的10倍。

      在资本全球积累的过程中，自然与工业生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迄今为止的文明进程中，最不公正的历史事实之一是，原本产自某一文明内部的污染恶果竟要由所有其他文明来痛苦地承受”。例如，美欧将清洁能源供应链的绿色环节设置于本国，而将主要污染环节置于全球南方，其供应链不断扩大的行动正在导致不少发展中国家沦为“绿色牺牲区”。资源国只能盲目地谈判，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出卖资源，而外来企业则以低廉的成本带走巨额的财富，同时给资源国留下过度且激增的环境压力。

      此外，将当前生产和消费化石燃料的基础设施转向清洁能源领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但由于投票民主模式以及频繁的政党轮换，许多欧洲国家纷纷放弃减排承诺，宣布重新启用煤炭发电。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治权力的变动和对短期利益的考虑常常使得政府在减排承诺上摇摆不定，企业和民众都习惯了化石燃料带来的廉价能源及便利生活，要求他们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作出重大牺牲和改变，显然存在着巨大的阻力。因此，寄希望于西方工业文明担负起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成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2.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总体文明演进历程，所以绝不能以简单的物质生产力及财富总量作为衡量文明发展的唯一标准。对于西方文明的生态之殇，习近平指出：“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也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这就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必然有着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重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颠覆性技术，能源、制造、交通、建筑等重点碳排放领域的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融合，使得传统产业排放强度大幅度降低。“2023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中国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累计达到31906亿千瓦时，比2022年增长7.8%。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中，中国的贡献超过一半，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清洁、可靠、用得起的能源。中国正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更加清洁高效的产业体系，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差距。

      以新质生产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厚植更多的绿色底色，最根本的路径是依靠绿色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绿色技术创新保障，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例，自2001年科技部将电动汽车研究开发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来，相关产业政策不断跟进，激励新能源汽车企业持续创新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凭借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换道超车，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汽车产业市场格局。2023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958.7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

三、新质生产力开创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重要着力点

（一）推动建立新型生产关系

      当现有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时，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必然。因此，全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新型举国体制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可以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优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资源配置，以此保障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一方面，创新特有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和较长的开发周期更加需要政府健全以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产业调控体系，突破政策供给的碎片化困境，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堵点卡点。另一方面，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技术的转化与产业化则依托市场机制。因此，尤其要充分支持国有企业作为核心技术创新的先锋队，让民营企业成为孵化新技术的重要载体。同时，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和创造动能，引导创新要素更多地投向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主导企业和“专、精、特、新、尖”的中小企业。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生产要素的循环流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于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不断清理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强化反垄断和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加强市场监管，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畅通信息渠道与破除市场分割“双管齐下”，实现有效市场规模显著提升，促进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分工的深化与拓展，畅通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创造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条件。

      以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从世界范围看，现代金融业的诞生为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资本投入来支撑原创性、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是金融和资本市场义不容辞的责任。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具体来看，通过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模式，培育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股权投资机构，以种子基金、风险资本、创投资本等多种投资策略降低创新风险，引导、聚集、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科技创新领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围绕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科创企业，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上市IPO等各方面促进科创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完善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公开市场体系，缓解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的前沿或新兴技术在早期研发、应用阶段资金不足的困境，更好地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改革。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培养造就更多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一方面，加快建设“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战略人才队伍，发挥高校战略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作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结构，同时进一步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将强大的人才资源转化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人才动能。另一方面，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改革科技创新资源分配机制，实现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设备资源、空间资源的科学配置。

（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落脚点是产业。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传统产业体系的延伸，是多类产业部门彼此联系、衔接构成的产业系统。习近平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对传统产业实行深度转型升级。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底，传统产业关系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基础性作用，且其自身经过转型升级之后，也能够孕育新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是中国过去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也是支撑中国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例如，新质生产力范畴下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信息化技术和智能化管理系统进入农业领域，不断推进智慧农业、农业物联网等生产技术革新，促使农产品生产、仓储、物流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向数字化转型，为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高附加值、新兴要素资源集聚的组织形态，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等鲜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中国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砝码，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2023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0.3%，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产值超20万亿元。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发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的作用，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体系化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等多措并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

      前瞻性培育和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融合为驱动力，引领和创造未来社会发展新需求，拓展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空间，深刻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业。未来产业虽然处于孕育阶段或成长初期，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却是未来最具活力与发展潜力、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的产业，是面向未来并决定未来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实力的前瞻性产业。因此，应提前谋划、科学布局，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与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未来产业领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新的动力。

（三）更好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培育并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备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打破信息孤岛和行业信息壁垒，促进高价值要素聚集，为企业开展数据技术运用和商业模式转换提供充分保障。政府实施以数据交易平台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生产、分配、流通等环节高效贯通。数据要素具有多元共享性等特征，能够促使企业模式创新、产业融合关联和智能决策。一方面，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相互赋能，与其他要素协同联动支撑科技创新，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模式嵌入物理世界，进入复杂的经济系统。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利用数据要素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和物资流重构生产组织，跨界发展和产业融合的“破圈效应”越来越普遍。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城市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在大模型蓬勃发展以及相关应用场景取得突破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应统筹设立智能计算中心、算力枢纽等数字基础设施，打破区域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同时，不断提高数据传输的精准性及稳定性，推进算网协同、云网融合发展、算力中心绿色低碳化发展，以此发挥集群优势，满足数字产业结构升级对数据存储、分析的巨量需求，强化数字中心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将数据集成、平台赋能等驱动因素融入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之中，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融合融通、延伸拓展。同时，在国内大市场优势持续赋能下，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着力点，建立功能强大的金融、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增强制造业、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进一步助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健康发展，全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四）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随着世界市场范围和规模快速扩展所带来的发展红利消退，以外延性扩大再生产推动世界生产力增长的空间日渐缩小。面对当前世界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与总体布局的矛盾，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生产力再提高。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是抽象的数据增长和财富积累，而是一种建立在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基础上的全球均衡发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显示，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从人类共同命运和整体利益出发，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提高全球生产力勾画了新的美好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动体现，已成为中国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中国方案。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与丝路基金提供金融支持，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与突破口，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总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机遇。

      时代呼唤文明演进的新形态，资本逻辑下的西方文明既无视世界市场存在的发展鸿沟与低端锁定等现实问题，也无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正确指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创造了后发国家依靠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不断赶超的文明新形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及其他各类优势，在变化多端的创新路径和方向中把握战略重点。当前，中国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过程不是独善其身的“专车”，而是世界生产力共同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正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并深度参与全球科技竞争和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从整体上调节全球生产力发展失衡的状况，致力于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再上新台阶。